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法

切·格瓦拉

　　游击战法已经在不同环境的历史里，应用于无数的情况中以达成不同的目标。最近，它被应用在数个人民解放战争上，当人民的先锋选择了非正规的武装斗争的道路，以期对抗拥有优越军事武力的敌人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对抗封建、新殖民，或者是殖民剥削的斗争以获得权力的尝试中，已经成了这些行动的舞台。至于在欧洲，游击队是用来作为本国或是同盟正规军的补充。
　　在美洲，游击战法已经被使用在好几个场合。一个适切的例子，我们有了萨迪诺（CesarAugustoSandino）的经验，对抗着投入到尼加拉瓜的塞哥维亚的美国远征军。而最近，我们有古巴的革命战争。从那之后的美洲，游击战争的问题就被这块大陆上的激进党人，不断地在理论的研讨中提起，想要找出到底它的实用性是否可行、便利。这已经成为了一场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论战主题。
　　这一篇文章会表达我们对游击战和其正确的实用性的看法。尤其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强调，这一斗争的形式，是达到终点的一个手段。那个终点，在任何革命之中都是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便是政治力量的斩获。所以在美洲不同国家的特定情势分析，在受到限制的方法之中，为了获得那个终点，我们必须使用游击战法的概念。
　　问题几乎是马上地就冒了出来：在拉丁美洲的所有地区中，游击战法是攫夺力量的唯一方程式吗？或者简单地说，它会成为许多已经使用在这场斗争的方法之一吗？最后我们会问：古巴的例子可以应用在现今的大陆情势上吗？于这场论战之中，那些想要实行游击战法的人们被批判是忘掉了群众的斗争，被告知游击战法和群众的斗争是相互矛盾的。我们拒绝这个暗示，因为游击战法本身就是一场人民的战争；没有人们的支持却想要实现这类型的战争，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灾难的先兆。游击队是人民的攻击先锋，居处在某个区域的特定地点上，全付武装的，并且愿意为可能的战略性终点发起一连串英勇的行动－－力量的攫取。游击队是由地区的以及整个领土上的农民和工人群众所支持的。一旦缺乏这种种的前提，游击战法是不可能的。
　　我们认为古巴革命在现今的美洲情势中，对革命运动的定律作出了三个基本的贡献。首先，人民的力量可以赢得对抗军队的战争。第二，不需要总是等待有利于革命的所有条件到来；叛乱本身就可以创造它。第三，在低度发展的美洲区域中，武装斗争的战场主要应该是在乡野之中。
　　这些是有助于美洲革命斗争发展的贡献，而它们能够被应用到我们发展游击战法的大陆上的任何国家。
　　哈瓦那第二宣言指出，在我们的国家之中，两种环境结合起来：低度开发的工业，以及封建特征的农业体系。那就是之所以不论都市工人的生活条件是多么地艰困，都市的人口还是会生活在更恐怖的压迫和剥削处境。但是，透过一些很少的例外，它也组成了绝对多数的人，有时候甚至超过拉丁美洲百分之七十的人口。
　　不把那些通常住在城市里的大地主算在内，这广大的群众在农场上像奴役般地工作，赚取少得可怜的薪资以维持生计。或者他们在剥削的条件之下耕种土地，与中古时代的状况毫无二致。这样的环境在拉美，决定了穷苦的都市人口会是强大的蛰伏革命力量。
　　军队以传统战役的习惯组织并且装备起来。他们是剥削阶级的权力得以维持下去的一支武力。当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农民根据在家中地形所打的非正规战役时，他们变成绝对地缺乏威力；为了击倒一位革命战士，他们要有十人躺下。当他们被一支隐形的和无敌的军队所困堵时，士气的低落迅速地传染每一个人，让他们没有机会展示他们军事学院所教的战术，没有办法压迫城市的工人和学生，当然，以及他们如此吹捧的夸耀花招。
