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福特等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精英（转）
发表于：2011-11-01 08:42:30
蔡子尤（民声网 www.mshw.org）
首发地址：http://www.mshw.org/theory/eco/2011-10-31/5777.html
一、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
在题为《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的著作中，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揭露，为了发动文化冷战，美国中情局向各类美国慈善机构投入巨款。根据美国国会的评估，在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所提供的700项补助中，有50%来自中情局。中情局与美国著名基金会的合作使其能够掩饰颠覆性的活动。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机构作为掩护，在东道国的大学、工会、青年社团和出版社等组织发起大量的文化活动。1
显而易见，福特基金会就是被用来实现这一目的的一家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认为，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强美帝国的文化霸权，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响。”1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创始人为美国汽车行业的一位传奇人物——亨利·福特（Henry Ford），其宗旨是促进社会正义。然而，二战后，该基金会与中情局在文化领域开始了积极合作。在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期间，它欣然充当马前卒的角色。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 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为福特基金会主席，他经常与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实际上，福特基金会被视为“冷战思潮的先锋”2，一位学者作了如下论断：“有时，福特基金会看起来似乎仅仅是美国政府在国际文化宣传领域的一种延续，它在欧洲有着从事秘密活动的记录，它还与马歇尔计划和中情局官员在特定项目上有着密切合作。”1
比塞尔先生与艾伦·杜勒斯先生关系如此之亲密，以至于他在福特基金会呆了两年后，就离职成为杜勒斯先生在中情局的一位特别助理。比塞尔先生的继任者是约翰·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先生，他曾任美国战争部副部长，驻德国高级专员和代表洛克菲勒集团利益的一位华尔街律师。麦克洛伊先生进一步加强了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关系。结果，福特基金会成为中情局的便利工具，中情局以之向目标组织发放基金和动员其他人反对共产主义势力或左翼集团。正是借助福特基金会和打着慈善的幌子，许多文化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获得财政支持。而且，中情局间谍利用福特基金会员工身份的掩饰，在国外从事秘密活动。1
与中情局的关系曝光后，福特基金会的经营风格稍有变化，但其实现美国文化统治的目标保持不变。它公开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美国政府机构进行合作，支持反左翼的人权组织。这些组织对批评他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没有丝毫犹豫，但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人权纪录视而不见。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机构“不参与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义的群众运动，他们将福特基金会视为一个合法的、慷慨的非政府组织。”1本质上，在后冷战时代，为了实现美国的文化统治，福特基金会以慈善理念作为幌子，扮演着相同的合作角色。
二、中国允许福特基金会等组织在国内公开活动令人担忧
尽管福特基金会的运营经历如此声名狼藉，中国还是允许它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这令人非常担忧。
人们也许会问，哪一个独立国家会允许中情局附属机构从事旨在完成“和平演变”的秘密活动。“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所宣称的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尽管中国具有疑虑，在中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福特基金会还是在1988年与中国建立了关系。这是第一家在中国建立办事处的国际组织。此前，福特基金会在美国的大学赞助中国研究计划。在中国，它最初与中国的大学共同致力于发展经济学院和法学院。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形成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经济、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它资助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和智囊团。福特基金会以12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计划，这些计划甚至在政策领域对中国都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它还在美国为中国学生创办研究生协会。3
除了福特基金会之外，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另一家传播美国政治理念的著名美国慈善机构。卡耐基基金会是最富有的基金会之一，美国冷战斗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于1946至1952年担任该基金会主席。杜勒斯是“大规模报复”理论的提出人，曾任美国国务卿。卡耐基基金会为美国外交政策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建立提供了最多的资助。苏联解体后，卡耐基基金会在莫斯科设立了办事处。它通过俄罗斯主管私有化的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向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提出建议。结果，卡耐基基金会获得了中情局“特洛伊木马”的绰号。
由于私有化，俄罗斯这个曾经骄傲自大的工业化国家，迅速沦落为一个破产的第三世界国家，无力支付工人工资，需要依靠外资才得以生存，因为其中央银行被取消了制造货币的权力。俄罗斯政府的征税权也受到大幅度的削弱，其社会事业被放弃。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其两任主席分别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事务主任。该机构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其在俄罗斯的附属机构，向中国提出私有化计划。据说它与北京党校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关系密切。4
