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抗議活動幕後策劃揭秘 附《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下面引用由一声吼啊在 2011/02/13 9:40pm 发表的内容：

用中共以及"五毛"们的话说就是:
"这是一起由境外反埃势力参入的、有组织、有预谋的反政府、反埃及的反革命行动。我们党、政府、军队和人民必须予以彻底镇压这一小撮反革命、卖国、叛乱分子！对于广大不 ... "
针对上述楼主的资料，换成中共当政埃及，就要写一篇社论《抓住刘晓波的黑手》，全文内容如下：

《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作者:王昭

(开罗日报2011年2月10日)　
　　人们都还记得，在埃及开罗部分地区宣布戒严12天之后，经过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戒严日益取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开罗解放广场静坐的学生则日渐减少，难以为继的时候，6月2日，开罗解放广场却又演出了一出4人绝食48—72小时的闹剧。这次绝食的发起人，就是开罗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动乱之初特意从美国匆忙赶回来的刘晓波。

　　2月1日晚，刘晓波其人在开罗师大校门通过大喇叭做了一通演讲。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从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开罗解放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让我们通过刘晓波在这场学潮后以及动乱和暴乱中的所作所为，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在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中，伸向开罗学潮，并极力煽动动乱的。
　　刘晓波向来有“狂人”、疯狗”、黑马”之称，2008年以来，他以否定埃及的一切很出了些风头。2008年6月25日在开罗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8月24日去到挪威讲学。3个月期满，转到了美国。还在出国之前，他就想抛出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所谓“重磅炸弹”，但是考虑到出国在即，害怕因此“泡汤”，暂时隐藏起来。到了国外，他无所顾忌了，便把它们连续地抛了出来。在这些“炸弹”剧烈的爆炸冲击震荡中，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2008年10月，他在香港《解放月报》上著文宣称：“马列主义在埃及，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因而，他始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列主义。在2010年4月的《解放月报》上，他著文说：“批判马列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2010年11月，他从挪威赴美、途经香港，在接受《解放月报》记者专访时，更加放肆地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当记者问到在什么条件下埃及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恬不知耻地答道：“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埃及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此，连香港《解放月报》的记者都忍不住说：“十足的卖国主义啦。”刘晓波回答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而作为纲领性的主张，则是刊于2008年11月《解放月报》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的四个“代替”。他说：“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埃及的传统文化。”这里，刘晓波提出了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来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系统的全面的主张。

　　2008年底，刘晓波到了美国。同总部设在纽约的以“取消埃及国宪法中‘四个坚持’”，“从根本上改变埃及现行的专制制度”为纲领的反动组织“埃及民主联盟”(简称埃及民联”)，一拍即合。他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不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今年以来，从方励之等人的签名上书为魏京生请命，到打着悼念XXX同志旗号煽动的学潮，他们都密切注视，潜心研究，协作行动。开罗学潮刚刚发动，刘晓波自以为时机成熟，便急不可耐地披挂上阵了。

　　这个一向宣称“我最佩服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现在竟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2010年3月，他在纽约参加了所谓“维护人权”、支持方励之等人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的签名。4月，学潮出现之后，香港《明报》在4月20日发表了一则消息，披露刘晓波伙同反动组织“埃及民联”的头头胡平、骨干分子陈军联名发出了所谓“改革建言”，“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他们在“建言”中提出，要“重新审查”“200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200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鼓吹“修改宪法”，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取消”。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上抛出了《XXX逝世现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击埃及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鼓动学潮要“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埃及的道路”。
     这条路怎么走呢?刘晓波公然叫嚣要同国外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他说：“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埃及之春》，肯定会加快埃及民主化的进程。”这里所说的《埃及之春》，就是受台湾国民党豢养的“埃及民联”所主办的反动刊物。很显然，刘晓波的目的就是要把学潮纳入内外勾结的轨道，进而将其进攻矛头引向反对所谓国内的“暴政”上。他煽动说：“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见2010年4月号香港《解放月报》)我们看到，首都学潮很快提出了要求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受害者平反的口号，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暴政”的反动标语，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人们记得，4月26日，在开罗学潮面临下一步怎样走的紧急当口，开罗大学三角地贴出了一张题为《致埃及大学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信中为学潮打气说，部分大学生的闹事活动，“已经影响了埃及的现在，并必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埃及的未来”。并给学潮的组织者出了“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以及“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团”，“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上的各种辩论会等)”，“随时准备采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等七条主意。这些主意的绝大部分都在其后的学潮乃至动乱中被采纳运用了。这封公开信，就是由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起草并伙同“埃及民联”头头胡平、陈军等10人签名，在美国报纸发表后迅速传回开罗的。

