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温家宝就警告过，中国的的经济发展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无法持续，因为中国的经济太依赖于基础建设的投资。讲这番话，为的是能改变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轨道，但很可惜，过去六年来中国大陆经济在这条无法持续的路上越走越远，2008年的金融危机，北京政府病急乱投医，推出高达四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方案，那一年，投资占GDP 的比例从43%猛增到48%，创下世界记录。
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大陆政府和民间债务总额已经超过GDP 的两倍，这在发展中国大陆家是从来没有的现象。毫无疑问的，中国大陆正处在经济危机的前夜。中国大陆过去五年来的债务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这跟美国和日本在经济危机前的情形极其相似。
有人会说，中国大陆有三万亿的外汇存底，有巨额的人民币存款，也没什么外债，不会出现金融危机，不会出现经济危机。也许中国大陆不会出现银行破产的金融危机，但一定会出现经济硬着陆。1970年代末，日本也是这个情形，东京用巨额的外汇储备和日元存款支撑银行业，日本经济债台高筑，生产力下跌，等到债务再也冲不上去的时候，日本经济开始进入冬眠期，整个1980年代，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只有1%；台湾在1990年代初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2007年之前，一块钱的债务在中国大陆能带来一块钱的GDP，但自从2007年之后，创造一块钱的GDP，需要三块钱的债务。打一个形象的比方，中国大陆的经济模式就象是一个巨人吃兴奋剂，兴奋剂的成分除了债务和印钞票，还包括政治上的独裁、金融管制、没有法制、没有新闻自由、资讯不透明前提下投资市场的亢奋状态，等等等等。过去吃一贴兴奋剂就管用，现在需要吃三贴才行。
但这个巨人能老这么靠吃兴奋剂维持么？不能。怎么办，只能减量，减量就意味着经济降温，甚至经济危机。跟美日等发达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是，中国大陆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没有法制，公民没有参政的自由，一旦经济降温，普通中国国民的收入会锐减，就如同给布满干柴的中国大陆社会浇油并点火。
难怪在中国大陆大陆，富人们都在集体逃亡，党官们都在争当裸官。
将家人及财产转移到海外，独自留在国内当官，稍有风吹草动就立即开溜，是谓“裸官”。他们嘴巴高喊“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实际上最相信的是邪恶美帝；他们在国内狂吸民脂民膏，一转头输出海外，成为衰落欧美的大救星。中国大陆官场裸官泛滥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直到今天，究竟有多少裸官混迹于官场欺骗愚弄人民？外界不得而知,官方也是呑呑吐吐！
据说中纪委、中组部曾多次登记汇总，虽然尚未对外公布具体统计情况，但对官员“裸没裸”大体上掌握了。
最早公开提出“裸官”数字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曾表示，从1995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118万“裸官”。中国大陆社科院在2012年的《法治蓝皮书》中指出，46.7%的公务员认为他们的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其中县处级以上的官员超过50%。这大概就是中国大陆裸官泛滥的群众基础。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是研究中国大陆腐败问题的专家。他认为如果“官”的定义专指公务员或处级以上官员，100多万的裸官人数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如果以“吃财政饭”的人为基数，中国大陆的“官”有7千多万，裸官的人数肯定远远不止100多万。
《法治蓝皮书》中的“裸官”监管调研报告称，“裸官是贪污腐败高发人群，尽管早在1997年，中央就把‘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近年来，对配偶子女均已转移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的管理不断加强，但是，监管方式多是内部式，裸官治理已经成为反腐败的软肋。”《法治蓝皮书》建议，所有处级以上公职人员配偶及子女获得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情况向社会公开，允许公众查阅。
裸官由于其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客观上很容易产生腐败的动机。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消费需要提供资金腐败，裸官没有后顾之忧，腐败会更加肆无忌惮。裸官也更容易通过家属向海外转移非法所得，一旦东窗事发或“金盆洗手”，就可以逃之妖妖，享受荣华富贵。
近年来，裸官丑闻常常见诸报端。包括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以及原福建省工商局长周金伙等。特别是被媒体称为“中国大陆高速列车技术奠基人”张曙光，身为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其妻子和孩子一直生活在美国，并拥有多幢豪宅和数额惊人的存款！这些“出事”的官员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喜欢把妻儿送往海外。这些官员之所以将妻儿送往海外，不外乎是想让子女接受正常的教育抑或给自已留一条后路，裸官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择手段疯狂敛财，然而再将钱财转移到海外。很多官员家属都拥有海外绿卡，或者入了外国国籍。最好的解释是，官员们或许最清楚中国大陆的现状和未来，他们先于老百姓之前选择了逃亡。
