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31日星期二

“蒙古族人的忍耐到了極限”,示威只是開端

  《明鏡月刊》記者黃舒心/中國政府的邏輯很簡單,由於他們沒有信心能解決問題,也沒有信心面對自己的問題,因此需要找個責備的對象。
   蒙古族牧民被撞死的事件,引爆內蒙古30年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潮,比起藏人和維吾爾人,一向少有上街運動的蒙古族人團結起來發聲,令中國政府緊張,也 讓流亡蒙人訝異。民族心理學教授提醒,金錢援助只是幫助一個民族的方式之一,瞭解、尊重一個民族,或許比金錢更有效。而蒙古人權組織負責人則明白指出,蒙 人為中國的發展貢獻良多,但本身的牧場卻遭破壞、文化逐漸喪失,此次示威只是個起步,未來還會繼續通過非暴力的方式爭取權益。
  牧民被撞積累情緒爆發
   內蒙古礦藏豐富,早在1980年代中期,許多地方就開始大規模開礦,但濫採、草原生態遭破壞、粉塵污染及噪音等問題也十分嚴重,引來牧民的不滿,牧民與 工人的衝突不時發生。這次大規模示威的導火索是一場被認爲是蓄意的車禍:5月中,兩位牧民因為抗議採礦,在試圖阻攔運煤貨車開進草原時被撞身亡,司機撞人 後逃逸,內蒙古人累積多時的憤怒情緒爆發,許多地方出現示威活動,多所學校的學生也加入聲援行列,走上街頭。
  當局隨即派出鎮暴警察, 將公園與其他公共場所圍攔起來,嚇阻參加集會的群眾,禁止學生走出校園,切斷網絡、無線信號裝置。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則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對於境外有人 利用此事煽風點火,製造事端,我們認為都是別有用心。”《聯合早報》報導,一般相信,中國官方認定的境外勢力是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 (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er,SMHRIC)。
  根據“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的網站,該中心的宗旨為傳播人權訊息、促進蒙古族權益、鼓勵內蒙的人權與民主草根運動和教育、促使國際瞭解內蒙古的各項問題,最終於內蒙建立民主政治體制。
   對於境外勢力煽動示威的說法,“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創辦人暨主任托格霍克(Enghebatu Togochog)在接受《明鏡月刊》採訪時表示,中國政府只是希望找個名目給他們安上,“我們確實支持內蒙古的示威,但這是在事情發生後才給予支持,我 們沒有在事前組織行動。”托格霍克笑稱,中國政府的邏輯很簡單,由於他們沒有信心能解決問題,也沒有信心面對自己的問題,因此需要找個責備的對象,“南蒙 古人權信息中心”就是替罪羊。“這不是新聞了,我們做的就是忽視這樣的指控。”

“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創辦人暨主任托格霍克。

   出生於內蒙古,在當地成長、受教育的托格霍克,1998年前往美國,2001年創立“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他坦承,這次內蒙的示威,連他們都感到訝 異。“中國政府沒料到會出現這樣的場面,他們很緊張,擔心示威會擴大到全國各地,他們也很訝異,其實流亡的蒙古人社群也很訝異。”托格霍克說,雖然他們認 為有一天總會出現示威行動,但“我們根本沒料到是現在,而且會這麼快變得如此大規模、影響到整個內蒙古,我們也受到鼓舞,感到振奮。”
   托格霍克讚揚示威者表達不滿的方式,完全非暴力,完全以精神力量(soul force)爭取權益。“我們不知道示威是誰發起的,我們更覺得是人民自發的,沒有某個領袖或組織,就好像世界其他地區的革命,例如突尼斯和埃及,都是人 民的革命,而不是特定的某個宗教領袖或組織的革命,或許這是蒙古人與藏族和維吾爾族不同的地方。”
  “蒙古族人的忍耐到了極限”
  提到藏族與維吾爾族時,自然聯想到的領袖人物為達賴喇嘛與熱比婭,相較之下,蒙古族確實沒有一位代表人物,且與藏族和維吾爾族不同,蒙古人較少發起街頭運動,使得這次的示威顯得特殊。事實上,在內蒙古地区2400萬人口中,蒙古族人口佔不到20%。
  托格霍克對《明鏡月刊》指出,雖然蒙人、藏人和維吾爾人在歷史、文化等許多方面很不一樣,但整體來說,中國政府都沒有出台良好的民族政策,解決蒙人、藏人和維吾爾人的民族問題,所以三個民族可說處在相同的情況下,承受同樣的痛苦。
   不過托格霍克認為,蒙古人在一定程度上,情況比藏人和維吾爾人更差一些。“藏人在國際間受到的關注度很高,他們在其他國家有許多的支持者,以整個國際社 會來看,藏人擁有相對多的流亡社群。維吾爾族的國際關注度沒有藏族高,但仍勝過蒙古族,他們同樣有國外的支持。蒙古族的流亡社群相對來說小得多,而藏族、 維吾爾族的流亡社群比蒙古族的更具經驗、更年長。”
  托格霍克對《明鏡月刊》解釋,三個民族的抗議原因也有不同之處。對藏族和維吾爾族而言,最主要的是宗教問題,特別是維吾爾族的憤怒,部分反映在針對中國政府的言論上。中國當局將維吾爾族與阿拉伯世界、穆斯林國家、恐怖主義連結起來,使得該民族再也無法默不作聲。
   蒙古人此次的示威,主要訴求為嚴懲輾死牧民的肇事者、保護蒙古族人的權益、牧場和文化。原本擁有放牧文化與獨特傳統的蒙古族,被大量漢人與其他族裔移民 “稀釋”後,民族文化與認同正逐漸淡化。蒙古族作家巴雅古特便指出,蒙古人賴以維生的牧場不斷遭破壞,自家門口不是挖煤坑就是蓄油池,“一開始,牛羊經常 掉油池而死,但沒人負責;現在是車輪敢從人頭上輾過,且有人縱容。”“草原的富饒,今天不再為蒙古人帶來幸運,帶來的反而是不幸。”現在,樂觀、文靜、包 容的蒙古人生氣了。
  “蒙古人總是安靜做事,不說太多話,但他們也會默默地衡量、評斷每一件事,一旦時機對了,會站出來作戰。”托格霍 克對《明鏡月刊》說,蒙古人示威的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走投無路了。“蒙古族是一個非常能‘忍’的民族,但他們的容忍度已經到了極限。”托格霍克認 為,這次的示威只是一個變革的開端,但仍是非常好的跡象:人民能夠逐步要求更多,最終獲得想要的自由。
  中國政府胡蘿蔔加大棒
  為了平息眾怒,政府除了對內蒙古嚴加管制外,也宣佈多項優惠政策,包括巨額的金援發展計劃、學生資助計劃。中共內蒙古自治區書記胡春華強調,兩起案中撞死牧民的司機都已被捕,將“依照法律程序,從重從快予以懲處”。
   托格霍克對《明鏡月刊》表示,政府處理示威的第一步,通常都是極力將事件影響力最小化,當事態平息後,便開始懲處所逮捕的示威者,殺雞儆猴,接著持續保 持高度警覺,必免再次發生示威。但這次的示威出現非常“有趣”也非常鼓舞人心的進展,那就是政府在示威仍持續的當中,便公告新的政策。
   其中最重要的政策,要屬採礦相關條例。內蒙古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2009年時,內蒙古超過山西成為中國最大的煤炭生產地,在過去幾年裡,採礦業,尤其 是採煤業,有了明顯的成長,2010年時,全中國就有24%的煤炭來自內蒙古,2011年的煤炭產量預計超過8億噸。該地區還有將近全國總儲藏量90%的 稀土礦藏。但內蒙古的礦藏區大多為少數民族聚居區,採礦帶來的生態環境破壞,一直是附近居民抱怨的問題之一。
  內蒙古示威爆發後,自治 區政府祭出“保證煤炭工業健康、有序、和諧和綠色發展”的政策,要求迅速對損害群眾利益、破壞生態環境、擾亂礦業發展等違法行為進行排查,立即停建、停 產、整改存在安全隱患的煤礦,內蒙政府也將研究制定礦山開發與草原生態保護長效機制,自治區煤炭工業局被要求與自治區煤礦安全監察局一同確保煤礦的生產安 全。
  “在藏區發生的示威,通常都在示威平息後,政府才會推出新的政策,但這次,內蒙古的示威可說在沒有完全平息前就取得一點成績。” 托格霍克對《明鏡月刊》分析,這次內蒙示威的目標非常明確,所要求的都是在中國政府合法框架下允許的權益,甚至沒有提到人權、任何政治權力,或是獨立、民 族自決的字眼。“蒙古人向世界證明了,即使中國政府很強大,仍然有方式增加人們的自信與影響力,向政府爭取權益。”
  而採礦政策寓含的 意義,托格霍克認為可從兩個方面來說明。首先,採礦等於在剝奪蒙古族的自然資源,“沒有人會歡迎採礦者進入他們的土地,開採礦井已經破壞一次土地了,他們 把煤炭運到北京等城市後,又破壞了一次土地,這些是蒙古人的牧地,蒙古人必須放棄這塊地,遷移到其他地方。”其次,採礦觸及了更深層的文化層面問題。“他 們強制改變蒙古族的傳統生活方式,連帶讓蒙古族的民族認同、文化等元素也面臨危機,在中國高速發展下,蒙古人必需付出這樣的代價,卻得不到回饋,這是最核 心的問題。”
  因此,托格霍克認為,牧民被撞死的事件反映出的根本問題是中國的民族政策,不論是文化同化、經濟刺激、生態破壞、人口遷移等等,都是中國政府需考慮的問題。
  蒙古族民衆對於如何解決民族問題,有著不同的意見,其中也有要求獨立者。在紐約成立的“蒙古人民黨”就是一個要求內蒙古獨立的政黨。托格霍克對《明鏡月刊》解釋,即使有部分人希望內蒙古獨立,但由於很難進行一個全面性的調查,因此他們無從得知大多數蒙古族人的想法。
   “就我所知,所有的蒙古人都希望從中國政府的控制中獲得自由(free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ontrol),我不知道獨立、自治,或是其他形式的體制,哪一種對蒙古人來說更恰當,但有一點很清楚,蒙古人不希望生活在中國政府的高壓下,他們想要 更自由的生活。”托格霍克認為,蒙古人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未來該如何走,但目前最直接的問題,不是獨立或自治,而是最基本的自由沒有獲得滿足。“這包括言論 自由,有了基本自由後,才能進一步讓蒙古人決定自己的未來。”
  處理民族問題,尊重比金錢更有效
  中國政府對少數民 族地區,包括內蒙古的建設,投入大量資金,可謂有目共睹。2011年開始的“十二五規劃”,定下了內蒙古自治區的經濟發展方式方向,將規劃建設40個營業 收入超百億元的產業園區、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不過,在物質生活的提升外,對少數民族心理層面的關注,或許更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研究民 族心理學的美國俄亥俄州托利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ledo)文理學院院長黎岳庭在接受《明鏡月刊》採訪時表示,在政府大力發展內蒙古建設的情況下,內蒙古人仍站出來示威,表明經濟建設和投資只是一方 面。“人是有尊嚴的社會和心理動物。 對人的尊敬和了解再加上實際幫助才會非常有效。”
  黎岳庭也提醒,在處理內蒙古議題時,也需注意其他國家的利益問題。“內外蒙古在語言文化和地理位置是相同的。但是外國,諸如,俄羅斯、日本、美國等國,在外蒙有其直接利益。”因此,需注意外部勢力惟恐中國民族關係不亂。
  在境內,中國政府與領導者應該有一套民族和諧和融合戰略計劃或百年大計,處理民族挑戰,這樣的計劃應該是長期的、人道的,包括經濟上和民族心理上的幫助、合作和大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如果沒有這種戰略計劃或百年大計,以後還會面臨更嚴重的民族挑戰。
  身為中國少數民族之一黎族的黎岳庭建議,必須要有受漢族和非漢族的少數民族所接受和尊敬的第三種力量,即海內外專家和民族心理學學者,參與制訂和實施這一長遠大計。
  “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經濟成功非常重要, 但是社會和諧、社會公平、民族融合、民眾關係的滿意度也同樣重要,甚至可能更為重要。”黎岳庭對《明鏡月刊》說。

2011年5月29日星期日

联邦党人建国纲领06:军政策略—指导思想

 

军政策略篇
    要打败一个对手,就要先了解一个对手,共产党是如何打败国民党的.
    有人说是特务渗透得厉害,有人说是苏联的扶持,当然各方面的因素都有,复杂事物的发展绝对不会是孤立因素的存在
    政治策略上,共产党使用了暴力和谎言两大法宝作为基准发展方向.这就是马克思的伟大之处,他对下层人民的了解,人民相信的不是谎言本身,而是 相信谎言赋予的利益和绝路中唯一的出路,所以《人民日报》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天堂式的吹嘘,共产主义社会是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用现在的话说,这叫洗 脑,先把人拉上贼船.仅仅上贼船是行不通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预期心理,就是我投入多少时间,精力,风险来达到目的,一旦超过了就会心理动摇.所以暴力就 用上了
    1,下层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生活条件很差,缺乏思考问题的能力.
    2,暴力可以产生宣泄的快感,次于吸毒.能够疯狂吸引常年压抑的人们.
    3,最重要的,暴力可以产生仇恨,下层人民会因为芝麻大的事仇恨一辈子,而对于别人天大的恩惠可以瞬间反咬一口,南京徐老太就是好例子,被救 的时候感恩戴德,在钱面前马上翻脸,并且老太的儿子是当地派出所所长,他无论是经济能力还是对法律的认识都尚且如此,何况普通小民.所以一旦有了暴力,这 些参加共产党的人就会对当局政权产生越来越大的仇恨,特别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动不动就杀人,而且不杀光,就这样互相的你杀过来,我杀过去,使当初那 些天真投奔共产党的人走上不归路.所以现在越是文明发达的国家,武装警察在面对游行示威的时候总是超限度的容忍,全面防御为主,否则一旦产生武力冲突,共 产党就有了市场.
    中国共产党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的一切行为都在马克思的预料之中,而且是马克思故意的,被洗脑过的人需要的仅仅是一个理由,而根本不在乎这 个理由是否合理.传销集团里面就两种人,一种是不知道被骗的人,每天狂热的投入,一种是知道被骗了,因为投入太多也只能狂热的投入.每天他们互相骗,为谎 言圆谎,共产党的组织内部本质也是一样.马克思经典的工资是劳动时间决定的,其实同样的工作在同一个城市,市中心发达的地方和城边偏僻的地方即使一模一样 的劳动,工资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和偏远的小城市,差距会更大,因为生活最低消耗就不同,大城市一碗面二三十?落后地区呢?两三块。一模 一样的工作,台资企业给台湾人发3-5万,给大陆人3-5千.他们是按照各自地区生活水平发的.他的剥削理论是经不起验证的,再举个例子,谷歌公司创业初 期,即是老板也是员工,企业规模照样上亿,他在剥削谁?他是剥削他自己发家致富的?马克思故意把智慧劳动隐瞒了,而智慧劳动的投入要远远高于体力劳动,从 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等等,还要大量的资金,研究和创新.为什么共产党统治的地区搞不出什么科技呢?比如中国毛时代造火箭的还没有卖茶叶蛋的收入多.谁会 傻乎乎的搞科研,即使有人搞科研,那些不劳而获的人却天天千方百计的在背后算计你要你的命,你还敢搞科研吗?辛苦几十年还不如拍领导几句马屁管用.
    总结马克思为共产党设计的这个政治策略的步骤
    1,先分析对象的各种行为,这些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 先了解你面对的这些人真实的一面.
    2,这个方法应该具有超强的吸引力和非常简单的自我复制性
    —— 找到对象最强的需求并吸引他加入,而这个方法是任何人都可以马上复制并传播
    3,一旦对象上钩就不能让他有退出的想法,并且不管真心还是假意都誓死追随.
    —— 必须要设计好陷阱,让对象毫无退路,即使拼死也要一搏,就象赌徒一样,输的越多,越要赌下去,赌得倾家荡产,最后跑路甚至自杀.
    4,然后在假设中不断沙盘推演出最简单易操作的方法.
    —— 通过2,3的步骤对假设的方案用1进行沙盘推演,并得出高效的方法.
    好,根据前面的步骤:
    1,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共产主义思想流行的地方,普遍经济落后,原始野蛮.
    人们本来就没有受良好教育的环境,更没有受教育的经济条件,这决定了这些人本质上对自我行为的控制更多的还是原始的人性或者说是兽性.
    他们极容易满足,不求上进,喜欢保持现状,思想懒惰,欧美发达国家在非洲就很难办厂,那些人只要有一日三餐就非常的满足,拒绝接受教育,接受培训.
    在生存的过程中,完全就是生物的本能,既眼前利益最大化考量,非常的短视,既越是下层的人越是走一步看一步,没有长远的规划.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利益而服务的,包括人际关系,甚至道德.正所谓穷居闹市无人理,富在深山有远亲.那些吃吃喝喝,声色场所哥们义气的人是为了 什么,是建立人际关系,然后通过关系互相牟利.共产党为什么允许开后门,这也是政治考量,走后门的人得到好处而依赖共产党并成为线民甚至特务,或者活的宣 传工具,这就是交易.道德真的有用吗?中国人的道德就是两个字——伪善.特别是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人,虚伪得恶心.道德也是传销化,比如雷锋,他在那个 时代有高级干部没有的手表,照相机等等,明明就是造假,但是你会听到别人说,只要是好心就可以造假.骗那些单纯善良的人做好事,还是南京徐老太,这种类似 的例子其实非常多,只是共产党的媒体不报道这样的反面新闻而已,法轮功说的器官活摘,我没有见过,但是我却100%相信,因为我们这里就有人被活活的摘了 器官,一孩子消失几天又回来了,身体虚弱,到医院一检查,少器官,不久就死了,真人真事,有家庭住址,现在想想十多年前,我的公务员爸爸妈妈的中学同学们 天天晚上父母亲自接回家,原来如此,他们是给屁民辟谣,而老百姓又都是唯心主义者,怎么对自己有利就信什么.就像十年前有个《盲井》,反映的是同乡把同乡 杀死在矿井里面然后冒充亲属拿补偿款,那是禁片,但是现在再来看,这样的事情很多.徐老太的例子在我们这里也有很多起,本来是好心,但是如果当事人有伤, 动不动就要赔几万块甚至十几万,没有伤也要到医院去花个几千冤枉钱.这就是老百姓的心理,共产主义一切以利益为中心,顺便敲诈发点小财,所以说现在的人冷 漠是血淋林的教训培养出来的,传销过了高峰期就会直线向低谷进发,现出原形.
    道德的繁荣和衰落是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繁荣和衰落的晴雨表.他们成正比关系.当大家觉得传销集团能给予许诺的利益时自然装出伪善,反之则撕破脸皮。所以推特上有人说苏联的解体是因为道德堕落到所有人都无法容忍的地步,而这个表现的背后反映的就是政权衰落到了低谷.
    我们回归前面的结论,就是共产主义国家,一切一切都是为了物质利益,其它的都是为利益而做出的伪装.这也是很多知识分子愿意被共产党收买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你救的这些人对你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咬你一口,共产主义的组织结构体系本质就是传销式金字塔体系,就是一级一级骗,越往下越吃亏,越往上越占便 宜,为什么很多明明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就象林语堂说的还自以为自己是统治者,你看那些传销集团,下线往往满脸春风得意,干劲十足的样子,而上线看起来却非常 谦卑但是眼神里面却时不时露出狡诈地给下线,洗脚,端饭,打气,看起来低三下四.这和共产党一样,共产党老说自己是仆人,劳动人民是伟大的,逢年过节给偏 远山区的乡民打两瓶青油,再说一些吹捧的话,乡民就晕乎晕乎,三呼共产党万岁了,但是乡民无论怎么勤劳,天时地利怎么好,还是贫穷,为什么农民不要家里的 房子,土地,宁愿在外面打工也不回家,即使好好的房屋烂掉,虽然乡民不知道传销,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封建统治的最底层下线,只要往金字塔上走一级,那么生 活质量也会有质的改变,农民种地,种子,化肥,机械设备等等必须的生产物质都被太子党掌控(有个现象就是农民以及社会越底层的老百姓越是觉得垄断的物资价格非常稳定,越是觉得所谓国家控制非常好,一看到利益就完全没有了正义而盲目认为共产党好,当然从现实中仔细研究做生意的,创业的农民却对共产党的鬼把戏有免疫力,也就是说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管他们处于社会那个阶层也不会被骗,反之对共产党则是盲目崇拜并以暴力维护),今年收成好,明年马上提价瞬间搜刮掉农民大部分劳动成果,还不 说什么提留之类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为什么免了农业税农民还是不愿意回去种地?这和银行一样,今天停了十项收费,明天马上巧立名目设二十项,大多数农民唯 一的盈利,一头猪都要收三十多道苛捐杂税,农民能富起来?现在农民都只养一两头自己吃,现代化的养猪场已经代替了传统养殖,整头猪就象是个化学怪物.
    中国的法律也是根据底层老百姓而量身定制的,老百姓喜欢眼前利益,喜欢占小便宜,所以法律就必须人治,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既可以给管理机构盈利的空间,又能满足底层老百姓的心理,所以当今社会,有钱人都是公开喊话,一个人20万,给我往死里打,而底层老百姓在利益面前往往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拿了钱就可以不顾公理,正义,良知,自己的父母姐妹再怎么被迫害,冤屈都置之不理,当然遇到极少数有人性的就会出现大的群体规模事件,比较典型的法律就是车祸,即使车一动不动,有人故意去撞伤,车主也必须要赔钱.
    中国的革命之所以举步维艰,跟人民说民主,说自由就好像跟传销集团的下线讲,传销是骗人的,要正经做生意一样,急于一夜暴富的心理使他们会拼死维护这个传销集团, 越是投入大的或越是寄希望传销改变命运的人越是拼死维护.事实也强有力的证明了上述的观点,比如法轮功讲真相,发真相光盘,很多人被举报,被判刑,甚至被 迫害致死.而且这些举报的人往往却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被剥削被迫害最严重的阶层,而一般中产阶级在面对讲真相的时候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好像认同 你,又好像反对你,光盘他们也拿,但是就我身边观察,极少有告密的(当然也有可能是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告密),他们更多的是增加了解,然后再做判断.我们这里好多警察就不去抓法轮功,直接一句话, 他们没有犯法没有权抓,当然也有一些为了权力,金钱痛下杀手的.