　　也许刘晓波感到，远隔重洋操纵国内的学潮不够得心应手，于是便接受“埃及民联”的派遣，于4月27日匆忙由纽约赶回开罗。本来刘晓波向开罗师大中文系写信，讲他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讲学，到1990年才回国。可是5月初信到北师大时，他人早已到了开罗解放广场了。善良的人们也许会问，他是不是匆匆赶回来参加悼念XXX同志的活动呢?绝对不是的。这一点他在《世界日报》一篇文章中说得明明白白：“听到XXX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他的突然提前回国，完全是为了直接插手学潮。据悉刘晓波在回国前，曾与胡平等就开罗学潮事做过多次商谈。刘在临行前，陈军特地给开罗四通公司打电话告知了刘所乘坐的航班，要求“四通”派车去机场接刘。并说，倘若刘在机场被捕(可见其作贼心虚)，一定要把消息及时告知“埃及民联”。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埃及民联”对于刘晓波的回国插手学潮何等关心备至并且寄予厚望。

　　另据有关人士透露，刘晓波回开罗后，立即与“高自联”的头头、刘的好友吾尔开希以及王丹等人接上头，并向他们和“开罗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王炳章(原反动组织“埃及民联”头头、新组建的“埃及民主党”党魁)等人所“捐赠”的数千元美钞和万余元人民币，作为学潮活动经费。其后，刘晓波在开罗解放广场积极参与了“高自联”指挥部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他除负责“广场之声”的组稿、编辑，多次发表对学潮形势的演讲以外，还负责非法组织“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当广场绝食学生中有人表示要退出绝食时，刘晓波还恶狠狠威胁说：“你现在一走就是叛徒，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后路可走!”

　　在这段时间里，刘晓波十分忙碌。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开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埃及问题的外国人士书》等等，继续扰乱视听，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开罗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刘晓波更加紧了他的罪恶活动。5月23日，在开罗的大街小巷，在动乱中心开罗解放广场，出现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建议》的反动传单。这份传单一时甚嚣尘上，被某些人奉为“指导学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传单把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诬蔑为“伪政府”，发出了“伪政府必须辞职，穆巴拉克必须下台”的叫嚣；把开罗市部分地区戒严歪曲为“军管”，煽动“全社会的总动员”，以求“瓦解军管”，鼓动“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会”；煽惑“民办企业”要公开提出“企业的完全私有化”，以使“产权明确为私人所有”；他还肆意挑拨国内“八个民主党派”同埃及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关系，妄图煽动它们脱离埃及共产党的领导，“有计划地公开地明确地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现已查明，这份以非法组织“开罗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抛出来的旨在推翻埃及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宣言书，根本不是师大学生写的，而是出自刘晓波的手笔。由此可见刘晓波这只黑手同开罗这次学潮及动乱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随着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动乱的实质，许多大学生从开罗解放广场撤退出来，大量外地学生返回本校，开罗市民和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关系日益融洽，形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一小撮幕后策划和操纵者不甘心就此收兵，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和一切反动势力也不愿事态就此平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反人民之心不死，还要进行拼死的较量。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晓波气急败坏地从后面跳到了前台。他在煽动大学生继续绝食和组织1000至5000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之举流产以后，便亲自出马纠合了四通公司的两名职工，找上一位词曲作家，大喊大叫地来到开罗解放广场，搞所谓48—72小时的有限度绝食。他们不仅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煽动一部分学生和市民在开罗解放广场长期闹下去，扩大事态，为这场动乱打强心针。而且借机发出了暴乱的呼喊。
      在2月1日的演讲中，刘晓波就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埃及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要他的信徒们丢掉“软骨症”•;;;;;放弃“只动口不动手”的积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刘晓波自己的话说清清楚楚。在这篇演说的最后，他叫嚷?“……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是重新唤起全开罗市民的自信。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埃及!”怎样“动手”以“主宰埃及”呢?据香港某报发表的、他在2月2日与“一位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中说，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如果善良的好心人对他们要组织反革命暴乱的阴谋还有怀疑的话，那就请听一听刘晓波这段“对谈”吧。
　　历史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刘晓波之流“主宰埃及”的呼嚎，不过是一场空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埃及这片土地的主人。
 