卡耐基基金会坦率地宣称，其在中国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基地的世界级政策研究中心。从而，到2005年底，它与中国改革论坛签订一项协议，计划共同研究全球化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这便于收集中国国内的观点和信息，使华盛顿的决策者易于掌握它们。与中国的其它合作研究包括新疆的种族研究、能源、防扩散、气候变化和贸易政策，这些课题都是美国决策者非常感兴趣的。该基金会还与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合作，加强对中美危机管理，特别是台湾问题的研究。在卡耐基基金会看来，该研究项目在管理台湾危机上“正在形成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卡耐基基金会将向下一届新政府呈上政策建议。5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具有广泛联系，尤其是在安全和情报领域。最令人吃惊的是，作为这样一个外国机构，卡耐基基金会已经涉足位于北京的权力中心——中南海。它已经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计划委员会进行合作研究，介入了中国国内议事日程，如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政策、地方政府和有关社会紧张程度的信息。它甚至获得了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凝聚力”的信息。5
三、福特基金会--中情局“安静的管道”
众所周知，中情局的拿手好戏之一是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 (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 (1953年)、瓜地马拉的杀人政府 (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 (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 (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军人政权 (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 (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Frances Stonor Saunders 对此也许比谁都清楚，因为她经过数年研究刚刚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任何人看完此书大概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上面提到中央情报局搞宣传的经费充裕，那么到底充裕到什么程度呢？一位它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根本就化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帐，真是不可思议”。可以这么说，中央情报局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它取之不尽的银行存款。
当然，中央情报局不会傻到公开拿钱出来赞助其重点宣传对象，一切资金运作都是秘密的。它有时会找一些个人、公司或其它机构，请他们将钱以自己的名义捐给中央情报局的赞助对象，或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这些机构和个人在中央情报局的术语中叫做“安静的管道”(quiet channels)。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 当时也属于这一类。但幌子基金会也有缺点，它们很难做得太大，否则会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民间大基金会洗钱。基金会不象公司必须对股东定期交代帐目，隐蔽性较高。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民间基金会还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门去为中央情报局服务。“凯普伦基金会” (Kaplan Foundation) 便是一个例子。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据透露，在1963-66年间，美国164家基金会共拨发700笔一万美金以上的款项 (当时这是很大的数目)，其中至少108笔完全或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情报局。
四、伊朗将60多个西方国际组织列入黑名单，包括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http://news.qq.com/a/20100106/001576.htm
2010年01月06日 新华网据英国《泰晤士报》1月6日报道，伊朗当局昨天宣布，禁止与60多个谴责伊朗当局的西方国际组织有联系，并列出一张黑名单。
这份名单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声(VOA)和其他有波斯语业务的国外传媒机构，禁止他们的节目在伊朗境内采访或播放。还包括一些智囊团、学术机构和其他来自欧美的非政府组织，具体的有耶鲁大学、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右翼企业研究所、美国著名智库之一的布鲁金斯学会、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美国国际发展署和一些与伊朗的大学和民间机构有联系、并被认为对伊朗不友善的西方国家机构或国际组织。
伊朗情报部表示：“伊朗个人或组织与这份黑名单上的组织的任何联系都是非法和被禁止的，市民应注意防范敌人的阴谋和陷阱。”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朗分析家表示，此举这将极大地削弱伊朗与西方国家之间仅存的通讯渠道；有人表示，伊朗当局偏执地相信这些组织是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有意诋毁伊朗，破坏伊朗政权。
而英国方面有四家机构被列入名单内，分别是英国广播公司、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威尔顿公园”、梅纳斯协会、英国民主研究中心。伊朗当局曾多次指责英国广播公司，并驱逐其驻伊朗记者，并时常干扰该媒体的电视卫星信号。(国际在线 王楠)
五、基金会赞助的中国精英是不是代理人？
根据完全公开的媒体报道，有两个及其明显的事实：
1、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及政治法律学家，几乎全部为亲美的精英学者。
2、中国亲美的精英学者几乎全部被福特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机构资助过，或者和这些基金会关系密切。
根据媒体报道，受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有：高尚全、吴敬琏、茅于轼、吴敬琏、张维迎、邹至庄、董辅礽、杨小凯、许小年、胡祖六、王岐山、海闻、周其仁、周小川、易纲、楼继伟、荣敬本、厉以宁、林毅夫、樊纲、胡鞍钢、吴晓波、张军、赵人伟、刘小玄、哈继铭等，与福特基金会关系密切的还有社科院副院长李扬、陈佳贵等人，这些几乎就是活跃在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骨干全部名单。.
