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與九妹

顏家文 照片

1984年夏日的一天，一個近四十歲的湘西男子敲開了沈從文位於崇文門一座高樓第五層的宿舍門。開門的是沈夫人張兆和先生，她對這個陌生人問道：“你找誰？”        “我找沈從文，我是莫自來。”陌生人迫不及待地答道。        “啊，你是自來？沈公，快快，莫自來來了。”張先生怔了一下，又迅疾地請來人進屋，把來人引到沈先生面前，坐在藤椅上的沈先生連連說，“坐，坐，快坐。”        沈先生細細地審視著眼前的來人。        皮膚偏白，身材適中，白凈的臉上，一個挺而直的蒜頭鼻安在中間，雙眼皮下是一雙憂鬱的眼睛。在沈先生的記憶裏，這張臉是似曾相識的。        他有些激動。說，你是莫自來，你是我九妹的兒子，是的，是的。        與莫自來能聯繫上還是1980年10月的事。那時，沈從文到中國社科院歷史所上班了。一封由原來工作單位歷史博物館轉來的信很遲很遲才到達他的手上。信，就是眼前這位寫的。他急切地想知道九妹的一切情況，也想知道這個外甥的生活。他立即寫信回復，要莫自來來信告訴他，家裏還有什麼人，結婚了嗎，每月收入工分是多少，住處有幾間房子，等等，什麼都是他想知道的。對於九妹的這個後人，他當然渴望早些相見，但是，在當時自己都沒有什麼好住處的他，實在無法接待。        這種遲到的聯繫，對沈從文是一種慰藉，更是一種說不明的悵惘。        沈從文母親生有九個孩子，真正活到成年的，只有五個。而九妹是他們家最小的一個。沈從文在《爐邊》裏說：“九妹在家中是因了一人獨小而得到全家——尤其是母親加倍的愛憐。”加上九妹的模樣好，又聰明伶俐，所以也嬌縱，任性。哥哥姐姐都得讓著她。作為二哥的沈從文和作為三哥的沈荃要什麼宵夜或者聽到外面有賣糖的人走過，想要吃時都要通過九妹的嘴向母親提出來。沈先生在他最早期的小說《玫瑰與九妹》裏就讓她亮過相。        1927年，沈從文到北京有四五年了，度過最初的挨餓受凍的日子，又經幾位知名作家、詩人及朋友的提攜，生活稍有了穩定的跡象，便把母親與九妹接過來一起住。        雖然九妹小時能把三哥都背誦不出的書背出來給母親聽，但終因生活動蕩，沒有系統上過學。沈從文因為自己沒好好讀過書，所以很想讓九妹上學讀書。沈從文在北京，一直生活在有好的教育背景的作家、教授和大學生中間，特別是女性朋友林徽因、淩叔華又美麗又懂英語又是作家，他想像中九妹將來也應該和她們一樣，是一個懂文學又懂外語的人。實際上，他本人也有過去英國讀書的夢。他給九妹選擇了學法語學英語的方向，以便將來送她出國，自己給她提供學費。這也算是讓九妹代圓自己的夢。但他沒有考慮到九妹實際的基礎，沙灘上建塔，終不能成。九妹成天也夾一本書在哥哥的朋友中走來走去，儼然一個大學生的樣子。她在享受一種虛榮，卻沒能像哥哥的朋友們一樣有苦讀的準備和鑽研的功夫。後來沈從文去了上海，隨後到達的九妹仍然被沈從文安排著學習外語。儘管沈從文生活艱苦，他還是盡最大的努力給九妹創造最好的學習條件。九妹坦然地受用著，而且生活中大手大腳，全沒有哥哥那樣的儉省。        在她抱著字典讀外語版的《吉訶德先生》的時候，哥哥卻在捂著流血的鼻子不倦地寫作。每日每夜，他筆尖下流出來的一個個字，是要能變成大米粒，他們才能在上海維持下去的。        1931年，胡也頻被害後，是九妹陪伴著孤獨的丁玲。沈從文陪丁玲送孩子回常德，為不讓丁玲母親懷疑胡也頻遇難，也是九妹在上海以胡也頻的名義連發了七封催促他們回滬的電報。        以後九妹跟著沈從文去青島，回北京。直到1938年，和沈從文全家來到昆明。她與張兆和相處得很好，兩個孩子也喜歡她。但是15歲的九妹好對付，此時的她已經二十六七了。