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黑格尔的著作时，我发现他在不少场合采用一种奇特的文体：短短的主文，加上不成比例的超长附释。由于他的议论一般非常艰深，没有超长的附释难以读懂，而且，即使有了长长的附释，阅读起来也往往并非容易。我不喜欢使用难懂的文字折磨读者，但喜爱他的这种文体，以便让短短的主文把“前提─→推理的逻辑─→结论”的线索简捷地交代清楚；不让证据的罗列、细节的交代、以及实例的列举干扰这条线索，让读者不只是看到一棵又一棵的杂多的树，而可以掌握整个森林的脉络和全貌。因而，本文的撰写就使用这个文体了。
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和兴趣，我把每个附释都设置了标题，让它们各自独立成篇。欢迎读者们把所有这些附释当作各有主题的一篇篇超短篇政论或政论资料来加以溜览。
本文里面的“运动”和“运动空间”是“民主运动”和“运动的活动空间”的简称。在这里先声明一下，希望这两个语词的简化不会导致读者们的误解。
利比亚的茉莉花革命已经成功终结了专政【附释1：终结专政】。由于它最后使用了武力，因此，革命运动要走“公开、合法、理性的非暴力斗争”路线、还是要走“暴力斗争”路线，【附释2：运动路线】又成为了网络上的热议题。那么，借鉴利比亚的茉莉花革命经验，我们应该可以领会到怎样的教训呢？
领会一场既有运动的教训，和领会者所关心的课题有关。就中国民主运动的参与者而言，我们理应探索这个运动的全过程──他们是如何起步的？如何扩大运动的活动空间（以下简称“运动空间”）的？如何营造变天氛围的？最后又如何一举终结专政的？【附释3：运动的全过程】
要鉴定运动应该采取怎样的路线，我们就得探索，在这个运动发展的全过程当中，“公开合法理性的非暴力斗争”是如何起其作用的？“暴力斗争”又是如何起其作用的？哪些运作是必要的？哪些运作是非必要？哪些运作是具有关键性的？【附释4：运动的发展机制】
我没有时间仔细描述这个全过程，而只能点出我的结论，并且作些说明（不是“证明”），欢迎有心人根据运动发展的实际进程、从非暴力斗争和暴力斗争的角度具体地作好这个研究。
从利比亚的变天，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场“公开、合法、理性的非暴力斗争”运动。它经过长时期的发展给利比亚营造出了变天的氛围，于是有了茉莉花运动的发动。这时，就轮到独裁者的选择。卡扎菲选择不妥协。这时，由于有了变天的氛围，运动有了可能转向武斗，并且达致变天的结果。【附释5：变天氛围】
当变天的氛围已经通过“公开、合法、理性的非暴力斗争”运动而营造并成功酝酿出来之后，利比亚的茉莉花革命被发动而大大地冲击着卡扎菲政权时：
◆如果卡扎菲选择“蒋经国模式”而妥协，武斗变得完全没有必要。
◆在卡扎菲最后选择动用坦克机枪镇压运动的“天安门模式”进行困兽死斗时，如果没有先前漫长阶段的“公开、合法、理性的非暴力斗争”通过长时期的发展、给利比亚营造出了的变天氛围，武斗可能不会发生，也可能发生而得不到有效的扩散，更可能因而得不到国际的大力支援而被卡扎菲政权歼灭，使得茉莉花运动迅速凋零。【附释5：变天氛围】
审视利比亚的这个实例，把暴力斗争当作运动的唯一法宝或主要法宝而高举“杨佳路线”，不重视“公开、合法、理性的非暴力运动”，或者把它当作次要的路线，那么，利比亚人民的运动，连起步都难，即使起了步，也只能是牛步，因为，运动空间的营造、运动理念的传播，以及，最重要的公民力量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在需要通过“公开、合法、理性的非暴力运动”，通过它，变天的氛围才能到来。【附释1：终结专政】
而且，民主运动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终结专政，它还有需要让人民在运动当中生成并提升驯服权力和金钱的意识、能力。在专政者被终结之后：前者让公仆和政府不再能够骑在人民的头上；后者让金钱无法左右甚至垄断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只有这样，人民才能不仅仅是国家社会的名义上的主人，而且才能真正当家，确实作主。【附释6：真正当家，确实作主】