　　小型战斗单位的初始斗争，是不断地受到新武力所滋养的；群众运动开始大胆了起来，老旧的命令一寸寸地被撕裂成千百块碎片，而这正是当劳动阶级与都市群众决定投入战事之际。从战斗的一开始，是甚么让那些单位变得如此无人能敌，丝毫不惧他们敌人的数目、力量，以及资源？答案是人民的支持，而他们可以倚赖这样一个持续扩张的群众的支持。
　　但由于刻意的被孤立和隔离，农民是一个需要劳动阶级的革命和政治领导人的阶级，一个需要革命的知识分子的阶级。缺少了这些，它没办法单独地发起斗争，没办法达到胜利。
　　在现存的拉美历史条件下，国家的布尔乔亚无法再带领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经验在我们的国家告诉我们，这个阶级－－甚至是当它的利益和美国佬的帝国主义相冲突时－－已经没有能力挑战帝国主义，被社会革命的恐惧瘫痪了，被受到剥削的群众的怒吼吓呆了。
　　为了补全之前所叙述的拉美革命宣言的本质的真知灼见，以下段落的哈瓦那第二宣言又提到：每个国家的主观条件，革命意识的、组织的、领导人的因素，都可以加速或者迟缓革命，视它们发展的现状而定。总有一天，在每个历史性的纪元中，当客观的条件成熟，意识获得了，组织成立了，领导人才站起来了，革命也就制造出来了。
　　不论这是和平地演化，亦或是在痛苦的努力之后来到世界，都不是倚赖革命份子；它倚赖的是旧社会的反动力量。革命，在历史的洪流中，就像一位协助新生命诞生的医生：除非必要，他不会使用钳子，但当需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这是一件苦差事，一件将更美好生活的希望带给受到奴役和压迫的群众的苦差事。
　　在许多的拉丁美洲的国家中，革命是无法避免的。这个事实，不受到任何人的意志所决定。它是受到美洲人民所生存的骇人的剥削条件、群众的革命意?内，于某个他们判决是”合法”的架构中，继续地存活下去。我们正经历一个群众压力非常强大的时期，并且束缚了布尔乔亚的合法性，所以为了中止群众的冲力，它的发起者必须要违反它。
　　厚颜无耻地违反所有的立法，或者特别为统治阶级的行为所制定的法律，只会增加人民军队的紧绷情绪。所以寡头的独裁政权为了改变宪政，为了更压迫无产阶级而不作正面冲突，它们企图使用老旧的合法命令。仅管如此，在这一点，矛盾产生了。人民不再支持独裁政权所建立的强制性法案，并且试着捣毁它。我们不应该忘掉阶级的本质，权威的和限制的，布尔乔亚国家的典型。列宁用以下的说法提到：”国家是阶级对立的产物和宣告。国家是阶级的对立于客观上没办法妥协时所兴起的。相反地国家的存在，证明了阶级的对立是无法妥协的。”（《国家与革命》）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允许”民主”一词被辩称地使用，而只为了代表剥削阶级的独裁，却失去它更深层的意义，却加入了授予人民某些自由的意义，不论它是好或是坏。只为了恢复某些程度的布尔乔亚合法性而斗争，却忘了考虑革命力量的问题，就等于是为了回到优势的社会阶级所建立的独裁秩序所斗争。易言之，这就等于只为囚犯的锁链换上了一个比较轻的铁球。
　　在这些冲突的条件中，寡头撕裂了它自己的契约，它自己的”民主”面具，并且攻击人民，虽然它总是试着使用它为压迫所成形的上层结构。所以，我们再次地面对一个两难：该作甚么？我们的回答是：暴力不是剥削者的特权，被剥削者也能够使用它，尤有甚者，应该就在时机来临之际使用它。马帝说，”一个可以避免战争，却从事战争的人，就如同一个没办法发动一场无可避免的战争的人，都是有罪的。”
