作者：冬槐
序：
长期关注《民主中国》、《博讯》、《新世纪新闻网》、《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台》等媒体，并参证国内的主要媒体，总的感觉，切中肯棨者少。即如几十年的老民运，也思维僵化，对时局少有客观、全面、深刻、精准、有力的把握，“潜水”一年多，仍然要继续出来说几句，核心内容仍然是对时局的分析与看法，兼及对一些已经存在的观点修正或反驳，并给出民运的国际国内战略和建议。
既然是公开发表，难免也会被我们的敌人——共产党的国安、国保、军情等部门所研究、分析、侦破或内参、通报，这或许会影响我思路的展开，——但互联网时代，民主与专制搏杀的客观条件就是如此，既然一生选择了终结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条道路，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生命是上天赐予我的无上妙品，既受之，当尽其所能，不避风雨，方为不负。
是为序。
当下的世界，是一个新的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外交的基本特点就是合纵与连横，习近平当下走的是合纵的路子，联合金砖五国和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对付北约。我们民运的道路是连横的路子：实行民主化，联合美国、欧洲，远交近攻，在亚太地区寻求自己的国家利益。
原因详细分析如下：
美国以其对文化的包容和制度的完善而占据世界政治的制高点。欧洲是其天然盟友。再加上日韩台湾等外围国家，形成了当下其掌控世界的基本格局。
任何联盟，文化和政治理念的相同是其存在的基础。缺此，都是露水夫妻、逢场作戏。美国及其盟友之间是有文化和制度基础的，因此，其联盟是稳固而强大的，一旦爆发大的冲突，其将作为一个整体出现。
习近平当下的做法，完全是被“五不搞”和“不走邪路”所绑架，愚蠢而狂妄地想实现变体的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将金砖五国和亚非拉的小国联合起来，对抗美欧同盟。具体做法也如出一辙：用经济利益和无偿援助做诱饵——殊不知，没有共同文化和体制基础的物质利益所带来的友谊是暂时的和微弱的，是根本靠不住的。
我们民主党的主张是：将中华文化和西方自由、民主结合起来，再造共和，恢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在此基础上，远交近攻，联合欧美，称霸东方，恢复历史上与周边国家的属国关系，以亚洲大陆核心的位置，使周边皆为我用，进而与欧美联合共治天下，实现天下大同。
中国当下紧急和关键的事务不是去联合金砖和亚非拉，而是还清国内历史上的政治欠账，还原历史，真诚道歉，开放党禁，新闻自由，启动民主化改革，将走什么路的问题交给人民自己决定，平反右派和六四，清算靠权力和贿赂谋取巨额财富的权贵，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对土地和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事业单位解散或市场化，但增加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治安的投入，改善民生。。。。。。总之以雷霆之势，震破六十多年的沉疴和积弊。有三到五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转型，解决当下房地产泡沫等各种难题。
理论上，如何看待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民主与专制呢？
民主与专制此消彼长，互相渗透而又互相排斥的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长。在任何古老文明内部都是这样，在当下世界上任何组织内部也都是这样。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民主，也不存在绝对的专制。
民主是和自由经济类似的、基于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假设条件之上的、为规范人类社会一切组织活动而给出的原则性、程序化的制度体系。绝对民主是对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的最大保护和彻底实现。但绝对民主缺乏实用功能，缺乏效率而无法实现。实证地看，民主原则与意见领袖大权重化的赋权行为，是民主实现的现实途径。
意见领袖的被赋权与独裁有本质的区别：意见领袖因为知识阅历天赋和机遇的原因，较普通民众有更多的优势，因此受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从而成为民众民意的代言人；而独裁的本质是将个人好恶、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考量凌驾于民众的利益之上，强奸民意、罔顾客观实际。
中国大陆当下的政治生活中，典型的意见领袖就是网上活跃的“公知”和”转世党”,典型的独裁者就是共产党。