这实际上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可怕的信号，这些最了解中国大陆国情的官员，对中国大陆的未来并没有信心，对执政党描绘的蓝图并不认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说明他们并不认同这个体制，这是意味着体制的失败.己被处决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曾与留学海外的儿子通话时，明确说这个政权迟早要垮台，以此告诫儿子好好学习将来留在国外。类似情形在1970-80年代的韩国、台湾也很普遍，许多在位的官员纷纷把财产转移到美国，并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
在任何民主国家，竞选官职都要公开家庭成员和财产信息，如果配偶子女都是外籍身份，根本不可能参加竞选。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裸官却是成千上万，让如此庞大的裸官群体来决定中国大陆的命运，掌控中国大陆的资源，分配中国大陆的财富！鉴于裸官现象引起怨声载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首次提到“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但如何管理、如何监督，却语焉不详。广东等地曾规定，凡裸官不得担任党政一把手。
其实，裸官几乎是贪官的代名词，应该从严处分才对。俄罗斯去年底通过一项决议，禁止公职人员在海外拥有资产，已拥有者必须在今年六月一日前清理，否则会被处以大额罚款、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三年不得为官。俄罗斯对裸官绳之以法，中国大陆仅“管理监督”，裸官可以继续做官，分明是变相鼓励。
俄罗斯能铁腕对付裸官而中国大陆不能，原因很简单，人家的裸官没有我们的多，级别也没有我们的高。在中国大陆，官做得愈大，裸得愈厉害。有人讽刺，每年一度的北京两会其实是国际两会，是“外国人他爸、他妈”的会议，与真正的中国大陆人无关。由大裸官反小裸官，当然是笑话。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说，“裸官”现象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现象。他说，导致“裸官”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由于中国富裕以后，留学人员大幅度增加，其结果是在国内先富起来的那些人当中，有的大部分是官员的子女，然后留学完就不会来了，变成裸官了。二，由于中国财富大幅度增加，一些官员的行为不检点，贪污腐败。他们为了转移财产，给老婆、孩子办一些外国护照，变成移民。主要是这两个原因，导致中国大陆裸官现象比较严重。”
竹立家教授说，特权腐败造成的社会分裂趋势越来越明显，民众意见很大。因此，中共新一代领导班子上台后，必须要重视反腐防腐惩处腐败，否则中国大陆现代化的成果将毁于一旦。他说，反腐必须反，不得不反。而具体反腐的措施，正如王岐山所说的，要“先指标，后治本”。他说，为此中央出台了改变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以此作为反腐败的一个切入口，先把腐败猖獗的势头压下去，然后再出台或完善立法，从制度上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治本主要制度方面的治本，制度安排方面的一些措施。下一步反腐败的一个关键的有力措施，就是人大要立法，对公共权力制约方面要立法。我个人认为，立法应该包括个人财产申报和公示也作为一个重要的‘阳光法案’来推出。这样的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腐败，但起码能遏制腐败的大规模蔓延。”
有分析人士指出，“裸官”，由于其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客观上很容易产生腐败的动机和腐败空间。一方面，官员的配偶和子女在国外的消费需要提供资金而腐败，另一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会更肆无忌惮地腐败。而且，“裸官”通过其家属更容易地向海外转移非法所得，在东窗事发时，或“金盆洗手”后，逃亡海外“投奔”那里的亲属。有观察人士把这种情况总结为“三部曲”：人走了（家属出国），庙走了（财产转移），和尚也走了（贪官外逃）。
尽管有些贪官“裸官”外逃后，在当局的努力交涉下，有些人被引渡回中国大陆，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但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一份调研资料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包括“裸官”在内的各种贪官等有1万8千人外逃，携带款项8千亿元人民币。
胡星斗教授说，胡温政府在整治裸官，尤其是贪官外逃的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加强对官员护照的管理，通过反洗钱法，来监控资金的异常流动等。但是在监督官员家属去向上，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因此他建议，要把重要岗位上的负责人，沿海发达地区负责人，纳入一个系统的管理中，以防他们利用在海外的子女，把资金转移出去。“所以对这些易发的群体应当加强监督，应当建立内部的‘黑名单’制度。重点监督这些人群，不仅是这些官员出国的问题，也包括他们家庭成员出国的问题，以及他们家庭人员账户资金的异常的流动，都应当建立一个警报的机制。”竹立家教授说，中共领导人大张旗鼓地反腐，能否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还要看制度性、法制性的措施能否出台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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