　　列宁说，”社会主义的民主从来没有就对战争采取过甚么感性的观点。它毫不保留地谴责战争是人类社会中制造冲突的野蛮行径。但是社会主义的民主知道，只要社会被切割为阶级之分，只要还有人加诸在人身上的剥削，战争就是无可避免的。为了结束这个剥削，我们不能对战争置之不理，只要还有剥削者，只要还有统治和压迫阶级的存在，它就是无处不在、无时能免的。”他在一九零五年说了这段话。后来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计划＞中，一篇对阶级斗争本质的鞭辟入里的分析，他断言：”任何一个承认阶级斗争的人，不会不承认人民战争，这在每个阶级社会中都是自然的，并且在某些条件下，是阶级斗争无法避免的延续、发展和强化。所有伟大的革命都证明了这点。驳斥人民战争，或者忘了它，就意味着陷入了极端的乐观主义，并弃绝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恐惧暴力，这新社会的接生妇；但暴力应该在精确的时机被释放，当领袖已找寻到最有利的环境之际。
　　这一切会是甚么？主观地说，他们仰赖两个相互弥补，并在斗争中加深的因素：感到有其必要作改变的意识，以及对这革命的改变有信心。这两个因素，配合上客观的条件（在整个拉丁美洲中，情况是对斗争的发展有利的），配合上达成目标的强韧意志，以及世界上力量的新相互关系，就决定了行动的模式。姑且不论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怎样地遥远，它们的有利影响，会被正处挣扎中的人民所感受到，就如同它们的例子会带给人民更壮大的力量。卡斯特罗在七月二十六日﹝一九六三年﹞说：”革命份子的责任，特别在这个时刻，就是去知晓如何承认，以及利用已经发生在这个世界……变化是有利于人民斗争的。革命份子的责任，拉丁美洲的革命份子，不是光坐等待力量相互关系的消长变化，以期于拉美制造出一个社会革命的奇迹，而是完全地利用有利于革命行动的所有种种－－并去生产革命！”
　　有些人会说，”我们承认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革命战争是达到政治力量的最佳途径；但是我们要打哪找伟大的领袖，像卡斯特罗这样的人，谁会带领我们迎向胜利？”卡斯特罗，就如同任一个人，是历史的产物。在美洲带领叛乱暴动的政治与军事指挥官，如果集于一人，必是在战争本身的过程之中学到战争的艺术。这不是单从书本便可学得的技巧或专业的。在这个例子中，斗争本身就是伟大的导师。
　　当然，任务不可能是轻松的，它也不可能免除重大的危险。在武装斗争的发展当中，革命的未来有两个极度危险的时刻。第一个会发生在准备的时期，而处理它的方式会给予斗争决定性的步骤，并且澄清人民军队的意图。当布尔乔亚的国家迫近人民的位置时，明显地这儿要发起一个对抗占据这点、精良的、作出攻击的敌人的防卫过程。如果基本的主客观条件都成熟了，防守的行动必须要武装起来，不让人民的军队纯粹地成为敌人炮火的接收者。也不应该让武装过后的防卫阵营，转形成为逃难者的庇护所。
　　游击战法或许会在某个特定的点实行一个防卫的运动，它会在本身中扩大攻击的能力，而且必须不停地发展。这个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便是决定人民军队的催化剂特征。也就是说，游击战不是被动?能够从他们身上要求甚么样的忠贞？正当压迫者的穷途末路之际，军队的建制图谋推翻一个实际上已经被打败的独裁者，我们可以说，他们如此作为，是因为独裁者没有能力保全他们的阶级特权而不使用极度的暴力，一个一般说来并不符合当下寡头政治利益的方式。
　　这段话并没有否认军人作为个别斗士的贡献的意思，虽然他们一度背离他们所应服务的社会，而事实上现在也是在反抗它。他们应该一致于他们所接受的革命阵线的斗士角色，而不是阶级地位的代表。
　　很久以前，恩格斯在＜法国的内战＞第三版的前言中写道，每次革命之后，工人都武装起来；由于这一原因，工人的缴械对位居国家枢机的布尔乔亚而言，是最首要的诫律。所以，在每次由工人赢得的革命之后，一场新的斗争也随着工人的胜利结束。（列宁引述于《国家与革命》）这场不断斗争的戏剧，获得了一些改变却又策略性地抽回，已经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中重复上演了好几十年。此外，沿着这条路线，无产阶级已经受到蒙骗超过了一个世纪。