可见，从利比亚茉莉花革命的最后通过武斗终结专政这一点、来反对“公开、合法、理性的非暴力运动”的正当性或重要性，看起来好象有点谱。但是，事实上这样的观点乃是一种只看热闹、不看门道的外行见解。
【附释】
（附释中的“运动空间”是“运动的活动空间”的简称。）
1、终结专政
说一个运动“成功终结了专政”，是指在运动的冲击之下，专政者或独裁者（以下简称“专政者”）或者在运动的压力之下启动民主转型、或者交出政权，或者被运动的巨拳歼灭。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专政被运动终结即后，人民就一定会拥有自由和选票，或者人民一定不会再被公仆和政府骑在头上，也没有意味着有钱人不会垄断政治、不会支使他们的代理人在立法机关左右国家的政治游戏规则。在专政被终结的即后，运动就会立即面对了解决所有这些议题的需要。此时，人民是否取得民主、取得的民主有多好、其后的民主精致化工作有多困难，则主要决定于此刻人民有无形塑公民社会，若有，其公民社会又多成熟。
2、运动路线
好的运动路线，让运动从自己所拥有的极小的既有运动空间、相对容易地逐渐得到扩大，把运动相对有效地快速推展出去，以至于让自己的势力最后得以壮大到令专政者和其集团不得不严重考虑如何应对运动的诉求，乃至运动本身──改革转型乎？鞠躬下台乎？作困兽之死斗乎？而坏的路线，则让运动举步维艰，甚至寸步难行，或者让运动消亡。
既然如此，运动一旦设定了一条路线，它就得投入最多金钱、最多时间、最多人力、最多心思去走这条路线。一个运动如果没有为“暴力斗争”这么做过，那么所谓“暴力斗争”充其量就仅仅是个口头“路线”。此时，如果有论者把这样一个运动，说成是走“暴力革命”的运动，那就是一个对于运动性质的误判。
3、运动的全过程
一场革命的结尾往往就是整个革命运动的最高潮。这样的高潮往往最会捕捉人们的眼球。但是判断一个革命之所以会成功，不能仅仅或主要地审视这个高潮，把功劳仅仅或者主要地归给出现在这个高潮的英雄人物，或者把这个高潮发生前后所使用模式，看作是整个运动之所以会成功的模式。因为，革命的成功乃是一系列“……─→扩大运动空间─→强化革命阵营力量─→扩大运动空间─→……”的长期量变过程，没有检视运动的全过程、而仅仅审视运动的最后高潮的质变期就去遽下结论的做法，除非好运，是难以得分的。
4、运动的发展机制
运动最珍贵的财产就是自己的活动空间，因为，只有争得越大的活动空间，运动才能作出越大的动作、给出越大的影响。正因此，专政者往往把尽可能限缩运动空间，当作自己为了保命而打击运动的最重要工作。也因此，运动在拟订近期目标、设定运动路线、制定运动战略和战术时，首先就得把目光聚焦于如何最有效地扩大运动空间上面。
除了运动最末尾的高潮以外，长时期的“……─→扩大运动空间─→强化革命阵营力量─→扩大运动空间─→……”的量变过程所依赖的机制，才算是运动的发展机制，而在这个阶段所采取的路线，应该才有资格被认定为运动的路线。
在运动的这个长期的量变过程中，暴力斗争对于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无法使上力的。当专政者还那么有力的年代，高举暴力斗争的大旗。除了让某些人自我感觉良好以外，大抵只能吓走有心的群众，降低乃至灭绝群众参与运动的念头。如果运动在街头抛出几个汽油弹、甚至杀死几个警察、公安，那么，它最可能引起的效应，大概就是促成运动空间得紧缩。因为，运动的暴力行动，会招来专政者并不难以办到的镇压，而它的镇压却又拥有相当的说服力让专政者以维护社会治安之努力的表象，顺遂地获得一些掌声。这样的结果会在其后的阶段，让专政者对于运动空间的进一步限缩，显得更加理直气壮。这就让运动产生“负”量变、而非“正”量变。……
运动当然需要尽量提升活动的激进程度。但是，这里激进的提升，显然并非毫无限制。因为，过激的活动在当时当地的主、客观条件下，会让运动产生“负”量变。一般而言，底下是运动取得“正”量变得一些条件：取得小胜，提高群众信心；不被镇压，即使被处罚，处罚需是大众承受得了的；让大众乃至国际更加同情并认可运动；使得更多的群众敢于接近乃至加入运动；……等等等等。要达致这样的效果，“公开、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斗争”，大抵就是长期适用的办法或路线了。（点到为止，有机会再细论。）──过激的运动，将促成“负”量变，并从而戕伤运动。