中国当下政治斗争的主战场是在互联网上，在手机短信、微信上，在国民口口相传的舆论场上。这是民主与专制独裁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杀，虽然不见硝烟，不见血肉，但其惨烈程度和惊心动魄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战火纷飞的战场。只是我们民运一方的参与者大多缺乏清醒的认识而已。
互联网时代，信息就是民主与专制搏杀的武器。专制为了苟延残喘，从金钱收买媒体、到明目张胆地培训网络评论员（五毛党），为的就是装扮自己治下国家自由、和谐的假象，而民众自发的真实的呼声、心声，却总是被媒体和五毛们所扭曲、所扰乱、所淹没、所篡改、所利用。
民众中小数醒悟者、意见领袖则纷纷被关押、被喝茶、被收买、被禁言、被软化、被游戏化、戏剧化、“无害化”处理。其在微博上大多成了转世党，在现实生活中，则被冠以异议分子而被监控、被威胁、被打压、被排挤——形象被搞臭，政治前途被封杀，经济上被制裁，并株连其各种社会关系，造成红色恐怖。
民主与专制的本质区别在于权力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约束、在于全社会的思想潜力、智慧资源能否得到最大限度的挖掘和开发。
当下阻碍中国富强进步的关键因素就是共产党权贵集团为了一己之私，动用一切资源，拼命地维持其一党独裁（本质是小团体世袭权力，是封建时代按姓氏世袭权力的自然演化）。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地球上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大敌人，这一点，已经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民众的共识。
我们民主党人追求民主，但不能被民主中负面的机制所束缚、所干扰。
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中，以刘晓波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们在运动中普及民主常识的同时，就不自觉地被民主的负面作用（决策效率慢、杂音多、得不出最优解、在紧急状态下软弱涣散等）所束缚、所干扰，成为六四失败理论上的原因之一。
民主是我们的理想和目标，但追求民主的过程却不能被民主原则所束缚。
我的建议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式的：我们当下受共产党怎样的压迫与压制，我们就还其以同样、甚至加倍的反压迫、反压制的力量，而不论这种反压迫反专制的组织形式、表现形式是否是民主的和正义的。
中国民主党的战友们为了民主事业付出了千年以上的刑期，历时二十多年而至今没有成功，根本原因就在此处。
共产党是那头牛，而我们对着它弹了二十多年的琴；共产党是那条蛇，我们用对待同类、对待亲人的方式对待它，结果却被它咬伤了。对牛弹琴并不丢人，因为对牛的认识总要有个过程，丢人的是，你看清楚了它是一头牛，你还继续对着它弹琴；对蛇善良也并不错，蛇也有感恩报恩的。错的是你被蛇咬伤了，仍然继续对其抱有幻想，伤口还没好，又再次把它包入怀中。。。。。。
人各有其才，物各有其用，人尽其才，物归其用，万物各得其所，是为天理。共产党冥顽不化，凶残狡诈，自然该去它应去的地方——历史的耻辱柱上！
因此，我建议今后对共产党要进入“战争状态”。和平谈判、劝降的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给了共产党23年的时间让他悔改，它没有，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独裁。应该收回和平的幻想，及时地、正式地向共产党宣战了。这也是我近几年思考的主要结论。
主意已定，决心已下，办法自然会有的。
我建议大陆的民运战友们分成多个层次、多个梯队，全方位、立体化、自组织、无定规地向共产党发动攻击。具体方略为：
一、武装层面：各地组建秘密地下行动队，锁定共产党权贵集团中极左顽固分子、贪腐分子、民怨极大者、对共产党统治有极大影响的人物进行斩首行动，各地的行动队自行认领当地的斩首对象，互相配合，从心理上彻底击垮之。
二、普通对民主有追求的转世党则以网络为平台、为战场，与共产党网警、五毛展开搏杀，群策群力。揭露真相，激起民愤，为现实的民主上街做好思想和观念上的准备。
三、经济上的不合作运动，让贪腐集团失去经济支柱而陷入困境，削弱其实力。
四、不受正义与否的束缚，运用一切手段，以动摇并推翻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为目标，无所不为，以恶对恶。
五、已经暴露的分布于各地的民运人士，要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吸引共产党国安、国保军情等部门的注意力，使其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掩护二线、三线地下组织的活动。