根据媒体报道，受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政法系学者有：江平、贺卫方（就是把判处杀人犯死刑称为民众狂欢的人）、蔡定剑（主张宪政的人，已病故，NFX大肆哀悼）、于建嵘及大批法官等，这些几乎就是活跃在政法领域的西化派、反共派骨干。除此之外，福特基金会还在新闻、教育、艺术、环保等领域广泛活动，培养资助反共势力。
一个中情局操纵下的基金会，用了几亿美元，就培养了这么一大批反共的知识分子精英，这些人后来几乎全部是政府高官、政府智囊及媒体宠儿，美中情局完全主导了中国改革开放。
受福特基金会等美国基金会资助，且拥护毛泽东、拥护社会主义的学者，微乎其微。
注释：1.Petras, James: “The Ford Foundation and CIA”, December 15, 2001.2.Voltairenet.org: “Ford Foundation, A Philanthropic façade for CIA”.3.Chinadevelopmentbrief.com: “The Ford Foundation”.4.Carnegieendown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Beijing”.5.Carnegieendowment.org: “Beijing”.
六、福特基金会是如何培养资助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
1、索罗斯及福特基金会资助高尚全、茅于轼、吴敬琏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soros.html
索罗斯当时计划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出资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
资助青年学者出国考察，探索经济改革路径1986年10月，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正式成立，首个重要项目就是资助一批经济学家到匈牙利布达佩斯的马克思经济大学进行研究。曾担任吴敬琏助手的柳红在《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详细描述了这次“历史性的匈南考察”。1986年5月中旬，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带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考察团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考察团的主力军是青年。中匈两国经济学家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现途径等问题充分交流。考察团回国后写了10份报告，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非常重视并听取了汇报。
如今翻阅这批赴海外“取经”的经济学家名单不难发现，那些个普通的名字若干年后几乎成了中国经济领域的“豪华阵容。”马凯成为了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高尚全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1988年，基金会每年接到的申请案增加到2000件以上，当年获准补助的个案有209件。其中包括赞助国内专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进修，补助重点放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科。前《光明日报》著名记者戴晴也获得赞助，就兴建三峡大坝造成的生态和社会影响进行深入调查。事后，戴晴撰写了著名的《长江长江》一书。
两年多共计赞助300项目，总赞助额250万美元据不完全统计，基金会在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两年多时间里，共计赞助了中国将近300多个项目，总赞助额250万美元。资金主要用于派遣赴美学者以及接待美国来华人员、进口美国和西方社会科学书刊、建立讨论性质的沙龙，以及资助体改所以及其他文化事业。1989年，索罗斯基金会退出中国。
开放社会基金会联合福特基金会共同资助了致力于客观和真实地分析报道中外NGO动态和发展的《中国发展简报》，并赞助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
福特资助茅于轼与天则http://news.163.com/09/0321/06/54TLCREG000120GR.html
1986年,茅于轼作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http://news.sina.com.cn/o/2010-03-10/170817196697s.shtml1982年年底，赵人伟去了英国牛津大学，1983年的1月，吴敬琏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镇——美国耶鲁大学。
茅于轼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 称直接致房价大涨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作者：殷玉生 2008年12月25日http://house.focus.cn/news/2008-12-25/595163.html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 “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昨日在北京举行。
茅于轼与福特基金会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1/123140.html并不需要特别的留意，你就会发现茅于轼身边有一些人，他们有这么一些共同点：他们大名鼎鼎，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地背着一长串的头衔，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成就，一忽儿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奇谈怪论，一忽儿又是匪夷所思的研究成果。
接受过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各种资助的开头是这样的：
茅于轼：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吴敬琏：1983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
