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来源：《工会论坛》2009 年9 月

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乌伊运”) 一直以来在中亚地区异常活跃,相继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区制造了一系列的暴力恐怖事件,对中亚及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并已引起中亚国家及其它国家的严重忧虑和广泛关注。 　　一、“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产生发展历史和基本概况 苏联统治末期,当时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出现部分宗教传统派与改革派之间的争斗,并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民族宗教冲突。一些人进而试图将政治诉求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出现了所谓政治化的“瓦哈比主义者”。这些人主张采取政治行动,“保护伊斯兰免受敌人的侵犯”[1] ,并计划以斗争方式获取必要政治地位。一开始,他们的方式是试图建立联合各派的宗教政党,但政府的敏感态度与国内神学家的狐疑使得这种联盟政策总体遭遇失败。随着国内宗教形式和民众思想因为这种争吵变得日趋复杂,这些宗教名义下的政治运动者们开始转而谋求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结构体系,并开始在费尔干纳盆地付诸实施。一些激进的伊斯兰复兴党成员和纳曼干市的宗教极端主义者在朱马·纳曼干尼的号召下,成立了“阿多拉特”组织,由此形成了“乌伊运”的雏形。 　　由于尤尔达舍夫领导的“民间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冲突的加剧,引来了更严厉的政府镇压,1992 年3 月乌国政府宣布取缔“阿多拉特”,尤尔达舍夫等人前往国外。1997 年6 月,尤尔达舍夫来到车臣,同车臣宗教极端主义运动领导人讨论“乌伊运”武装分子的军事训练问题。 　　自1992 年起他先后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土耳其进行活动,于1998 年在阿富汗喀布尔定居。 　　在“塔利班”的支持下,尤尔达舍夫在阿富汗正式组建了“乌伊运”组织。[2]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被重创的“乌伊运”于2002 年10 月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激进组织联合组成“中亚伊斯兰运动”( IMCA) ,领导人仍为尤尔达什。2003年初,重组后的“乌伊运”开始恢复并扩展了自身在中亚地区的网络,其目标是在包括中国新疆的整个中亚地区实现伊斯兰化,推翻世俗政权,建立“哈里发”国家。正如“乌伊运”的一名高级领导人所说:“我们的组织并不仅仅为了乌兹别克人的利益。我们是一个伊斯兰组织,成员包括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甚至维吾尔人。”[3 ] 不仅如此,他们在2003 年伊拉克战争期间还叫嚣“发动春季攻势”,“重返祖国,解放卡里莫夫监狱中的穆斯林兄弟”,煽动当地民众举 行“人民起义”,甚至扬言袭击西方国家在中亚地区的目标。[4 ]“乌伊运”的政治领导人是塔希尔·尤尔达舍夫,军事领导人是朱马·纳曼干尼,其宗旨是反对乌国的世俗政权,在中亚所有穆斯林国家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当前任务是推翻卡里莫夫政权,在费尔干纳地区建立起传统的伊斯兰国家。活动方式是通过暴力恐怖活动动摇中亚国家的统治基础,最终运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乌伊运”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它的基地位于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费尔干纳盆地,在塔吉克斯坦中部政府管辖力不及的塔维尔达拉设有前线军事指挥中心。自成立之初,该组织就得到了本·拉丹、塔利班、沙特和车臣等地国际恐怖组织多方面的全力支持,资金充裕,武器设备先进,顶峰时期甚至超过了中亚国家军队的装备。 　　概括起来“, 乌伊运”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组织结构的军事化和严密化;活动手段的多样化,多方干预世俗社会;活动空间的广阔性;国际背景的复杂化,外部势力加紧渗透;暴力倾向日益严重。 　　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产生和发展的背景 1 、历史文化因素 　　乌兹别克斯坦是穆斯林人口最多、信教程度最高、分布最为集中的中亚国家,该国穆斯林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 %。[5]乌国的伊斯兰氛围为“乌伊运”的产生和伊斯兰势力的渗入提供了土壤。 　　2 、地理因素 　　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亚五国虽然独立,但各国的边界却由于历史上人为的民族划分而相互交织在一起,模糊不清且防卫松懈。费尔干纳盆地核心地带的费尔干纳、安集延、纳曼干三个州属乌兹别克斯坦,盆地西南的苦盏属塔吉克斯坦,东南角的奥什及周围山区,属吉尔吉斯斯坦,在费尔干纳南部山区吉尔吉斯境内还有属于塔吉克斯坦的两块小飞地索赫、沙希马尔丹。[6 ]这种犬牙交错的边界事实上处于无界状态,很难有效防范。 　　3 、国内政治因素 　　乌国独立后实行“严厉的中央集权制”,在镇压政治反对派的同时,也加大了对伊斯兰神职人员的压力,于是在乌国逐渐形成了宗教反对势力,并汇入“乌伊运”等伊斯兰极端组织。 　　4 、经济因素 　　乌独立以来经济状况一直不好,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民众生活贫困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乌国独立后经济陷入危机,多数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少数人大发横财,政府官员以权谋私,造成贫富差距日益严重。伊斯兰极端分子趁机打着“公正”、“平等”、“济贫”等口号,煽动民众对现制度不满。他们宣传说,人们贫困是因为违背了《古兰经》,没有实行哈里发制度;要想消灭贫困、过上好日子,就要摧毁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国家。 　　贫困在客观上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土壤。 　　三、“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对中亚及周边的影响及发展趋势 (一) 影响 　　1 、影响中亚及周边地区的政治稳定,导致一些国家政局动荡,社会秩序严重混乱。“乌伊运”在中亚地区制造的 一系列恐怖事件令该地区各国深感不安。2000 年7 月,“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民族分裂主义”成为中、俄、哈、吉、塔五国杜尚别会议的主题之一。乌吉塔三国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共同对付伊斯兰非法武装。吉尔吉斯也在南部地区专门成立由强力部门组成的“反恐怖中心”。哈萨克斯坦在其南部奇姆肯特州迅速建立了南部军区,并派遣内务部、民族安全委员会等武装力量在南部边境地区加强警戒。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已按西方模式改组军队,以适应对付恐怖势力及现代战争的需要。 　　2 、影响地区经济复兴和发展。