六、三线以后的各类成员，主要任务是潜伏好、伪装好，利用当下共产党提供的各种机会，在共产党内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发展壮大自己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并组建不同层次的小团体、小组织。相互之间尽量面对面交流，不留任何证据，等待时机成熟，一举击垮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七、行动资金和物资设备、武器的取得和使用都尽量在各地小组内部进行。减少其在组与组、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转移，减少风险。
我们与共产党国安、国保之间的较力，是世界史上从未存在过的、新的颠覆旧独裁政权的形式。我们不要去历史上、去世界其他国家寻找颠覆模式。
我们坚信我们站在正义的一边，我们坚信我们的政治判断：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已经成为地球上阻碍人类进步的最大力量，对共产党自我更新、改良已经彻底绝望，现实的政治态势已经到了提出彻底终结其治理国家权力的时候了。
没有了共产党，才会有新的中国、新的世界。
从中国历史本身的运行逻辑来看，我们终结共产党的统治是和中国历史文化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同时还要完成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西方分析文明、民主政治的融合、吸纳、再造，建立以自由、民权、宪政为基本特征的全新的政治文明。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任何形式的政治体制、管理模式在长期运行后，都会产生其初创时未有的系统性弊端，都需要过一段时间预以变革和翻新。西方民主政治也不例外。但西方民主制度是能够较好地提供变革和翻新机制的制度。
我们历史上的制度和当下现存的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之间的差距十分巨大，劣势十分明显。
我们并不奢望我们会一步实现我们现在理论上正在研究和已经得出初步模型的更为理想、更为完美的制度，我们现在政治上仍然提出要实现西方式民主。因为民主的实现要靠大众的参与，政治路线的清晰与坚定在整个社会变革时期的稳定是必要的。
我们的自信源于我们二、三十年的理论研究、世界形势研究、中国国情、历史、文化的研究。相对于共产党声称的“民主化改革理论准备不足”，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的理论准备已经非常完备、非常充足了。但你们共产党已经失去了主导改革的时机了，你们已经被历史抛弃了，我们要抛开你们，自己去寻求解放，而革命的对象，恰恰是你们！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3年3月28日星期四
2013年3月27日星期三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来源：《工会论坛》2009 年9 月
|
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乌伊运”) 一直以来在中亚地区异常活跃,相继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区制造了一系列的暴力恐怖事件,对中亚及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并已引起中亚国家及其它国家的严重忧虑和广泛关注。
一、“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产生发展历史和基本概况
苏联统治末期,当时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出现部分宗教传统派与改革派之间的争斗,并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民族宗教冲突。一些人进而试图将政治诉求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出现了所谓政治化的“瓦哈比主义者”。这些人主张采取政治行动,“保护伊斯兰免受敌人的侵犯”[1] ,并计划以斗争方式获取必要政治地位。一开始,他们的方式是试图建立联合各派的宗教政党,但政府的敏感态度与国内神学家的狐疑使得这种联盟政策总体遭遇失败。随着国内宗教形式和民众思想因为这种争吵变得日趋复杂,这些宗教名义下的政治运动者们开始转而谋求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结构体系,并开始在费尔干纳盆地付诸实施。一些激进的伊斯兰复兴党成员和纳曼干市的宗教极端主义者在朱马·纳曼干尼的号召下,成立了“阿多拉特”组织,由此形成了“乌伊运”的雏形。由于尤尔达舍夫领导的“民间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冲突的加剧,引来了更严厉的政府镇压,1992 年3 月乌国政府宣布取缔“阿多拉特”,尤尔达舍夫等人前往国外。1997 年6 月,尤尔达舍夫来到车臣,同车臣宗教极端主义运动领导人讨论“乌伊运”武装分子的军事训练问题。 