张维迎：1987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英国牛津大学进修
并不是接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就是汉奸，就像不接受其资助仍然可以成为汉奸一样（这并不是指任志强，虽然他为茅于轼等人的某些活动提供了不少资金支持），但我们需要了解福特基金会的一点底细。
美国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
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茅于轼踏上贼船之初，或许出于安全的考虑，也因为国内当时的环境不容，还是比较小心的，最起码没有公开跳出来。如今自知行将就木，苟延残喘之际，想起主子的交代还没有完成，正如那个同样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喇嘛一样，急惶惶扶着着棺材站起来，可惜已经端不得枪，上不去马，能做的只有声嘶力竭地叫喊。就让我们看看他喊了些什么：（见茅于轼《八十回望》）
欢迎殖民论：“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么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喊着喊着就语无伦次了，一会儿要保卫有同胞的国土，一会儿又欢迎殖民了。别的汉奸们只顾跟着起哄，也不帮他兜着点。
放弃钓鱼岛论：“钓鱼岛的争夺更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把争夺钓鱼岛的力气用在国内对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岂不更好．帮助没钱看病的人能看上病，没钱上学的孩子能上学，是不是更有价值．也许有人认为，钓鱼岛虽然现在没有人，也可能将来附近有石油等资源，为什么不值得争夺？但是我感觉大家为钓鱼岛动感情，并不是出于资源的考虑，还是出于主权的考虑．如果是为了资源，根本用不着斗争，坐下来谈判，让政治家退出,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讨论双方利益分配，得出双赢的结果，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道路。也可以拿它竞价拍卖,出钱多的一方获得开采权.所出的钱成为放弃一方的补偿。”
——茅于轼此论，估计能气得他父亲和伯父坐起来。他这话看起来是同时对中日说的，貌似不偏不倚，实际上是配合他的日本主子的，那边已经把钓鱼岛围得铁桶似的，这边喊别争了别争了，自然是喊给国人听的。
汪精卫救世主论：“从人民的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可能是绝然相反的.卖国求荣的汉奸当然不耻于人类.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
——既为汪精卫翻案，又把贬岳飞一番。茅于轼急了眼，居然要改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了。
茅于轼虽然说起话来倒三不着两的，可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改写中国历史，首先要从年轻人入手。
他趁着到处演讲的机会，诅咒愤青们抵制日货“愚蠢”，而他不抵制日货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买日货，对自己也有好处，没有好处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不买了，就没有好处了。用损害自己的办法损害别人，何苦呢？”看来茅于轼不知要改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还要改写世界史了。
为了颠覆青年们的价值观，茅于轼诱导他们把人生的目标设定为“享受人生”。“一个人到底伟大不伟大，取决标准在于看是自己享受的同时，能带给别人也享受，还是破坏别人的享受。”前几天又看了一集《我的兄弟叫顺溜》，顺溜为了完成狙击日本将军的任务，眼看着日本鬼子糟蹋了自己的亲姐姐，杀害了自己的姐夫。茅于轼一定是不屑看这些东西的，因为按照他的理论，假如日本人骑在他姐姐的身上，日本人享受，如果他姐姐也享受，他就不能去破坏别人的享受的；如果他姐姐痛苦挣扎，他一定会像汪精卫一样，“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劝道：“太君且慢，我来铺上块垫子”。无耻的汉奸！
18亿亩红线错误论：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看到最近有官员接受采访，倒是斩钉截铁宣布坚持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然而对于茅于轼所唱的反调，该官员只是认为属于“学者认识不足”，居然还亲自跟茅于轼讨论此事。这就值得我们警惕了，相对于汉奸们的包藏祸心来说，官老爷们的麻痹大意可能危害更大。
粮食安全是不是个问题，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如果茅于轼到齐国故地山东淄博去，街头上随便找个小学生请教两千多年前管仲在粮食问题上如何“三策兴齐”的，孩子们会准确地告诉他关于服帛降鲁梁、买鹿治楚、买狐皮降代的故事，齐国不费一枪一弹，收降鲁、梁、代三国，而楚人降齐者十之有四。美国人可能不知道管仲，但他们在控制中国大豆的原料、生产和加工市场上的做法，跟管仲如出一辙，现在玉米、蔬菜都出现了类似的迹象。郎咸平教授已经分析得很透彻。
基辛格有句名言世人皆知——你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你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全人类。连美国人布朗都早在1994年就写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报告，可茅于轼还是咬牙坚持“粮食安全不是问题”——“我问了很多英国朋友、美国朋友，包括日本人，我说你们国家的粮食安全靠什么保障？你们是不是有一条什么红线？他们都没有的。”美国对粮食生产采取巨额财政补贴，这比任何红线都要厉害。日本人即使把每一寸土地都用上也只有40%的自给率，他们不是没有红线，而是把红线划到了国外，在巴西、非洲和中亚疯狂囤积了超过国内面积3倍的农田。
然而这就是茅于轼的逻辑——他问美国人有红线吗？没有！再问日本人有红线吗？也没有！美国日本都没有，中国还有什么必要有？由此我们知道天则研究所所谓的一年的专题研究是怎么做的。