再补充一个例子,比如《汶川,说不出的真相》对于因为豆腐渣而死亡的孩子父母,一般的乡民反而对这些孩子父母没有好脸色,监视他们,抱怨他们 找麻烦,越是社会底层的人越是只顾眼前利益,他们更多的时候会选择和强奸犯站在一起,以期获得强奸别人的权利.再举个例子吧,就昨天的毁灭性高铁事故,中 国老百姓一般的态度就是高高挂起,对别人维护自己的权利漠不关心,但是在谈到赔偿几十万的时候,很多人马上表现的是既嫉妒又羡慕(所以有钱人不把撞死人当 回事,只要给的钱超出家属心理,马上成交),甚至有些人还会恶毒的攻击这些受害者的家属.在中国的事故现场对当事人进行哄抢太普遍了.这就是眼前利益,而 共产党的媒体为了传销集团的整体利益会说,极个别的人拿了并主动归还,即使知情人也会自然维护这样的说辞,当然这是在共产党政权繁荣期(共产党剥削力度老百姓还可承受),当越来越多的人成 了受害者后,自然而然会有很多人说出真相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法轮功的三退是真的,只是有一定量的出入,可能有重复的,可能有统计错误的,但是这个趋势 非常的明显,就是三退的人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就像道德一样,一垮千里.
    我的初步结论就是下层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更是最大的帮凶(至于他们中好人和坏人的比例是个很微妙的数字,就是好的制度鬼变人,维护善 者,帮教作恶者,人是一体两面,绝大多数人仅仅取决于当时的环境而趋利避害.),他们在维护整个传销集团的统治,他们的所有决定都是立足于眼前利益而根本 不在乎人格,道德,所以共产党只要给他们一些看得见的小恩小惠,而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比如运输油之类隐性增加搜刮就能控制他们并让他们维护统治.而中产阶 级是从长远考虑自己的利益,具有自我分辨能力,当统治者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他们会维护统治,比如现在的医生,教师之类纯粹就是吸血鬼,他们拼死维护共产 党,而89年他们是被剥削者,所以他们鼓动老百姓上街,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只好退步,给中产阶级共同腐败的权利.这样就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越被剥削得厉害的人,越维护统治阶级,而得利者却天天和统治者争权夺利.比如我生活的地方,随便说说共产党那里不好,这些社会底层的人就拼死维护,讲 不过道理就想打人.当然,一些老人明明对共产党干的勾当了如指掌但是却不愿相信,他们不愿意相信在要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被共产党利用了一辈子,一辈子不过 是一个连思想都没有的工具而已.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被共产党整怕了.
    共产党是一个纯流氓型的政党,没有知识和文化,他们只能顺应环境而生,不但法律,连宣传,政治理念都是随环境而生
    2,最能吸引他们的是什么?
    对他们拥有吸引魔力的是物质需求,既钱,这是他们唯一的追求,所谓精神需求不过就是思想控制的道具。所以《人民日报》把共产主义社会吹嘘到要什么有什么,在现实自身物质匮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下,以及下层 人民本身缺乏分辨能力,马上就被吸引进去.这一步总结出来就两个字——谎言.如何简单的自我复制,就是无限放大式的吹牛,而吹牛是人人都会的——共产党发 展初期也大量尝试到街头发传单喊口号,结果就是被抓进监狱并且吓坏了群众,大量的损失后共产党放弃了这个做法,最后是毛泽东提出的杀地主,分钱分粮免田 租,迅速得到“流氓”和老百姓的支持,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老百姓不关心什么民主,也不关心正义,他们需要的是眼前利益,这也是我对当前很多人号召大家上 街喊口号很反感的地方,我主张谁号召谁带头,看看埃及,古奈姆号召那他就先上街被抓,自己不敢出来却让别人冒着坐牢的风险不是特务就是别有用心的投机分 子.
    3,如何吸引他们并且快速传播?
    方案A,上街发革命传单,喊口号
    无论是国民党时期还是现在共产党自己专政,都是抓人,坐牢,吓唬知情人和家人,经济迫害,绝大多数人趋利避害都会回避,和自己划清界限.理智的人也不会这么干,坐牢最多消耗粮食,反而是在毁灭性的打击自己非常有限的有生力量.
    这是行不通的
    方案B,私下秘密讲民主,自由,宪政
    国民党也天天讲这些,没有人会关心的,并且劳动人民大字不识,说了也听不懂,现在这也是很普遍的现象,很多被共产党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案例,只要共产党给了好处,老百姓马上和带头的划清界限,孤立起来,出卖.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太多了.
    这也是行不通的
    方案C,
    只谈利益
    发展组织上——
    物质上,分地主的财产,能够马上产生大量的眼前效益才是下层人民所关心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说,香港的中产阶级随便有什么要求,政府都 跑得飞快,下层人民即使下跪也无动于衷.不要被这些表面的现象蒙蔽自己,下层人民只关心眼前利益,不喜欢用长远的眼光选举,喜欢立足小恩小惠,所以政治家 只需要小恩小惠就能选上,其它的不在乎,所以一般共产党渗透最厉害的就是社会下层,97年前,1港币兑换4人民币,没几年1:1了.下层人民得到了一丁点 儿小恩小惠,给共产党当线民,当特务,但是实际上他们大部分的财富都人间蒸发了.到了共产党利益集团的口袋.而这些下层人民却拼死维护共产党,这是一个怪 圈。)
    生理上,他们在生活上得到保障,生理需求上他们群体淫乱,比如共产党的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在现在这个信息开放的社会都有146个二奶, 更为惊天地泣鬼神的是这些二奶的丈夫明知道还和他一起开公司赚钱,真是共产共妻的典范。河南开封市(原组织部长)李森林,堪比西门庆,这个淫棍收集了 300份女人的阴毛。李淫棍在玩够了女人之后,还要亲自操刀箭剃下女人的阴毛,加以整理,以备日后用阴毛做一只“阴毫笔”。
    发展群众基础——对于无法带走的,比如土地,地主财产,房子,家具,生产工具等等都分配给农民.共产党走了,地主们回来和农民产生强烈的物 质冲突甚至无法破解的血仇.这样共产党在物质上能给他们希望,在自我保护上面也是他们唯一的希望,虽然外表迫于反共,但是在物质利益和人身利益上共产党和 共产主义思想却深深扎根于他们的内心深处.请记住,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不具备非常强的思考能力的,更不能识别一些非常长线的骗局的.所以文明国家对宗教 的推崇并不是推崇宗教本身,而是给不具备思考能力的人一套守法前提下的人生价值观,防止被类似共产主义思想控制.每个星期做礼拜本质上也是个人思想的不断 强化.
    陈独秀当年的调调和现在刘晓波不是一样?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发展,说直白一点儿就是拿下层人民的利益来交换他自己在国民党里面的权利和地位.
    陈水扁和施明德是另外一个典型,施明德被蒋介石关了23年,连个立法委员都选不上,陈水扁经常胡说八道还当上总统,这种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了,老百姓只关心眼前利益,其它都不在乎
    独裁政权的根源来自于老百姓,老百姓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喜欢听拍马屁的话,独裁政权就是抓住这些特点鼓吹劳动者是伟大的人,正所谓忠言逆 耳,你要是说跟美国工人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有几个人会喜欢听这些刺耳的话?说真话反而被白眼,被排挤,这也是社会现实.
    4,如何让他们深陷泥潭?
    胡萝卜加大棒,尝到甜头后,当他们还在亢奋期的时候搞批斗即使无罪也要打死地主,产生共同犯罪,任何朝代都有杀人偿命的刑法,造成这些跟随共产党的人没有退路,结果就是只有死心塌地的跟着共产党走.
    让你杀人退无可退然后通过物质和生理的刺激,以及共产党特务机关的高压政策使得这些人身体被牢牢掌控,再通过党文化洗脑进行思想控制,完成了人到机器的生产过程.
    而分配了地主一些物质财富的农民,在地主回来后,因为失去物质而导致当地的农民和地主产生越来越强的阶级矛盾,而一旦地主被杀了过后,在这个地方流行的就是党文化,而不是国民党的那套地主阶级的所谓儒家思想,这样共产党就有了群众基础,或者说完善的情报网.
    地主越杀越少,既是对国民党政治基础的破坏,也是对地方经济的破坏.而国民党也是苏联教育出来的黑社会政党,所以国民党选择了杀一儆百,连坐 这些手段,反而是在帮助共产党实现政治策略.地主和国民党是一个利益集团,他们具有天生的自动维护国民党利益的立场,而失去了这些地主,用今天的话说,国 民党要“维稳”,就必须要花钱才能让下层人民加入线民和特务组织,在财政上恶性循环.这也是每个政权倒台前的共通经历,就是纸币快速贬值.
    综合前面的一切,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共产党赢在政治策略,当然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伟大和毛泽东在中国的高超营销技巧,而底层的老百姓 和我们今天遇到的老百姓是一样的,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随时选择和强奸者站在一边, 他们绝大多数都被所处时代当权者的思想所控制,对于任何和当权者产生冲突的行为,老百姓首先想到的是到当权者的特务机关去告密,即使少数人没有被思想控 制,在平衡利益的情况下,也会选择告密,并拿到赏金,这是历代造反者都头疼的问题,当然极少数凤毛麟角象我们这类的人选择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推翻流氓政 权,如果毛泽东在今天会说,即使血流成河,死个十亿八亿中国还是人口大国.
    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建党和发展来看,有一些共同点,就是群众根本不关心所谓的民主之类的问题,他们只关心非常切实的利益,造反因为我累死累活 却没法活了,他们想的就是推翻当权者能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就行,对于民主,宪政,甚至自由这些他们不关心也没法关心甚至连理解都成了问题,这也和苏联垮台 的非暴力革命风潮的历史类似,由于只是简单的推翻原有政权而没有在本质上改变政治体制,所以才会形成第二次的茉莉花革命,当然极权体制的削弱给了革命公开 活动的空间,这也是中国的现状,极权专制,公开的活动根本没有生存空间,相对于毛时代完全不能说话,还是有了阶段性的“进步”.当然这是邓小平为了维 护他的江山不得已做得,重复毛那一套他必死.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茉莉花革命为什么不能有什么发起人,领导者.当然匿名发起革命的人确实让人敬佩,那就是号召过后连自己推特账号都删除了,但是 很多下山摘桃子的人天天在抢夺发起者的称号,并且天天把精力花在吸引群众眼球那些华而不实的事上面,更有甚至自编自导新闻.

1,为什么茉莉花革命要无领导?
    A,为了争夺主控权必然会重复民运二十多年内斗的怪圈,把对准共产党的矛头转向人民自己.大家看茉莉花出现效应过后很多平时屁都不放一个的人天天出来扯皮争领导者,发起者,幕后推手,但是又都拿不出证据.
    B,其次,本来大家都没有养成民主议事习惯,凡事不是从不同观点中分析问题,也不提供自己考虑问题的证据,理论依据和方式方法,而是强迫别人接受自己凭感觉想出来的点子或者结论,更谈不上接受别人的质疑,最终的结果就是完全无法协作.
    C,中国人喜欢盲目崇拜,一旦这个公认的领导有一些奇怪的思想结果会怎么样?比如我们没有敌人!这种奇谈怪论还可以反对,那万一这个领袖是 个狂热的佛教徒怎么办?天天宣扬逆来顺受,并且指出甘地就是成功的案例那必定无疾而终,共产党和大英帝国有本质上的不同.共产党是典型的欺软怕硬,你越不 反抗它越猖狂,那些城管和拆迁办的和变态杀人狂有什么区别?在欧美发达国家面前它从来都是抗议,严重抗议,我谴责你.它什么时候敢说出兵.
    2,如果有领导的话共产党一旦夺权革命会陷入无头苍蝇的怪圈,在所有垮台的共产党政权历史告诉我们,民主运动阵营里面有至少一半是共产党的 特务,甚至超过60%.它一旦掌权就会和共产党密切配合,轻则出卖真正革命的人,重则在政治策略上面走迷宫,搞得最后自己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A,共产党可以通过人海战术派遣大量的特务,直接通过选举的方式夺权,民运是个现成例子.而且非常的合理合法.
    B,通过大量的利益策反,甚至绑架其亲人就范.
    3,没有领导大家天女散花随时随地谁的方法好就照谁做
    A,中国人喜欢盲目崇拜,特别喜欢崇拜权威,只要挂个什么中科院博士,美国教授的头衔在电视上卖春药都有人信,一个人成功之前说什么都是谬 论,成功后胡扯几句也有一箩筐道理.这就导致了领导的方法就是最好的,一方面,实际上是在培养和滋生独裁.另外一方面除了领导以外其它人直接放弃独立思 考,这样会从智慧资源上将革命力量自己耗死.
    B,茉莉花革命的政治成功之处就在于人和人之间点与点式的互相传递信息,不依赖任何人,而传统的革命仍然是金字塔式的结构,人们依赖于极权并且最大的副作用是潜移默化里面又在创造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
    4,策略上讲,
    A,如果有领导,那么共产党对这个领导的所有策略尽最大可能的做出针锋相对的应对.共产党的人力物力智慧也好,都比革命力量要强很多,所以是下下策.当然除非领导是希特勒这种天才式的人物除外
    (顺便说一下,希特勒对犹太人实行灭绝人性的报复,就是犹太人掌握社会权力,搞独裁不尊重别人的权利,歧视希特勒,其实就这么简单,其实我本人 和共产党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如果我搞共产党那一套拉帮结派走关系的路子,我只要花几年时间走走过场就能顶别人奋斗一辈子,我也可以把单位的漂亮小妞儿拉 上床.我不是那种虚伪的人,说得自己不食人间烟火,我看到漂亮妞也会产生一些人之常情,
    我之所以要推翻共产党基于以下理由.
    1:我的父母老实巴交,总是吃亏,一辈子非常辛苦,而偷尖耍滑的人却事事占便宜,收入却是辛苦劳作者的十倍甚至百倍,我对这样恶心的社会天生极其反感;
    2,我不喜欢逢迎拍马,不喜欢在别人面前装孙子,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活得很好,可以成为超级富翁,但是共产党什么事都非要插一脚,非要你叫爷,您看这事儿,呵呵,来,喝,然后你的大部分劳动成果又被它看似合法的强行搜刮去;
    3,基于和希特勒某些类似的原因;
    4,共产党的奴化控制,人就像僵尸是没有灵魂的驱壳,我的父母辛苦一辈子不过是共产党制造财富的机器而已,我想到如果我的后代也象这样活着,那我还是人吗?他们还没有生下来就注定了一辈子要当奴才的命运,请大家支持结石宝宝家长赵连海,同时也要提防混进去的特务,李天天,刘沙沙,还有一个名字忘了,对刘晓原律师要警惕.
    5,我有某些天生能力,比如军事方式推翻共产党,我和他们所有人的方法都不一样,美军沙盘推演日本和中国共产党单挑,共产党主动进攻,砸锅 卖铁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三个月登陆不了日本海岸线,这就是共产党的实力,也是我思考问题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会制造事件挑动日本主动打共产党,这叫 借刀杀人,同时制造事件让俄罗斯支持新疆独立打内战,两头夹击灭了中国共产党,打得差不多的时候,日本一块,俄罗斯一块,再剩一块,三分天下,联合国里面 一席变三席.我一个人就能完成,根本用不着那么费劲,并且我会让这些夺权的人比当年希特勒对付犹太人还要恶毒千百倍地对付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对全世界 犯下的罪恶使用任何方式方法处理都不为过,即使灭绝人性也是一种恩赐)
    B,茉莉花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隐形,既看不到有型的目标,共产党的暴力机器就不能进行武力迫害恐吓人民.
    那么从前面的大量事实和理论推导的结论,就是发展核心组织只能在中产阶级里面,他们必须有稳定的收入,丰富的社会认知,有强烈的自控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崇高的道德素质或者崇高的理想,能做到心照不宣配合的默契,即使大家从来不谈政治也能互相沟通想法
    而对于下层人民,根本不要谈这些,只谈他们关心的话题,甚至革命成功了也没有必要说,下层人民在利益面前会选择利益的,如果贸然谈政治,他们 大多会跑到特务机关告密并因此通过特务机关达成自己的目的甚至获得更多的利益,这对于革命是完全破坏性的行为.说难听一点儿,我们和部分老百姓的关系就是 互相利用,这是万般无奈的,和部分老百姓的关系是互相帮助,生死与共.而这个部分和部分的比例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政治策略是一套恶法还是善法,一套善良的 方法可以使老百姓向善,当老百姓知道如何保全自己的情况下能够革命成功,他们无非三种选择,
    1,革命,遵守革命的原则,不暴露自己,这样不影响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最终坚持到革命最后所有人一起向集结点聚集那天.
    2,中立,得过且过,抱着我是屁民,谁当权自己还是屁民,不关心,不过问
    3,告密,通过到特务机关告密让自己获得经济回报甚至达到其它目的,这样的结果前提是知道其它人,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不能暴露自己,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茉莉花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它是一套善法,它会让所有老百姓都表现出善的一面,而共产党政权让老百姓随时都表现出人性最丑陋的一面。
    鉴于中国实际复杂的情况,我们的组织发展分为多风险级别,越是能力大的承受越多风险,当然这个风险最好不能威胁个人和组织安全,毕竟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幸福的活着,这也是所有老百姓的想法——幸福的活着.
    第一类,秘密型,能够轻松对付共产党特务机关监控的.
    a1,组织型,成立各种地下政党,比如袁红冰的联邦革命党,郭泉的新民党一类.
    a2,单干型,比如我,原因很简单,1,我们是80年出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识别谁真革命,谁是特务,这个时间太长.2,缺乏民主议事原则,大多数人在共产党的常年污染下形成了强迫别人接受自己凭感觉想出来的想法,拒绝接受别人质疑,喜欢发号施令,搞独裁
    第二类,公开型,不能对付共产党特务的,
    b1,组织型,公开的组织,比如访民大联盟,公民监政等等
    b2,单干型,维权类,个人维权,赵连海,高智晟,艾未未,陈光诚等等.好像公开单干的基本上都是维权和替维权的人提供帮助的人.
    第三类,双面型,迫于现实既公开拥护甚至秘密也执行共产党的指令,但是内心认同民主并志愿推翻流氓政权.基本这类都属于单干型
    那么我们的方法必须要是每一个类型能够快速接收并运用的.无论是公开还是秘密,都必须要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共产党的特务,逃过他们的监控和迫害,这非常的重要.
    根据前面的综合分析
    1,先分析对象的各种行为,这些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 先了解你面对的这些人真实的一面.
    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逼迫人作恶的环境,人只能表现出人性恶的一面才能苟且偷生,那么我们的所有思路方法就是不能让人有作恶的利益驱动和逼迫人作恶的环境,比如,匿名,不喊口号,不盲目向别人传播革命等等
    2,这个方法应该具有超强的吸引力和非常简单的自我复制性
    —— 找到对象最强的需求并吸引他加入,而这个方法是任何人都可以马上复制并传播
    对于绝大多数人,我们要多谈利益,少谈民主,用对象认同的事物作为切入点并且保持七分科学事实,三分神论的表述方式.多谈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核心是一人一票
    对于极少数人,多谈权力制衡,权力如何分配利益,如何决定整个社会的经济和道德.如何保证司法的公证.
    ——公权行驶人只为投票的人服务,只有自己持枪才能保护自己.
    3,一旦对象上钩就不能让他有退出的想法,并且不管真心还是假意都誓死追随.
    这就要让革命赋予老百姓的利益大到能够驱动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
(联邦党人建国纲领06:军政策略—》指导思想 全文完

 

联邦党人建国纲领06:军政策略—》指导思想 /茉莉花云智慧

钱明奇 - 上访十年的农民逼成爆炸专家

(图)

被网民电为英雄的钱明奇

来源:博客中国   2011-5-29

钱明奇,走过一个王朝的终点

对于官家来说,成千上亿的象钱明奇这样的访民是不存在的,两次拆钱家的房子给他造成200万元的损失这样的“一件小事”也是不存在的,你不损失200百万,官家怎么能挣2000万?十年上访无结果算什么?多少访民从黑发“访”到白发“访”到死,最终不也象卡夫卡笔下的那个小人物“K”那样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个村长?官家怕什么?核弹航母军警宪特加城管,外加手里每年六千多亿的花不完的“维稳”钱,有了这些东西,别说渺小若尘埃的钱明奇们,就是那地球上的老大美帝国,咱官家都开始不尿它呢。所以,钱明奇们别说上访十年,上访一百年,他和他的问题也还是“不存在”。

然而,钱明奇不再是同一个恶魔之城抚州他可伶的同乡钟如琴,他不再把自己浇上汽油用烈焰焚身来呼唤那些毫无人性的官人的注意与同情,因为,他会玩儿微博,知道钱云会与徐武,他也一定知道大侠杨佳。是的,他开通了微博,他用微博申冤维权,他关注宜黄拆迁,关注全国两会,关注其间当地官员的表态,他参与话题讨论以求引起关注,他向记者求救,向律师咨询,和官员说话,他甚至公布了手机号。

他想尽了办法,尝试了许多可能,但他还是绝望了。他是钱明奇,5:26江西抚州连环爆炸案的策划人,江西省警方证实,他已经在昨天这起针对当地几个政府机关,导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爆炸案中身亡。

几年来,因房子被拆迁,他深陷上访之路。他想发出声音,50多岁了,原本连打字都吃力的他成了微薄达人,他在新浪、腾讯、天涯都开通了微薄,但“围观”并未改变他的命运。

昨天下午,官方宣布嫌犯名字,许多人到新浪、腾讯找到了钱明奇的微博。他在新浪最后一条微博,他转发了西部孩子的免费午餐信息,他的新浪微薄头像,是一张他在天安门前的留影,这里可能他多年上访中经常会经过的地方。

当天下午,赶到他家的《南方都市报》记者叶_在微薄客上描述说,他把这张照片放大到几乎一米宽,挂在客厅墙头,上边写了4个大字:上访之路。

北京律师王令发现,钱明奇不但关注了他,还曾经在微薄以“@”的方式上发送信息给他,试图联系他,但由于微薄“海量信息淹没,有时会没看到”。

王令说,对此,他“惋惜、惭愧、痛心、忏悔”,他希望咨询者能把材料快递给他,或者直接电话给他,“虽然能力有限,但至少总会给个建议”。

评论家笑蜀则发现,钱明奇关注了249人,包括了他。“但围脖没帮他,249人包括我都没帮他。他才绝望了。”笑蜀说,“必须说出全部真话,用真话找到出路点燃希望,这是我的救赎”。

《南方都市报》记者叶_赶到了江西抚州,有了禁令,报社不能用自己记者采写的报道,作为公民报道的尝试,他把采访到的钱明奇的故事细节发布到了个人微薄上。

据叶_的采访,钱明奇父亲是北京铁路局职工,湖北人,母亲是江西人,出身不好,被下放回原籍,年幼的钱明奇随父母返回抚州。

1995年,他遇到第一次拆迁,当时拆除他房子后,政府在抚州市一个叫苗圃的地方给了他两间商铺,他抱着永久居住的念头,翻建盖起了5层小楼,装修据说是那地方比较豪华的。

入住新房后,钱明奇和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本来希望能过上安稳日子。2002年他又遇上了京福高速公路临川段征地拆迁。

钱明奇很不情愿,此后和他一同上访的人回忆说,钱家的5层小楼连带装修的成本约在50万元以上,而当时,当地政府给出的补偿价格仅为360元左右一平米。

邻居说,当时动迁人员没有把补偿费用给够,钱明奇因而在整栋楼上贴满标语,并拒绝拆除。钱明奇的妻子,也在这几年中因肝病去世,这也给了钱明奇沉重打击。

最后,动迁人员妥协,钱成为同伴中最先拿全补偿的。当时的征地的说法是造京福高速,然而这块地至今荒芜,这引起了钱的不满,认为自己被骗。

此后,包括钱明奇在内的8户邻居走上了信访之路,从区政府到市政府,他们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们起诉了当地临川区政府。钱明奇等8位原告认为,临川区未依法给予安置补偿,其诉求倍区法院和市中院两次驳回,依法申请再审,依然驳回。他们开始上京信访。

这一过程中,钱明奇和邻居们对照了手中的官方发给他们的的拆迁文件,发现其中有一处,关于要为“拆迁户安排好宅基地”的一句似乎被删除,他们认为,这是当地政府篡改了上级文件。

多次上访后,临川区政府去年9月与上访者协商,提出了最新的补偿办法,包括提高原来房屋各个部分的补偿标准和利息。钱明奇和另一户不同意这个办法,其余6户长期上访后,心力憔悴,签字同意,上访同盟瓦解,去年底,他们甚少来往。

钱最后一次露面半个月前,据说他仍与当地政府谈判拆迁补偿问题,似乎未见明显异常。抚州爆炸事件发生在26日上午九时许,中午时分,有刑警找到钱家邻居,拆迁上访户之一,询问他自己的上访情况和解决进度,但基本没有提及钱明奇。

钱明奇为何最后走向了绝望的一步,目前仍是谜,似乎也将永远是个迷。

在今天的中国,太多声音未被倾听,太多愤怒被遮蔽。那些为网络关注、被媒体聚焦的热点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海面之下这些体量更大的冰块,才是让冰尖浮出水面的庞大基石。

表达上的弱势群体,也是现实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既缺乏影响公共舆论的资源,又鲜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渠道,甚至无法得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同样薄弱。

“事实表明,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有聪明人这样说:“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兑现社会公众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

可这样说了等于没说的话还不如狗屁一样有点味道。中宣部通知,各平面和电视新闻媒体被要求一律使用新华社通稿,不得自行采访报道。

今天,真理部传达给网络媒体的通知中,该事件已经被要求统一改成“5:26”刑事案件,标题中不得出现“行政楼”、“爆炸案”字样,网站们被要求,“跟贴清理,要下狠手清;管不好跟贴。就别讨论。”

一个巧合,或者并非巧合的,江西抚州爆炸事件的前一天,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的评论。刚说过“要倾听沉没的声音”,转脸就把已经震惊世界的抚州爆炸案“视为不存在”,马上就要封锁新闻,可见,某些人说的话狗屁不如。

在王朝的眼里,钱明奇们哪怕是搞出了抚州官府连环爆,他也还是一个“不存在”,钱明奇们的权利,尊严,痛苦,生存,真正的神马都是浮云。然而,钱明奇的抚州官府连环爆则庄严地告诉世界,你们可以视我为浮云,我也同样可以把你炸成“故乡的云”,同样也可以让你“不存在”。从钟如琴们的强拆自焚,到钱明奇杨佳们的连环爆六连杀,钱明奇们正带着王朝走向这块土地上演了无数次的以暴易暴玉石俱焚同归与尽的“王朝的终点”,把上访十年的农民逼成爆炸专家,把地球有可能也是宇宙里最好欺负的顺民逼成中东“人肉炸弹”,什么样的暴政什么样的劫掠什么样的欺凌,可以造就如此的惨祸?你尽管“绝不”,我径直“连爆”,当义无返顾的官民以如此绝决的姿态迎面相撞,那又一个“1911”在向我们走来。对此,我们该笑还是该哭?我们无语。

2011年5月28日星期六

郑存柱参选中国民主党全联总主席

 


图:洛杉矶著名民运人士郑存柱5月27日宣布参选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摄影:刘菲)

郑存柱参选中国民主党全联总主席

记者刘菲洛杉矶报导洛杉矶著名民运人士郑存柱近日以“打造中国民主党2.0新版本!”的竞选口号,宣布正式报名参选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全联总)主席。
5月27日,郑存柱发表声明表示:“我参选是认真的,绝不会陪选,搞虚假的民主选举。”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以前(海外民运)是终身制,选举成了一种形式。搞民主应该从自身做起,实践民主。”目前全联总主席徐文立作为一号候选人竞选连任,郑存柱为二号候选人。
郑存柱原是安徽省嘉禾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六四期间是合肥学生代表之一。2006年他移居美国并积极投入海外民运活动,曾经邀请资助方政、陶君等大陆异议人士来美,还参与起诉了雅虎、网易公司。郑存柱于2007年发表致胡锦涛的公开信,呼吁中共立即从县市级展开政治改革。
郑存柱来美后曾经组建民主党加州分部,2009年与民主党美西分部合并,并当选为中国民主党美西党部主席。通过协助办理庇护,郑存柱在南加发展了一批民主党成员,但却被某些党内人士指责为“利用庇护向非法移民骗取钱财”。2010年11月17日,郑存柱回大陆闯关被拒入境,闯关前辞去了民主党美西党部主席等民运头衔。
今年4月,在“中国茉莉花革命”通过网络蔓延开后,郑存柱与“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理事长汪岷、中国社会民主党秘书长刘因全等联合策划成立“中国独立工会联合会”,支持上海集装箱卡车司机大罢工,并表示:要结束海外民运长期处于自娱自乐的状态,必须了解国内民众的基本诉求来参与指导国内民运发展。
郑存柱说:国内的民运趋势正在从被动维权变为主动参选,他以最近网络名人李承鹏、五岳散人等30多人参加人大选举为例,说明仍可以在中共宪法规定的游戏规则内进行合法操作。“当然(中国)宪法冠冕堂皇,都是假的,我们是当真的。”他认为如果参选活动在全国引起风潮,中共打压就会困难重重。
针对通过申请庇护发展党员的争议,郑存柱在声明中说:“众所周知,中国民主党在海外协助党员申请政治庇护,已经成为民主党的主要活动之一,也是民主党组织筹款的主要方式……虽然本人也曾经以这种方式在美西地区发展过百名党员,筹款近5万美元,也给国内外人士进行了可观的资助,但是却长期被一些人攻击,以致心灰意冷,打算放弃这种发展党员的方式。”但“如果我当选主席,将正式公开明确支持各级地方组织以这种方式发展党员,”他同时表示自己正在读法学博士课程,准备将来考律师,并愿意为这项活动承担法律责任。
郑存柱还大胆承诺:如果当选,将在下一届主席任期之内,以中国民主党全联总主席的身分再回中国大陆。“中国民主最终目的不是在海外,而是要到国内,”他说:“以前中共就靠抓捕来达到恐吓效果,如果有更多人站出来(回国闯关),它就达不到恐吓效果了。”
对于郑存柱的参选,洛杉矶反共人士莫逢杰表示全力支持, “我虽然不是民主党全联总的成员,但是我也生活在洛杉矶,跟郑存柱长时间的接触,非常钦佩他的德才兼备。”他说如果郑存柱当选“民主党的全委会有希望和全联总进一步团结。”
对郑存柱再次回国闯关的愿望,莫逢杰也表示支持:“联合国人权宣言说,任何人都有离开和返回祖国的权利……有一个口号叫家乡权,每个人都有家乡权。”
选举将在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6月3日到7日在华府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进行。刘因全预言这次民主党的主席选举,不管结果如何,两位参选人都是大赢家。他在“独立评论”网站上发言说:如果徐文立胜选,他将是第一位开放本党主席职务竞选的在职的政党主席、第一位通过真正的竞选,连任为党主席的民运人士;如果郑存柱胜选,他将“是第一位通过民主竞选当选的年轻的主席。自然可以在这个职位上,发挥自己的才干,将民主党年轻化、知识化、现代化。”