　　这里还有一个危险，就是进步党的领导人希望透过某些布尔乔亚的合法性的局势使用，以维持更有利于革命运动的条件，丧失了他们终点的视野（而这在行动中是很常见的），于是忘记了原始的策略性目标。当马克思－列宁式的政党有能力清楚地意会到时刻之间的关连，以及完全地动员群众，带领他们步上解决基本矛盾的正确道路上的时候，这两个革命中的难熬时刻，在我们简短地分析之后，变得非常明显。
　　于提纲的发展中，我们已经假设武装抗争的概念，以及作为抗争方法的游击战法方程式，最后都会被接受。为甚么我们认为在美洲的现势中，游击战法是最佳的方法呢？我们的意见是，这儿有几个基本的论点，决定了游击队行动作为拉美抗争主轴的必要性。
　　第一，接受敌人会投入战斗以维持他们的权力的说法的人，便必须摧毁压迫者的军队。为了达成这件事，一支人民的军队是必要的。这支军队不是凭空生来的；它更可能是从敌人的军械库获得武装，而这需要一场长期的和艰难的斗争，让人民的军队和他们的领导人总是曝露在优势武力的攻击下，并且缺乏适当的防护条件和机动性。
　　另一方面，建立在有利于斗争的地势的游击队核心，确保了革命命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市的军队，由人民军队的总部所统领的，可以出勤最重要的行动。然而，这些团体本身最后的毁灭，不能够伤害到革命的灵魂；它的领导权会继续从都市的堡垒点燃群众的革命精神，会继续地组织新的力量应付其它的战役。
　　除此之外，在这个区域之中，为了能于转形期间有效地领导阶级的专政，开始了未来国家机构的建设。斗争拉得越长，管理的问题就会越大也越复杂；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则要训练一些中坚的干部以投入巩固权力的不同任务，在后面的时期，就是经济的发展。
　　第二，在当地的与外国的剥削者的同盟架构之中，还有拉美农民的整体情势，甚至以及更具爆炸性的对抗封建结构的斗争。
　　回到哈瓦那第二宣言，上个世纪之初，美洲的人民，把自己从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手中给释放出来，但是他们却没有逃出剥削的魔掌。封建的地主篡僭了治理西班牙人的权威，印第安人继续过着他们痛苦的农奴生活，拉美的人民仍然是奴役，而在寡头的权力和外国资本的暴政下，人民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被捻灭了。这是美洲的事实，有着好几种的变形。今天的拉丁美洲，受制于一个更野蛮的帝国主义，更有威力的、更冷酷的，更甚于西班牙的殖民帝国。
　　面对拉美革命的客观以及历史性不变的真理，美国佬帝国主义的态度是甚么？预备打一场对抗拉美人民的殖民战争；创造军队的机构以建立政治性的借口，和反动的寡头代表所签署的伪合法文件，用血和铁，压制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
　　这一客观的现势，显露了我们农民蛰伏的力量，以及为拉美的解放所使用它的需求。第三，这是斗争的大陆本质。我们能够想象这时期拉丁美洲的解放，只是两股地方性的力量在特定的领地上争夺权力吗？几乎不。人民力量和压迫力量之间的斗争是至死方休的。这也在先前的段落预测过。美国佬绝对会为利益的结合而干涉，只因为拉丁美洲的斗争是具有决定性的。
　　事实上，当他们在准备压迫力量，以及斗争的全洲机构组织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干涉了。不过，从现在起，他会投注他们所有的精力作同样的一件事；他们会利用所有手边能得的毁灭性武器，严惩人民军队。他们不允许革命力量的结盟；并且，如果它发生了，他们会再次地攻击，不承认它，企图分化革命的力量。尤有甚者，他们会渗透破坏份子，创造出边界的问题，强迫其它的反动国家去反对它，并会企图执行经济制裁，简单地说，就是歼灭这新的国家。