2、《瞭望》：福特基金会让人震撼http://news.sohu.com/20090126/n261954720.shtml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有媒体在报道中对此评价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和公益界求‘钱’若渴的时代，这是他连续9年连任三届‘首席代表’的必然结果。”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在采访中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说，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 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让这位经常参加高规格会议的人士震撼的是，据说，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花费了大概 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每年在贸易上有数千亿美元的顺差，但在学术和政策影响方面则存在着巨大的逆差，“对此我们得好好算算账，这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包括智库的观点、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太重视看得见、有形的、物质的东西了。”
3、WQSH：我曾经申请福特基金会的资金：
“盖特纳财长 1981 年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学习，也包括他的令尊大人。我跟盖特纳的关系，在网上他们说我们俩应该是一种我是他叔叔的关系。 因为他的父亲老彼得是原来福特 基金会驻华首代。在八十年代那个阶段，我曾经跟他父亲去申请福特基金会的资金，做研究 项目，所以工作上有联系。按照中国人讲，这工作上发生联系了，孩子就得叫对方叔叔，或 者叫伯伯。”
4、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http://news.qq.com/a/20090610/000860.htm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3-1994） 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基金学术委员会委员（1993-1998） 天则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 ）
5、周其仁http://business.sohu.com/20100129/n269918217.shtml在美国新任财长盖特纳六月一日到访北大CCER时，主持人周教授黑色西装、蓝色领带，整齐笔挺，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只听大源教授说，盖特纳的父亲彼得•盖特纳曾经参与了CCER的资助筹建，我也曾听周老师提过，他当年赴美访学也曾受到彼得•盖特纳所在的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6、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副行长易纲http://video.caixin.cn/2011-10-14/100314276.html熟知彼得·盖特纳的中国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老盖特纳，这是因为他是现任美国财长 蒂莫西·盖特纳的父亲。他曾在福特基金会工作28年，并成为基金会的首位驻华代表。因此，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要融入世界，人才极为匮乏，急需大批谙熟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人才。福特基金会及时推出了“福特人才培养计划”，资助大批国内精英到美国著名大学学习、研修，这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各类人才。这些人回国后成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骨干力量。盖特纳告诉我们，包括现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经济学家易纲等都曾得到福特基金的项目资助。
7、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 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http://www.bijiao.net.cn/other-7.htm1994年8月，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共同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了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的国际研讨会，因该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以现代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有学者将其与开创宏观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巴山轮会议”相对应，称之为“京伦会议”。
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与财政的配套改革 记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 http://wenku.baidu.com/view/c533fa0202020740be1e9b10.html
【作 者】肖梦 1994年8月23-25日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是由国家经贸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两个课题组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在过去的几年内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由于会议准备和组织的充分，邀请的国际国内经济学家和专家都是相当具权威性的，因而，京伦会议受到肯定，被认为是一次颇有成效的、将微观经济学在我国推向一个新的水平的会议。
8、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1210/11167084464.shtml