2011年5月26日星期四

走出中国茉莉花瓶颈 看樊潇洁如何为中国茉莉花坐牢28天(四)


28天坐牢记(完结篇)
我心事重重地坐在监房坑床上,谢晶和曾娟关切地来问我审讯得怎么样?悔过书有没有交上去?
我只好回答道:悔过书交了。但是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他们没有说4月11日一定会放了我的。
我说:幸好他们也没有给我签署新的延长刑事拘留证。但是我也不知道最终什么时候会放我。
曾娟说:没事的没事的,他们肯定会放你出去的,你不用太担心。
我闷闷不乐地说:谢谢。
第二天,4月7日上午,我看到金国华看守从监房门前走过,就急切地叫住她,想问她几个问题。我刚开口眼泪就溢出来了。
我说:“金所长,我已经在这里被刑事拘留了26天,眼看着刑期快要满了,但是审我的国保至今没有向我保证什么时候会放我出去。他们到时候不放我出去怎么办呢?我很想回家。”
金国华看守说:啊,什么时候放你出去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你的案子肯定会照着程序走的,你不要太担心。
她又加了一句:如果到了11日他们还没有来释放你,我会帮你去问他们的。
我说:谢谢你。
那天下午,我看到看守所的所长也正从监门口走过,陪他的还有一个检察官。我也急切地叫住了他,问了他同样的问题。他听了也表示会去问问国保这事的,要我不要担心,肯定有回家的时候的。我又加了一句:如果他们说不能放我的话,能不能让他们早点对我提起公诉?我是无罪的,我会为自己作无罪辩护的。
然后我心事重重地继续串磁环。是个同监要我帮她把她串好的磁环数一数。我答应了。可是我数啊,数啊,发现自己老是要数错。最后我只好抱歉得说:对不起,我现在心思集中不起来,实在难以数清啊。
我不停地揣测着自己接下来的命运会如何。
命运的转折总是来得很突然。4月8日上午,我正坐在坑床上串磁环,突然监门外有看守叫我的名字,我以为以要提审我,赶紧穿上鞋子应声出去。谁知,几个同监叫道:樊潇洁,你把号衣脱下来,他们要来释放你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今天要放了我了?这是真的吗?但是一看同监一个个都是羡慕加喜气的眼神,并不像在撒谎?
我高兴极了,马上脱下了号衣,跑到衣箱边把自己的衣服都掏出来装进塑料袋里,我特别小心地把那几卷黄草纸粘成的本子放了进去,然后飞快地跟监里几个一直在照料我的人谢晶等人贴面亲了一下,拖着鞋子跑出去了。我看到6号监房里童晓蓉等人也抓着铁格子栏杆在微笑地看着我,我依依不舍地向她告别。
在交接的地方,看守让我在一份释放证上签了名。我看到是杨云海和屈保军来接我的,他们一下子让我觉得亲切起来了。这时候我才发出屈保军一直是个笑呵呵的人,除了上次我哭哭啼啼地说自己的外公以前被打倒的时候外婆天天在家里哭这句话的时候,别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见到收敛过笑容。我抓住他们的衣袖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提前放了我,我本来还以为自己出不去了呢!
杨云海说:不用谢不用谢,出不出得去关键要看你自己。
简单的交接马上完成了。他俩把我带上了一辆警军。我说:碍,等一等,我还有一样东西没有拿到呢!我说我在里面写了一份回忆录,之前交给金国华看守保管了。她答应我我出去的时候她会还给我的。
话说到这里,金国华看守就来敲车窗,递给我一卷黄草纸。我伸手去接,但是杨云海先接到了。他说:是什么东西?给我看看。
我只好说:是我的回忆录。
屈保军感到很奇怪。他说:你年纪轻轻写啥回忆录啊?
我说:年纪轻也不表示自己没有记忆啊。
杨云海把那卷黄草纸放进自己的包里了。
我说:杨警官,上次你来提审我,为什么笔录都不做就走了啊?
杨云海说:我当时被你气死了!
屈保军在前面开车,所以不能回过头来。他说:我陪老杨办案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怎么说都说不动的人。
我说:碍,你们别以为我嘴很硬,其实我在里面才呆了一周,不,连一周都不到,就哭哭啼啼地说我想回家了。
我说:我是靠着回忆一些名人的传记文章才挺过来的。比如说回想一下昂山素季的文章,回想一下其它前辈的传记,才不至于吓破胆。才不至于吓得腿都软掉。
杨云海说:你这么说就表明你的思想完全没有转变,还得继续关你!
这时我注意到屈保军的行车方向似乎不是开向我家里的,我紧张起来了,我问道:啊,你们要带我去哪里啊?
杨云海说:我们要送你去一个好地方,一个很好的地方。
我害怕地说:什么是好地方?
杨云海思忖片刻说:我们要送你去杭州女子监狱。
我吓了一大跳,说道:啊,我还没有经过庭审,还没有被法院审判过,你们怎么可能送我去监狱?
杨云海又说:我们要送你去那里关你一年。
我很害怕。我说:你们可以关我一年,但是如果你们这样未经审判地把我送到监狱里去关一年地话,一定会有人为我提出抗议的。明年的美国国务院人权委员会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上也会出现我的名字的。
杨云海说:哼
我说:你刚才是在吓吓我的吗?让我看看你手中这份文件是什么?
杨云海说:我怎么会来吓你?我手中这份文件是你的逮捕证。
我不信。我说:让我看看。
杨云海说:到了局里再让你看。
我说:其中你们逮捕我的话,我不会害怕的,我觉得你才会更害怕。
杨云海问:为什么我要害怕?
我说:你看过那部德国电影《窃听者》吗?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别人的生活》,片中的那个东德秘密警察,最终下场如何?
我说:我要是去坐牢的话,至少一日三餐不用愁了。但是你还得为自己的日子愁。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的房贷月供比原来加了很多,而你的工资却没有增加,我相信那时候你会很愁的。而且你将来的退休金也很不牢靠。三五年后,中国领退休金的中老年人会比现在增加一倍,但是交养老保险的年轻人却不会增加多少。
杨云海没有再说什么。
我在脑中飞快地思忖着他刚才跟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只是在吓唬吓唬我的。我想到:如果他真的要送我到监狱里去的话,不至于手铐都不给我铐。他应该是在骗骗我的。
警车很快开到了绍兴越城区公安分局门口。快要到门口的时候,屈保军说:你这个人,看样子不该让你到牢里去,而该叫你去当几天国家领导人试试,那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日子最难过,什么事情最难做了!
到了门口,他们让我把那袋衣物放在传达室里,然后把我带到五楼的国保办公室里。这时候我才看清,刚才杨云海手中拿着的那份文件原来是一份《取保候审告知书》。我心中的阴云立即被驱散了不少。但是新的阴云马上又聚集了起来。我看到那份取保候审告知书中没有写明结束取保候审的时间。杨云海让我在上面签自己的名字。我说:等一等,我要仔细读一遍。他说:不用现在看的,等一下会给你一份副本的。
我说:你把那本回忆录也还给我啊。他说:我得先看一看。他坏笑着说:你想不想我把它放进你的档案啊?我害怕地说:啊,不要!
杨云海坐下来看我那本回忆录,他拿了个钉书器把它钉了起来。
杨云海说:你的案子,我们还得继续调查。你接下来得老老实实做人,不能再去沾惹海外网站或跟他们联系或帮他们宣传了。
我说:我知道了。
这时候,有一个女警察走了进来,我一看,原来是上次陪我到精神病医院里去的那个,但是这次她穿着警服。我记得,4月1日在精神病医院的时候,我因为害怕,在等候检查的时候跟她说了很多话,她对我安抚了很多话。她这次一看到我,就高兴地说:小樊,你回来了?我说,是啊。她说:你妈妈在隔壁。
我一听,马上出去寻找,果然发现在隔壁有个愁容满面的身影。“妈妈!”我叫道。我哭泣着说:“妈妈,我真想你!”我马上伸手抱住了她的脖子。“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孝顺你。”我说道。妈妈也高兴地流下了眼泪,想仔细看看我有没有被人虐待过。
这时候,杨云海让我妈妈也到保释告知书上去签名字。
杨云海还写了一个纸条让我看,上面写的是我在保释期间不准做的事,第一条是不准再翻墙,另外不准我再到网上去谈论茉莉花革命。
我说:我不能再翻墙了,但是我别的网站都可以去看的吗?天涯论坛可以看的吗?新浪博客可以看的吗?
杨云海说:可以看的。
我说:我不能再谈论茉莉花革命了,但是我别的可以谈的吗?比如说谈论房价、谈论油价、谈论通货膨胀压力,这些可以谈论的吗?
杨云海说:可以谈论的。
我说:知道了。
我和妈妈一起走出了公安局大院。在回家的路上,妈妈跟我说:小洁,你得先去洗个澡。
我说:啊,我昨天刚洗过澡。我在里面经常洗澡的。
妈妈说:并不是因为你在里面没有洗澡,我只是想让你把晦气洗洗掉。她说:你不能家里洗澡的,必须在外面的浴室里洗,脱下的衣服也不能直接带回家,必须在外面洗过才可以。
我说:妈妈,你不用这么迷信的啊。
但是我妈妈很固执,我只好依了她。在浴室里洗完后,她让我换上了从头到脚一身新的衣服,然后她把换下的衣服带到环城河边去洗了。
我回到家,走进自己的家门,我去看望外婆。我叫道:外婆!她显得反应有点慢。我又叫了一声。她颤巍巍地擦了擦眼睛,似乎揉清自己昏花的老眼,又似乎只是想擦泪,虽然她干枯的眼睛里早已经没有什么泪水了。我去抓住她的手,她的手抖抖索索的,半饷,才说道:“真的是小洁你吗?是小洁回来了吗?”我说:“是的,是我回来了。”外婆说:“好,好,回来就好。”外婆说:小洁,你真的要好好孝顺你妈妈的啊,你不在家里的这段时间,你妈她天天都要哭,隔几天去一次公安局,真是为你操碎心。你的几个舅舅、姑妈也都来出主意想办法帮着托关系,想让你早点放出来。你要知道的啊。
中午的时候,我想起另一件事来。我想给我的老板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但是犹豫得很。因为我害怕听到自己被炒鱿鱼了。但是最终我还是打电话过去了。在电话那头,我发现老板声音很高兴,我小心地问:曾先生,你还希望我明天继续来上班吗?
曾先生说:好的,你来吧。不过明天是星期六,不用上班,你要不今天下午来上班吧!
我听了高兴极了,我赶紧说:“曾先生,真对不起,我给你造成了太大了损失。我对不起你。我发誓,以后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跟你说我要跳槽了,也不会主动要求你给我加薪了。只要你不赶我走,无论是什么时候,我都会跟公司风雨同舟的。”曾先生说:好了好了,没事了,你下午来上班吧!
后来我妈跟我说:小洁,你知道吗?你的老板他真是个好人,你在那里面的时候,他好几次打电话来问我樊潇洁怎么样了?放出来了没有?她如果出来了让她继续来上班啊!我说:嗯,是的,曾先生他是个好人。
我下午去了公司。几个女同事见了我,都高兴地来和我拥抱,她们甚至送了我一大束花。我见到了老板,还有她的妻子,我对他们说:我很想念你们。
但是,但是我发现,我的办公桌下,我的电脑主机怎么不见了?
我小声问一个同事:我的电脑主机到哪里去了?他跟我说:你走后几天,国保来把你的电脑主机搬走了。我吓了一大跳。他对我说:办公室里还有一台电脑无人在用,你可以先用着我说:好的。他说:有个楼盘宣传专题,你下午得把它做好。我说:知道了。
傍晚五点半我照常下班回家,六点半,我父亲从工厂里回来了。他一见到我,我就扑过去掂起脚搂住他的脖子。我对他说:爸爸,我真想你,真想你。
我父亲也禁不住拍拍我的后背,对我说:啊,小洁,你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唉,你知道,你爷爷以前被划过右派,我小心做人几十年才挨到今天。你怎么胆子这么大的啊!你长大了。我感到你就像一匹长大了的小马,我拴不住你了。
我想,这段话可能能算作他对自己半生的总结回顾。
   ps:在结尾处,我想说一句话:这可恶的、狡猾的、仁慈的老国保杨云海,他明明根本没打算关我多久,却一次次吓唬我说绝不会放我出来了。要不是因为他这么吓唬我,我也不至于会恐惧地感到自己死到临头,于是拿笔在黄草纸上狂写,写了回忆录又写给妹妹的信,写了给妹妹的信又觉得不够,又写了一篇文章表示要效法昂山素季和秋瑾。我现在只想笑,只想胖揍他一顿,告诉他:看,你把我吓成什么样子了!
另外,我记得在3月15日的那次提审的时候,我曾经惋惜地对杨云海说:我对你说了那么多话,你怎么都没有记进笔录中去啊?
他生气地敲着笔头说:你难道想我都记进去吗?
(完)

2011年5月25日星期三

走出中国茉莉花瓶颈 看樊潇洁如何为中国茉莉花坐牢28天(三)