　　这已经成为拉丁美洲的完全景貌，想要在被隔离的国家中获得和结合胜利，是很困难的。压迫力量的一统性必须受到人民力量一统性的正面挑战。在所有的压制行为已集汇到不可原谅的地步的国家中，反叛的旗帜必须打出来；并且，这面?Maestra）；这块大陆所抱拥的广大土地，会成为对抗帝国主义、决定生或死的场景。我们无法预测这场斗争何时才会达到整个大陆性的维度，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但是我们可以预测到它的到来以及胜利，因为它是历史性、经济性、和政治性条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它的方向也是无法更改的。
　　每个国家之中的革命军队的任务，就是当条件冒出来的时候要发动斗争，不管其它国家的条件为何。斗争的发展会带来整体的策略。斗争的大陆性特质的预测，是每个竞争者的力量分析的结果，但这并不排除独立的暴动在外。当国家的某个区域的初期斗争，已经要在整个地区造成发展的时候，革命战争的开启，会在邻近的国家中贡献出新的发展条件。
　　正常说来，革命的发展会以反比的比例制造出高潮与低潮。相对于革命的高潮，呼应着反革命的低潮，反之亦然，就如同革命冷却的契机时，反革命占有优势。在那些时刻当中，人民军队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他们应该求助于最佳的防卫方法，以期将伤害降到最低。用整个大陆的角度来看，敌人是极度地有威力。因为这个理由，地区性的布尔乔亚的相对弱点，就不能够透过狭隘的决策观点以作分析。最终地，一个人也不可能预见到这群寡头和握有武器的人民的结盟。
　　古巴的革命敲响了警钟。力量的两极化会成形：一边是剥削者，另一边是被剥削者。而小布尔乔亚则根据他们的利益和他们所擅长的政治技巧，以决定倒向哪一方。所以，保持中立会是例外的。这就是革命战争的面貌。让我们想想游击队的中坚如何发起行动。核心人物加上一些相对比较少的成员，配合着反攻击或者只是度过难关的意图，选择了几个有利于游击战事的地点，在那里，他们就可以开始行动。然而，接下来则必须是很清楚的：在一开始当他们和人民建立关系，以及构筑未来基地的堡垒的时候，游击队的相对弱点是他们于地形以及周遭环境的熟悉之中，所应该努力改善的。
　　为了求生存，一支刚开始不久的游击军队必须依循三个条件：不断的机动性、不断的警戒、不断的猜疑。没有适当地使用这三个军事战术条件，游击队会发现到真是难于生存。在这个时刻，我们必须记住游击队队员的英雄主义，包括了预定目标的规模，以及他必须作出的无数的牺牲。这些牺牲不是浪费在每日的攻击，或是与敌人面对面的交战之中；更有可能的，他们会采纳一些更细微和更困难的形式，让游击队队员在心理上以及生理上作抵抗。
　　或许游击队会受到敌人严厉的惩罚，有时候，被擒的俘掳还得接受残忍的酷刑伺候。他们会被像待捕的猎物在他们选择作战的区域里被追杀；敌人沿着足迹一路觅来的焦虑，如影随形地环绕在旁。他们必须猜疑每个人，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受到胁迫的农民会把他们交给压迫军队，以求个人的自保。他们唯一的选项，不是生就是死；有时候，死亡是个浮现千百次的概念，而胜利不过是个革命份子梦寐以求的神话罢了。
　　这是一种游击队的英雄主义。这就是为甚么大家说步行是一种战斗的形式，而在特定时刻避免攻击也是另一种形式。在特定地点面对着敌人总体的优势，为了保全使得力量相互关系不平衡的好处，不论是有能力比敌人集结更多的军队，或是完全地善用地形，必须立刻在当下透过相对优势的获取，找到一种战术的形式。在这些条件下，战术性的胜利便可确定；如果相对的优势并不明显，最好不要行动。只要游击队还处在一个决定”如何打”以及”何时打”的位置，任何一场无法以胜利作收的攻击，应该不要行动。
　　在大型的政治军事行动的、他们参与其中的架构中，游击队会成长，会达成结盟。所以，会继续地形成基地，因为它们对游击军队的成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些基地，是敌人非得耗费大量的损失才能进入的地点；它们是革命的堡垒，为游击队更大胆的和更远方的突袭行动，提供了蔽护所和出发点。如果战术和政治的特质都已经被克服的话，就可以进入到这一点。游击队不可以忘掉他们作为人民先锋的功能－－他们的托付－－，而它们也必须为奠基在群众的支持的革命力量的政府，创造出必要的政治条件。某个程度上，农民的渴望或是命令都必须被满足，并且在环境的允许下，为整体人民带来具有决定性的拥护和团结。