从这里的讨论可以看出：人们可以如何考虑、如何进行运动发展机制的选择。
5、变天氛围
在《辛亥革命百年来政治运动史的启示》一文的开篇，我用《辛亥革命一呼“百”应》的小标题写道：“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是某一个革命党根据自己的既有计划所发动的一个起义，是因为组织机密泄露而不得不发动的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它在发动之后，却能够非常迅速地传播并引发广泛而且强烈的呼应──在起义之后，50天内有14省宣布独立，在90天内宣布独立的省份高达18个。这样的反应意味着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可以变天的成熟氛围。”然后我进一步解答：“这样的氛围是哪些政治势力努力经营出来的呢？”最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场得以终结帝制的革命，并非‘革命派’的禁脔。体制内的‘立宪派’和‘维新派’的理性、公开、合法的斗争，也会在变天氛围的成熟酝酿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更大贡献。”
只有当一个运动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耕耘和酝酿，成功地形塑一个可以变天的氛围（简称“变天氛围”），然后才会出现一个基于某些突发因素而促成的变天高潮。因此，通过一个运动的全过程探索辨析变天氛围是通过怎样的道路酝酿形塑出来的，人们可以找出这个运动的“路线”。而，要界定这个运动的功劳者，人们就得在变天前后那个时段的功劳者之外，适当地把促成变天氛围的功劳者也找出，也列入，这样才算公允。而且，只有这样做，人们才能正确地领会这个运动所给出的教训。
6、真正当家，确实作主
太多的论者把专政的终结看成运动的终点。如果民主运动只是要让专政者下课走人，这么办，问题或许还不太大。但是，民主运动的终极目标是要让人民真正当家、确实做主。这样一来，没有让专政者下课，运动当然尚未抵达终点。就是让专政者下课了，人民手中都各别地拥有一张选票了，而且讲话、发表文章不再会被用“颠覆政府”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给治罪了，人民要能真正当家，确实作主，人民还必需驯服两个怪兽：因为政府公仆还有可能找机会骑再人民的头上，人民得设法驯服公仆和政府；又因为金钱有其垄断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动机和动能，人民还得设法驯服金钱。
一场终结了专政的运动，大抵无法百分之百地同时也完成这个驯服两个怪兽的任务。因此，一个好的运动，要在运动当中培养驯服这两大怪兽的力量。在人民各自拥有一张选票的情况下，这个力量的有无和大小，其指标在于运动有无形塑一个公民社会。如有，它所形塑的公民社会有多成熟，其力量有多强大。
那么，运动要怎办才能形塑公民社会呢？对此，在拙作《辛亥革命百年来政治运动史的启示》的最后一节《结语：公民运动的理论基础与〈零八宪章〉》里面，作过简单的介绍，就是，运动要采取启蒙式的教育学──一种可以自我启蒙和相互启蒙的对话式教育学──，把被政府搞坏了的“坏的人民通过启蒙式的运动变成好的人民”，从而让运动摆脱“……─→坏的政府制造出坏的人民产生出坏的政府─→坏的人民产生出坏的政府─→……”的这个坏的轮回，转而进入“……─→好的人民产生出好的政府─→好的政府制造出好的人民─→……”这个好的轮回。
通过这样的机制，人民在终结专政之后，就有能力或快或慢地驯服上述的两大怪兽，从而逐渐逼近（approaching）自己的真正当家和确实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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