我觉得无语。我知道中国现在有很多、很多年轻人都这样相信。但是我还是尽可能地告诉她:不是这样的。美国人只是在跟一些国家的独裁者作对,不是在和这些国家的被压迫的平民作对。你知道卡扎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我把他狂疯买雇佣兵镇压起义的事情说了一遍,还提到了2月21日有两架利比亚战机叛逃到马耳他,只因为飞行员不愿意领命轰炸平民,我还提到了洛克比空难。她点点头说:看来他真的很该被消灭。
   因为信息贫匮,那份每天傍晚送进来的不甚完整的《浙江日报》,我总是仔细地从头版看到未版,甚至连广告都不放过。如果哪天报纸没有被送进来,我会觉得日子分外难熬。
在看守所里,每周的食谱有些固定,一般早饭的下饭菜是酱黄瓜、辣罗卜丝、榨菜丝,午饭和晚饭的下饭菜是南瓜、胶菜、萝卜煮肉、芥菜煮豆腐、红烧油豆腐和肉、清蒸海带结和肉。另外每个周末会额外加两个鸡蛋。我无可奈何地这样过日子。
   每天要点名报数四到五次,当监门外面看守大喊一声:点名啦!在劳动或者在休息的同监们就得立即排队站直成一排面对着监规墙进行报数。
   每天由服刑人员送来热水三四次,送开水的推车一来到监门口,服刑人员就把手腕粗的管子穿过铁格子门递进来,同监的人们纷纷拿着水桶去接。
   每天有一两只老鼠在监门外或者放风场上跑过,特别是我们午睡时,它们总是要来翻翻我们的垃圾桶,然后从容地从下水道脱身。
   隔三差五能够听到外面有响应噼噼啪啪的放炮仗的声音,一开始我以为是这附近有饭店开业了。但是后来别人才跟我说:放炮仗表明有人被放出去了,那是家属在放炮仗庆祝。
   我很关注《浙江日报》上登着的财经新闻。因为措词可以用偏向性的措词,但是财经数据还是会将危机的真相现形的。
   我看到《浙江日报》上报道了浙江省近两年里民营担保公司如同雨后春笋地冒出来,我暗自在担忧这会不会导致次货危机的呢?我看到《浙江日报》上全文刊登了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到了今年广义货币投放量预计要增加16%,我暗自在想:今年通货膨胀率将达到多少?我内心里在惴惴不安。
   而且这十天来,我看到别的很多同监都有家人送来吃的,送来穿的,送来钱,寄来信笺,有的同监在监房里给家人写情义绵绵的回信。可是我的家人什么东西都没有给我送来,我一直在怀疑我妈是不是不要我了?还是因为我父亲主张不来管我了。
   2011/05/22
   28天坐牢记(九)
   3月23日下午正在放风时,毫无征兆的,突然看守叫我的名字,要我出监去,又有人来提审我了,我慌忙应着出去。我本来以为他们已经把我忘了呢,看守才把我送进审讯室,我就禁不住哭出来了。我抓住铁格子的杆对杨云海和屈保军伤心地说:“我的家人怎么样了?我的外婆怎么样了?你们见到过我的家人了吗?”
   杨云海回答道:“你的家人一切都好,你的外婆也很好,我昨天刚见过你的父母,今天你的母亲又刚来过。”
   我哭着说:“我想回家。呜呜,我想回家。我想念我的家人,想念我的外婆,想念我的妹妹,我很害怕我外婆会因为看不到我而天天吃不下饭,我很害怕我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哭着说:“呜呜,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说过,以前我外公被打倒关牛棚的时候,我外婆天天在家里哭啊哭,眼睛都哭坏了。碍,我真不敢想象现在她93岁了,还要再次面临这种事情,为自己的外孙女担心。”
   杨云海和屈保军也锁起了眉头。杨云海问道:你外公被打倒过的吗?
   我说:“是的啊。”
   我一边用袖口擦泪一边说:“我现在很想回家。我不想当英雄,更不想当烈士,也不想不朽。我只想回家。哪怕被父母关起来,也好过被关在这里,至少我被关在家里,能让母亲心里好受一些。”
   杨云海把我的这些话都记了下来。
   我继续说:你们不要给我去开法院的逮捕证好吗?我不想上法庭,也不想出名,我只想回家。
   我告诉他们:监里有个女孩,被关了8个月连公诉人的面都没有见到过。我觉得很可怕。我说:我如果被关8个月的话,可能精神早崩溃了。
   我说:我想回到家里去,回到公司里去,老老实实地继续做我的程序员。我说:如果你们把我关上一年两年,就算最终把我放出去了,我也当不了程序员了。甚至永远都找不到工作了。因为我除了写网站代码,别的什么工作都不会做啊。
   我说:“我很害怕,我想回家。”
   我说:“我在监里经常看到有些饥渴难忍的同监抓狂地说自己想要男人,让我心惊肉跳。这些事情我刚来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现在我很害怕,我想回家。”
   我说了很多我想回家的理由。我说:我再也不想去传播茉莉花的信息了。我只想平平安安地回家,老老实实地做人。
   杨云海和屈保军的眉头越锁越紧。我战战兢兢地说着,声称自己已经悔过了。我暗自想:希望你们千万别来问我是真悔过还是假悔过,更别来问我悔过之后准备怎样彻底改过自新。我承认自己悔过了,这话已经说得非常勉强违心了,虽然我很想回家是真心话。
   幸好,他们始终没有问我这两个问题。
   我松了一口气。
   杨云海做完笔录,又照例问我还有什么要求和问题。我想了想说: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父母一点东西都没有给我送来,一封信都不给我写?
   杨云海说:“因为你的父亲对你的事情很生气,决心好好让你在里面反省反省。”
   杨云海让我在笔记上签名按手指印。第三次提审就这么结束了。
   我发现每次我进审讯室的时候,审讯室地面上烟蒂好多啊,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在押人员在监房里不能抽烟也没有烟抽,所以有些有烟瘾的人一进审讯室就向提审人员要烟抽、狠狠地猛吸,然后再开始交待。
   我忐忑不安地回到监室,反复思忖着自己会不会被起诉。其实,如果真的要起诉我,我倒也并不害怕,我想我刑法也并非没有读过,就算我父亲不给我找律师,他们如果起诉我的话,我也会大胆为自己作无罪辩护的。是的,我并不是害怕被起诉,我害怕的是像张茜那样被逮捕,但是不被起诉,空乏地面对着日复一日的光阴流逝。
   不过我发现同监有一个人倒是挺平静乐道地面对自己坐牢的现实的,那就是张双秀。她跟我说,她家在贵州,穷得要命,饭都吃不饱。被关在牢里好歹一日三餐还有保证。我发现她右手的手背和手心有一个很明显的伤疤,看样子是曾被一根几毫米粗的钻头或者钉子戳穿了手掌。我惊讶地问她右手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她说是前年弄伤的,在工厂里打工时受了工伤。碍,可怜的人。虽然她右手受过伤,但是我发现她串磁环的速度是整个监室里最快的,麻利得很。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浮现起一张照片来了,那是今年年初时,我从网易新闻首页上看到的一个图片集,它是中国著名环保记者卢广拍的一些照片,内容是广东省的两个典型小镇的环境污染报告,这两个小镇,一个专门生产牛仔裤,一个专门生产文胸。我记得其中有一张照片,是几个男女工人在一个很简陋的工棚里剪牛仔裤的线头。其中最靠近镜头的那个女工,我吃惊地发现她居然没有右手,只有右手手腕,她是在用左手剪牛仔裤的线头。
   我收不到家里的信,所以看着别人在监室里兴高采烈读家里寄来的信,心里很不是滋味,看到别人在写回信,也很不是滋味。我不知道杨云海跟我说的:“你父亲很生气,所以拒绝给你带钱和物来”是不是真的。而且我天天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躲猫猫和喝水死,我清楚国保决不想把我送上有人公开旁听的法庭的。恐惧和伤心总是紧紧抓着我的心。
   终于有一天,我哭哭啼啼地问金国华看守道:我的家人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给我带来啊?而且一点片言只语也没有?
   金国华看守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只是安慰我说你的家人不会抛弃你的。
   我懊丧地说:“我进来前几天,曾经跟我妈说过,我以后要是被抓了,你如果怕被牵连,就跟我一刀两断划清界线好了。然后我妈生气地说:‘这叫我怎么做得到。’看来她现在真的做到了,估计是因为我的罪很严重。我也不知道自己还出不出得去。”
   金国华看守说:“不要哭,不要哭,你既然做了,而且也这样跟你妈说过了,就要敢做敢当啊!”
   我说:“你帮帮我好吗?我前几天写了一些回忆录,你能不能帮我保管一下?”我赶紧从衣箱里拿出那本黄本子,从铁格子门里塞出去。我说:你一定要帮我保管好的啊。
   金国华看守速读了一下我的回忆录开头,然后说:“你放心好了,我会给你保管好的,你出去的时候我会还给你的。”
   我说:“谢谢你,但是如果我出不去了,你也不用来还我了,只要一直保管着它就是了。”
   金国华看守答应帮我保管回忆录,我心里顿时安心了不少。
   3月26日傍晚,本该被送来的当天的《浙江日报》没有被送来,我只好无聊地去翻昨天的报纸,把广告都看了一遍。
   我看到了一则转让公告,那是转让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81%国有股权的公告。我把它读了又读,很不是滋味。忽然地,我觉得自己的回忆录还没有写完,还得继续写下去。我马上到处找笔、纸。我刚找到了一支笔,张双秀就很见机的给了我一本已经粘好的黄本子。它被粘得很整齐。我也不知道她怎么会猜到我需要这本本子。我真是感激她。然后我开始挥笔狂写,张双秀一声不响地凑在一边看我写。
   我一边写一边流泪。真是被勾到伤心处了。
   27日是星期天,我继续写这回忆录。我的这本回忆录比上一次的回忆录还要抢手。不仅是同监的人们抢着读,甚至在监门外劳动、给我们送饭送开水的服刑人员都好奇地想来读一读。我很担心他们拿了我的回忆录后就不还我了。但是幸好,他们后来把这份容易揉皱的回忆录完整地还给我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们都抢着读我的回忆录,我的心情奇迹般地好起来了。同监的曾娟跟我说:樊潇洁,我们一直对你很好,你以后把我们一起写进你的回忆录好不好?
   我说:好的啊,我一定会把你们写进我的回忆录的。
   她说:那你把我们写进回忆录了,我们将来看不到怎么办呢?
   我说:你一定能够看到的。我将来也许会公开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如果哪天我公开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了,肯定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要出马竞选议员了。
   她说:是吗?可是樊潇洁:中国并没有议员,只有人大代表啊。
   我说:中国大陆现在是没有议员,但是不代表未来也不会有啊。
   我说:你知道人大代表与议员有什么区别吗?告诉你吧,人大代表是推选出来的,甚至是上级任命出来的,而议员则是一人一票的竞选出来的。所以任何人,要想竞选议员必须先写一本自传,把自己的经历和政治理念都写出来,好让别人能够投自己一票。
   我又说:我才只有28岁的,又不是82岁。我想我应该去做这种梦的。共产党不代表人民的意志,我相信它的一党专政是长久不了了的。也许我在40岁的时候会去竞选议员。
   曾娟没有来反驳我,也没有来嘲笑我的梦想不切实际。
   我跟她谈起了台湾目前的民主实现情况,我告诉她台湾能够实现的事情,大陆一定也能够实现。
   啊,我在监房里呆着,有一个情况确实是刻入记忆难以忘怀的,那就是:每天晚上,有几个同监就会饥渴难忍,她们有的被关进来之前就是性工作者,有的被关进来之前情人一大堆。看着她们饥渴地呻吟搓揉的样子,我也觉得心里很不好受。有一次,我大声说:我觉得看守所里那么多生活用品都准许家属送进来,却唯独不准家属送来这里最需要的东西:安慰器和假阳具,真是太不人道了。
谢晶大吃一惊,很不相信我会说这样的话。因为之前他问过我有没有男人,我回答我还没有过。男朋友也几乎没交过。但是我又加了一句:我认为性爱是天赋人权,不是什么罪恶。她在吃惊之余,居然十分赞同我的这句话。
   我对一个同监(为了保护她的名誉,我不能说出她是上面17人中的哪一个)说:我知道你以前频频卖自己,并不仅仅是为了钱,而且也是因为旺盛的性需求,不是吗?但是一个人有旺盛的性需要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是什么罪过。
   我说:我以前一直认为性交易应该合法化并对性工作者进行强制定期体检强制带套工作,这样有利于减少性病和艾滋病的流行。因为单纯严厉打击是消灭不了这一产业的。而且,在我看来,嫖娼的受害者只有一个,那就是嫖客的配偶或者恋人,她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如果因为夫妻感情受到伤害引起吵架和离婚,则子女和家人成了受伤害的人。无论如何,派出所并不是受害者,为什么要由派出所去干预呢?如果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配偶的话,他偶然去购买一次性服务或者定期购买性服务,并没有人因此受伤害。为什么这种情况的嫖娼,嫖客依然得被抓?我听说过很多这样的事例:丈夫因为嫖娼被抓后通知家属,妻子在气愤之余还是借了娘家又借婆家,千方百计凑钱去把丈夫保了出来。我说:派出所抓嫖娼抓卖淫,跟维护社会风气一点关系都没有,只不过是为了多罚钱创收而炮制的借口而已。我一直认为性交易应该合法化,但是嫖客的配偶,如果觉得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则可以根据手中掌握的证据,打官司索求婚内财产赔偿或者婚内感情补偿(比如说罚对方掏钱陪自己外出渡蜜月一周),或者在离婚官司中多分财产。这样就合理多了。
   我说:很多当小姐的女孩,在我看来她们并不下贱。因为很多的她们只是因为家境过于贫寒,自己又几乎没有什么劳动技能,才迫不得己走上这条路的。很多的她们出卖自己的身体同时省吃俭用,只是期望自己的弟弟妹妹或者哥哥姐姐完成学业之后或者攒够一点钱之后自己可以金盘洗手。为什么要抓她们呢?反复地抓她们只不过是使她们金盘洗手的日子更加遥遥无期。我说:几个月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说四年前在杭州有个四十岁的老妓女被嫖客杀死了,她的三个女儿因此成了孤女,办她的案子的警察为此资助这三个孤女整整四年时间。那个女人,她的身世如此之惨,我看了新闻之后哭了好长时间。
   3月30日傍晚,我坐在坑床上正在发呆的时候,又目睹了骇人的一幕:同监的何云,她突然大哭着用力摇晃牢房的铁格子门,对着门外大喊道:“老公,我想你!”然后她与别人抱头痛哭,一边哭,一边说:“要被判15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后来看守来了,训斥了她一顿,但是她还是没有停止哭泣。
   我很吃惊,问旁边的人:“何云她被判了十五年吗?”旁边的人说:“可能是吧,不太清楚。”啊,我大脑里只觉得膨了一声,简直不敢相信。我觉得这种事情真是令人痛心。
   何云是我被关进来后第三天认识的一个女孩。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快乐的人,她有一个稚气未脱的脸,脸上从来看不出有半点伤心的样子,虽然我进来的时候她已经在看守所里被关了快五个月了。她是个打工妹。我曾经问过她在绍兴工作了多少年了。她说已经有七年了。她说她13岁的时候就离开家来绍兴打工了。啊,我真是吃惊:13岁!那么小!我问她曾经在哪里打工过。她说她曾经在一些鞋厂、玩具厂、制衣厂里打工。她告诉我她第一次打工的时候,包住不包吃月工资只有150元。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她却好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似的轻松。
   她平时,总是喜欢从自己的衣箱里拿出两封信来看。她已经读了它很多遍了,但是她还是读了又读,读完又仔细地保存好。那是她的母亲写给她的一封信和她妹妹写给她的一封信。我曾经看过她母亲写给她的一封信。在那封信中,我记得内容是这样的:
   小云,妈对不起你,在该让你读书的时候没有让你读书,让你小小年纪出门打工,最终被坏人引诱误入歧途……信中写了家里的诸多琐事:弟弟生病啊,家里的地里的庄稼的收成啊什么的。最后信中写道:父母已经为你找了律师,将为你上诉,好让你尽可能地得到轻判,你在牢里要好好照顾自己,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而在她妹妹给她的信中,则写了对姐姐的无尽的思念,告诉她父亲已经为你戒酒了,而且尽量地控制自己的脾气不再打母亲了。
   她还常常对着两张照片看得出神。一张照片是她的全家福,但是照片中并没有她。照片中只有她的父母亲、她的两岁的弟弟、她的十五岁的妹妹。她的父亲鼻子好红,让我觉得他可能非常喜欢喝酒。她的妹妹长得好像何云,姐妹俩长得真的很像。另一张照片是她的妹妹怀抱着她的弟弟的照片。她告诉我这两张照片是她被关进来之后父母为了安慰她特地去拍的。
   我也很想知道何云是犯了什么事被抓进来的。一开始有人骗我说她在当小姐。我很不信。我说:当小姐不会被关这么久的。后来才有人告诉我说:何云是因为贩毒被抓进来的。我很吃惊,很不想相信它。但是她们发誓这是真的,而且何云的男朋友也一起被抓了,就被关在同一看守所的另一监房里。
   我的大脑乱糟糟的,满脑子全是这样三个数字:21岁!13岁出门打工!要被判15年!啊,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我心里在想着。
   我忿愤得真想用力砸、用力砸、用力砸这个不公平的社会,让人看不到希望。
   但是后来,我心中有了主意,我坐近何云,附在她的耳朵边,对她说:“何云,不要伤心好吗?只要我能够出得去,我一定会把你的故事写下来的。我会让人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她13岁出门打工,21岁因为涉及贩毒被判了漫长的15年徒刑。我会让人们知道你的故事的,我不会让你的青春白费的。你要相信我,我不会忘记你的故事的,哪怕再过十年也不会忘了的。”何云还在抽泣,但是渐渐地,她用信任和期待的眼睛看着我,停止了哭泣。
   3月31日上午,我又被押出去提审了。我畏畏缩缩地看着坐在我对面的杨云海和屈保军,小声说:“我想回家。”
   杨云海说:“你想回家,就得转变你的思想,把你的错误思想转变过来的啊。”
   我只能报以沉默。
   杨云海说:我最近一次约谈了你的父母,你的母亲说你平时有些精神方面的不正常表现,你大学时代还曾经去接受过心理治疗。是不是?她说你平时在家里有时会自言自语,或者一惊一乍的。
   我回答道:我没有精神病的。
   杨云海说:我还约谈了你大学时的同班同学李栋,他现在也在绍兴,他也说你平时不太合群,自言自语,像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我回答道:我没有精神病的。
   杨云海说:明天我们要送你去做一个检查,会有另一些人来问你一些问题,然后他们会把诊断结果出具报告的。
   我说:为什么要检查我?我又没有什么毛病?为什么要检查我。
   杨云海说:那你如果觉得自己没有毛病,就不用害怕检查的啊。
   我忽然发现放在他们面前的审讯桌上有一张纸,上面是我熟悉的父母的笔迹,就忍不住请求拿过来给看看。他们没有拒绝,就递给我看了。
   我发现这是我的父母写的两封信,我母亲写的那封信是写给我的,我的父亲写的那封信是写给国保的。
   我的母亲的信写得情真义切。她写了自己从小到大抚养我付出的无数心血,也自责自己在我小时候后不够小心,让抗生素夺走了我的一部分听力。但是她说她一直把我当成最大的希望。她责备我不务正业追求刺激,去看境外反动网站,被坏人迷惑,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她希望我早日醒悟,早日回家。
   这封信让我看得很不舒服。我真想告诉我妈:妈妈,我真的不是为了追求刺激才去看境外的网站的啊,我只是想看到墙内看不到的信息。我做的事情是我最应该去做的事情,因为,我不想在十年后反复自责后悔为什么自己当年没有去为茉莉花运动出一份力。
   我父亲的那封信则写得冷冰冰多了。他说他承认自己的女儿思想走上错误的地方,自己也有责任,但是他否认我有精神病。显然,我妈妈曾经企图以我可能有精神病来为我开脱,而我爸爸则否认了这一点。
   我想说:谢谢你,爸爸,我宁愿承受起“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也不愿意被认为我有精神病。
   我说:我好久好久没有跟李栋有往来了。大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他过。我甚至不知道他现在人在绍兴。但是我对他还有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个很好的男生,以前在三七女生节来临的时候他策划了一个活动:让全班男生凑钱给全班女生各买了一个相框,让我们都非常高兴。
   我说:我想回家。
   杨云海说:你想回家,就得争取政府从宽处理啊,你想被从宽处理还是从严处理呢?你要从思想深处好好考虑,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想一想自己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想一想自己未来应该怎样做。
   我说:我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做。但是现在我很想回家。
   杨云海说:这样吧,你回去好好再写一份悔过书,一定要写得深刻,要把你做错的所有的事情都写出来。你知道你做错了哪些事了吗?第一点,你不该去看境外的反动网站,这是你做错的第一点。第二点,你不该去下载境外网站上的文章并打印出来。第三点,你不该去大学校园里张贴,你去大学校园里张贴是为什么呢?是不是为了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是不是因为你认为大学生是最容易发动的群体?你要围绕着这三点去好好悔过,认清错误在哪里,必须写得深刻!
   我只能报以沉默。
   杨云海说:我们国家的政策一向是打击少数人,团结多数人。
   我问道:我现在是属于少数人还是属于多数人?
   杨云海说:这要看你的表现的啊。
   杨云海说:你想被从宽处理呢,还是从严处理?
   我低头不语,隔了半分钟才回答:我想被从宽处理。我知道这是他想要的答案。
   我问道:请问,从严处理是怎样的处理,从宽处理又是怎样的处理?
   杨云海一时语塞,但是他很快恢复过来了。他说:从严处理么,可能会对你判刑,从宽处理么,形式比较多,比如说劳教什么的,也可能是放你回家。
   我心里默默地盘算着,真想拿起眼前那盒印泥砸到他脸上。可惜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的双手被铐着。
   我在想着在我之前已经有多少人被这样处理过了。未来还会有多少人被这样处理。
   杨云海说:你现在在笔录上签下字按下手印吧,我要走了。你回去好好写篇悔过书吧。照着我刚才给你的提示去写,一定要写得深刻。
   我在笔录纸上签了字按了手印。趁着他们在整理宗卷的时候,我轻声说:我宁愿牢底坐穿。可是杨云海和屈保军只是手中动作停了一秒,什么也没有说,带着案卷走了。
2011/05/24
28天坐牢记(十)
   回到监房,我一言不发,同监们正在串磁环,我马上拿起笔开始奋笔疾书,我写的是那篇《我的狱中声明》。我心中首先拟好了我在这篇声明中最后要说的一段话:
   我,樊潇洁,郑重宣布,为了我心中的那份理想,我愿意像昂山素季那样牢底坐穿,也愿意像秋瑾那样慷慨赴死。如果我最终能够出狱,我要像龙应台那样回顾历史、唤醒民众。如果历史有幸把重任交到我手中,我要像科拉松阿基诺那样携手民众,将国家带向未来。”然后我才开始写文章前面部分。我写完之后,直接把它放进衣箱里的塑料袋中,没有给任何人看。
   第二天上午八点多,看守又来把我带出监室去,但是不是去提审我,而是要带我到另一个地方去检查一下。而我根本就不知道要检查我什么。我惊慌地觉得自己肯定是凶多吉少。我看到有四个人来接我出去“检查”,一个是屈保军,另一个是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人,另外还有一男一女。因为他们都不穿制服,我无法猜出他们是什么职务的人。我吓得要命,在交接的地方惊慌地恳求他们告诉我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发现金国华看守不在场。这更令我惊慌。但是他们都不告诉我要带我去哪里,只是说你只要去了就知道了。
   我就这样带着手铐上了车,左右分别坐了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人,以及那个女人。我目不转睛盯着车窗外,以便记住车所走的路线。我看到他们走上了104国道南复线并向西开去。我不住地昵喃着说:碍,要带我去哪里的啊,是送我回家吗?我今天能见到父母的吗?我看着路边春天的树木,心里想我好多天没有看到一棵完整的树了。
   我不安地问坐在我右边的那个女人,说:你们要带我到哪里去啊?
   她答道: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被临时叫来陪同一下的。你不用这样紧张的啊。
   我看着汽车开过了绍兴一中门口,啊,我真想伸长脖子看到我妹妹的身影。可惜根本不可能。
   最后,我发现他们把我带到了绍兴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科。我于是明白了。
   我很害怕。我想我得证明自己精神是正常的。但是我紧张得很,因为邓玉娇也接受过强制的“精神治疗”。我不停地说:我什么毛病也没有,为什么要带我到这来做精神鉴定啊?
   但是他们并不回答我。我无可奈何地坐下来。这时,那个带我来的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替我把手铐摘掉了。
   我也不知道等了多久,我看到科室里的医生在聊天、在看书、在淘宝网上买衣服,他们似乎并不关注我的存在,一个穿着桔黄号衣的女孩子,愁容满面的坐在旁边,她被带进来的时候还带着手铐。
   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检查我什么。后来,他们带我去做脑电图。我不知道这脑电图中能够读出什么信息,它只不过是几条毫无规则的抖动线而已。然后他们又给了我一张问券,让我自己选“从不”、“很少”、“有时”、“经常”。上面的问题全是“你是否觉得自己常有些奇怪的想法?”“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能够听说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你是不是常常认为自己有超能力”……之类的荒诞的问题,一共有三十多个问题。我看了看之后,基本选了“从不”,也有的选了“很少”。
   然后,又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有三个人在那里等我,他们开始问我一些问题,并开始作笔录。
   他们先是问我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什么学校毕业的,做过什么工作。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明知故问,我就一一如实回答了,我说我是做过网站开发工作。
   然后他们问起我大学里做过些什么。这个范围有点大,我说我大学里专业学习成绩很不好,喜欢泡在网上跟人辩论。等等。
   他们问我说:你母亲跟我们说过你平时总是顾自自言自语,突然大叫,是这样的吗?
   我答:因为我在家里我感到孤独,所以只能对自己说话。
   我说:我的母亲不理解我,我想告诉她的话她不爱听,我在家里觉得孤独。所以常常自言自语。
   然后他们又问我最近做过些什么。他们问我是不是去看过境外网站。我回答看过的。他们问我看了哪些网站。我回答是博讯网,youtube,茉莉花行动官方网站,等等。
   然后他们问我还做了些什么。我说我打印了几十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致中华青年学子的公开信
   然后他们问我还做了些什么。我说没有了。他们说:你还去张贴了这些公开信,不是吗?我说:是的。
   他们问我道:你知不知道茉莉花革命发起者都是些什么人?
   我答道: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相信他们都是和我差不多的大陆青年,不是境外敌对人士。
   他们问我道:你为什么要去散发茉莉花公开信?
   我答道:因为我看到了太多的恐怖的上访和截访故事,如今的中国,遍地民怨。各地的政府,纷纷把维稳当成首要任务甚至唯一任务。还有吴邦国的狂言,让我愤怒。
   他们说:你只是一个小姑娘,这些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怎么知道网上的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没有直接回答。后来我说:我以前在上虞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伤残工人在讨说法的场面。
   另一个看了我刚才填的答券道:你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思想和情绪,是吗?你从来不会莫名其妙高兴也不会莫名其妙难过的吗?
   我回答道:是的啊,我的思想都是有源头有体系的。不会有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古怪思想的。我高兴的时候肯定是有高兴的理由的。伤心的时候也肯定是有伤心的理由的。
   他们问我道:那你什么时候比较高兴?
   我想了想说:这个,比如说吧,2003年3月24日,美英联军开始联合打击伊拉克的时候,我很高兴,觉得自己望着花都落了。之后萨达姆被从地洞里抓出来的时候,我得到这消息,更是高兴。
   他们问我道:美国人打伊拉克,你有什么好高兴的啊?
   我答道:因为我从小知道萨达姆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杀过很多人,我见过伊拉克的万人坑的照片。
   他们又问道:还有什么时候比较高兴?
   我说:今年2月12日我听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了的时候,我也非常高兴。在此之前我天天在关注开罗解放广场上的形势,担心埃及军人开枪,伤及民众。
   我又说:两年前我在新闻里看到伊朗内贾德政府派军警镇压反对派的过威的时候,我感到很伤心,看到伊朗反对派领导人在示威中被抓走,我也感到很伤心。
   他们问道:樊潇洁,你现在有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后悔过。
   我答道:为了母亲,我感到后悔,但是为了良心,我问心无愧。
   另一个人问道:樊潇洁,你有没有想自杀过?
   我答道:我以前常常觉得活得很绝望,看不到希望,闷闷不乐很想死。但是现在我再也不想自杀了。因为我想活着看到自己手中有选票的那一天。
   说到这时,我突然抓住旁边一个人的手臂,说:啊,你觉得我的梦想会实现的吗?你觉得我会有机会看到这一天的吗?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那个在作笔录的人问我道:樊潇洁,你觉得你做的事情,政府会不会原谅你的?
   我想了想,答道:我想应该不会原谅我的。但是,现在不是应该问我政府能不能原谅我,而应该问我能不能原谅政府。答案也是不会。
   问答就到这里结束了。我又满腹心事地被带回去。我想我大概4月11日肯定出不去了。
   我一回到监房,就发现同监在围着看我昨天写的那篇文章。谢晶首先发出我又被送回来了,就跟我说:“啊,小樊,你回来了,午饭有没有吃过?我们都已经吃过了。今天中午吃的是年糕,我还给你留着呢。”
   我说:谢谢,但是我已经吃过一块面包了。
   谢晶说:“那你把年糕的汤喝了吧。”
   谢晶说:“小樊,我是为你好,你这样的文章,还是不要写,至少,最后一段不要写,说什么牢底坐穿啊死啊什么的,弄不好还成真了。我替你把这最后一段撕了。”
   我说:“哦”。
   谢晶说:“你到底怕不怕死的啊,真的不怕的吗?”
   我说:“我当然怕死的啊。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死不了,所以把话说得硬点,吓吓审讯我的国保。”
   我说:“仔细想想,虽然中国这几年来拘禁抓走的异议人士很多,但是处死异议人士,这几年来毕竟没有过。就算中国政府想这样,恐怕都做不到。你知道吗?之前有一个伊朗妇女,名字叫阿尔什蒂娜,被伊朗伊斯兰政府诉为通奸并杀死亲夫,判处石刑处死。你知道石刑是什么吗?就是把人半截埋在土里,然后一群人用石块把她砸死。这件事传出,国际社会抗议声如潮,甚至法国第一夫人都为之向伊朗政府求情。抗议力量强大到最终逼得最为顽固的伊朗都为之让步的程度。最终伊朗政府取消了对她的死刑。”
   我说:“别说死刑了,现在就算是被判有期徒刑,就算是被判了不到三年的有期徒刑,比如说为结石宝宝抗争的赵连海,他被判了两年半,也有很多海内外的民众为他奔走呼吁,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他。所以我别说是死,就连牢底坐穿的机会都不大有。现在毕竟不是一百年前啊,不会再有像秋瑾那样的前一天被抓,第二天就被咔嚓了的事情。”我又提到了我以前看过的希拉里签署的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我说:“嘿嘿,要是真的逮捕我审判我的话,弄不好我的名字就进了明年的《国别人权报告》了。”
   我说:“碍,昨天审我的国保让我写一份悔过书,可是我真的很不想写,也不知道该怎么写。”
   谢晶说:“国保让你写你就写嘛,写写有什么难的。”
   我说:“我根本不相信写了悔过书就能被从轻处理。从来没有哪个政治犯会因为认错态度好就被从轻处理的,古今中外都没有过的。”
   谢晶说:“写吧,写了总比不写好,这哪说得定呢?”“碍”我叹息着,喝完年糕汤后,开始咬头笔头写起悔过书来。
   我涂了又涂,改了又改,觉得真的好难写。杨云海要我认识自己的错误,告诉我到大学校园这样敏感的地方去贴传单是十分十分严重的错误。可是我想:让大学校园变成易燃易爆的地方,又不是我的成就。
   但是我又想:碍,无论如何,我总得写点反省悔悟的。我想杨云海可能也未必是想让我把思想转变过来,他可能只是想让我至少写份书面悔过书,好让他给上级有个交待,然后他再在上级面前把我的悔过态度雕刻“升华”一番,可能接下来我就能够被从轻处理了。想到这里,我就有了一点思路,两小时后,我把这份四百多字的悔过书写好了。
   我想上几次他们都是隔了八天来提审我一次的,下一次提审我可能会在4月8日。我已经被关了快20天了,我陆续看到一些法院的人送来逮捕证让一些同监签名,也有的同监则收到了检察院送来的《刑事辩护委托通知书》。我很关心自己的逮捕证什么时候会到。
   同监有个女孩名叫曾敏,她总是心事重重,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她已经被关了30几天了,但是却逮捕证还没有送到。她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被正式批捕。
4月5日傍晚晚饭时,曾敏突然被押出去,回来之后我发现她更加沉默。一问,才知道她刚收到自己的逮捕证并在上面签过名了。此时离她被抓进来已经有37天了。再一问别的同监,她们好几个人都说自己是在被关进来三十多天四十多天甚至两个月后才收到自己的逮捕证的,我顿时感觉得很不妙。我想这是不是意味着到了4月11日我被抓进来一个月后就算没有逮捕证他们也可以继续关我,不需要任何理由?
   4月6日上午,我正在串着磁环。突然看守叫我出去,又要来提审我了。我毫无预备的匆匆被押到审讯室里去,手指头还是黑乎乎的。
   杨云海问我悔过书写好了没有?我害怕地说我写了,但是还只是一个草稿。因为监房里没有白纸,而且我曾经几次跟看守说让他们给我一些白纸,我需要写一份悔过书上交,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说着我把那份涂涂改改的悔过书从口袋里掏出来。我害怕地说:你们现在给我一些白纸吧,我马上把它抄一遍,这一张写得太乱了。
   但是杨云海和屈保军并没有让我抄一遍。他们只是读了这份“悔过书”。读完后,杨云海生气地说:我让你写悔过书要写得深刻一些,你根本就没有写深刻嘛。
   我说:可是我已经绞尽脑汁了嘛。我实在想不出更深刻的语言了。
   杨云海说:那么你好好想一想,你为什么会被关进来的呢?
   我没有回答。
   杨云海又重复说了一遍。
   这次我小声说了:因为中国是个警察国家。
   杨云海说:你说了什么?
   屈保军说:她刚才说了,因为中国是个警察国家。
   我又加了一句:因为中国领导人想学习齐奥塞斯库。
   我说:你们会在4月11日把我放出去的吗?
   杨云海说:你这样的态度实在不能把你放出去。
   我带着哭腔说:可是我很想回家啊。
   我说:我很想回家。看看现在的新闻,连《浙江日报》这样的党报都充满坏消息,什么贵金属涨价了啊,什么货币增发16%啊,什么担保公司如同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啊,什么杭钢拍卖啊,,我看得心里很害怕,总觉得恶性通货膨胀近在眼前。碍,我总是在想:如果哪一天突然发生银行挤兑银行破产了,通货膨胀全面失控了,米价暴涨了,而我还在牢里,我的母亲要面对两面夹击,将会多么身心焦悴渡日艰难。我阻止不了经济危机,但是如果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我能够陪在母亲身边的话,至少也能让她好受些啊。
   杨云海说:你这样说就表明你的思想还完全没有转变过来。
   我说:我已经转变过来了,以前我认为自己应该脑怀天下,但是现在我觉得自己的小家还是很重要的。我想回家,陪在父母身边。
   杨云海说:你这样想我们根本不可能放了你的。
   我说:碍,其实我想知道,你现在心里害不害怕?3月4日你请我去喝茶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马上就要进入下一次文革了。你对它感到害怕的吗?
   杨云海说:这不是我的事。
   我说:那么,你以前跟我说过你自己也是房奴,但是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存贷款利息连连上涨,房奴的负担加重了很多,而且我预计今年中国人民银行还要再加息三四次,但是你的工资却不会有所增加,你对它会感到害怕的吗?
   杨云海说:别人能扛过去我也能扛过去。
   我说:那么,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退休金没有了。你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是不是?如果那时候你发现自己退休金没有了,你会不会很生气?
   杨云海说:退休金怎么可能没有了呢?
   我说:当然有这种可能的啊,只要政府闹财政危机,退休金就有可能被砍掉。你看,去年希腊政府不是付不出退休金了吗?我觉得中国政府今年财政应该很紧张。
   杨云海说:这是我们大人的事啊,你小孩不用管的。
   我说:碍,放了我吧,我想回家。
   杨云海说:放了你有什么好处呢?
   我说:有啊,当然有好处的了。如果你们放我出去,就减少了一个社会不和谐因素。如果我一直被关着的话,我的父母肯定会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去抗议努力让我获释的。
   杨云海气得一下子站起来,连笔录都不做,也没有让我签字按手指印,就收起宗卷走出去了。
   我马上叫道:你们如果不想放了我,就早点给我拿来逮捕证吧!
   屈保军说:你难道想要逮捕证吗?
   我说:是的,我想见到逮捕证。
   屈保军也准备走了,在他走出门的时候,我喊道:我会在法庭上为自己作无罪辩护的!屈保军只是略一回头,也走了。
   我又一次被押回监房。
   2011/05/24
未完待续

2011年5月24日星期二

何时会解体?有两个临界点 孙子的说法是

2011-05-24讯

涌动在中国大地的一股让共产党坐立不安的暗流。在默不作声的外表下面,中共对传《九评共产党》劝“三退”运动的关注和焦虑甚至超过了下岗职工、上访民众和贪官污吏。另一方面,由于中共的强力封锁,中国国内的很多民众并不了解“三退”的具体情况,当第一次听说“三退”人数,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人数已经超过千万人的时候,震惊和疑惑在他们心中同时升起:这一切是真的吗?如果“三退”浪潮是真的,那么中共是否很快就要解体了?那么中国在未来几年是否将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如果是这样,是否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要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人们首先要弄清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三退”运动发展的真实状况。

旁白:大纪元时报2004年底推出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从2004年12月3日开始,大纪元开始收取“三退”声明,2005年元旦,50多人在大纪元上发表新年联合退党声明,号召广传《九评》,一月份,赵紫阳逝世之时,告别中共的口号开始在世界各地出现,蔚然成风。“三退”人数在 2005年4月21日超过一百万;5月31日,超过两百万;7月15日,超过三百万;8月30日,突破400万;10月18日,突破500万;12月1 日,声明“三退”的人数达到了600万人!2006年1月8日,700万。2月14日,800万;3月20日,900万。到2006年的4月25日为止,声明“三退”的人数已经突破了1,000万。那么这千万份声明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

“三退”目前主要的渠道有如下几种:一种是通过网络,突破封锁。通过网络,把退党的名单输入到网络上,直接发给退党网站。第二种途径是通过传真,把退党声明打好或写好之后,传真给退党服务中心。第三种途径是通过电子邮件,突破网络封锁之后通过电子邮件把声明送出来。还有一种渠道就是通过电话,退党服务中心有很多条退党热线。另外世界各地还有很多义工在和中国大陆民众联系。

退党服务中心义工说:退党的人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集体的退党有几人,十几人,也有上百人,一批一批地退。你像前些日子南方有一省市一次就有140人退出。农村,乡镇的多数是以真名退出的多。城镇的以化名退出的居多。

还有一部份人士利用旅游的机会,把他们的退党声明用信封装好托他们的到海外旅游的亲人带到世界各地的退党服务中心点上、旅游点上或《九评》点上,把他们的退党声明交给我们。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大陆的同胞没有适当的渠道,由于中共拚命地封锁,那很多大陆的民众就把它张贴到公共场所。比如街道、政府部门的通告栏,有很多这样的图片。那最新反馈的是在人民币上面,把他们退党的声明、口号写在人民币上,最近甚至有人用雕刻的方式把它刻在钱币上。

旁白:“三退”的信息是发向全世界的,那么在“三退”的民众中,有多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呢?这个问题,中共可能比普通民众更加关心。最近,退党服务中心和加州科学软件公司联合开发了一种网络软件,对大纪元退党、退团、退队网站进行连续多日实时记录与分析,以下是他们的分析结果。

南加州QSD软体开发公司刘杰森博士:我们软体开发公司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和退党网站的授权之下,开发了对退党网站数据进行检索,分类和分析的软体。下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软体的功能和检索的结果。

在 2004年12月4日到2006年6月27日期间,总的“三退”人数为11,366,927人,其中退党人数是6,876,990人,占总的“三退”人数的60.5%。那么这些退党、团、队的人群是从哪里来的呢?根据我们的软体分析,每一条“三退”声明都有它来自的国家、地区、甚至城市。通过对整个 11,366,927“三退”人数的分析,我们看到其中1,135万是来自中国大陆,有16,289人来自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美国动态网总裁比尔‧夏:动态网是中国大陆网民通过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发表退党声明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通过我们记录的数据来看,绝大多说发表退党声明的网民都来自中国大陆。少数IP地址是来自海外。但是这种我们估计很多也是大陆的网民通过海外的代理联到动态网上。所以还是中国大陆网民在使用。通过我们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我们看到这些网民都是来自于大陆的不同的省份。包括很偏远的,包括西藏,新疆等地区。其中比较多的有北京和东北三省。这些数据都发表在网上。

主持人:据退党据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介绍,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打来的电话并不是一上来就要“三退”,而是谘询信息,询问为什么要退党,从哪里能看到《九评》等等。

退党服务中心义工:我们一般的就是说,共产党是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在历史上,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它坏事做绝,罪不可赦,神要灭它,不是我们谁要灭它,是神要灭它。那么天灭中共就要涉及到中共的党徒。人要不退出来就是它的一分子了,也就成了众神清除的目标。

记者:要是他不相信神呢?不相信这种说法呢?