又經過了那麼幾次戀愛，無所事事時免不了感到寂寞。雖然沈先生為她在西南聯大圖書館找了個差事，然而差事可消磨閒空，卻不能慰藉內心的孤獨與空虛。於是她迷上了佛教，許多時候她與教徒們走到一起，施捨或做別的善事。在戰時的昆明，沈先生的收入遠沒有北京那麼好，可是九妹不僅辭去工作，還專心唸經事佛了，行起善來十分慷慨，家中好多貴重的東西都送出去了。        終於出事了。        一次日本飛機轟炸過後，九妹幫別人清理完東西，回到自己住處，不想小偷把她所有貴重東西席捲一空。九妹大驚，隨之腦子迷糊、錯亂了。物件的被盜是一方面，但是那種大齡女孩所有隱私和獨有空間及這個空間裏的夢和美，被別人侵襲、洗劫，以至褻瀆，或者說是一種強暴，對她可能是更致命的擊毀。        她崩潰了。        沈從文一個人工作，張先生還未找到事，兩個孩子還小，此一時也寫不了什麼，拿不到多少稿費，家中卻多了這麼個病人，他也要崩潰了。        1943年3月5日，他不得不寫信求助於大哥。        “我這時節什麼力量都用完了，頭痛喉幹，心中虛虛洞洞，只想哭哭泄一泄積壓在心上的東西，可不許我哭出聲來。”“我們原以為九妹會要改變改變性情，會覺得自己行為可羞，誰知即此成例，直到如今。半年來，不大明白情形的，還以為我不大理她，因之抑鬱無聊，轉而唸佛。到近來熟人對其行為全領教後，方知道真正問題所在，都以為最好是換移環境才有希望，正因為若不變更生活，她未必真瘋，我卻只有氣而且急，終至於死！即此勉強支援，事業工作，也全說不上，學校教書，就無從繼續了，大小四口，怎麼應付生活，困難處實在無從想像。這麼下去既救不了她，卻只有毀我和孩子。（我明明白白向她提及此種極端困難處，她竟毫不以為意，只是微笑。）兆和在這個情形下，一面明知我的困難，一面又絕不便說她，然而忍受下去，眼看到孩子挨餓害病，而我毀去前途，怎麼能忍，不能忍而居然忍受下去，一句話不說，家庭本來應有的幸福與精力，可說全耗盡了。”        “關於九的事，十年來我從不曾向你們要求幫助，如今實在需要你和得余（即沈荃——筆者注）來幫忙處理處理了。很明顯即我們這裡生活，實在已近於戰時生活，單純而簡單，好好工作，老老實實吃飯，省省儉儉用錢，寬打窄用，量入為出，無交際，無幻想，更無花樣。九卻完全生活在空想中，還只覺得這裡不美，那裏不妥，與之談事實，竟像是全無意義。老以為在修佛道，比一切人精進虔誠，萬想不到家中目前需要是應付生活，並非挽救靈魂。”        6日又寫道：        “昨天說好再不去花子處，今天又不肯在家中寫字，依然走去，必至吃飯時要用人叫方回。大哥，我看我已不大濟事了，希望為她換一地方，或可將我挽救一下。至於她其實一點不瘋，只是不安於現狀，與目下家庭這種生活習慣太不相合，即有機會作事，恐亦難持久，因神經不安定而易變，只是三五小時內事，任何人亦難忍受彼易變性情，任何工作亦不能用此中頭腦性情來擔負也。她雖出外十多年，性情依然如家鄉中表嫂輩，尚在算命求神中決定行止，回來比在此對於她舒適，亦可想見。若能回沅陵鳳凰，與大嫂三嫂住，一定比在此繼續下去好。因目前二三同唸佛的，大致都頭腦不甚清楚，說及她慷慨處時，反而誇獎她，全想不到她將衣物給人後，要穿時還依然得我設法，我事實上又精疲力竭，用全副精力在應付一家生活，自己衣褲已破爛不堪，尚無法補充也。”(沈從文致大哥二信見《沈從文全集》18卷426-428頁)        在湘西一方的兩兄弟知道，從文也是萬般無奈了，才這樣訴求的。很快，沈荃趕到昆明，將九妹接回了大哥住的沅陵縣城。精神已經變壞的九妹不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和思考了。她總是外出，有時是白天，有時是深夜。一家人經常要出去尋找她。        