自1992 年起他先后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土耳其进行活动,于1998 年在阿富汗喀布尔定居。 在“塔利班”的支持下,尤尔达舍夫在阿富汗正式组建了“乌伊运”组织。[2]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被重创的“乌伊运”于2002 年10 月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激进组织联合组成“中亚伊斯兰运动”( IMCA) ,领导人仍为尤尔达什。2003年初,重组后的“乌伊运”开始恢复并扩展了自身在中亚地区的网络,其目标是在包括中国新疆的整个中亚地区实现伊斯兰化,推翻世俗政权,建立“哈里发”国家。正如“乌伊运”的一名高级领导人所说:“我们的组织并不仅仅为了乌兹别克人的利益。我们是一个伊斯兰组织,成员包括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甚至维吾尔人。”[3 ] 不仅如此,他们在2003 年伊拉克战争期间还叫嚣“发动春季攻势”,“重返祖国,解放卡里莫夫监狱中的穆斯林兄弟”,煽动当地民众举 行“人民起义”,甚至扬言袭击西方国家在中亚地区的目标。[4 ]“乌伊运”的政治领导人是塔希尔·尤尔达舍夫,军事领导人是朱马·纳曼干尼,其宗旨是反对乌国的世俗政权,在中亚所有穆斯林国家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当前任务是推翻卡里莫夫政权,在费尔干纳地区建立起传统的伊斯兰国家。活动方式是通过暴力恐怖活动动摇中亚国家的统治基础,最终运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乌伊运”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它的基地位于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费尔干纳盆地,在塔吉克斯坦中部政府管辖力不及的塔维尔达拉设有前线军事指挥中心。自成立之初,该组织就得到了本·拉丹、塔利班、沙特和车臣等地国际恐怖组织多方面的全力支持,资金充裕,武器设备先进,顶峰时期甚至超过了中亚国家军队的装备。 概括起来“, 乌伊运”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组织结构的军事化和严密化;活动手段的多样化,多方干预世俗社会;活动空间的广阔性;国际背景的复杂化,外部势力加紧渗透;暴力倾向日益严重。
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产生和发展的背景
1 、历史文化因素乌兹别克斯坦是穆斯林人口最多、信教程度最高、分布最为集中的中亚国家,该国穆斯林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 %。[5]乌国的伊斯兰氛围为“乌伊运”的产生和伊斯兰势力的渗入提供了土壤。 2 、地理因素 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亚五国虽然独立,但各国的边界却由于历史上人为的民族划分而相互交织在一起,模糊不清且防卫松懈。费尔干纳盆地核心地带的费尔干纳、安集延、纳曼干三个州属乌兹别克斯坦,盆地西南的苦盏属塔吉克斯坦,东南角的奥什及周围山区,属吉尔吉斯斯坦,在费尔干纳南部山区吉尔吉斯境内还有属于塔吉克斯坦的两块小飞地索赫、沙希马尔丹。[6 ]这种犬牙交错的边界事实上处于无界状态,很难有效防范。 3 、国内政治因素 乌国独立后实行“严厉的中央集权制”,在镇压政治反对派的同时,也加大了对伊斯兰神职人员的压力,于是在乌国逐渐形成了宗教反对势力,并汇入“乌伊运”等伊斯兰极端组织。 4 、经济因素 乌独立以来经济状况一直不好,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民众生活贫困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乌国独立后经济陷入危机,多数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少数人大发横财,政府官员以权谋私,造成贫富差距日益严重。伊斯兰极端分子趁机打着“公正”、“平等”、“济贫”等口号,煽动民众对现制度不满。他们宣传说,人们贫困是因为违背了《古兰经》,没有实行哈里发制度;要想消灭贫困、过上好日子,就要摧毁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国家。 贫困在客观上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土壤。
三、“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对中亚及周边的影响及发展趋势