朱民，男，1952年出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2003年至2009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负责集团财务、司库、内控、法律和合规、战略和研究；2009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10年2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担任其特别顾问。主要从事国际金融、银行业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先后获中国青年经济学研究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奖，全美应用经济学研究杰出奖，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第一名等。
9、厉以宁
1993年，邹东涛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同意，进入北大经济学院作访问学者，参与厉以宁教授主持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关于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课题研究。
10、长期受福特基金会资助： 林毅夫
1993年福特基金会开始帮助中心发展的时候，在北京的项目官员是史蒂夫。正如林教授说的，80年代林毅夫跟他见过面，想回北京，促进中国经济教学的发展。后来1993年林毅夫回来了，正好他在北京做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林毅夫去找他，希望成立这么一个中心，校长也已经同意了。目的是一方面进行最高水平的经济研究与教学。另一方面，跟国外最好的高校经济学中心保持很密切的关系，他认为这个梦想很好，马上同意资助。中心1994年就成立了，开始的时候发展计划并不宏伟。没有想到两年之后就已经成为名气越来越大的经济学中心，教的学生多起来了。新来的学者专家云集，著作累累。
11、福特基金会长期资助樊纲
国民经济研究所
西方发达国家一致认为樊纲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其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一直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12、胡鞍钢
1995年初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95年经美国华盛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评选，获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资助”。
13、吴晓波:为中国的企业立传
2003年左右，吴晓波陷入了焦虑之中。
两年前，他写了一本研究中国企业失败案例的《大败局》，一经出版，短时间内销售达20万册，创下了财经类图书销售的奇迹，之后6年内重印28次。随后，企业竞争寓言《穿越玉米地》和分析案例的《非常营销》，虽然都保持了稳定的销量，还是未能企及《大败局》到达的高度。
就好像一个侠客拿着一把刀，走到大街上，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砍杀的目标。吴晓波为找不到一个好的题材而苦恼。
2004年，在福特基金会的邀请下，吴晓波到哈佛大学做民营企业的课题。在那里，他惊诧于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生活的一无所知，即使是来自台湾、香港的学者，对大陆的认识都是“概念性的、意识形态的，带着许多想象”。此时，吴晓波已经写了六七本财经类书籍，内容涉及中国的乡村经济、国有企业等。
14、张军：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程度还“浅”
张军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他是当今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增长和发展政策有深厚的研究。他兼任多个地方政府的咨询顾问，曾参与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欧盟、南非等研究与咨询项目，是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过去十年间，他是Wilton Park Conference、The Chatham House、The Chicago Society、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The Brenthurst Foundation、The Forum Asia（CASA）、Mizuho Global Forum、财富论坛、福布斯论坛等特邀演讲嘉宾。他新近出版的著作包括《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改革、转型与增长：观察与解释》、《这样的故事最中国》，以及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Cengage Learning,2009）和Economic Transi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irty Years ofReform and Opening Up（McGill-Queen University Press，2008）等。
15、邹至庄、杨小凯、许小年
为了帮助中国学生出国留学，邹至庄热心联系，牵线搭桥。1985年、1986年、1987年三年，由他主持、联系，福特基金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办了三届“福特班”（邹至庄在美国汽车业界影响力极大，著名的“邹测评”即是对汽车产业的预测，该论文在美国实证经济学方面是引用率最高的），每年有若干来自欧美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在西方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精英人物前来执教，“福特班”实际上成了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摇篮，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发展、为推动中外经济学学者之间的交流开辟了一条重要渠道。