埃及抗議活動幕後策劃揭秘　
埃及反對派本周接管議會附近的地區，這一切都是從一個小計策開始的。
起先，他們呼吁在解放廣場(Tahrir Squar)北面幾個街區外的國家電視台大樓外進行示威遊行。解放廣場是反對派的大本營。當軍隊在電視台這一敏感地區部署兵力的時候，他們卻朝廣場南面議會附近兵力較少的地區前進。
這一聲東擊西之計讓我們多少了解了十幾個年輕的積極分子是如何智勝人人畏懼的埃及安全部隊，發動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抗議活動，同時也暗示了組織者希望如何向拒絕下台的政府繼續施壓。抗議活動現已進入第17天。
1月25日，抗議活動的第一天。在開羅西邊的貧民窟Bulaq al-Dakrour，組織者想出了一條錦囊妙計。
在泥濘狹窄彷佛迷宮般的小巷中，一隊看似自發的抗議人群讓安全部隊緊追不舍。就在安全部隊還未來得及將這批抗議人群制服之際，人群的規模迅速擴大。
這支示威遊行的隊伍可不是自發的。由於此前太多的努力都失敗了，所以人們始終無法弄清這次活動的策劃者是如何成功做到的。
谷歌公司中東業務的負責人高尼姆（Wael Ghonim）上周日獲釋後，向人們描述了他和埃及政府新上任的內政部長會面的情形。這位內政部長告訴高尼姆，沒人知道這幫人是怎麼做到的。高尼姆說，審訊他的人斷言一定有外部勢力介入。
此次活動的策劃者近日來首次和大家分享了他們的秘密。這批策劃者已經成為“革命青年運動”（Revolutionary Youth Movement）的領導核心。“革命青年運動”已經成了解放廣場上的抗議者們的代表。
他們的描述展現了一小群經驗豐富的策劃者。他們利用前面講過的“誘餌遊行”在安全部隊面前智領先機，並用充滿智慧的政治活動取得了公眾對他們遊行的廣泛支持。
突尼斯的內亂將總統本•;阿裡（Zine al-Abidine Ben Ali）趕下了台。一月初，當他們決定嘗試復制突尼斯示威者的成功時，他們的首要關切是如何智勝內政部，後者管轄下的大批防暴警察多年來一直在遏制和鎮壓各類遊行示威活動。在遏制示威遊行勢頭、阻礙遊行路線並讓普通埃及百姓遠離示威等方面，這批警察很是內行。
41歲的建築師卡梅（Basem Kamel）說，他們必須找到一個辦法繞過安全部隊的封鎖和阻撓。卡梅是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青年團的成員，也是這十幾個幕後策劃者之一。
兩周來，他們每天碰頭一次，地點是阿裡米(Ziad al-Alimi)母親家局促的起居室。阿裡米是巴拉迪組織的反對團體的主要領導人，也是幕後主要策劃者之一。
阿裡米的母親曾是激進分子，1977年“面包暴動”（ bread riots）期間，她曾因領導抗議活動被監禁6個月，現在她住在尼羅河西岸Agouza的中產階級社區。
參與秘密策劃的包括與反對政治黨派相關的六個青年運動的代表，倡導勞動權利的組織，以及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
他們選了20個抗議地點，這些地方一般都與清真寺相連，散布於開羅人口密集的工薪階層社區，他們希望為數眾多的分散抗議令安全部隊疲於應付，吸引大量民眾，並使一部分人更有可能突出重圍與市中心的解放廣場接上頭。
組織者在1月25日公開呼吁在這些地點舉行抗議，這天是為廣受批評的埃及警察部隊設立的“警察日”，全國放假一天。組織者在網上公布示威地點，並號召抗議者做完禱告後在下午兩點左右分別在各地開始抗議。但事情不止於此。
卡梅說，沒人知道還有第21個地點。