义工:对,有的是不相信神的。不相信神的,在讲的过程中就不太理解。有一次河南郑州一个妇女打来电话,她说她看了《九评》觉得非常好,但是她身边的人说天灭中共是迷信。我就问她:谁是天呢?她说:不就是老百姓说的那个老天爷吗?我说你看有些报纸上也说了今天过年的时候,在北京有3万多人排出2公里队到北京雍和宫上香。我问她,你们那儿过年烧香吗?她说,烧啊,都烧。我说国内的那些高官他们盖房子不是也请人看风水,算卦吗?她说,是啊。我说,他们不是不相信有老天爷吗?可是他们不是也是求他们保佑吗?我说这共产党讲无神论只不过是统治老百姓的工具。共产党做尽坏事,天理不容。所以老百姓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可别给中共当陪葬品。后来我问她:你是党员吗?她说,是啊!我说那你就退了吧,为了你的安全,我们一般都是小名,化名都可以的。她说那行,你就帮我退了吧。她挂上电话不到半个小时又给我来电话说,我还有3个朋友看过《九评》都说好,我跟她们讲了,她们也要退党。后来我帮他们3个也起了名字把党退了。

主持人:初次看到“三退”数字的中国大陆民众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三退”人数真的有那么多么?我怎么没听说过,好像我周围的人也没听说谁“三退”了。

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博士研究生叶科:我觉得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九评》和退党的传播方式是在网站上等等,还有现在因为中共的迫害好多人没有公开。所以很多人退了,也许你身边的人纷纷都退了,你也不知道。这是有可能的,这是它的一个特定的传播方法……共产党的理念现在在中国是崩溃的。从党员这套系统来说,当初 2001年江泽民到美国来访问的时候,《华盛顿邮报》的一个记者问他,你相信共产主义吗?江泽民的回答相当有意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相信过共产主义。那么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没有什么中共的官员敢拍着胸脯真心地说,我信仰共产主义。这是从最高到最低都是这样的。越了解共产党内幕的人他逃得越是快。所以现在中国都是4.5百亿,5.6百亿的资金外逃,比外资投入的速度还快。最近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国内的党组织,80%到90%都是瘫痪的。所以共产党到今天没有人信了,也没有凝聚力了。那么对这些人来说如果有一种有效的办法让他退的话,这个人数是相当大的。除了对共产党不信的人以外,还有很大一部份人对共产党是非常仇恨的。比如2005年,中国有3,000万人次的访民,这些人很多都是被压迫得没法活了,走投无路了才去上访的。还有很多有意见的人他不敢去上访,觉得上访还更麻烦,那这些人还有多少?也就是说中国的冤民,对共产党愤恨的人数是非常大的。那中国还有几千万的下岗工人;那中国还有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宗教人士,加起来也有几千万。那这个人数是相当大的,如果你给他一个办法,让他退的话,表达自己的心声,我想他是比较愿意的。

美国动态网总裁比尔‧夏:《九评》和退党是中共在网络封锁方面最主要的目标。一方面是对电子邮件的封锁。在我们给国内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九评》的时候,我们发现国内对《九评》的电子邮件的封锁是非常厉害的。特别是在“6‧4”前夕,中共发动了对网络封锁的一轮新的行动,大概有一个星期,国内的很多网民对上动态网和另外一个突破网络封锁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无界网都感觉非常困难。在这个期间,通过动态网发表退党声明的人数也有所下降,这就对退党造成一定的影响。后来经过技术人员的一两个星期的努力,大家又可以比较容易地上动态网了。

在过去一年多来,光天化日下发生的绑架帮助传《九评》、促“三退”的法轮功学员的案例有好几千例,被绑架人数,已知的已经超过上万人。我们曾经整理了一份有70多个迫害案例的文件交给计划访华的美国总统……

美国动态网总裁比尔‧夏:真正能够有条件上网,能够知道使用这些突破网路封锁工具的网民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小的。特别是对中共的历史,本质认识比较清楚的人很多是中老年人,他们经历的事情比较多,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生活上比较困难的人,这些人要使用突破封锁的工具都比较困难。其它的方式,像打越洋电话,或传真,对他们来说也比较困难。所以所有这些因素导致退党的渠道还不通畅。所以很多人想退党,但是没有渠道……

大纪元专栏作家章天亮:很多人在想中共什么时候解体?我们退党的临界点在什么地方,我告诉大家现在我们有两个临界点。一个临界点是中共崩溃的临界点,一个是人们忍无可忍的临界点。中国自己承认一年在大陆有8万7千起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就是指民众和官府之间的直接的冲突。高智晟律师到山西发现很多地区老百姓对中共的这种镇压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退党的话,中共会不会解体。它一定会,但是也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崩溃,也可能是因为政治的崩溃,也可能是因为军事的崩溃。老百姓对他们的忍耐到了极限,而出现了官逼民反的情况。

老子讲过一句话,叫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中国已经承受不起那样大的动荡了,我们一定要赶在老百姓忍无可忍之前把中共解体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退党千百万,这是一个声援的活动,也是个庆祝的活动。但对我们每一个人更是个敦促的活动。我们应该更广泛地把《九评》传出去,把退党大潮更深入地更快速地进行下去。把中共彻底地解体掉。我们在跟时间赛跑,我们一定要抢到另外一个临界点到达之前就把中共解体掉。这样才能结束中共的一切罪恶。

两千年前孙子讲过“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就是说我跟你打仗,每仗必赢,这还不算最好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没跟你打,你就屈服了,这才是最好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将再次目睹这古老的智慧在人间展现。

/comment/data/uploadfile/201105/20110524065849641.jpg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2011/0524/-19353.html

         何时会解体?有两个临界点 孙子的说法是-【退党】

2011年5月23日星期一

走出中国茉莉花瓶颈 看樊潇洁如何为中国茉莉花坐牢28天(二)