　　如果军事的情势在一开始就变得很艰辛，政治的情势就要非常谨慎应付；如果一个军事上的错误能够消灭游击队的话，政治上的错误就可以长期地抑制它的发展。斗争是既政治又军事的，而它必须被如此发展和理解。
　　在游击队发展的过程中，战斗的行动能力会达到一个时机，也就是有太多的人员集中在太过密集的区域。于是就开始蜂巢的迁徙行动，其中之一的司令官，一位著名的游击队队员，跳到另一个区域，并且重复游击战战法的发展链。仅管如此，他还是听从中央的命令。
　　有其非常必要得指出，一个人无法想望胜利而缺少人民军队的形构。游击军队可以被扩展到某个程度；人民的军队，在城市和其它的区域中，可以施予敌人的损伤；但是反动份子的军事潜能仍被整肃。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将会实现，人民也准备治疗他们的创伤，并发起社会主义的建设。
　　有比较不流那么多血的可能性吗？不久之前，世界的前一次发生分裂，美国夺走了我们大陆上最好的一部份。而在今天，旧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又再次地发展－－欧洲共同市场的力量惊吓到了美国本身。所有的这种种，可能带来一种信念即是，我们仍然存在有只要侧旁观察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的可能性，看它们试着迈向更进步，或许和更强的国家布尔乔亚结为同盟。但是被动的政策从没有在阶级斗争中带来过好的结果，而布尔乔亚的结盟也只会是转瞬即逝的，虽然他们看起来或许像革命党人。时间的因素诱使我们选择另外的盟队。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矛盾的趋迎激烈，看起来是这么地急促，以致于它在它市场的斗争之中，捣乱了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的”正常”发展。
　　大多数的国家布尔乔亚都已经和北美的帝国主义统一了；所以他们的命运将会和后者一样。甚至在这些国家布尔乔亚以及其它帝国主义者之间，所分享的协议或是共同的矛盾的例子底下，这个命运是发生在基本的斗争架构之中的，它终究会包含所有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直到现在，敌对阶级之间对立力量的两极化现身了，它比剥削者之间对洗劫得来的战利品的分赃的矛盾发展，还要来得快速。这儿有两个阵营：剩下的选择余地，对每个人和每个特定的人口阶层都很清楚了。
　　进步的同盟，试图去减缓那无法被停止的速度。但如果欧洲共同市场，或是其它对美洲市场觊觎的帝国主义团体的脚步，走得比基本矛盾的发展还要快速的话，人民的力量就只有刺穿那裂缝的选择，发起斗争，借着它们真实意图的明白意识，开启一场新的夜袭战，别无它法。
　　任何的位置、武器、或是秘密，都不应该泄露给阶级的敌人，以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事实上，拉丁美洲斗争的爆发已经开始。它的风暴中心，到底是在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秘鲁，还是厄瓜多呢？今天的冲突，只是一连串尚未结成果实的混战宣告吗？今天的斗争结果并不重要。在最后的倒数计时里，一两个运动暂时被击败并没有关系，因为真正明确的，是每日都更趋成熟的投入抗争的决定，是渴望有革命性的改变的需求意识，并且确定的，这绝对是有可能的。
　　这是一个我们根据有力的说明所作成的预测，而历史，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对拉丁美洲，以及帝国主义世界的主客观条件的分析，为我们指出了这些奠基在哈瓦那第二宣言的主张的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