確切地說，他們並非當天號召抗議的唯一組織。其他有影響力的激進組織也集結資源助了一臂之力。數月前，年輕的薩伊德（Khaled Said）不明不白地被亞歷山大警察打死後，他的Facebook頁面早就成了埃及激進分子的網上據點。
頁面有阿拉伯語和英語兩個版本，分別由不同的管理員管理。谷歌高管高尼姆現在被確認是其中一名管理員，但其他管理員的身份仍不得而知。
英文頁面的一名管理員通過Gmail聊天工具接受了《華爾街日報》採訪。他只公開了網名埃爾-沙伊德（El-Shaheed）或殉道者（The Martyr）。他在採訪中敘述了這些管理員在抗議中擔任的角色。
埃爾-沙伊德說，1月14日傳出突尼斯總統本•;阿裡（Ben Ali）逃離出境的消息時，他正與阿拉伯語頁面的管理員網上聊天。早就開始策劃抗議的卡梅及他的同伴現在又多了一個強大的人員募集渠道。
埃爾-沙伊德說，當時我在和阿拉伯語頁面管理員交談，我們在關注突尼斯，當我們聽到本•;阿裡逃走時，他說，我們得做點什麼。
這位阿拉伯語頁面管理員在阿拉伯語頁面上向讀者提出一個問題：你認為在警察日我們應該給粗暴的埃及警察送什麼禮物？
埃爾-沙伊德寫道，每個人的答案都是：突尼斯，突尼斯：）。
在抗議前的最後三天，卡梅和他的同伴們沒在家睡，他們怕警察會在半夜逮捕他們，從而打亂計劃。他們暫停使用自己的手機，而使用家人或朋友的手機，因為親友的手機被監聽的可能性較小。
他們派出小股隊伍前往位於Bulaq al-Dakrour社區的第21個秘密地點偵察。這個地點就是“海伊斯甜品店”(Hayiss Sweet Shop)﹐其門面和用於在暖和季節放置戶外餐桌的地磚人行道廣場都很容易辨認﹐適合集會。如果沒有這個地方﹐這一帶就是一片亂糟糟的社區﹐和城市的其他無數社區沒有兩樣。
策劃者知道﹐示威成功與否﹐取決於Bulaq al-Dakrour等工薪階層社區的老百姓是否參與﹐在這些社區﹐互聯網和Facebook不是那麼普及。示威發生的前幾天﹐他們在城市各地散發傳單﹐主要集中在Bulaq al-Dakrour社區。
卡梅說﹐這讓人們知道﹐一場革命將在1月25日開始。
組織者派出小股策劃者在示威進行的前幾天以不同速度反復行走遊行路線﹐把時間記下來﹐看不同示威隊伍在什麼時候連接起來。
1月25日﹐安全部隊不出所料地部署在每一個已公佈示威地點的數千人旁邊。與此同時﹐組織者委員會挑選的四名現場指揮開始下令他們所負責的人員前往海伊斯甜品店。
組織者將他們自己分為10個單元﹐每個單元只有一個人知道秘密的目的地。
示威者以這些小組為單位前往海伊斯甜品店﹐匯聚成一個不受警察控制的300人示威隊伍。據目睹現場進展的海伊斯甜品店員工說﹐看到安全部隊不在場﹐社區居民成百上千地從社區狹窄的巷道里湧出﹐使隊伍膨脹到數千人。
下午1點15分﹐他們開始朝著開羅市中心行進。到警方意識到這支隊伍並重新派出小分隊封堵道路時﹐示威者人數已經迅速擴大到輕易超過警方力量的水平。
其他在全市各地清真寺組織的隊伍受防暴警察封鎖線阻攔﹐未能抵達解放廣場。只有Bulaq al-Dakrour社區的示威隊伍抵達了目標﹐他們佔領解放廣場數小時﹐直到午夜過後警察動用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
這樣一種街頭示威是埃及人第一次見到﹐形成了一個一觸即發的臨界點。人們認為﹐正是這樣一種臨界點鼓動數十萬人出門參加了接下來那個週五的示威活動。
那天他們再次佔領解放廣場﹐此後就沒有放棄過。
Charles Levinson / Margaret C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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