福特基金会还每年资助60名学生去美国留学，选拔考试由邹至庄亲自出卷，国家教委出面组织，命名为“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在全国重点高校中选拔佼佼者。如今已成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周林，当年是第一届的第一名，他说，那是美国学校了解中国学生的开端，为后来大批中国学生留美搭了桥。杨小凯经历坎坷，在文革中因直言坐过10年牢，没有上过大学却写出了高水准的教材《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1983年，邹至庄在武汉讲学，见到了杨小凯，惊喜于他的才华，很快为他联系到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杨小凯于2004年不幸因癌症逝世，他的遗孀吴小娟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当时由于杨小凯的政治背景，出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邹至庄教授亲自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写信，希望能够给予帮助，此信后转到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办公室。在刘校长的协助下，杨小凯带着仅有的30美元，一个人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有幸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高手迪克西特、格罗斯曼。在普林斯顿博士考试很难，邹至庄常常打电话告诉杨小凯考试成绩，给他鼓励。经邹至庄如此“间接”培养的英才，有谢丹阳、陈松年、许小年等等。李稻葵1985年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不巧错过了“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申请日期，就和另外几个获得留学资格的同学一起作为访问学者，去了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那时候访问学者年龄普遍偏大，被称为“老访”，20岁出头的李稻葵就成了哈佛校园里最年轻的“老访”。
徐滇庆：悼念杨小凯http://finance.sina.com.cn/jingjixueren/20040719/0948878597.shtml不久小凯和我先后来到美国。小凯在普林斯顿，我在匹兹堡。1985年夏天，我接到小凯的电话，他和钱颖一、于大海正在筹备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研讨会，还从福特基金会申请到了5000美元的经费。当时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5000美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很佩服他们三个的本事，当即表示一定如期来纽约赴会。这次研讨会在纽约总领事馆召开，会议开得非常成功。邹至庄和茅于轼老师都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林毅夫、海闻、田国强、左学今、汤敏、左小蕾、杨文艳、王辉进、文贯中、张欣等人。正是杨小凯在这次会议上发起成立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16、“福特班”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办的三届“福特班”，被喻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摇篮，其资助就来自美国福特基金会，当时该基金会每年还资助60名学生去美国留学，不少人现在都已成为中国经济界的知名人物。
许小年、胡祖六
因为中方原因，“邹至庄留学计划”只举办了三期，但是影响深远，堪称经济学界的“幼童留美计划”：一方面这些学生几乎人人都成就斐然，杨小凯、李稻葵、周林等著名经济学家均受益于此，方星海、许小年、胡祖六、李山等财经名人亦系出此间；另一方面，示范作用使得经济学从此成为显学，“只要给予机会，中国的学者和学生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经济学”。
福特项目培养出了数百个经济学博士、一流经济学家
在经济学教育方面，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进展――现代西方经济学开始被引入到中国的大学课程中。在教育部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们建立了两个经济学研究生培养中心――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至1995年），复旦大学（1988年至1993年）。培养中心会邀请一些国外知名经济学家来教授现代经济学课程。同时通过与教育部的合作，我们设立了一个项目旨在选派研究生去美国和加拿大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些项目培养出了数百个经济学博士，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中国和北美地区的一流经济学家，也有在顶尖的经济学院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国的顶尖学校都很有经济实力，它们提供的薪酬在国际市场上也很有竞争力，并且能够在每年1月份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招聘有能力的青年研究人员。
中国教育部与美国福特基金会1984年达成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
2010年06月23日 17:27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北京6月23日电 (记者 马海燕) 中国教育部与美国福特基金会1984年达成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当时成立了由黄达教授担任主席的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成为该项目的首批实施者。自1985年起连续十年举办了10届培训班，共有417名优秀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参加了培训。罗伯特•蒙代尔、尼古拉斯•斯特恩等六十多位经济学家都曾为该班学生授课，教材也采用的是当时美国最新经济学教程。