极端活动必然导致政局动荡、战事不断、社会秩序混乱和民众心理恐慌,使各国的生产及商贸活动难以有序进行,各国政府所制定的经济计划得不到贯彻与实施,一些国家采取严厉的防范措施也影响了外国投资和国际正常往来,这一地区的不稳定性也打击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同时,各国为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特别是动用军队耗资巨大,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都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导致急需的国内发展资金越来越少,更是给本来就陷入困境的国家经济雪上加霜。 　　3 、影响了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乌伊运”从塔吉克斯坦境内对乌吉的频繁渗透,使两国对塔吉克斯坦总统极为不满,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其进行批评和抗议。同时乌、哈等国纷纷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等召回自己的留学生,并对这几国在自己国家内的传教等其它活动大加限制。相反,俄罗斯出于对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恐怖活动的担忧,积极改善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而一向不愿受制于俄罗斯的乌兹别克斯坦,以共同对付宗教极端势力为契机,也主动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重新拉近了与俄罗斯的距离,共同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这三股恶势力的跨地区活动。 　　(二) 发展趋势 　　1 、短时期内尚不足以形成为影响整个地区局势的政治力量。当前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政权已经基本渡过了独立初期的困惑,并将稳定与发展作为制定内外政策的基本取向。随着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覆灭,某种程度上对“乌伊运”的支持大打折扣,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把维护地区安全与打击“三股势力”确定为各成员国的合作重点。 　　这些都对“乌伊运”势力的扩张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使其难以在短时间内重组力量。[ 7 ]2 、对中亚地区已构成的局部危险依然不容忽视。由于多年来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传播过程中形成的神秘主义特色和激进的入世传统,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极端宗教活动在中亚各国社会中有着广泛的活动空间和深厚的生存土壤。尽管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已抱定决心,但囿于国内社会稳定及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等因素,尚难以拿出更加强硬的措施。此外,乌主要是依靠总统的个人权威和当局的高压政策强压着本国的伊斯兰政治势力。[8 ]一旦出现政权更迭,伊斯兰政治势力势必乘机再起,向世俗制度挑战,最终影响乌的国家发展方向。同时,各种材料显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正将重心从近东及北非一带转移到阿富汗—中亚—北高加索这个弧形带上[9 ]“, 乌伊运”的大量残余 分子非但停止活动,而是转入了更加隐秘的地下状态,整顿组织,保持实力,伺机再起。 　　3 、应密切注视地区外影响因素的变化。冷战后出现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战略真空和中亚各国采取的多边平衡外交政策,使多种国际势力进入中亚地区。西方、俄罗斯、伊斯兰世界等主要政治力量在中亚各国的社会生活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影响着中亚地区伊斯兰运动的发展。“乌伊运”历来都逃不开沙特、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势力的影子,而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势力又假手这些国家对中亚地区施加影响。 　　4 、对中国西北地区已构成现实和直接的影响。“乌伊运”利用与我国西北地区有共同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这一便利社会条件,煽动宗教狂热和民族情绪,并通过多种渠道和手段向中国西北地区传播极端宗教思想,甚至组织暴力渗透,使新疆等地的宗教形势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中亚地区的影响。而在“文明冲突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中亚地区以及外来的某些政治势力也在别有用心地鼓吹“祸水东引”战略。[10 ] 对此,中国应严密地关注“乌伊运”等中亚地区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的发展动态,与中亚国家有关部门加强协作,进行必要的信息和经验交流,防范境外极端宗教因素对中国的渗透,努力营造对中国西北边疆稳定与发展有利的外部空间。 (责任编辑:张希宇) [作者简介]郭晓钊(1986 —) ,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2006 级学生。 参考文献: [1 ] Seigei P. Poliakov ,“Everyday Islam: Religion andTradition in Rural Central Asia”, 1992 , M. E. Sharpe ,New York. [2 ]许涛,何希泉. 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M] .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355 —357. [3 ]潘志平. 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106 - 107. [4 ]俄罗斯欧亚网1www. eurasianet . org ,2003 - 2 -25. [5 ]陈联壁. 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M] .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259. [6 ] Igor Lipovsky ,“The Awakening of Central AsianIslam”, Middle Eastern Study , Vol. 32 , No. 3 (J ul. 1996) ,PP1 - 21. [7 ]汪金国. 多种文化力量作用下的现代中亚社会[M] . 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145. [8 ] [俄]《独立报》,1998 年第11 期《合作》副刊. [9 ]金宜久. 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112. [10 ]潘治平. 中亚伊斯兰复兴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J ]1 西北史地,1998 ,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