28天坐牢记(四)
   但是她真的是以“颠覆国家政权权”被关进来的吗?我心中一直怀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想如果她真的是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被捕并受审的话,我早该听到她的名字了,各路民间报料人也应该已经有所报料。我不至于连她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可能她只是故意这样说来安慰我的吧。
   不管是真是假,她的话当时对我的心情是大为受用的。很多恐惧和害怕都消散了。我想,她能够被关了8个月而精神不垮掉,我一定也能够熬过这段时间。
   我发现监房的一面墙上用红色的油漆印着一篇“监规”,包括“六做到”和“六不准”。我看到“六做到”中有一条是“对周围人员的反动下流言论要及时举报”。我害怕地小声问童晓蓉道:“这里有人会去举报我的言论的吗?”
   童晓蓉摇摇头说:“不会的,我们这里没有人会去举报别人的言论的,这监规写在墙上只不过是个形式。”
   我渐渐放下心里,于是就把手中的面包吃了。
   这时候,旁边有同监的人跟我说:“你进来时生活用品都没有带进来是吧?喏,这只刷牙杯是你的,这块毛巾也是你的。”她很快就把生活必需品给我配备齐了。我发现她一共给我这么几样东西:
   一只刷牙杯、一支牙刷、一支牙膏、一块肥皂、一条白毛巾,还有一只塑料脸盆,还有两只透明的塑料碗。我发现这些配发的东西,刷牙杯和牙刷和白毛巾看起来真是质量低劣,塑料碗也薄得要命。旁边的人让我用胶布条写上名字粘到杯子和脸盆上,免得跟别人的搞混。
   我刚才进来前,在检查体时,看守所的工作人员还对我做了这么一件事:检查我带进去的衣服,把带子都抽掉了,把我的鞋带也剪断抽掉了,甚至还让我把扎头发的头绳都取下来。所以我是散开着头发进监房的。但是我进去之后,很快有同监的人给了我一根用蓝毛线缠起来的牛皮筋,让我把头发扎起来。我奇怪地问:“这是谁买的牛皮筋啊?”她们说:“是我们自己缠的,拆了一件旧毛衣获得毛线。”我这才注意到她们中只有头发稍长的都是用这种蓝毛线缠的牛皮筋扎头发的。
   “但是牛皮筋又是哪来的呢?”我心中的疑问并没有消除。
   “牛皮筋啊?是平时送生产原料的时候一起送进来的,你过几天就知道了。”她们这样向我解释道。
   我仔细观察这个监房,发现它大约是3米宽、8米长,整个监房被一张1.8米宽、8实长的坑床占了大半面积,坑床一角堆着一叠花花绿绿规格不一的被子,那1.2米宽的过道一头是监房门,另一头是一个狭窄不足两平方面的厕所。过道上还放着6只白色的塑料储备箱,里面装的是衣服和其它生活用品。监房门上方离地三米半高处装着一个监控摄像头,监房门右边半米处开了一个16厘米×25厘米的小洞,估计是平时来用递送菜饭的。小洞的上方,离地一米半的地方有一只可以用来和看守对话的对讲设备。坑床的另一角离地四米高处装有一只音箱。厕所里有一只陶瓷蹲便器和一只盥洗池和一个水龙头,三堵墙上挂满了白毛巾,还有一个凿进墙壁的格子橱,里面放满了牙杯牙刷和肥皂,厕所一侧的墙脚下则堆满了几十只红色的塑料水桶和塑料脸盆。
   厕所旁边还有一扇铁门,据说是通向放风场的。但是我刚进去的时候铁门是紧闭着的。
   我发现整个监房里一点金属都没有,甚至那个水龙头都是塑料做的。甚至塑料水桶的提环都已经被预先拆掉了。而且我在那里还看到了一样匪夷所思的东西:一只方便面包装袋被翻过来,银色的铝铂面朝外,用牛皮筋扎在一只饭盒口上,用来当作镜子用。
   我不知所措地望着这些同监的女人,她们有的还稚气未脱,有的已经头发半白,让我怀疑她是不是已经有60岁了。但是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头发半白的同监,她才不到40岁,因为不堪暴力,杀死了自己的男人后东躲西藏了好多年,结果头发生生被熬白了。碍,可怜的人。我心里想道。她看起来很寡语,但是喜欢给年轻的同监梳头发。
   几个年轻的同监争先恐后地跟我说话。我刚才说自己是因为传播茉莉花散步被抓的。她们听了很不明白,难以理解。我只好用尽可能浅显的语言向她们解释中东各国的茉莉花革命、他们的诉求和成果,中国的茉莉花散步号召是基于什么理由、期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跟她们说了一些强拆啊、强征啊、互联网上删文章啊、民权律师被捕啊之类的事情。渐渐地,她们大多能够理解我的意图了。这时,有一个30来岁的女人跟我说:“樊潇洁,我跟你讲一件事,好吗?以前我老公老家的村里也曾经有过一次强行卖地,镇政府以3万元一亩的价格向村民买地,又以50万元一亩的价格卖给开发商。我们有很多村民代表去围镇政府讨说法,结果只不过是几个领头的被派出所的警察带走了。这其中有我老公。他出来之后我们就离开家乡到浙江来打工了。”
   我吃惊地问道:“这是真的吗?”她凄然一笑,道:“我哪能骗你啊?”碍,我想:这种事情在中国真是多得很。
   我们正谈着,谈着,忽然,我听到哐的一声,监房铁格子门外又被关上了一扇不透风的铁门,紧接着,那个送饭菜的小洞口也被关上了。我顿时感到一阵窒息。但是同监的人却好像听到了什么号令似的纷纷从坑床上爬下来,穿好鞋,沿着坑床坐成一排,过了两分钟,那墙角的音箱响了,开始播出一段录音,录音里全是在押人员必须遵守的规矩,我听得很不舒服,干脆半闭上眼睛打起盹来。
   录音整整播了半小时才结束,正当我以为可以去上厕所了的时候,同监的人突然全体站起来,背朝着监规墙站好,开始用很大的声音像背绕口令似的背监规:“六做到”和“六不准”。她们背得如此熟练,我真是吃惊。但是我对监规还只扫览过一遍,并没有记熟,所以只好闭着嘴听别人背。背完后同监的人继续保持背对着墙的姿势不动,直到三分钟后,播了一声“坐下反省”的号令,她们才再次面对着墙沿着坑沿坐下。我左顾右盼,不知道该反省什么。看得出,别人也都和我一样心不在奄,大约五分钟,广播里再次传来“结束反省”的号令,她们才纷纷站起来,争先恐后地排队上厕所。
   大约十五分钟后,音箱里传来睡觉的提示音,同监的人纷纷爬上坑床把堆在一角的被子打开来铺床。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她们忙碌,不知道自己该睡在哪里,也不知道该用哪条被子。这时,那个被我谈过自己的经历的30来岁的女人说:“樊潇洁,今天晚上你跟我一起睡,合用一条被子好不好?”我赶紧感激地应了。
   2011/05/16
28天坐牢记(五)
   我得说:十六个人一起睡在一张8米长的坑床上,真是相当的拥挤,我一整晚都不敢翻身,而且也根本翻不了身。我还发现,在夜里睡觉的时候,监房里并不熄灯,电灯一整夜都是亮着的。
   我那天晚上居然做了一个好梦,梦见自己在聆听希拉里的讲演。当我被人踹醒的时候,天已经大亮。
   “起来了,起来了,死猪!”那个和我睡同一条被的女人坐在被窝里用脚踢我道。我赶紧起床,和她一起把被子折好照旧堆到墙角。
   今天是3月13日了,啊,本来这天我打算去轩亭口散步的。但时现在我只能在监房里散步了。
   到了七点的时候,监房外有穿着蓝色囚衣的服刑人员给我们送来早饭了。空碗从那小洞里递出去,盛了饭的碗从小洞里递回来。早上的下饭菜只有几条又粗又长的酱黄瓜,这些酱黄瓜很快被同监的人们瓜分光了。我也分到了一段。
   吃过早饭后,我正坐在坑床上发呆,望着高处的铁格子窗出神,忽然童晓蓉生到我身边来,像变戏法似地给我看一本书的封面,我一看,原来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这是一本硬皮书,印得很精美。我吃惊地问道:“这是谁的书啊?”她说:“是我的。是我老公给我带来的。”
   我说:“你老公真好。”
   我说:“这本书能借我看看吗?”
   她说:“看吧。”
   我马上高兴地翻看起它来了。
   后来我发现童晓蓉不仅有一本《飘》,还有另外几本书《安娜•卡里尼娜》、《简•爱》还有《巴黎圣母院》。但是我发现她不肯轻易借人。
   正当我读得入迷时,有看守在铁格子门外监房外面喊我的名字:“樊潇洁!”
   我猛一抬头,不知所错,旁边的同监赶紧跟我说:“他们要来提审你了,你快去。”
   我赶紧放下书下坑,拖上自己的鞋子(因为鞋带被抽掉了,所以穿着它走路不能大步流星地走)走出监去。看守在我起出监房后又把监门关上了。然后叫我站在门口一个用黄油漆画着脚印的位置站好。我看到他手里拿着明晃晃的手铐,害怕地说:“别铐我,我不会逃跑的。”
“没事的,这是规矩,走走样式的。”他安慰我道。
   我只好让他把我的双手手腕铐上了。
   他押着我到外面一间审讯室里。我进去后,审讯室的门就被关上了。我发现杨云海和屈保军已经在审讯室里等我了。
   这间审讯室只有四平方米左右,我和两个审我的国保之间隔着一道铁格子。铁格子我的这边有一把椅子,审讯室里我的身后和审我的国保身后各有一扇门。我在那椅子上坐下了。
   “怎么样啊,小樊,你想不想回家啊?”杨云海问道。
   “啊,我还好,这里条件还可以,我有点不想回家了。”我说道。
   “我想我就算回家,也要被我父母关起来的,这也跟坐牢差不多,还不如留在这里好。”我进一步解释道。
   “你真是一个小傻瓜,这里有什么好的啊?这里又不是人呆的地方!”杨云海生气地说道。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样?还想不想再去传播茉莉花了?”
   我说:“想啊,怎么不想?我恨不得告诉所有人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的必要性。”
   “你怎么居然还在这么想啊?我给你看一个电话记录吧。”杨云海拿出自己的手机给我看来电记录,那个手机号是我老板的手机号。“你的老板昨天傍晚打电话来问我过了,他说:‘杨警官,樊潇洁什么时候放出来啊?’我只能回答‘现在还不知道’。你看,你的老板也在这么关心你,你怎么居然说自己不想回去呢?”杨云海有些埋怨地说道。
   我心里动了动。碍,我的老板都这么记掂着我,何况我的父母了,真不知道他们昨天是怎么度过这一夜的啊!我痛苦地想道,但是我不能说出来。
   “我们都希望你早点悔悟,早日回到社会大家庭上来,回到你的小家庭里来。”他这样说道。
   “可是我不会后悔的,而且愿意面对一切后果。”我答道。
   “你!”杨云海一时语塞,然后他把话题转到一般技术问题上来了。他仔细问了我进入文理学院校园后所走的路线图,我相信他这是为了去查看沿途的录像头,以坐实我当时是一个人还是有同伴。他还要我说明我进入哪家小卖部买双面胶的,几点钟进入的,花了多少钱。我尽可有地如实回答了。记不清的就说记不清了。
   然后他说:“樊潇洁,你到底印了几份公开信?你之前说自己印了三十几份,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17份,再加上你没有贴出去的17份,一共是34份。你是否打印了不止三十几份?”
   我答道:“我确实只打印了三十几份,但是具体多少份却不记得了,因为前天上午我打印的时候,心脏狂跳手狂抖,一见老板进来就匆匆结束打印了。所以真的没有数到底打印了几份。”
   杨云海又问道:“你除了在文理学院校园里贴过公开信之外,还在哪里地方也贴过传单?”
   我说:“没有了,文理学院是我计划中的第一站,如果没有被抓到的话,我还打算去别的地方张贴,可惜我在第一站就被抓到了。”
   杨云海又问道:“你除了这次在文理学院校园里贴公开信之外,还做过哪些事情?”
   “没有了。”我答道。
   “真的没吗?”杨云海问道。
   “啊,还有的,去年下半年,我在网上看到检察官作家谢朝平被渭南警方抓起来了,因为他写了一部纪实小说《大迁徙》,挖到了渭南县政府的烂疮疤。”我于是费尽心机在网上找到了这部小说的原稿,把它传给一百多个人,因为当时网上求这部小说的人很多。我这样做算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行为吗?”
   杨云海只好说:“不算的。”
   “碍,那么,还有一件事,我以前大学时有个很要好的男生,可惜他像梁光烈那样信奉‘宁要台湾不长草,也要祖国的宝岛。’。我于是写了一封信给他,题目是《用民主统一台湾》,我告诉他:‘大陆不实现民主,永无统一台湾的希望’。然后他就跟我掰了。我这样做算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行为吗?”
   杨云海又说:“不算的。”
   这时屈保军突然插嘴道:“你那个男同学,他是哪里人?他叫什么名字?”
   我说:“他是上海人,名字我不能告诉你。”
   屈保军嘴里低声挤出几个字,可惜我没有听清他说了什么。
   “还有一件事,我大二的时候,有一次浙大法学院的院长李龙教授在紫金港做讲座,我去听了,讲演结束后,在自由提问阶段,我向他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关于政审制度的。我当时置疑政审制度存在的合法性,但是李龙教授只是吱吱唔唔没有明确答复。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清白是什么意思?》,内容也是置疑政审制度的合法性的。然后我把它发到李龙教授的校内邮箱里,结果石沉大海。我做的这件事,算不算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行为?”
   这次杨云海没有回答,但是我清楚地看到,我自述的这三件事,他没有记进笔录。
   2011/05/17
28天坐牢记(六)
   然后屈保军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樊潇洁,你在哪个网站上写博客?”
   “啊,我的博客?哦,我以前在一些网站上写过博客的,但是我的博客老是被封掉,或者文章被员删掉,我很气恼,结果后来我再也懒得写博客了。写了什么文章就发到论坛上,被删掉也随它去了,至少已经有人读到过我的文章了。”我这样回答道。
   之后杨云海又问了我一些问题,包括我平时跟谁谁交往,跟以前老师同学有无往来什么的。可惜我实在太宅了,而且一直来觉得自己混得太鹾,所以很不想和以前的同学往来。平时甚至几乎没有人给我发短信。我就这么回答了。
   最后,杨云海说:“樊潇洁,现在我们要结束提问了,你还有什么问题或要求?”
   “我想要一本《宪法》和一本《刑法》。”我答道。
   “这个要求不可以的。”杨云海说道。
   “那么,叫我妈妈给我送几颗助听器电池来吧!我现在用的这颗电池电量快用完了。另外还有一双没有鞋带的鞋子。”我让他看看我的鞋子:它的鞋带被抽掉了。
   “这个可以的。”杨云海就把它记进笔录了。
   他们让我在笔录上签字按红手指印,然后屈保军撕了半张纸给我,让我把手指上的红印泥擦掉。
   这时我问他们:“你们今天下午会去轩亭口守着的吗?”杨云海答道:“当然得去守着的啊,得把学生们劝离。”我说道:“谢了,你们不去的话,没人有知道这件事,你们去守着的话,很多人都知道了。”
   杨云海什么也不说,收起宗卷就走了。
   我也被看守押回了监房,在监房门口,他为我开了铐。
   我一回到监房,童晓蓉和几个同监就围上来,急切地想知道我被怎么审讯了。我从容地说:“没有什么事情,仅是几个已经问过的简单问题罢了。”
   我摸着自己的手腕说:“被铐得真紧。”
   我央求童晓蓉再借我看一会儿书,她不情愿地从塑料衣箱里拿出那册《飘》来,我赶紧找了个墙脚坐着看起来了。
   午饭是一份饭和一份水煮胶菜。我发现那胶菜好像没怎么切开,每人菜碗里是四分之一棵胶菜和汤水,四分之一棵连在一起的完整的胶菜!而不是一堆切开的胶菜叶子和菜芯。晚饭也差不多。午饭过后要统一午睡两小时,然后放风半小时。
   那天是星期天,不少看守没有来上班
   下午我坐在坑床上看《飘》,忽然,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好像是从天上传来的。那是我父亲在叫我的小名。我一个惊起,环顾四周,却没有见到父亲的身影。我这才意识到刚才听到的只是我的幻觉。我望着墙的高处装着铁格子的窗户,不争气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童晓蓉立即察觉到了,问我怎么了。我只好告诉她:“刚才我听到父亲的声音了,但是我发现实际上只是幻觉。”童晓蓉赶紧安慰我说:“别哭别哭,你总有一天会出去的。”她拿出卫生纸来给我擦眼泪,我感激地紧握住了她的手。过了一会儿,我松开她,继续翻开书看下去。
   过了快两小时,我坐在坑床上,望着那监规墙 出神,忽然毫无道理了笑了笑。童晓蓉也马上察觉到了。她问我为什么在笑?我告诉她:“我刚才想起奥巴马总统的一个讲演了。那是今年2月11日,穆巴拉克刚刚宣布下台后仅仅一小时,奥巴马就在白宫里做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讲演,盛赞埃及人民的勇气,盛赞埃及军人严守中立没有开枪,盛赞穆巴拉克顺应民意终于去职。这篇讲演曾经给我带来无限的希望与期待。”
   我还跟也提到了,2009年年初希拉里所做的那个关于互联网自由的重要演说,提到了埃及人古奈姆的讲演,这是3月11日我从茉莉花行动的官方网站上看来的,童晓蓉听了也很高兴。她说我说:“你一定要对未来有信心,是不是?”
   第三天,星期一,有两个女看守望来上班了,负责看守我们监室的女看守,一个名叫金国华,另一个名叫马琼,金国华年龄大些,职务也高些,马琼大约25岁的样子。
   马琼到了监室门口,就问有谁是新被关进来的,我只好回答说是我。她问了我的家庭情况,犯了什么事被抓进来的,我如实回答了,她在工作笔记上一一记录。然后她要求我三天内背熟《监规》,告诉我三天后她会来抽查的。(但是实际上后来她没有来抽查。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把这件事忘了。)
   然后金国华到了监室门口,她打开监房门让我出去一下,我出去了,老实地在门外的那个黄色脚印处站好。我说:“不要铐我好不好?”金看守赶紧说:“我不会来铐你的。我只想跟你谈谈心,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她请我在不远处走廊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然后自己坐在我面前跟我说话,不知怎么的,她那张充满母性的脸让我对她产生信任,而且我得说:之后的二十多天里,她一直对我很好。
   她问我叫什么名字,问我犯了什么事被抓进来。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告诉她我是因为在绍兴文理学院里贴传单呼吁学生上街散步被抓进来的。
   她吃惊地说:“你在做这样的事啊?你知道这是违法的吗?”
   我答道:“我知道这是不违法的啊,所以才去做。”
   我说:“我被抓进来几天,我在家里看《刑法》,我知道号召茉莉花散步并非骟动武装叛乱或武装暴乱,而且茉莉花散步也并没有被官方正式宣布为非法。”
   她说:“哦。”我相信如果她当看守已经多年了的话,像我这样的被一些部门任意抓进来的无罪者应该是见过不少了的,所以她没有反驳我。
   我继续跟她说我在网上看来的一些各地维稳“事迹”,特别提到了几件youtube上看来的一些触目惊心的个例,我跟她说:“你知道吗?我前天进了监房之后才发现这里的条件真的很不错啊,因为在一些访民集中营里,比如说久敬庄,关押条件更差,那里可是老老少少不分男女一起关进去的啊!卫生条件更差,三餐供应也不规律。”
   她眼里充满了惊奇,说道:“真的有这样的事的吗?。”
   我说:“真的。而且两会期间,北京为了防止访民群集上访,把北京南站附近扫荡了好几次,各地警察进进遣返访民,北京市公安局甚至命令北京市各家旅馆在此期间都不准接待访民或者疑似访民,很多人都在新浪博客上说这件事呢!比如说于建嵘的微博。”
“这样的啊!可惜我平时不太有机会上网的。”她说道。
   “其实这些不讲道理的事情,我也不全是旁观者,我还同时是承受者。我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网站建设工作,换了很多家公司,以前的公司基本都已经倒闭了。现在在中国大陆,做个网站必须先申请ICP备案,备了案之后服务器提供商才可以为你开通网站。网站做ICP备案相当于对网站进行一次政审,审查你的网站里有没有政治敏感内容,这个政策虽然从2001年开始就实行了,但是以前一直实行得不很严厉,直到2009年春天,政府突然开始狠抓这项网站ICP备案制度,所有的网站只有没有做备案一律关闭,做了ICP备案之后才能重新开通。当时我所在的那家公司,忙着向客户解释都来不及,客户们不断打电话来问我们为什么自己的公司网站打不开了。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们焦头烂额地一笔生意也没有做成。是可忍,敦不可忍?所以我决心要去抗议这种专制,所以我去散发传单了。”
   之后她又问了一些我的家庭情况:家在哪里?家里还有哪些人?都是做什么的?等等。我都如实回答了。我说我父母都是在私营企业里打工的,还有一个妹妹在读高中,家里还有一个93岁的外婆。
   她认同地看着我说:“可惜了,你这样出发点是好的,可是你要连累你父母了,还有你妹妹。”。
   我叹了口气,说:“是啊,不过有一点我倒有点宽心。那就是我妹妹学习成绩很差。如果她学习成绩很好而我连累了她的话,我会很痛心的。”
   金看守听了无语,然后她把我送回监房。回监房之前我问她我会在这里被关多久?她说不知道,但是她告诉我如果法院最终不予以开具逮捕证的话,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最多只能关30天。我想起谢朝平也是被警察抓走,但是法院不同意逮捕才被放出来的,于是心里踏实了一些。我心里飞快地盘算着自己的行为达不达得到起诉标准,有没有可能被正式批捕?我请求她给我一本《刑法》,或者让我父母给我带一本《刑法》来。她迟疑了一下,还是拒绝了。
   在看守里里,每周有五六天时间,在押人员白天要做一件事情:串磁环。我不知道那磁环是用来做什么的。只知道它是一个黑色的比指甲还要小的磁铁环,有三根红、黄、蓝长度不等的导线,每根在它上面绕三到九圈不等。然后留出三厘米左右的线脚 。每周一到周六,早上早饭还没有被送来,磁环和三种颜色的导线先被送进来了,黑色的磁环装在塑料包装袋里,三种颜色的导线用牛皮筋一扎一扎地捆着,这些“生产原料”一被送进来,就马上被十几个同监“瓜分”了。她们把磁环分倒到塑料碗里,把旧报纸摊到坑沿上,然后塑料小凳排成一排坐在那里串磁环。也有人是坐在坑床上串磁环的。当三月14日一早这些“生产原料”被送进来时,我有些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必须串磁环。但是既然别人都在串磁环,我当然也得串啊!我于是照着她们的样子串起磁环来。但这时,童晓蓉却对我说我是新来的不需要串磁环的。但需要趁时间把监规背熟。她还给了我一本薄薄的白册子,是《在押人员一日生活规范》。她要我也尽可能地背下来。
   我翻着这本小册子,心里很不舒服。明明看守所里被关押的人也是合法公民,并不是罪犯,但是那本小册子里处处把在押人员当作罪犯在看待。而那《监规》第一句话十分可笑:看守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实在无法强迫自己去背诵牢记它,甚至让自己把它朗读一遍都做不到,因为心里厌恶。相较之下,还是串磁环不让我厌恶一些,所以我看了十几分钟,就默不作声地去串磁环了。
   不过串磁环有一点风险,那就是那磁铁环容易掉粉,把手染黑。所以我每次串过磁环吃饭之前,总是要把手尽可能地洗干净。但是我无数次看到有一些同监串过磁环后不去洗的就直接去拿饭碗和勺子了,很令我为她们的健康捏一把冷汗。
   我在她们串磁环的时候和她们一起串磁环,这活儿确实简单得不需要培训。在休息时间,我就拿起那本《飘》找个角落顾自己看起来。当有人来跟我谈天时,我就跟她们谈天,她们写信的时候我也好奇地凑过去看。我和她们说起我在网上看到的很多令人发指的事情,也倾听她们跟我说的她们的故事。我记得有一位女孩子在写一张明信片,是寄给同一看守所里的另一个人的。她在信中写道:“叶先生,关于那个****的罪名,你不能认……”一问才知道她和她的上司是以经济犯罪的罪名被关进来的,但是她坚持认为那罪名是欲加之罪。
   看守所里从同监口中了解到的很多事情,都是让我吃惊的。反过来,我向她们传播的信息也让不少她们对政府更加不满。14日下午,我在读《飘》的时候,读到一段关于南北战争时期南方货币以惊人的速度贬值,白瑞德等走私商纷纷走私奢侈品以应付一些南方富人的寻求财产保值的需求。我对身边的一个女孩说:你看,我们现在的经济形势和书中所写的形势多么相似,一边是物价上涨,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另一边是奢侈品收藏品金银饰品更是在以惊人的速度涨价。
   但是14日下午五点多的时候,不知为什么,金看守突然让我出监,然后她把我从六号监房转到七号监房。我害怕地问为什么要给我换监,但是她不解释。我猜想可能是我在监中话太多,引起了看守的不安。所以我进入七号监室后好一段时间,我都不敢说什么。
   2011/05/18
28天坐牢记(七)
   但是事与愿违,七号监室里的同监与六号监色里的同监一样充满好奇,非要问明我是犯了什么被抓进来的。我抵抗沉默了好一阵子,只好再次吞吞吐吐地说出自己是偷贴茉莉花散步的传单被抓进来的。有一个眼圈很黑的同监觉得很不可理解,问我:“你贴这个传单,有钱拿的吗?”
   啊,这个问题,审我的国保杨云海倒是从来没有问我过。可能是因为他比较理解我一点,知道所有的参加茉莉花运动的年轻人都是自愿去参加的,没有人是为钱而去的。