(一) 影响1 、影响中亚及周边地区的政治稳定,导致一些国家政局动荡,社会秩序严重混乱。“乌伊运”在中亚地区制造的 一系列恐怖事件令该地区各国深感不安。2000 年7 月,“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民族分裂主义”成为中、俄、哈、吉、塔五国杜尚别会议的主题之一。乌吉塔三国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共同对付伊斯兰非法武装。吉尔吉斯也在南部地区专门成立由强力部门组成的“反恐怖中心”。哈萨克斯坦在其南部奇姆肯特州迅速建立了南部军区,并派遣内务部、民族安全委员会等武装力量在南部边境地区加强警戒。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已按西方模式改组军队,以适应对付恐怖势力及现代战争的需要。 2 、影响地区经济复兴和发展。极端活动必然导致政局动荡、战事不断、社会秩序混乱和民众心理恐慌,使各国的生产及商贸活动难以有序进行,各国政府所制定的经济计划得不到贯彻与实施,一些国家采取严厉的防范措施也影响了外国投资和国际正常往来,这一地区的不稳定性也打击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同时,各国为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特别是动用军队耗资巨大,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都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导致急需的国内发展资金越来越少,更是给本来就陷入困境的国家经济雪上加霜。 3 、影响了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乌伊运”从塔吉克斯坦境内对乌吉的频繁渗透,使两国对塔吉克斯坦总统极为不满,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其进行批评和抗议。同时乌、哈等国纷纷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等召回自己的留学生,并对这几国在自己国家内的传教等其它活动大加限制。相反,俄罗斯出于对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恐怖活动的担忧,积极改善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而一向不愿受制于俄罗斯的乌兹别克斯坦,以共同对付宗教极端势力为契机,也主动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重新拉近了与俄罗斯的距离,共同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这三股恶势力的跨地区活动。 (二) 发展趋势 1 、短时期内尚不足以形成为影响整个地区局势的政治力量。当前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政权已经基本渡过了独立初期的困惑,并将稳定与发展作为制定内外政策的基本取向。随着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覆灭,某种程度上对“乌伊运”的支持大打折扣,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把维护地区安全与打击“三股势力”确定为各成员国的合作重点。 这些都对“乌伊运”势力的扩张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使其难以在短时间内重组力量。[ 7 ]2 、对中亚地区已构成的局部危险依然不容忽视。由于多年来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传播过程中形成的神秘主义特色和激进的入世传统,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极端宗教活动在中亚各国社会中有着广泛的活动空间和深厚的生存土壤。尽管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已抱定决心,但囿于国内社会稳定及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等因素,尚难以拿出更加强硬的措施。此外,乌主要是依靠总统的个人权威和当局的高压政策强压着本国的伊斯兰政治势力。[8 ]一旦出现政权更迭,伊斯兰政治势力势必乘机再起,向世俗制度挑战,最终影响乌的国家发展方向。同时,各种材料显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正将重心从近东及北非一带转移到阿富汗—中亚—北高加索这个弧形带上[9 ]“, 乌伊运”的大量残余 分子非但停止活动,而是转入了更加隐秘的地下状态,整顿组织,保持实力,伺机再起。 3 、应密切注视地区外影响因素的变化。冷战后出现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战略真空和中亚各国采取的多边平衡外交政策,使多种国际势力进入中亚地区。西方、俄罗斯、伊斯兰世界等主要政治力量在中亚各国的社会生活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影响着中亚地区伊斯兰运动的发展。