這時一個人出現在了九妹的身邊。他叫莫仕進，原本是瀘溪縣出柑橘的地方——浦市鎮馬王溪人。20歲時成了壯丁在舊式部隊裏混過幾年，以後留在沅陵城中學泥水匠。沒有太多的技術，也沒有什麼背景，就靠著一雙手勤快地苦扒苦做地生活著：今天給這家人砌墻，明天給那家人打灶，後天又給另一家人建房。不知是什麼機緣，九妹竟然與他有了默契。當她說要嫁給這個泥水匠時，把哥哥們嚇了一跳。也罷，整天瘋瘋癲癲，有點錢和地位的家庭是看不上的，有個靠雙手吃飯的人肯收留她也算幸事，沒辦法的辦法。嫁就嫁了吧。        假如當初那個同是鳳凰的文學青年的劉祖春不去延安，她或許就做了這個當時已小有名氣的鄉土作家的妻子。如是這樣，劉祖春，當然在新政權中就做不了中宣部副部長以及北京市政府的副市長了；假如當初她默許了哥嫂的動議，那她也許就是燕京大學教授夏雲的妻子了；假如……        民間有說頭：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當九妹身穿旗袍腋下夾一本小說，整天轉悠在沈從文朋友圈子裏的時候，她有著很好的感覺，似乎在雲端之上。但塵埃落定，九妹回到本來的自己的時候，她沒有技術，沒有學問，只能回到“泥”中，做了泥水匠的妻子。“雲”“泥”之別啊！        他們婚後來到沅水邊一個叫做烏宿的地方住了下來。        烏宿雖是一個普通的寨子，但是對面的山卻是天下有名的二酉山。不僅是酉水與酉溪在這裡匯合，上了典籍的是山上那個山洞，二酉藏書洞。秦人為避焚書，把大量的典籍運到這裡收藏。上世紀70年代，在還沒有開發的時候，我和一位來自北京的老文化人披荊斬棘，鑽茅草、攀藤蘿進到那個洞子裏。當地人說，順著洞子下去，可到沅水河底，聽得到頭上行船竹篙點擊流水和卵石的聲音。秦以來已是兩千年了，那洞裏哪有什麼書，也沒有絲毫藏書的跡象。只怕這種說法也就是一種說法而已。        1981年，我在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讀書時，去過好幾次沈先生家。先生問到烏宿這個地方，我只是一般帶過，說是知道。沈先生在沅水上來回肯定是多次路過的。我當時不知道有這個背景，不知道烏宿是他的牽掛。        泥水匠雖然是起房子的，可都是為了別人的安居而忙，自己卻常常沒有住房。在城裏做工的莫仕進，直到1950年後，農村土地改革時，才分到了教堂邊的一棟小屋。兩間，進深不過五米。另外還分得了幾畝田地。        他依然做他的泥水工，農忙時種種田，本是農家出身，種田也是把好手。        九妹呢，她受不了那份日曬雨淋的苦，她也不會農活。她就整天在寨子裏轉悠。她的穿著不同當地婦女，農村女人都是穿的滿胸衣服，而她穿的是像男人一樣的對胸布扣子衣服。寨子裏的人都知道她有病，也不說她遊手好閒。        到了靠工分吃飯的年代，一個人的工分養全家是不夠的。他們的生活十分艱難。        1959年和1960年，我們湘西那一帶是餓殍載道。我們縣緊鄰烏宿，在那個時候，全縣六萬人就有一萬八千人非正常死亡（我可是做過縣委機關幹部的，不敢瞎說）。十二三歲的我也到處找野菜、剝樹皮、挖蕨根。        整日在烏宿河灘上轉悠的九妹，那個當年在北京、上海、青島生活過的苗條、俊秀的女子，連美女張兆和嫂子也深讚其美麗的小姑，沒有熬過那段日子。沒有飯吃，盡吃野菜，先是浮腫，繼而是瘦弱，和村裏有的人一樣，最後是可憐地一病不起。        九妹就葬在河灘邊上。莫自來從十來歲起，就年年來墳邊挂清明。35年後的1994年，因為下游要建水電站，莫自來為她移墓，用雙手把她的白骨撿到一起，用一個背簍背回到父親的墓邊上，重新安葬。        莫仕進比九妹多活了13年，是1972年去世的。