   我摇摇头说:“没有钱拿的,我是自愿去做这件事的。”她表示完全不可理解。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个名字叫王丽琴的38岁的女人是因为很多种原因被抓进来的。她的丈夫很懦弱,她早跟他分居了。她有很多男人,平时靠搓麻将和经手一些白粉抽成度日。她被关进来之后她的丈夫居然很是关心,给她写了三封信来又给她送了不少钱和衣物来。啊,这个世界真是奇怪。我对她有些害怕。但是我得承认,在牢里,她对我好得很。她甚至帮我洗过毛衣,,我在牢里时,她有时对我凶巴巴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她接济我吃、接济我喝、督促我洗浴、洗脚,她把热水省下来给我洗,她把红烧肉或香肠夹到我的碗里。她向我吹嘘自己有黑社会背景,甚至杀过几个男人,只因为对方早泄或者不肯和她发生性关系。我听了害怕得很,但又将信将疑。因为她真的对我很好啊。我想不通,她为什么对我这样好?是因为她失去了自由的缘故吗?还是因为她知道我是清白的,是因为良心才被抓的,所以只想对我好一些才觉得可以赎回自己的内心。
   同监还有一个叫谢晶的42岁的女人,她的经历也有些复杂,但她同样对我好得很,简直好到仿佛是在和王丽琴争宠。结果我在牢里一个月,零食从来没有停掉过。我在牢里一个月,我的父母一分钱也没有给我送来,更没有给我送来什么食物,只让我舅舅送了一双布鞋、两双袜子和一条短裤进来。后来我才了解到,我被抓进来后,我父亲极为震怒,气得要把我扫地出门。只有我的母亲一趟一趟地眼泪汪汪地去求国保早点放了我。父亲不肯给我一点钱,母亲也不敢违抗他。在看守所里,除了一日三餐一汤一饭是免费的,别的一切供给:面包啊、卫生巾啊、牙膏啊什么的,甚至饭碗勺子脸盆毛巾牙刷都要在押人员自己花钱买的。家属把钱交到看守所里来,然后由看守人员替在押人员保管并记帐。我虽然家人一点钱都没有给我送来,但是因为同监人员的照顾,我几乎天天都有零食吃,我不吃她们还不高兴。
   每天早上起床后,谢晶总是说:“小洁,来,我给你梳头!”傍晚吃过晚饭后,谢晶总是说:“小洁,来,你来给我按摩按摩肩膀!”我给她按摩了之后她也会给我按摩。她很“苛刻”地监督我洗自己的衣服,我洗过的衣服她都要检查过的。她抓起我的手看,说道:“你的手啊,真是从来没有干过活的手!”我承认自己在家里很少很少手洗衣服的,顶多用洗衣机洗一下。呵呵。
   3月15日上午,看守人员又把我从监房里带了出来。这里我学乖了,我说:“铐得松一些吧,我不会逃的。”那个看守很客气,听了我的要求之后,就把手铐铐得很松,松到我几乎可以把手从中挣脱出来。我向他道了谢,然后高高兴兴地去了审讯室。
   还是在那老地方审讯的,还是那两个人审讯我:杨云海和屈保军。
   杨云海见我笑盈盈的样子,感到很奇怪,我就解释说刚才那个好心的看守替我铐得很松,所以我感到庆幸。
   杨云海问我在里面感觉得如何。我回答说一切都还好,就是有一点难受之处:我想上网,却不能上网。我最关心上一周有多少人去散步了,特别是绍兴有没有人去轩亭口散步。我说我很想去看看茉莉花行动的官方网站。我问道:杨警官,你最近去看了茉莉花行动的官方网站了吗?
   杨云海说:“我当然去看过了啊,这是我的工作需要啊。”
   我说:“那你给我讲讲这网站上最新的文章有哪些吧。”
   杨云海说:“这个不能告诉你的。”
   碍,我很失望,我说:“那你跟我说说前天下午轩亭口有没有人员聚焦吧。”
   杨云海先是说:“没有”,但是他很快又改口说道:“有的,但是我们把他们都劝离了。”
   我的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这些被劝离的人,估计都只是一些普通的逗留者和向秋瑾献花的人,不是茉莉花散步的参与者。但是经国保这一认真的处理,他们肯定会产生疑问,想弄明白这一非同寻常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然后杨云海又开始问我那几个已经被问过了好几遍的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去文理学院的,你的行走路线,你贴了多少份传单,等等。我一一回答了。
   然后杨云海说:“樊潇洁,我们找到了一个证物,你看看。”我看了,那是一张超市购物小票,购买的是两卷双面胶,时间是11日傍晚7点56分。
   杨云海告诉我这是他去走访文理学院校内超市得到的。我看了之后,无辜地说:“我本来就告诉过你我在那里买过两卷双面胶的啊。”
   然后杨云海又对我说,他们通过全校搜找,一共已经找到了43份传单纸。他问我到底找印了几份。因为我一开始声称自己大约打印了三十多份。
   我对这个数字困惑不解。我说我不会打印这么多的。至于你们找到了那么多,应该是因为有人捡到之后复印了几份。我仔细观察他们脸上有什么表情,可惜我看不出。这下轮到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可惜了。我对他们说:“你们还是别找了啊,越找肯定知道的人越多,最终你们发现这件事情全校师生都知道了。”
杨云海显得哭笑不得。
   然后我问道:“你们要什么时候才放了我呢?”
   杨云海答道:“等你思想转变过来才能放了你啊。”
   我说:“如果过了30天,刑拘的最长期限已经到了,我还没有转变思想的话,怎么办呢?”
   杨云海没有回答。
   我问:“你们会让法院给我出具逮捕证的吗?你们会让检察院公诉我的吗?”
   杨云海反问我道:“你想被逮捕被起诉吗?”
   我说:“想啊,这样我可以在法庭上好好展示自己的口才了。我相信我会因此出名的。嗯,我很想出名。”
   杨云海气恼地说:“你如果真想这样的话,我马上就让法院给你开逮捕证。”
   我吓得缩了缩脑袋。我说道:“其实要让我改变对政府的态度也不难,政府只要做到这么几点就可以了:破除党禁、举行普选,解除互联网封锁,言论和出版自由,高官公开财产……”
   也不知道为什么,杨云海这次居然把我的这段话记了下来。在此之前,每当我表达政治诉求的时候,他总是不作记录的。也许是因为看到他把我的这段话记下来,让我深受鼓舞,我开始滔滔不绝地开腔说了很多话。
   杨云海那天再次问我现在打算将来怎么办?还想不想再去参加茉莉花革命了?我说:想啊,我怎么会不想?我发誓,你只要放我出去,我还会继续去传播茉莉花革命的。
   杨云海说:你这样的态度我们不可能放了你的。
   我说:“你们不愿意放我就不放好了,反正我总有机会出去的,要么是你们主动放我出去,要么是你们被迫放我出去。”我说:“你们一直关着我我也可以接受,你们如果放我出去的话,我的罪名一定会加重的。”我跟他说了我曾看过的《古奈姆的讲演——埃及革命的内幕》。我说,那位埃及人古奈姆,自称自己在今年1月26日被抓走,被蒙着眼睛反绑着手关了12天,当他被释放了的时候,他来到解放广场,发现埃及已经变了天。我说:“你们也可以这样一直把我关着,一直关到中国大陆变了天。我相信不一天不会来得太晚的。”
   我说:“别说你们一直关着我我不会害怕,就算你们要弄死我我都会淡然面对的。你们知道吗?我以前离开学校的时候,曾经去看望过华家池校园里的于子三烈士石像。我相信如果你们弄死我的话,二十年后我的石像也会站在于子三烈士的石像旁边的。”
   杨云海说:“你相信自己会被弄死的吗?”
   我说:“碍,不瞒你说,这同年来我听说过的看守所里的离奇死亡事件,已经多得数不清了,比如说‘躲猫猫’、‘喝水死’等等。不过我可真不想死啊,因为我很想活着看到自己手中有选票的那一天呢!另外,我很想未来像蔡英文那样去从政。”
   当我说到自己崇敬于子三,也崇敬蔡英文,打算效法他们的时候,屈保军和杨云海显得想打断我的话,但是我还是坚持把话说完了。
   然后屈保军说:“樊潇洁,我检查过你的电脑硬盘了,看到你的电脑桌面上有一些文件,这是那些文件的列表明,你看一下?”他把一张打印纸推给我看。我发现上面写了十几个我的笔记本电脑“桌面”和“我的文档”文件夹放着的文件名和它们的创建时间、修改时间。包括我从茉莉花官方网站上下载来的文章,我自己写的文章,我和陈豪的书信往来等等,还有那们我用来打印的《茉莉花革命发起人致中华青年学子的一封公开信》的word文档。我暗自在想:他们可真粗心啊,我的电脑里明明有上万个从博讯网上下载来的新闻网页,因为在被抓之前,我一直在试图尽可能齐全地下载博讯网上的全部文章,以为它制作网站镜像,我把那近万个文章打包放在C盘里。但是我也在怀疑:屈保军是不是故意这么粗心的啊?可能是因为他根本不想仔细找。
   我承认了那张纸上所打印的文件的目录是我自己创建的,承认自己被抓进来之前刚与久未通信的大学时代的朋友陈豪通信过。我说陈豪他去年下半年去美国圣迭戈大学读法学了。他的父母都是浙江大学的老师。我在最近和他的通信中,先是和他寒暄了一阵,他有幸离开中国了,然后告诉他:中国大陆目前已经成了一个虎狼之地,政府抓民意领袖和广大访民抓得前所未有的强硬,我因为积极宣传茉莉花散步,前段时间,3月4日,我被国保请去喝茶了。我告诉他我恐怕没多久就要被抓了,因为我根本不可能歇手不干。我告诉陈豪说:‘我不怕被抓,就怕自己的声音没有人听到。’。我跟他说:‘如果我被抓了,你一定要帮我把我写的文章传播出去。’。我承认自己最近给陈豪写过一封信,内容是谈论到底什么是专制,什么是腐败。
   杨云海把这些话话都记下来了,我很感谢他记下来。
   我对他说:“杨警官,你以后退休后会写回忆录的吗?”
   杨云海说:“会写的。”
   我说:“你的回忆录中会有我的吗?”
   杨云海答道:“会有你的。”
   我又问屈保军道:“你以后会忘记我的吗?”
   屈保军答道:“不会忘记的”
   然后屈保军跟我说:“樊潇洁,我刚去看过你的QQ邮箱,发现你的邮箱里,3月份以前的信件怎么都没有了?”
   我说:“是啊,因为前几天我觉得自己的邮箱里垃圾邮件太多了,所以把邮箱清空了一次。”我这么说谎道,杨云海和屈保军居然都没有来置疑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我想可能是他们根本不想证明我在说谎。
   然后他们又问我我在别的网站上,比如说新浪网、网易网、搜狐网等网站上有没有邮箱帐号。我想,他们可真的好笨,怎么不问我google上有没有邮箱帐号呢?我从容撒谎道:“新浪和网易,我以前有邮箱帐号的,但是因为好几年没有用了,所以密码都忘了。至所以好久没有用它们,是因为我发现QQ邮箱功能非常强大,强大到让我懒得再去用别的邮箱的地步。”杨云海就这么记录下来了,他也没有来问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然后,杨云海说:“樊潇洁,现在我们要结束提问了,你还有什么问题或要求?”
   我说:“我很想吃个苹果,这里没有水果吃,我很想吃个水果。”
   杨云海说:“你想吃苹果,那就早点认错出来嘛。还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我说:没有了。
   杨云海把写好的三页笔录给我看了遍,我发现虽然他只录了我刚才所说的话的一小部分,但是至少,我的主要政治诉求都写进去了。我很快在上面签了字,按了手印,并对他说:“谢谢你,这份笔录虽然记得不全,但是足以让我不朽了。”
   附:我在这次审讯中,还问了杨云海和屈保军有没有参加过89学潮。我告诉他们我有一位表姐曾经参加过89学潮的,但是现在她住在旧金山,是一个通信工程师。杨云海答道:“我参加过的,但是当时我是做保卫工作的。”屈保军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我当时还只是学生。”
   2011/05/19
28天坐牢记(八)
   紧接着杨云海又签了一份刑事拘留证,上面我的罪名是“骟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时间是从3月16日到4月11日。我揉了揉眼睛,感到困惑不解?延长刑拘期从3月16日到4月11日?难道一开始他只打算关我四天?然后看我嘴硬,又把刑期延长到30天?不会吧,他不是送我来时就口口声声说不会放我出去了的吗?我大脑飞快地思忖着,思考着他的一些不寻常的行为。比如说:我3月6日写给他的信,这么现现成成的“罪证”,企图策动人民警察的“罪证”,他居然没有上交,没有放入我的案卷里。我刚才对他们撒谎说自己忘了自己的网易新浪邮箱的密码了,他也没有追问我是真的忘了还是不想说。而且他们检查我的电脑,也检查得如此粗心,居然只检查桌面和我的文档!
   什么意思?我渐渐明白了,而且真的有点生气。我想:杨云海,你要是早告诉我你根本不想关我很久,我也不至于口气这么硬啊!你要是早告诉我你本来只打算关我四天,我早就认错了,至少口头上认错了。你以为我喜欢坐牢啊?我这样嘴硬是因为我自以为自己没有机会重获自由了,才破罐子摔破,表现得像个准备就义一般的慷慨无惧。我想杨云海你坏透了,干嘛不早让我知道你只给我开了一张为期四天的刑事拘留证啊?
   虽然我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又转念想道:谁知道到了4月11日他是否又会给我延长刑期呢?毕竟已经延长了一次了。我这么想着,自己身后的铁门打开了,看守把我押回了监房。
   我在回监房的路上想着:下次他们要是再来提审我的话,我一定要赶快认错、装可怜了。不管怎样,至少口头上认错啊。我已经注定将错过‘五湖四海’和‘四面八方’了,我可不想连之后的散步都错过。不管怎样,我得想办法赶紧出去。被关在这里我什么事也做不成。
   我以为他们再过两天又会来审我的。但是实际上,我后来整整等了八天。
   是的,从3月16日到3月22日,他们整整7天没有来提审我。
   我在监室里串磁环、吃饭、放风、睡觉,同时考虑着自己下一次被提审时该怎么说。我怎么也摆脱不了想家人,想妹妹,想外婆,还有我的几个表兄弟姐妹。还有我的不到一岁的侄子,还有我的刚出生没几天的侄女,我怎么也摆脱不了想他们。
   3月17日,我眼巴巴地等到晚上,也没有见人来提审我。
   3月18日,也没有人来提审我。
   而且更糟糕的是:在七号监房里,我没有书可读。我觉得时间好像凝固了。我呆呆地看着监房里的人们叽叽喳喳,呆呆地看着高处的窗户栏杆,行尸走肉般地串着磁环。我怀疑办我的案的人是不是把我遗忘了?
   终于到了3月19日上午,我开始哭泣,我不断地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怎么能够把我丢在看守所里不管了?我说:再不让我回家我要绝食了。
   我说绝食就绝食。我盘腿坐在坑床的一个角落里,一动也不想动。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我看都不看饭菜一眼。同监的一些人感到很奇怪,拿着两个鸡蛋在我眼前晃呀晃呀晃。她们说:樊潇洁,今天午饭有鸡蛋哟!难得的啊!
   可是我拒绝吃鸡蛋。我说:今天我开始绝食了,除非他们让我回家。我的同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午饭时间,她们替我把一动也没有动的饭倒了。但是谢晶留下了那两只鸡蛋,她把它们放在饭盒里。
   而且就在那几天,我感到自己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左肾后面的那块肌肉简直是痛得很。可能是因为我硬板床睡久了的缘故吧,而且不仅仅是睡硬板床,关键是睡觉的时候一动也不能动,翻身也翻不得,翻个身就把旁边的人碰醒了。而且我自己也经常夜里被人碰醒。也可能是因为睡觉没有枕头的缘故。
   我呆坐了一下午。谢晶每隔几分钟就来问我一次:“樊潇洁,你饿了吗?想吃鸡蛋了吗?”我总是回答道:“我不饿,谢谢。”两眼直视着墙壁。
   谢晶不厌其烦,一次次地来问我同一个问题:“樊潇洁,你饿了吗?想吃鸡蛋了吗?”那天下午,她少说问了五十多次。
终于,在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我神差鬼使地回答道:“我很饿,很想吃鸡蛋。”谢晶赶紧把蛋递给我,我把它们吃了。
   于是我在牢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绝食”就这样宣告失败。
   但是那天晚上,我的大脑开始混乱起来,我在想:碍,我还将要在这里呆多少天?我将来就算被带离这里了又会被送到哪里去关押?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很不妙,觉得自己大概没机会再回到家里去了。他们一定要我认错,才会有放我的机会。但是我想我实在难以勉强认错,何况,就算我认了错,他们也不一定会相信,就算相信了一部分,还会让我进一步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决心立即写一篇自己的自传,写一篇自己的回忆录,趁着现在监房里还有黄草纸和圆珠笔,我要把自己的记忆都写来来。我想就算我出不去了,我也要把自己的记忆保存下来。
   真是奇迹啊,我那天晚上好像是记忆力大爆发了。那么多我本来以为自己早已经忘记了的事情,比如说素未谋面的三爷爷四爷爷的名字、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的奶奶的名字、我爷爷退休前工作过的单位、我四岁到十二岁之间发生过的事情、一些细节,居然一个个都飞快地跳回到我的脑海里来了。我奋笔疾书,写字速度从所未有的快。我写完几页后,觉得必须把它们粘起来,否则以后会有几页遗失或者顺序混乱了。于是用双面胶把一张张黄草纸粘成一本小本子。我的同监本来只是好奇心来看我写,我也没有拒绝她们阅读我写的回忆录。但是我写了十页之后,谢晶跟我说:“小樊,你不要再写了,这些文字会对你不利的。”可是我不听。我坚持要写下去。她和别的几个同监都来看我写回忆录。后来,有的同监甚至帮着我粘黄草纸。到后来,甚至谢晶也期望我把回忆录写下去了,因为她想看看我的故事。另外,她还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她想知道她会不会进入我的回忆录?如果我在回忆录中写她,会把它写成什么样子的?她当然希望我把她写得好一些。呵呵,我向她保证我一定会在回忆录中写她的,我会写下她为我做的一切照料。我从星期六晚上写到星期天晚上。星期天白天本来不需要串磁环,我就用它来写回忆录了。写完之后,好几个同监都来抢着传阅。我问读过我的回忆录的同监道:你们相信我所写的一切都是真的吗?我特别想知道那几个年长的同监是否相信我写的是真的。幸好,她们都说:我们相信你写的都是真实的。她们看完之后,我把它小心地放入衣箱。那本黄草纸粘成的本子太容易被揉烂了,我给它套了一个塑料袋。
   对了,3月18日上午还发生了件令我心惊胆战的事情。突然有三个女看守进入我们的监房,手里还各拿着一个摩尔探测器,当着我们的面检查一个个塑料储藏箱,把几双鞋子的鞋垫都翻过来检查了一遍,然后对我们一个个搜身,然后把我们赶到放风场里,关紧铁门。我不知道她们想找什么。我很害怕。当马琼来搜身我的时候,我害怕地问她、问金国华看守道:啊,你们在找什么?我身上什么也没有?你们听到什么风声或举报今天突然要来搜查了?她安慰我道:没事的,没什么举报信息,这只是我们例行的检查。我很不信,问身边的同监是不是这样的。她们都告诉我这样的检查每两周要进行一次,不针对于任何人。但是我还是不敢大声出气。我们被赶到放风场里后,我想从门缝里瞧瞧看守们在监室里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什么也看不到。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我们才被获准回到监室,我傻了眼,因为我看到本来整齐堆放在坑床一角的被褥,全都散乱的打开散堆在坑床上了,有的被子甚至连被套都被拆开来检查过了。我什么也不敢吱声,赶紧和同监们一起把被子重新套好折好堆整齐。
   这样的事情,后来4月2日又发生了一次。不过第二次目睹她们来搜查监室的时候,我镇定多了。我还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马琼说:其实我想告诉你,你手中的摩尔探测器并没有探测危险品的作用的,它只是起安慰作用的。马琼对我只是报以莞尔一笑,我觉得她其实也挺可爱的,虽然搜查监室是她的职责,但是在我坐牢的28天中,我从来没有见到她斥骂过任何人,我只是见到她对一些监室里哭泣的女孩们进行安慰。金国华看守也差不多。
   关于那个放风场,它是一个3米×10米的小天井,一侧墙上也装着一个监控摄像头。它的顶上装着铁格子网,监控摄像头下面的墙根下有一个盥洗池、两个水龙头和一个水泥台,水泥台上有一个水泥搓衣板,两条横在一侧空中的晾衣挂竿。另外天井中间还有一条盖着水泥板的下水道。
   每天下午,只要天气晴好,下午两点半左右午睡起来之后,看守们会打开通向放风场的铁门,让我们放风半小时。先是做操十分钟,然后自由活动:一般同监们都会利用这二十分钟时间来把洗好的衣服晾出去、把晒干的衣服收进来,或者在放风场上用最快的速度搓洗被单然后晾好。
   每天放风的时候,总是我心情有所好转的时候,因为在放风的时候,高墙上的大喇叭总是会播放一些贝多芬的优美音乐,包括《摇篮曲》《如歌的行板》等,而且我还能够从高墙上看到苔藓正在由灰转绿,还有几个树梢正在爆芽,让我感觉得到春天的来临。
   我在七号监房度过了不算漫长的26天时间,下面这几个人一直陪着我,我想把她们的名字写下来。
   她们分别是:王丽琴(38岁)、谢晶(42岁)、蒋调红(35岁)、曾娟(28岁)、曾敏(24岁)、张茜(20岁)、张双秀(40岁)、刘雪笑(24岁、4月2日保释出监)、黄瑾(34岁)、谢甸桃(20岁)、何飞华(45岁、3月23日凌晨入监)、史满英(50岁,3月24日入监)、陈黎明(38岁)、李莉(25岁)、刘诗怡(24岁)、何云(21岁)、周彩瑜(22岁,3月22日保释出监)
   其中张茜在监房里呆的时间最长,她说她是2010年8月12日入监的。她看起来真是满脸稚气,但是腹部却已经有了一条明显的剖腹产的疤。她告诉我她的儿子一岁半了,名字叫何俊豪,是2009年7月24日出生的。我暗自在想:啊,也就是说她被送进来时她的孩子才一周岁生日过了两周!我努力猜想那个男童现在在哪里,很想知道他被家人抚养得好不好。我努力想知道这样恐怖的事情是怎么会发生的:一个孩子刚满一周岁,还在哺乳期的母亲就被警方带走了,而且案子拖了八个多月都没有开庭!张茜并没有告诉我她是做了什么事情被关进来的。不过她看来是一个很喜欢上网的女孩。
   我记得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张茜揉了揉眼睛,说道:“我昨晚做了一个好梦,你们猜梦见什么了?”我猜不透。然后她顾自说:“我梦见公诉人来找我了。”
   我问:你在这里八个月了,连公诉人的面都没有见过吗?她说:是的啊,没见过公诉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什么罪,要判几年。
   我听了非常害怕。我都不知道她在这里是怎样熬过八月的酷暑再熬过十二月的严冬再熬过二月的春节的。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一次次地梦见自己的孩子。不过我也猜想她可能并没有多想过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以前看到过这样的新闻:有个90年代后的未婚妈妈,在网吧里突然阵痛,被送到医院生下一个孩子,但是她对这个孩子连看一眼都不想看。张茜她一开始告诉我她是打群架被抓进来的,后来又否认了。她跟我说她的孩子目前由她男友的妈妈养着。但是我发现她的夫家甚至没有给她寄来一张孩子的照片以供慰藉。
   我在监房里的时候,别的事情都不热衷。洗澡洗衣服,都是谢晶逼着我洗我才硬着头皮洗的,谢晶总是很严肃地监督我洗自己的衣服、监督我晾晒衣服。但是我洗完之后,她总是把自己的面包分给我吃,或者高兴地给我吃她保存下来的鸡蛋。休息时间她们在坑床上唱唱闹闹踏健美操,我也不大乐意参与,都是谢晶逼着我多动动多笑笑的。但是每天傍晚,当天的《浙江日报》被送进来的时候,我总是想看。多年来我已经对信息产生严重的依赖性了。如果一整天既没有书读也没有新闻看,我会觉得饭吃不香食之无味。
   3月21日傍晚,当天的《浙江日报》一被送进来,我就看到上面头版有大标题:“法美英联军闪击利比亚!”我兴奋地去抢来看。虽然内容通篇是批评西方列强的武装干涉的,但是,至少,它没有隐藏主要的事实啊。我看到在报纸上写,出兵的不仅有几个北约国家,甚至连两个阿拉伯国家阿联酋和卡塔尔都准备出兵了。卡塔尔,你真是好样的,拇指大的小国家、沙漠中的自由之岛!独立、公正的半岛电视台是你们的国家形象!我很记得,前几天,我刚从《浙江日报》上看到新闻说沙特阿拉伯主导的海湾国家联盟准备出兵去也门“维稳”了,但是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拒绝参与。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关注中东新闻,看到穆巴拉克最终下台,我感到高兴;看到利比亚人民网上串联准备发起“愤怒日”示威行动轰卡扎菲下台,我心里充满期待;然后是卡扎菲居然疯狂地命令军队甚至购买雇佣兵对平民和反对派大开杀戒地镇压,我心中充满愤怒。啊,国际社会对这个疯子的忍耐终于走到了尽头,法美英终于开始联手轰炸利比亚的军队以遏制卡扎菲的屠杀,这真是再好不过了!
   我兴奋地把这版报道看了一遍又一遍,连日来的阴霾一扫而光。但是我也看到了,这次多国联合军事行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或者说,没有得到中国大陆政府的批准。因为这次多国联合军事行动至所以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原因就是因为安理会另两大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国没有赞同啊。我都有点期望联合国安理会能把中国大陆从常任理事国中驱逐出去了,换另一个更负责一点的大国来担当这个重任不是更好?中国大陆政府利用手中的安理会一票否决权袒护过的外国独裁者和种族屠杀犯,都已经多得可以印成一副扑克牌了。
   几个有了点年纪的同监当然不会关心这外国的事情了。但是年轻的刘雪笑对我的兴奋大惑不解。她也读了一遍这新闻后,跟我说:小樊,美国人真是太喜欢欺负弱小国家的拉。
未完待续