纪宝成说，该项目的25年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曾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但在邹至庄、帕金斯、黄达等经济学者的推动下，该项目即使在最困难时期也没有放弃。1989年8月23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到访的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委员会主席邹至庄、帕金斯教授一行，成为当时中国领导人接见的首批外国代表团。这也为中美交流开辟了重要渠道。
时至今日，培训班学员都已成为中美两国高校、研究机构、政府和知名企业中的骨干力量，在提高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水平，缓解国内高校优秀当代经济学师资短缺问题，促进中美经济学教育与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完)
福特基金会设立的一个经济学家培训项目 美国财长盖特纳：中美要建全新双边关系
2009-06-01
新闻晚报 在北大期间，盖特纳还将与之前的老师碰面，并参观福特基金会设立的一个经济学家培训项目，这一项目正是在他父亲老盖特纳担任福特基金会亚洲事务负责人时设立的。
17、赵人伟
1987年，美国福特基金会开始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并计划资助国内的一些经济研究。福特基金会与时任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的赵人伟达成了合作协议。福特基金会赞助了20万美元，赵人伟等人因此开始了中国研究机构最大的一次付费入户调查。
18、刘小玄与董辅礽
刘小玄曾经参与董辅礽领导的课题组的工作，她回忆说：“董老非常重视经验数据搜集和实证调查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吸纳西方的先进方法为己所用。他经常为青年学者创造出国学习和进修的机会，让他们把学到的国外先进方法和理论带回国内生根发芽，为了推进研究方法的更新，他力争到了福特基金会的研究经费，为所里购置电脑，建立计算机房，进行调查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在我印象里，他是一个充满活力、思想不老的学者。
19、哈继铭
学历： 经济学博士，美国堪萨斯大学，1993年 经济学博士生，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1987-88年 管理学硕士，复旦大学管理系，1987年 福特基金会经济学培训中心，人民大学，1985-86年 管理学学士，复旦大学管理系，1984年
20、胡舒立
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任《工人日报》记者；1985年，美国“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破格邀请她到美国“访问”5个月，1992年任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部主任；1993年，胡舒立赴美国接受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C0FJ)的专业培训；1994年胡舒立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一年发展经济学，1995年，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颁发给她“杰出新闻记者奖”；1998年胡舒立回国创办《财经》杂志。
21、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
社科院李杨批张宏良--谁给了他们裸体做“俯卧伸”的勇气？
俞飞龙 2008-7-8
昨天晚上，一个朋友给我发来7月6日社科院“银行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长达5万余字的全文记录，仔细阅完不禁拍案而起——我能够想象中国精英为了利益可能无耻，但我没想到某些精英今天竟会无耻到这种程度！当世界各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都在不停地修改政策，限制其他国家参与本国战略领域投资的时候，中国精英们竟依然在不断地把中华民族的战略产业贱价出售——“继续扩大金融领域的开放”，荒唐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清朝战败后与列强签订的、直到今天仍被我们视为耻辱的所有卖国条款——今天上午我特意查了下，当初清朝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厦门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天津条约》、《中俄密约》等等，都只是割地赔款，开埠贸易，还没涉及到允许外国势力参与可以影响甚至控制本国经济的金融行业。甚至在国内舆论对此一片哗然之后，竟还敢于公然在人民网上全程直播他们几乎赤裸裸的卖国主张。在这个几乎汇聚了当前金融界大腕的学术会上，一干人把“引进经验”与“分享利益、分享权力”混为一谈，把“规避金融风险”的道路定向为必须“邀请外国资本参与”，把“账面溢价”（回避了金融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本质）变成“开放有功”的依据……谁给了他们如此大的胆量？谁让他们如此飞扬跋扈、敢于公然与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敌？谁让他们能玩弄中国未来于股掌之间？请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记住这群公然在“银行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上做“俯卧伸”的“学者”——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杨、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全国人大常委辜胜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宋逢明、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郭世坤。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杨因卖国有功，被升为社科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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