“乌伊运”历来都逃不开沙特、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势力的影子,而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势力又假手这些国家对中亚地区施加影响。 4 、对中国西北地区已构成现实和直接的影响。“乌伊运”利用与我国西北地区有共同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这一便利社会条件,煽动宗教狂热和民族情绪,并通过多种渠道和手段向中国西北地区传播极端宗教思想,甚至组织暴力渗透,使新疆等地的宗教形势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中亚地区的影响。而在“文明冲突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中亚地区以及外来的某些政治势力也在别有用心地鼓吹“祸水东引”战略。[10 ] 对此,中国应严密地关注“乌伊运”等中亚地区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的发展动态,与中亚国家有关部门加强协作,进行必要的信息和经验交流,防范境外极端宗教因素对中国的渗透,努力营造对中国西北边疆稳定与发展有利的外部空间。 (责任编辑:张希宇) [作者简介]郭晓钊(1986 —) ,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2006 级学生。 参考文献: [1 ] Seigei P. Poliakov ,“Everyday Islam: Religion andTradition in Rural Central Asia”, 1992 , M. E. Sharpe ,New York. [2 ]许涛,何希泉. 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M] .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355 —357. [3 ]潘志平. 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106 - 107. [4 ]俄罗斯欧亚网1www. eurasianet . org ,2003 - 2 -25. [5 ]陈联壁. 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M] .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259. [6 ] Igor Lipovsky ,“The Awakening of Central AsianIslam”, Middle Eastern Study , Vol. 32 , No. 3 (J ul. 1996) ,PP1 - 21. [7 ]汪金国. 多种文化力量作用下的现代中亚社会[M] . 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145. [8 ] [俄]《独立报》,1998 年第11 期《合作》副刊. [9 ]金宜久. 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112. [10 ]潘治平. 中亚伊斯兰复兴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J ]1 西北史地,1998 , (2) . |
2013年3月26日星期二
罗马帝国
| 罗马帝国 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SPQR） 元老院与罗马人民 | ||||
| ||||
饰有罗马帝国缩写和鹰的旒旗
| ||||
 | ||||
| 首都 | 罗马作为政治首都直到公元286年四帝共治开始，之后帝国有好几个政治中心，罗马成为一个虚设的、文化上的首都，君士坦丁一世在公元330年把帝都迁往君士坦丁堡[1]，米兰在帝国日益分为东西两半后成为西部帝国的一个行政中心。之后，西罗马帝国将首都迁往拉文纳。 | |||
| 常用语言 | 拉丁语，希腊语 | |||
| 主要宗教 | 罗马多神教、帝王崇拜、希腊多神教（直至公元380年） 基督教 （自公元380年起） | |||
| 政体 | 专制制度 | |||
| 皇帝 | ||||
| - 公元前27年至公元14年 | 奥古斯都 | |||
| - 公元378至公元395年 | 提比略 | |||
| - 475年–476年/1449年–1453年 | 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君士坦丁十一世 | |||
| 立法机构 | 罗马元老院 | |||
| 历史时期 | 古典时代 | |||
| - 亚克兴海战 | 31年9月2日 | |||
| - 屋大维获得奥古斯都称号 | 公元前27年 | |||
| - 戴克里先将帝国分为行政上的东西两部。 | 285年 | |||
| - 君士坦丁一世 建立君士坦丁堡作为帝国的新都城。 | 330年 | |||
| - 狄奥西多一世去世，随后罗马帝国被分为东西两部分。 | 395年 | |||