2011年5月22日星期日

看樊潇洁如何为中国茉莉花坐牢28天(一)


编者:看樊潇洁为中国茉莉花坐牢28天的记录,是否可以对后来者有些许提醒?是否有利于帮助中国人早日走出中国茉莉花瓶颈之一——消除对坐牢的恐惧?

连载:28天坐牢记(一)
    我,樊潇洁,28岁,女,土生土长的浙江绍兴人,200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目前在绍兴的一家私营网站里工作,是个典型的码农。
    3月11日晚,我在绍兴文理学院校园里偷偷张贴《茉莉花革命发起人致中华青年学子的一封公开信(3月5日发布)》被校警抓到,3月12日我被国家安全保密局的警察从家人带走,经过审讯后,3月12日至4月8日,我被送到绍兴市看守所关押了28天时间。在此之前,我因为传播几个翻墙软件以及《燃烧中国青年的埃及梦》等几篇文章,3月4日傍晚我被国保请去喝过一次茶。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把这其中的经过结果写下来。
    我在被关押之前读到过博讯网上公开的《一个青年参加茉莉花散步被捕审讯释放全过程》。我得说我的被捕、审讯释放的过程和他很不一样。因为我的整个审讯、关押过程中始终没有挨过一次打,没有被强光照射,没有被关笼子。无论是抓我的校警、审讯我的国保,还是看守所里的看守,还是同监狱友都对我挺好的。但无论怎么说,毕竟是受审讯和坐牢啊,这28天里我也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的恐惧。我想把它写下来,全部写下来。
    我是在3月8日从博讯网上看到茉莉花行动官方网站(http://molihuaxingdong.blogspot.com)开通的消息的。我于是就去看这个网站。这个网站上的每一篇文章都令我心情振作。因为害怕被发现在看这个网站,我偷偷把这些网页先一一保存成.txt文档到自己的磁盘上再浏览阅读,就像偷了一块金子压在箱底。很快,我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把这个网址连同文章一起传给了几个自己信任的网友,和他们悄悄地讨论。我看到那里有一份城市名单,上面有四十多个城市的名字以及集会地点,我多么希望这份城市名单上能有我的家乡绍兴的名字啊,但是没有。我想,我应该争取让绍兴这个历史文化名城进入下一批散步城市的名单。
    说干就干。我开始在脑海里物色起合适散步的地点来了。绍兴城市广场是绍兴市区各项文化活动的常用集会地点,但是它太空旷了,一旦被警察包围,散步的人逃都逃不掉。鲁迅文化广场?我依然觉得不太合适。最终我脑子一亮,轩亭口的秋瑾烈士纪念碑下如何?我想这言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它不仅是接近于绍兴市繁华的商业中心越都商城,旁边有秋瑾烈士的汉白玉像,以及孙文的手书“巾帼英雄”四个金光大字。秋瑾烈士汉白玉像下一年四季都有人去献花和摄影留念的。而且轩亭口广场空地比较小,附近的弄堂和小店辅比较多,那弄堂警车开不进去,比较容易逃跑,就算不逃跑,警察又如何区分那些人谁是来静站的,谁又是像以往那样只是来纪念一下秋瑾的呢?于是我给茉莉花行动的邮箱发去了一封电子邮件,把自己的建议传了过去。
    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我得让绍兴人知道这件事,否则,散步城市名单上出现绍兴了,但是绍兴人都不去散步,那该怎么办呢?把散步号召贴到网上论坛上去当然不行,因为现在所有稍有点人气的论坛都已经把“散步”和“茉莉花”设为敏感词了。如果在论坛上发这些文章,轻则立即被管理员删除,重则被网警喊去喝茶。我想来想去,只觉得有一个办法可用:把散步号召打印出来,然后找几个地方一丢,或趁天黑找个地方一贴,神不知鬼不觉,消息就传出去了。
    然后我开始物色地方张贴,绍兴本地只有一家高校在校生人数比较多。那就是绍兴文理学院。我决定把传单贴到那里去。
    于是我把茉莉花官方网站上的一篇《茉莉花革命发起者致中华青年学子的一封公开信(3月5日发布)》拷到word里编辑了一下,在末尾加了一句“绍兴文理学院的学子也应该行动起来了,3月13日下午两点,轩亭口秋瑾烈士纪念碑下,不见不散,大家穿点浅颜色的衣服作为碰头标志,唱《春天里》《一条大河》等歌曲,然后散会”。我当然不能到街头的打印复印店里去打印这份文档了。公司里是有打印机,但是我也不能当着别人的面打印这份文档。于是3月11日上午,我提前半小时来到公司里,看同事们都还不在,我马上开始动手打印。我手不停地抖擞着,看到一页纸从打印机里吐出来,就赶快把它放进我的笔记本包里,看着一页页纸从打印机里吐出来,我心脏跳得猛烈,心里想千万别被老板发现,千万别被同事发现。我一共打印了三十多份,直到我的老板突然走进来。“小樊,早啊!”他对我打招呼道。“早啊,曾先生”,我应着。我为老板未起疑心来看我在打印什么而感到高兴,匆匆结束了打印。
    然后什么时候去发传单呢?我想,我3月10日发给茉得花行动组织方的邮件,他们至少得等到3月14日才会把绍兴列入公布的下次散步城市名单中。也就是说我可以在下周去发。
    但是就在那一天,有几条新闻实在把我激怒了。那是吴邦国在两会上的狂言,声称中国不走私有化道路,声称要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声称所有立法要以党的牢固执政作为出发点,等等等等,我被彻底激怒了。不仅是我,我看到那天下午整个88(飘渺水云间)都被激怒了、沸腾了。88上的网友们都在生气地质问: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给个解释先!我在QQ里也禁不住跟好友生气地谈论此般狂言。我说:我们一定得阻止这个疯子,否则他会把我们带到北朝鲜去的。我暗自下定决心,今天晚上我就要去发传单,我再也不想等待了。
    傍晚,我回到家,我父亲不在家。我吃了晚饭,我躲进自己的房间以避开母亲,把打印好的传单都从笔记本包里倒出来,一张张仔细对折好,弄了个超市袋,弄了个纸盒,把打印好的纸都装进去,然后我对正在和外婆一起看电视的母亲说:妈,我要到超市里去了。她说:去吧,早点回来。我见她没有产生疑心,赶紧出门,骑自行车去了文理学院。
    我进了学校,慢慢地骑车转了几圈,一时打不定主意先贴在哪里,后来我走进教学楼的一间厕所,把第一份传单放在厕所的小单间里,心脏真是狂跳不已。压住心跳走出厕所,看看没有什么情况,我又走进一家小超市,买了两卷双面胶,找了个无人的地方坐下来,把超市袋里装的纸盒 里的打印好的传单拿出来,一张张贴好双面胶,然后若无其事地在校园里到处走。我把传单放在一些车库里自行车上的车篮里,或者从一些学生宿舍开着的窗户里丢进去,教学楼的厕所里,开水房门口贴了两张,一些布告栏上也贴了一些,河东餐厅门口的广告板上也贴了两张,传信桥的桥头牌上也贴了一张。我一开始是很紧张地给自己望风,但是后来我发现没什么事,也没有遇到危险,于是胆子就大起来了。时间一点点过去了,我看看袋里的打印纸一张张少了,就想我快要完成任务了。我想我该回去了吧。不,我要把这些传单全都发完。就在这么想着,我看到旁边有一块印着秋瑾的头像和豪言壮词的乡贤碑。整个绍兴文理学院校园里有几十块这样的用钢铁和有机玻璃做的乡贤碑,印的都是绍兴本地名人的头像和励志言。我想这块碑我不能错过,又一看四下无人,我就去那上面贴。
    “你在贴什么?让我看看。”一个声音突然从后面冒出来,我一回头,吓了一跳,一个骑着电摩托的校警不知何时停在我身后了。我吓了一大跳,不分由说,丢掉超市袋夺路而逃。
    “逃”,我只有一个念头。我很快钻进了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在一条浅沟里蹲下来,大气也不敢出。我想千万不能被抓到的。我在那里蹲了十多分钟,感觉得周围好像没人来找我,于是抬起头来四下望,觉得确实没有人。于是大胆地从小树林里钻出来,准备回家。然后我才走出小树林没几十步,就看到有三个校警正在打着手电筒东照西照呢,其中有一个校警手里还拿着我丢掉的超市袋。我拔腿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站住,你为什么见到我就要跑?”他们叫道。
    “啊,我没有偷也没有抢,没有做坏事!”我惊恐地叫道。
    “你没有做坏事干嘛要跑啊?”他们已经抓住我的袖子。
    “这些纸是不是你的?”他们问道?我只好承认是我丢的。那个捡到我丢的超市袋的校警显然已经读过传单了。
    他拿起对讲起讲了一通,然后对我说:“你得跟我到保卫科去一趟。”
    “我不去!”我叫道,“为什么我要去保卫科?”我害怕地说。
    “你不要怕,我们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但是你得去那里把你做了什么事情跟我们讲清楚”。他们说道。
   我见脱身不得,只好听从他们。然后三个人押着我去了文理学院的保卫科。有个像干部模样的人已经等在那里了。那个校警把我的传单交给他看,然后问我道:你还有哪些同伴?
    “我没有同伴!”我答道。
    “你没有同伴?不可能!”他叫道。
    “我真的没有同伴。”我争辩道。
    “你怎么胆子这么大的?”他问道:
    “是啊,我胆子很大的,所以我是孤胆英雄啊。”我答道。
   但是他还是不相信,又通过对讲机跟还在外面巡逻的同事对讲了几句,大意是要他们再仔细找一下。
    “你一共张贴了几张传单?”他问道。
    “我忘了,但是你可以数一下盒子里还有几份传单,我一共打印了三十来份”。我答道。
    于是他真的打开超市袋里的那个纸盒数了起来。“一共还有16份”。他说道。但是那个干部模样的人早已经拿了一份在读了。加上这一份,一共还有17份。那个干部模样的人一直在读传单,所以没有插话,但是末了,他问我道:“你是本校的学生吗?你为什么要在校园里贴这传单?”他问道。
   我马上回答:是的,我是在这里读书的。我至所以在校园里贴传单,因为网上不能贴这篇文章啊,所以只能贴到网下来。
    “网上当然不允许你们学生贴这传单啦。要是允许你们贴的话,还不出大乱子啊!”那个中年男人生气地敲着桌面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这些传单是谁给你的?”那个押我进来的校警问道。
    “是我自己打印的。”我答道。
    “是在哪家打印店里打印的?”他立即追问。
    我当然不能回答是在公司里打印的了。于是说谎道:“是在延安路的一家打印店里打印的。”
   “你是哪个学院的?”他问道。
    啊,我并不太知道文理学院分哪几个学院,但是既然它们曾经是绍兴师专合并升级而来的,那一定有教育学院了。我于是扯谎道:“是教育学院的。”
    “你把你的名字写下来,学号,宿舍号都写下来,再把事情经过写一下!”他推给我一张案情交待纸。
    我只好硬着头皮编造自己的名字:孟悦,还有学号,学院。而事情的经过,我只写了这么一句话:“我今天在文理学院校园里贴传单,被校警抓住了”。我才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那个校警就拨打电话了。我猜想他是打到教育学院的哪个老师家里去了,因为他在问:你们学院里有没有一个叫孟悦的女学生啊?但是对方说自己不知道。于是他对我说:你把你的班主任老师的名字写下来。
我一听脸色大变。我说:对不起,我刚才编了自己的身份。我不叫孟悦,我叫樊潇洁,我不是文理学院的学生,我是校外的。我是别的学校毕业的。说着我就把案情交待纸上写的“孟悦”划掉,改成“樊潇洁”,并把“教育学院”几个字也划掉,改成“校外”。
    他说:那你也得把你的家庭地址写一下的啊,把事情经过写得详细些。他又推给我一张空白的案情交待纸,让我重写再写一遍。这时,有个校警走进来,手里拿着几张揭下来的传单。看到自己刚才贴的传单还没有被学生看到就被他们找到了,我心里真是惋惜,但又暗自庆幸他们没有找到全部传单。
    我想:算了,老实交待吧。反正我的目的就是要宣传这场茉莉花革命,管他是向谁宣传呢?说不定我把他们说动了也有可能,而且他们看起来并不凶。于是我提笔在纸上定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并洋洋洒洒地写了自己来贴这张传单的动机,痛斥政府压制互联网自由,逼得我只能把网文贴到现实生活中去;痛斥政府依靠打击上访的办法强推和谐社会,逼得我无法沉默;痛斥吴邦国这个疯子想把中国带向北朝鲜,逼得我只能奋起宣传茉莉花运动,号召年青学子站出来反对专制。我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堆,我那好久没有握笔的手,居然写得像王羲之一样豪迈。写完之后,那个中年男人立即拿过去看,那个校警也凑过头去看。我看得出,那个中年男人一直锁紧着眉头,我想我今天接下来的命运大概是要系在他身上了。不知道他打算怎样处置我呢?此时时间已经指向凌晨十二点了。
    我正这样想着,他开腔了。他说:“看得出,你这是对共产党不满,是不是?我就是党员,你能不能把你对共产党的不满都说出来?”
    我一怔,想不到他会这样问我。我结结巴巴地说:“啊,你真的是党员吗?”我打了一个激灵,我说:“但是我相信你不是受益者。”。因为我看到他并没有脾酒肚,也不像很霸道的样子。我接着说:你知道吗?我看到过很多像你这样的党员都在上访,他们有冤无处伸,处处被压制,你想问我对共产党有什么不满,还不如去问问他们对共产党有什么不满和要求呢!接着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讲我从youtube、博讯网等网站上看到的那些令我痛心疾首的事情:有的维稳人员当街踢打年迈的上访者、老老少少的上访者被关在久敬庄、安鼎元保安公司的故事,北京在两会期间扫荡访民窝棚,不许旅馆接待访民、访民住在天桥底下,等等。最后,我提到了一个特殊访民的故事:黑龙江省本溪市某区副区长、公安局局长谢志岗,因为贪污腐败被双规,遭到严刑逼供,于是不久毙命。他死后,他的妻子王丽也成了一个不断要求中立的法医调查的上访者。我又提到了重庆有些被薄熙来打掉的“黑团伙”的家属,如今也都在上访。我说得击节悲愤,居然全然忘了恐惧,我眼前的这两个人,在听我讲这些的时候,居然也始终没有来打断我说下去,似乎只想听我说得更多。
   这时,一个又高又帅的年青人走进来。他一见到我,就说:樊潇洁,你怎么在这里了?我们上次不是警告你过了吗?你也写过保证书了,你怎么又干上了?
   我奇怪地说:啊,你怎么会认识我的啊?我不认识你,你怎么认识我的啊?。
   他说:“我是绍兴市公安局的啊。我们上周不是叫你到我们局里来过的吗?叫你不准再传播茉莉花的消息了。”
    旁边的那个校警也很意外,他问我道:“公安局已经叫你去过一次了啊?”
    我只好不好意思地回答道:“是的啊,3月4日傍晚他们请我去喝过茶了。”
    于是那个校警敲着桌面,像是在训我又像是在对另外两个人解释:“这个姑娘胆子真是贼大的!”
    那个又高又帅的年轻公安拿起一张我的传单来读,读到结尾处,他指着最后一行字说:“你让别人星期天下午到轩亭口去集会吗?”
    我说:“是的啊,到时候你也会去的吗?”
    他说:“只要你们准备去那里集会,我们当然得去那里值勤的啊!”
    我说“太好了,到时候你在那里值勤,我来看望看望。”我说:“我挑了一个很合适集会的地方,不是吗?”
    他显得哭笑不得。于是我很义气地用拳头碰了碰他拿着纸的手,说:“这样说定了,星期天下午两点,轩亭口不见不散!”
    我为自己调戏了一个帅哥感到得意洋洋。但是他只是收起我写的案情交待纸,还有那十七张传单、纸盒和超市袋走了。那个中年男人也跟他一起出去交谈了一会儿。那个校警见四下无人,他居然对我做了这样一个手势:树起大拇指,表示称赞。我心知肚明,什么也不说,只是握紧拳头,碰了碰他的拳头,表示认可了这个同道。
    那个校警见四下无人,他居然对我做了这样一个手势:树起大拇指,表示称赞。我心知肚明,什么也不说,只是握紧拳头,碰了碰他的拳头,表示认可了这个同道。
   这时,那个中年男人又走进来对我说:同学,你还有一件事,把你家里的电话号码写下来,写完你就可以走了。
    啊,这令我很犯愁。写我家里的电话?他们要是把这件事告诉我妈,她不吓死才怪。我知道我3月4日被国保请去喝茶,已经让她吓得不浅了。而且我知道自己刚才出门时,曾对我妈说谎说自己要去超市了,我知道现在已经是凌晨了,我正想着怎么给自己圆谎呢。我怎么能让我妈知道这件事的真相的啊。我只好央求他们放我一马,别让我父母知道这件事。我说他们知道了会吓坏的。但是他们无动于衷。我怎么恳求都没有用,恳求了几分钟,我只好硬着头皮写了自己的家里的电话号码。他们马上拨通了我家里的电话,我下意识地躲得离电话机远一点,因为我觉得害怕面对母亲的震惊心情。
    他们在确信了我写的号码确实是我家的电话号码之后,那个中年男人拿着写了号码的纸走出去了。我相信他要把它拿给那个年轻的公安。
    “我可以走了吗?”我害怕地问道。
    “可以走了。”那校警说。
    “但是,等一等。”他说道。他打开一个橱柜,拿出一只用纸包好的崭新的马克杯。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想干嘛。却见他思忖了一下,叹息着,又把马克杯放回橱柜了。“你可以走了。”他说道。
   听了这句话,我大松一口气,恨不得马上插翅逃走。
    “慢着,我还有话要跟你说。”他又说道。于是我只好在走廊上停步。他从保卫科办公室里出来,关了灯,锁上门,然后在走廊上对我说:“同学,这事情,你以后千万千万不能再做了。实在太危险了。我现在要陪你到校门口去,我叫你妈妈来接你了,我有话要跟你妈妈说的。”
    我害怕地说:“啊,你居然还让我妈妈来接我啊,惨了,我一定会被她骂死的。”
    他说:“不会的不会的,我到时候会跟他说别生气的,但是一定得让她管住你”。
    他一边走一边数落道:“你这个人啊,一会儿胆子这么大,一会儿又胆子这么小,真是的。”我只好吐舌头。
    他这样一路走着,一路跟我说,一直把我送到南校门口。
    我说:“为什么你刚才把保卫科的门锁上了,刚才你的那个同事不是要在那里值班的吗?”
    他说:“那个人是我们保卫科的领导,他晚上是不用值班的,但是因为你的事情,我报告了他,他临时赶过来的。”
    我说:“原来如此。”
    我在校门口的值班室里战战兢兢地等着,等着暴风雨来临,然后我的母亲骑着电瓶车赶来了。我赶紧把脑袋耷拉下来。她对我怒目而视。但是她得听那个校警讲述事情的经过。
    “你头耷拉得这么低干嘛?”她终于对我气愤地挤出这么一句话。我赶紧把头耷拉得更低了。
    “楞着干嘛?你还想不想回家了?”那校警问道。
    我赶紧说自己想回去的。
    “那还不快跟你妈走嘛!”他说道。
    “碍”,我用比蚊子还轻的声音说:“我的自行车还停在教学楼楼下呢。”
    “那去拿回来嘛。”他说道。
    于是我赶紧去教学楼前骑回了自己的自行车,跟着我妈回家了。她什么话也没有说,一路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回到家,监督我上床睡着,然后她自己也疲惫不堪地去睡了。
   第二天,也就是3月12日,我睡到上午九点才起床。我发现我妈她不在家,想想自己好几天没洗澡了,我吃过早饭就在家里洗了个澡。我好像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忘掉了。中午我妈回来了,午后我洗了碗,把洗衣机里已经甩干的衣服晾出去,这样波澜不惊地到了下午一点半。
    突然有人在外面敲门,我妈去开门,见进来的是四个人,一个是上次请我喝过茶的杨云海警官,另一个是昨天夜里到文理学院保卫科来拿走我的案情交待材料和传单的那个帅哥(后来我知道他叫单国华),还有一个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3月4日我去喝茶的时候也见到过他的,还有一个又高又瘦的中年男人,大约四十来岁(后来我了解到他是司机,名叫屈保军)。
   我妈一见到他们,吓了一跳,几乎下意识地想把我搂住。他们赶紧笑着说:“别紧张,我们今天只是来请樊潇洁到局里去问些事情,没什么大事的。”
    我吐了吐舌头,说:“碍,我的事情,我昨天不是已经都讲了嘛。”
    他们说:“那你再去讲一遍吧。”
   我看了看妈妈,又看看他们,只好跟着他们走。临走前我妈坚持让我多穿了一件外衣。
   他们把我从家中带走,带上一辆没有警车涂装、但是有公安通行证的小车。把我带回公安局。到了公安局,他们先是把我带到公安局五楼的国保办公室里,但是后来又改变主意,带我下楼。我这才发现这幅五层小楼后面还有一幢两层小楼,他们带我走进这幢小楼里的一个房间,我看到房间的门上赫然挂着审讯室的牌子。它内墙全部覆盖了黑色的多孔吸音板,里面有一张审讯台,一把铁椅子,铁椅子的扶手处和前椅脚处各焊着一个铁环,一共是四个环。我吓了一跳,仿佛看到有人在这里手脚被铐着审讯,严刑逼供,惨叫声外面却一点都听不到。
   2011/05/12
   28天坐牢记(二)
   我害怕地说:你们要把我锁起来的吗?杨云海说:不是的,你坐吧。于是我害怕地在那张铁椅子上夹紧膝盖坐下了。
   这时审讯台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年轻的公安单国华,另一个是老国保杨云海。杨云海戴上老花眼镜阅读那十几份“赃物”(也可以称为“物证”),单国华因为已经读过它了,所以这会儿他没有再读,他只是在填写审问单第一页的时间、被审讯人、事情什么的。
   杨云海从一筒一次性纸杯中拿出两只,放了点茶叶,给自己和单国华各冲了一杯茶,然后跟我说:“小樊,你要不要喝茶?”我怏怏地说:“想的,但是不要放茶叶。”于是杨云海倒了一杯白开水给我,我喝了一口茶水,心里的害怕减轻了不少。
但是我却见杨云海依然在戴着老花眼镜阅读那份传单,单国华也没有问我问题。时间滴滴嗒嗒地走着,我有点心慌得不自在。于是没话找话地说道:“杨警官,你右脸颊上眼睛右边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块明显的老伤疤?它是怎么来的?”
   他抬起头答道:“你想知道这块伤疤的来历吗?它是我以前跟越南人打仗时留下的。我们国家以前曾经跟越南人打过仗,你那时候还小,可能不知道的。”
   我说:“啊,你说的是中越战争吗?我知道的。我怎么可能连中越战争都不知道啊?”
   杨云海读完那几份传单后,开始问我一些问题,包括传单是在哪里打印的,什么时候打印的,几点钟到文理学院里去的,从哪个门走进去的,在哪家超市里买了双面胶等一些细节问题。我都一一作答了,如实作答。然后我又加了一句:“我发誓,我真的没有同伙,身边没有人知道我打算做这件事,我的公司里的人和我家里的人都跟这件事无关。”那两个审讯我的警察都没有说什么。
   然后杨云海又问我道:“樊潇洁,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我又把昨天晚上说过的理由重新说了一遍。我说,我没有同伙,没有人指使我这么做,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愿去做而且独自去做的。此时我已经忘掉了恐惧。我对杨云海说:“你信任我的吗?你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的吗?”
   杨云海说:“我信任你的。”
   我又问单国华:“你也信任我的吗?”
   单国华只好回答:“我也信任你的。”
   我感到高兴。我又问:“杨警官,我前几天3月6日给你写过一封信,你读了没有啊?”
   杨云海答道:“读过了。”
   我又问:“我在信中提到了东洲坑村惨案,它对我的思想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你有没有听说过东洲坑村惨案啊?”
   杨云海答道:“我听说过的。”
   我说:“你听说过就好。”
   不知什么时候,有个中年妇女不声不响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浙江日报》,在审讯室的一角一声不响地看报。本来她只是看报,但是后来她可能被我那些不亢不卑的回答和大胆的提问吸引住了,也从审讯桌上拿了一张传单来看。看完之后,她放下报纸听我说话。
   我对这三位“听众”说:“你们知道吗?这几年来我一直感到痛苦。一方面,高房价已经让我对自己的未来完全绝望了。我试图找对象,但是人家男的还想先了解我家的财产情况和住房情况呢。另一方面,我天天从网上看到一桩桩触目惊心的社会黑相,我简直是看不到希望。啊,这几年来,我拼命地啃程序书软件教程书,我过去以为我是喜欢啃这些书,但是现在我才意识到并非如此,我啃这些书只是在逃避痛苦的现实,因为程序书软件书中没有不公平与不公正。”我对这三位“听众”说:“你们知道吗?我大学毕业那一年,马云在杭州举办了‘侠客行’首届中国网络工程师大会,我当时有幸讨到了一张入场券,也去参听了这次大会。我从此把当一个出色的网络工程师当作自己的梦想。但是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它不是我的最终梦想。”说到这时,那个中年妇女突然插嘴道:“那你发现你自己的梦想实际上是什么?我看了她一眼,提高音量道:我发现自己更大的梦想是推动中国实现民主,实现普选、多党制、三权分产、军队国家化!”我动情地说道:“啊,我真希望有一天,中国大陆也能像台湾那样实现民主,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自己手中也有了普选的选票,哪怕是生命最后一天看到它,我也心满意足了。”那个中年妇女听到这里,居然笑出声来。我直视着她,说:“如果你也有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儿,你会感到骄傲的吗?”她看着我,显出复杂的难以捉摸的表情,最后轻轻叹了一口气,不说一句话。
   我口若悬河地话说了很多,开水也喝了很多,杨云海好像服务员似的不停地给我倒白开水,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上海青年,2月20日那天参加散步,被国保抓到,关了8天,吃了不少苦头的事情。我当时想:我要是也被国保抓到的话,我一定要竹筒倒豆子地交待,免得被严刑逼供。而且我也没有同伙,所以用不着为保护同伙而三缄其口,是不是啊?”我戏弄似地反问两个审讯我的警察,他们表示认可我的这种策略,然后他们让我读了他们做的笔录。我发现他们只记了开头的几个技术性问题和我的回答,而我后面的那些慷慨陈词,他们一点都没有记下来。我觉得挺惋惜。他们说我在上面签字,我签了。他们让我在上面按红手印,我也按了。然后我说:我刚才喝了五六杯水,现在想上厕所了。他们就让旁边的那位中年妇女陪我去厕所。
   上完厕所后,他们又让我到审讯室的隔壁去,在两张纸上按下自己的十指的指纹、两只手掌的掌纹。我很顺从地配合他们完成了。他们又用一根针刺破我的左手食指,挤了一点血在一张卡片上,然后给了我一块脱脂棉让我把伤口按住。我也照办了。
   然后他们又把我带回到前面那幢五层小楼顶楼的国保办公室里,让我跟那个中年妇女一起坐着,然后他们到另一个办公室里去打了几个电话。大概十多分钟后,杨云海对我说:“小樊,你起来,我们现在要送你回家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们要放了我了?”我吃惊地问道。我赶紧跟他们一起下楼去。
   送我回家的有三个人:那个又瘦又高的司机屈保军,老国保杨云海,还有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话匣子打开了。我滔滔不绝地说那些我从网上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骇人听闻的上访故事和维稳截访故事。我再三跟他们强调这些上方者中有不少原来是和你们一样的警察。他们默默地听着,始终没有打断我说这些。
   后来我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今年年初,春节前几天,我上班的时候路过中兴路,发现有一家店铺的卷闸门边的墙上,不知有谁用黄油漆涂了五个大字:‘共产党必亡’。后来过了两天,这块地方又被人用另一种颜色的油漆涂掉了。你们会对这件事感兴趣并去调查吗?”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立即说:“你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特别是不要到网上去说!”我奇怪的问:“为什么呢?你们难道不关心它吗?”
   其实我刚才被带到公安局里来的路上,我也并不沉默。我记得我从家里被他们带出来,刚坐上警车,杨云海就问我道:“小樊,我不是前几天让你重新写一篇保证书了嘛,你怎么不写呢?”
   我答道:“啊,是的,因为我写不出来,我想都想不出自己能保证什么啊。如果要我保证什么,我只能保证茉莉花会开花的。”我又反问车上的其他人:“你们相不相信茉莉花会开花的啊?”车上的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在几秒令人害怕的沉默之后,我听到有人用很低的声音回答了一句:“所有的花都会开花的。”原来是我左边的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说的。我直到现在还在思量着他为什么会这样回答。他面无表情地说了这样的一句话,随后就闭口不言了。希望老天保佑他。
   快要到家的时候,屈保军对我说:“樊潇洁,如果你家里有电脑,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
   “啊,你们要看我的电脑?”我害怕地想,我知道自己的电脑桌面上放了很多我从博讯网、看中国、茉莉花官方网站上找来的文章,还有我最近跟陈豪的邮件往来,这些都不是能让他们看到的。可是既然他们提出了,我哪能拒绝呢?我只好答应让他们看看。
   我刚才离开家的时候,已经预计到被请去之后应该回不了家了,所以钥匙也没有带。到了家门口,我只能按门铃等我妈来开门。按了好一会儿,才看到我外婆拄着拐杖艰难地来开门。我吃惊地说:“我妈呢?”外婆看着门外三个警察,吃力地说:“你刚才刚出门,你妈就也跟着去公安局了。”我赶紧把外婆扶回她的老眠床,请三个警察进了我的房间。我抱歉地说:对不起,我太懒了,刚才被子都没有折过。诺,这是我的笔记本电脑,这是我平时在看的网站建设程序方面的书。我指着自己的书桌和书架对他们说。他们检查了我的书架,要我把电脑打开。我打开了。他们让我把开机密码告诉他们。我就把密码写下来了。屈保军只简单地看了一下桌面,就说:“我们要把你的电脑借去看一下。”我吓了一跳,就说:“啊,你们要拿去看啊?什么时候还给我呢?”屈保军说:“很快会还给你的。”他这样说着,已经动手关了我的笔记本电,合上屏幕,拔下充电插头,把它捧在手中了。我只好承认这一事实。
   这时杨云海对我说:“你平时在公司里是不是还有另一台电脑?”我说“是的”。我害怕地说:“你们难道那台电脑也想看看吗?啊,别,别这样,要是老板知道了,非开除我不可。”我恳求道。但是毫无用处。杨云海要求我把我的老板的手机号告诉他,然后他打了一通电话给我的老板,跟他说自己是国家安全保密局的人,现在要到公司里来调查一下,希望他能配合。我的老板在电话那头一个劲地表示自己马上会到公司里来的。我心里默默地在想:“碍,我该怎样面对自己的老板,向他解释此事呢?”事到如今,也只能硬着头皮去面对了。
       2011/05/14
28天坐牢记(三)
   我硬着头皮跟他们离开家,看着屈保军捧走了我的笔记本电脑,跟他们一起去我的公司。我在路上忧心忡忡地跟他们说:你们要拿走我的笔记本电脑就拿去吧,但是别拿我的公司的电脑,否则,我得赔偿我的老板的。另外,我的笔记本电脑也尽快还我啊,因为他们是我的饭碗呢。他们没有说什么,我也只能惴惴不安。
   到了公司,我发现老板和他怀孕的妻子都在,老板一如既往的笑容可掬,就像平时接待生意场上的人那样对三个国保敬烟,但是被他们谢绝。我担忧地看着他的妻子,心里在想她正在承受着多大的惊吓。
   国保让我指认了我打印传单所用的那台打印机,屈保军给它拍了照片。又让我指认了我办公室里的那台工作电脑,让我打开来看看。我只好按下开机键,打开了电脑。
   杨云海给了我一个U盘,让我把桌面上的几个从境外网站上保存下来的文件拷进去。我发现他的U盘不是空的,里面已经有几篇明显是来自境外网站批评共产党的文章了。“想不到啊!”我暗自想着。
   “杨警官,你的U盘里的这几篇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我故意问道。“你不要问!”他说道。
   我拷贝完了后,让屈保军检查了一下这台电脑的硬盘,以示我的电脑上除了桌面之外,别的磁盘文件夹里都没有他会感兴趣的内容。
   终于,他检查完了,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没有打算拿走这台电脑。我得再跟他们回公安局,我在公司门口看到了我的老板,他还是那么笑容可掬地送走这些国保。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第一次用双手握住他的右手,说:“曾先生,对不起,我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别的都问心无愧,但是就是觉得对不起你,还有我的父母。”迄此为止我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还没有落过泪呢,但是此时我把泪水留在老板的手背上了。老板安慰我说:“没事的,没事的,你早点回来。”我松开老板的手,跟着三个国保一起走了。
三个国保又把我带回公安局,在回去的路上,我心情格外沉重。我对他们说:“我有很多大学校友,他们有的在当警察,有的在当法官,有的在当公务员,更多的则是像我一样在私企里打工。我平时跟他们在QQ上聊天,互致问候,了解对方的目前如何。我发现他们没有一个对现状满意,人人都对当前的社会不满。有一位当法官的校友其实曾经悲观地跟我说过:‘我现在对未来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想将来我有孩子了,我一定要把它送出国’。”
   我继续说道:“我发现所有人都对现状不满,只是有的人选择了忍耐,而我选择了去发传单。”
   三个国保都没有来打断我的话。
   我甚至把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篇埃及人古奈姆的讲演也向他们复述了一遍。他们谁也没有说什么,一声不响,也没有打断我的话。
   我以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些文章,说有些访民被抓住后,稍稍顶嘴,就被饱以拳脚。我现在想想也觉得自己的经历堪称奇迹。我想我是个手无寸铁的姑娘,嘴硬到这种地步,别说挨打了,连被打断话头都没有过,真是不可思议。可能是因为我虽然评点了时政,但是我自始至终都没有骂他们是狗,反而把他们当作可以推心置腹的同党来对话的缘故吧。
   我还说:“我的那份公开信传单,你们已经都看到过了,是吧?我前几天给杨警官写的信,杨警官也说自己看过了。那一份公开信,我是3月8日才在茉莉花官方网站上看到的。虽然我在3月6日给杨警官写信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茉莉花官方网站上的文章,但是我后来发现那篇公开信和我写的那封信中都提到了一个词:‘可耻的沉默’,茉莉花官方网站的公开信中号召青年学子要放弃那份可耻的沉默,而我,则在信中写道:‘在现在这样的时刻,目睹这么多黑色民情,如果依然选择保持沉默,那是多么可耻啊!’”我对另外两个国保说:你们也看过我之前写给杨警官的那封信了吗?但是回答我的只有沉默。
   不过也不全是沉默。3月4日我被请去喝茶的时候,国保曾经让我打开自己的推特微博给他们看看。我看到他们也是用“自由门”软件翻墙的。3月6日我去交那份“保证书”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电脑屏幕右下角有“无界”软件的那具锁,他们正在浏览境外的“中国新闻网”。于是在之前的审讯室里时,我曾经对杨云海和单国华说:“老实说吧,当我发现你们要看境外网站居然也需要依靠翻墙软件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我以为中国政府在网上建了这道防火墙,相当于建了一个监狱,把全国人民都关进去了,但是我一直以为警察们总有特殊的管道不需要翻墙就能看到境外的网站的吧。就像建了一个监狱关犯人,总不至于把看守也一起关进去的吧。但是谁能想得到居然连你们去浏览博讯网、看中国之类的网站也需要依靠自由门和无界这些翻墙软件呢?”我说:“其实我发现不仅我是囚徒,你们也是囚徒,因为你们和我一样,也不自由,不是吗?”
   我发现面对我的这些反问,杨云海比较容易附和地回答“是的,是的”,而单国华总是一声不响。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单国华比较年轻,任何一点政治立场不坚定的表示,都会影响甚至危及他的前途。而杨云海年纪比较大了,过两年就要退休了,也无所谓前途如何了,所以才会发自内心地认同我的看法并表达出来。
   他们刚才把我送回家的时候,在路上,我还对车里的屈保军、杨云海,以及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说:“你们不用来问我我有哪些同伙的。因为我没有同伙的。如果说谁是我的同伙,那只有你们。因为你们认同我的理念,你们‘帮’我去传播茉莉花革命,你们还答应明天和我一起去轩亭口。所以你们是我的同伙。是不是啊?”我旁边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面无表情地低声说:“是的。”碍,愿老天保佑他。
   到了公安局,他们又把我带回五楼的国保办公室里。杨云海整理着我的笔录和户籍档案,此时是下午四点多了。此时我的母亲也被允许走进国保办公室里来看看我。她不安地在旁边坐下,手里抓着一只塑料袋,里面有一些衣服裤子和袜子。
   杨云海问我道:“樊潇洁,你现在对自己的行为如何认识?”
   我答道:“我对自己的行为怎样认识,我刚才不是已经都跟你说过了嘛!”
   他说:“你还是对自己的行为毫无悔意是不是?”
   我说:“是的。”
   于是我看到他在审讯笔录的档案上写了结束传唤的时间:16:30。我松了一口气,我以为接下来他又会像上次那样打发我回家了。但是紧接着他又签署了一份刑事拘留证,在罪名一栏中填写了“颠覆国家政权罪”。我一切都明白了。
   在此前几天,我在博讯网上看到过一份声称是国家安全保密局内部的报料的文档,好像是说国家安全保密局已经制定了一个定罪原则:抓到一个宣传茉莉花革命的公民,没有案底的一律加以批评教育并记录在案;有案底的一律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刑拘,有案底而且有组织的一律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逮捕。我当时还对这个报料将信将疑呢。我当时想:这种声称是内部报料的东西太真伪难辨了。但是在杨云海签下刑事拘留证的那一瞬间,我终于相信博讯网上的那个报料是真的的了。当他把刑事拘留证交给我妈的时候,她失声痛哭,大哭起来,大骂我让她操碎心而不知反哺,大骂我不听她的告诫最终把自己送入牢房,我的眼圈也红了。
   我说:“妈妈,不要伤心,不要难过,柏林墙会倒塌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妈惊恐地叫我别当着国保的面说这句话。我翻了翻口袋,发现口袋里还有昨天买双面胶剩下的一块八角钱,就摸出来交给她。然后我抓起那只装了衣服的塑料袋,什么也不再说,跟着他们下了楼。
   我又一次坐上了那辆没有警车涂装,但是有公安通行证的小车,杨云海和那个中年女人(我现在知道她也是一个国保)分别坐在我的两边,屈保军在前面开车,他驶向绍兴城南。在去看守所的路上,在经过稽山中学那边。我看到熟悉的学校从我身边后退,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自言自语地说:“你们不是要送我去看守所嘛?绍兴市看守所不是在柯北钱陶公路那边的嘛,为什么要往南开呢?”杨云海说:“柯北的那个是绍兴县看守所,你要去的是绍兴市看守所。”
   我说:“啊,原来是这样的啊。碍,”我说道:“两年前,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要乘公交车经过柯北的绍兴县看守所门口的,因为上班要经过那里。绍兴县看守所门品有一个公交车站,但是每天早上我乘车经过那里的时候,因为地处偏僻,那里总是既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人下车,所以公交车一般不在那里停,直接开过去。有一天,我乘车经过那里的时候,看到那看守所门口有一个大约六十岁的老头,用扁担担着一点行李,两眼焦渴地望着看守所的大门内。可是看守所的伸缩拉门紧关着。当时才早上七点左右。我不知道他在等谁,也不知道他已经等了多久了。虽然他仅在车窗外一晃而过,但这道风景已经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再也忘不掉了。想不到现在我的父母也要承受这般痛苦了。”
   旁边两个国保都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杨云海说:“小樊,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朋友约好要和你见面的啊?”我说:“没有啊,但是有一个高三的女生,我平时给她做家教,她每周六周日傍晚都要来我家来的。”
   “这样的啊?”杨云海拿起手机打电话道:“小单,樊潇洁的妈妈她还在不在?樊潇洁说有个高三的女生今天傍晚要到她家里来请她辅导功课,你叫她妈妈给她打个电话,让她不用来了。”
   这时那个中年女国保突然开口问道:“你给高三的女生做家教,你教她哪门课的啊?”我答道:“我哪门课都教的。因为我是全科家教。我记忆力很好的。高中时学过的知识,甚至生物课的知识都记得很牢固。”她有些吃惊,看着我,轻轻叹了口气,显出复杂的表情。
   汽车很快开过了天镜南苑,又向前开了一段路,往东一拐就到了,还没等我看清车停下的地方是哪里,他们已经押着我走进去了,经过两道铁格子门,他们把我带到一个铁格子柜台前,在登记了我的姓名、身份证号等等之后,他们又让我进了一扇铁格子门,他们对我进行了左侧、右侧、正面拍照,登记了我的身高、体重、血型等数据,还让我把外衣和外裤脱掉,只穿着棉毛衫和棉毛裤走进一间小室,由刚才陪我来的那个女国保检查我的体表,然后让我重新穿好衣服,询问我有没有怀孕?有没有性病?有没有传染病和其他疾病。我都答道:“没有。”
   都登记好之后,他们要把我带到监房里去了。这时带我来的那个女国保突然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小樊,你在这里一定要听话的啊,不要跟人吵架,还要把个人卫生搞好,知道没有啊?”我的眼圈再次红了。我说:“我会听话的,你也要安慰安慰我的母亲,叫她不要过度担忧。”她说:“我会的。”然后我抓过那包被检查过的衣服,跟着一个看守走向看守所里面。
   此时我心里非常害怕。因为我曾经听说过一些看守所里的被自杀事件,躲猫猫啊什么的。我对那个看守说:“你不要打我好不好?我会听话的。”他哭笑不得地说:“你没做什么,我干嘛打你啊?”他打开一扇牢房门,说:“进去吧!”于是我畏畏缩缩地走进了那扇牢门。“哐当”一声,我听到牢门在身后关上了。
   牢房面积不大,但是空间很高,窗户都在上面四五米高处,一张坑床占了大半面积。十几个女人正或坐或站地在聊天,看到我进去,她们的目光刷地都投到我身上了。我畏畏缩缩地说:“你们好,我叫樊潇洁。你们不要打我好不好?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做的。”我的声音小得只有我自己才听得到。
   但是她们都围了上来,绝没有半点想欺负我的意思,她们有的问我吃过晚饭了没有?例假来了没有?卫生巾带来了没有?我说我还没有吃过晚饭,例假上周来过了。马上有人把一块面包塞到我手中,叫我吃。她们说: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这里只有这么一块面包了,你快吃吧。我犹犹豫豫地接过面包,我问:“这是配发的吗?”其中一个说:“这是我买的,但是你说你还没有吃过晚饭啊,快吃吧。”但是我还是没敢立即吃。
   她们赶紧拿了一件桔黄色的号衣马甲让穿上,我发现上面的数字是2715。
   然后旁边有一个长头发的大姐向我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你是犯了什么被抓进来的啊?”
   我怯怯地沉默不语,因为我刚才来的路上两个国保曾经再三向我强调绝不可以告诉牢里的人我是犯了什么事被抓进来的,更不可以向牢里的人宣传茉莉花革命,否则就是罪加一等。我还在车上问过杨云海什么时候会放我出去的,他也不肯说。他只是说:这要看你的表现的啊,你什么时候思想有了悔悟了,才能放你出去。我怏怏地说:那如果我一直不悔悟怎么办啊?他说:你一直不悔悟就关你一辈子啊。
那个长头发的大姐见我不肯说,又赶紧加了一句:你说出来吧,没事的。旁边的人也一个劲地怂恿我告诉他们我是犯了什么事被抓进来的。我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我,我在传播茉莉花散步的号召、偷偷张贴传单,所以被抓进来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样的啊,没事的,没事的,我也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抓进来的。那位头发长长的大姐快人快语地说道。
   “你也是这个罪名?”我感到很奇怪:“你是做了什么事被按上这个罪名的啊?”我问题。但是她没有直接回答我。她只是问道:“你是个大学生吗?”
   “是的啊。”我答道:“我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我说。
   “啊,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我在那里读过研究生。”她说道。
   “是吗?”我有点吃惊:“你现在几岁了?你是哪一年毕业的?”
   “我啊,我45岁了,毕业很久了。”她说道。
   “你已经45岁了?你有家庭了吗?你有孩子了吗?”我急切地问道。
   “我有家庭的。我的女儿12岁了。”她答道。
   “你叫什么名字?”
   “童晓蓉”她答道。并用手指在我的手掌上把自己的名字写了一遍。
   “碍,你在这里被关了多久了?你的家人有没有来探望过你?”我关切地问道。
   “我被关在这里8个月了,我的丈夫来过的,但是只能把衣服什么的送到外面门口,由看守转交给我。”
   “他不能来见到你的吗?”我吃惊地问道。
   “是的,我的案子还没有判下来,他们不让我见到家人。”
   “那你的案子在审了吗?”
   “在审了,但还没有判下来,关键是我不认罪。”她说道。她又加了一句“我是刘胡兰啊,所以坚决不认罪。”她毫不沮丧地说。
   “你过去的朋友同学都知道你被抓了吗?”
   “他们全都知道的。”
   “这样的啊,你的案子有律师为你辩护的吗?”我急切地问题。
   “有的。”她答道。
   “那这个律师可真够大胆的,为你辩护,他也要承受巨大的政治风险。”我说道。
   我看着这位大姐,她身材匀称,长发披肩,梳得一丝不乱,脸上没有半点沮丧的表情,要不是因为她穿着桔黄色的号衣,否则根本看不出她已经蒙冤坐牢大半年时间了。不知为什么,听完了她的陈述,我的心情大为好转。刚被关进来时的恐惧消失了大半。
     2011/05/14
待续

全国抗暴地图


在较大的地图中查看全国抗暴地图 National uprising Map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