那年他給人建房，手被弄斷，沒治好，後來感染就病故了。        上世紀90年代，我在黃永玉家裏，和他談到他應該稱她為表姑的九妹，也是唏噓。比九妹小十多歲的永玉老師說，九妹神經恍惚時，還說要嫁給他。哎，也不知道她後來是什麼情況。黃先生嘆息道。        九妹走了。可是在沈從文二哥的許多短篇小說裏，九妹永遠地活著。她還是那樣俊秀，那樣無心機，那樣富於幻想，那樣羅曼蒂克，那樣小資，那樣憂鬱，那樣心性高傲，那樣傷感無限。        在《玫瑰與九妹》中，她是那個被嬌寵的孩子；        在《爐邊》，她依然得到了母親比給二哥、六哥更多的愛；        在《靜》中，她是春天的長江邊上那個向北方眺望的有許多遐想的少女；在《三個女性》中，她化了名與同樣是化了名的丁玲、張兆和一起去青島海邊遊玩，她只顧自己地，躺在大石頭上向著藍天談著詩；        在《鳳子》《如蕤》《薄寒》和《摘星錄》中，在別的許多作品中，九妹都永遠地活著。        2011年4月29日，我回到家鄉。要辦的事情都辦完後，忽然想去離我們縣城不遠的烏宿看看。汽車翻過幾座山嶺後，就一直沿著小溪小河走，大部分是水泥路，小部分正在修，有些坑坑洼洼。總的來說還好走，不用三個小時就到了。        以前看到的烏宿是一片趴在河灘的木質瓦屋，遠看是黑壓壓的，沒有多少生氣。因是移民區，現在已是一個城鎮的規模了。有了大街，有了磚房，流經邊上的酉水上建了大橋。對面的二酉藏書洞好像也開闢成了旅遊景區，綠樹叢中隱現一些亭臺樓閣。新時期的春風給它帶來了勃勃生機。        莫自來在鄉政府還有些名氣。鄉里的一位女幹部帶我們去離街上不遠的莫家。一棟小小的磚房擠在別的類似的建築裏，他不在家，但門沒鎖，只用一小根柴棍別著。鄰居說他到別的地方玩去了。女幹部拔了別門的小棍，要我們先進屋去坐，我們說等他回時再進去。鄰居笑我們，不要緊的，我們出去都不鎖門的，客人來可以先進屋。要不，你們到我屋坐等他。        女幹部復又把門別上，走了一會就把莫自來領來了。        我們這才跟著進屋坐下。        燒水泡茶？他說。        我們說，不要。        他也乾脆，就坐下來和我們說話。        莫自來是1946年的端午節前兩天出生的，在村裏上過小學，以後跟著別人學木匠，也算子承父業，為別人建房子。有一門手藝，按理手頭應該活動一點，但在他那個時候是不能出去打工的，只準在附近的地方做。現在可以到外面打工了，他年歲又大了。前年在寨子上為別人建房，從高處跌了下來，頭部摔破了，裏面也出了血。送到醫院開刀。花了四萬多元錢，全是表兄龍朱和虎雛兩人出的，給他撿了一條命。據我所知，二位表兄也是薪水階層，沒有什麼外來財。加上現在都退休在家，這四萬元錢對他們也是不容易的。        今年65歲的莫自來，應該說年輕時曾英俊過。看他現在的模樣，和當地的農民很不相倣，像一個有見識的退休幹部。長相上看得出有沈家的血緣。他說他像媽。        我們的談話很散漫，像門邊覓食的鳥雀，一會兒跳到這裡，一會兒跳到那裏。想引他談一點他父親母親的事，他總是跳開，不停地訴說眼下的窮、眼下的苦，還不著邊際地說幾個政治人物的是非。以前沈先生也寫信告訴過他自己的苦處，不讓他來。只是到有了寬一點的房子時，沈先生才同意他來看看。看了，他心頭有了落差。他總希望得到援助。九妹骨子裏有些不怎麼好說的東西，傳給了他。只有在這時，我們才從他的某種意識、談話的神態，以及屋子裏雜亂的堆放裏，確認，他只是這個寨子的一個普通農民。        莫自來有一雙兒女。女兒已出嫁，現在縣城打工。兒子遠在天津打工，三十好幾了，尚未娶妻。        2011年5月9日－10日寫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