| -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 | 公元1453 | |||
| 面积 | ||||
| - 公元前25年[2][3] | 2,750,000 平方公里 | |||
| - 公元50年[2] | 4,200,000 平方公里 | |||
| - 公元117年[2] | 5,000,000 平方公里 | |||
| - 公元390年 [2] | 4,400,000 平方公里 | |||
| 人口 | ||||
| - 公元前25年[2][3]估计 | 56,800,000 | |||
| 密度 | 20.7 每平方公里 | |||
| - 公元117年[2]估计 | 88,000,000 | |||
| 密度 | 17.6 每平方公里 | |||
| 货币 | （壹）公元前27年至公元212年： 1奥里斯金币（起初约含1/40磅金，212年贬值到1/50磅金） = 25迪纳厄斯银币 = 100塞斯特斯铜币 = 400阿斯铜币 （贰）公元294年至公元312年： 1苏勒德斯金币（1/60磅金） = 10阿根透斯银币 = 40弗里斯铜币 = 1,000迪纳厄斯银币（贬值） （参）公元312年后： 1苏勒德斯金币（1/72磅) = 24斯力克银币 = 180弗里斯铜币 | |||
| 今属于 |
显示▼现今国家
| |||
| * 这些事件分别标志着西罗马帝国（286–476）[4]和东罗马帝国的灭亡。 | ||||
罗马帝国自奥古斯都开创帝国制度（西元前27年），至君士坦丁十一世时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1453年)为止，存在将近1500年。是古罗马文明由原本共和时代进入帝国时代之后的一个阶段，理论上是仍维持元老院主持的共和制，实际上是大权移交给皇帝独揽的政体。[5]虽然最初几位皇帝都并没有正式称帝，但是实际上已经具备帝制的特点，所以整个政府可以说是由皇帝领导而运作。罗马帝国正式名称为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中国史书称为大秦、扶菻。
罗马帝国可以用来表示所有在罗马统治之下的土地。罗马的扩张使罗马超出了一个城邦的概念，成为一个帝国。罗马疆域的全盛时期是图拉真在位末年(117年)，罗马帝国此时总共控制了大约5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君主制国家之一。[6]
屋大维建立帝国后，创立元首制，称奥古斯都。罗马帝国一般被分为前期帝国（前27年—200年）、中期帝国（200年—395年）和后期帝国〔395年—1204年/1453年〕三个阶段。前期帝国经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弗拉维王朝，至安敦尼王朝（五贤帝时代）达到全盛，国家稳定、社会繁荣，被称之为罗马的黄金时期。后期帝国从三世纪危机起，经伊利里亚诸帝、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的戴克里先王朝、君士坦丁大帝的君士坦丁王朝，至狄奥多西一世时的狄奥多西王朝和其死后将帝国正式分为两部分（395年）。西部在内忧外患中衰落，在410年8月，罗马城被西哥特人首领亚拉里克一世攻陷，导致不断的衰败而沦为近卫军的傀儡，最终在476年奥多亚克废黜最后一个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路·奥古斯都路斯，西罗马帝国彻底灭亡。而东部帝国直到1453年5月29日为奥斯曼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所灭，史学家多称其为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
目录[隐藏] |
[编辑]历史
[编辑]罗马帝国的建立
罗马共和国末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特别是马略的军事改革之后，在马略和苏拉的争权夺利中被削弱，紧跟着是凯撒对庞培的内战。在这些动乱中，许多元老院议员阵亡、被处死、被谋杀或是自杀。元老院里充斥着前三头的支持者，后来则是后三头的支持者。
后三头同盟瓦解后，屋大维、安东尼分掌罗马的东西部，双方矛盾日趋激烈。前31年9月，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联军，在希腊的亚克兴角与屋大维交战。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埃及女王认为安东尼获胜无望，将自己的军队撤回埃及，安东尼也一起到了埃及。屋大维随后入侵埃及，埃及女王和安东尼自杀，埃及也被罗马占领。
前27年，屋大维一面表示卸除一切大权，恢复共和制；一面又装作迫于元老院和公民的请求，接受与共和制度完全违背的绝对权力，成为元首（或可译作“第一公民”）、最高统帅（Imperator，或可译作“凯旋大将军”、“大元帅”）、最高的代行执政官、终身执政官、保民官、大祭司长、第一元老等，并获得了“奥古斯都”和“祖国之父”的称号（以后的皇帝也有这些头衔）。屋大维的这场精彩演出宣布了罗马帝国的建立。
[编辑]前期帝国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