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5日星期日

共產主義是在什麽時候滅亡?

《 共產主義是在什麽時候滅亡? 》



共產主義的兩個不能否定:---

1. 【消滅私有制】
★馬克斯:『 共產主義的理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廢除一切私有財產 』

肯定【私有制】代表了否定共產主義,當共產黨决定不能不恢復【私有制】一刻,就是宣告共產主義實質上的徹底破產和滅亡。
希望 擁有和保護私人財產是普世人類最基本的天性, 共產主義核心理想主張人類可以自動或被迫强制下放棄【私有制】是一個反人性的幻想或謊言。當今偽共產黨實行的應被改稱為【共他的產主義】或【共人家產主義】,因偽共產黨是要他人相信共產主義, 自已卻决定了要恢復【私有制】,而且要在偽共產黨一黨專政所產生了的特權新階级所帶領下先富起來,這是一個赤裸的剝削和偽善。假稱共產主義理想要在數十代人之後才會實現是一個自欺欺人的笑話。共產黨員入黨時仍在宣誓要终生為共產理想奮鬥是一個赤裸裸的無恥,由官僚特權階级操控的資本主義是最壞的一種资本主義。這是共產黨自已在建黨時宣稱要消滅的目標敵人。把官僚權貴資本主義訛稱為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個自欺欺人的瞎話。普世都知道真正的社會公義只可在沒有特權官僚的民主制度下才會體現。

2. 【相信暴力】
★共產黨宣言: 『 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才能達到 』

這是一個反人類文明的思想,辜勿論共產黨其目的或理想是多麽偉大,這個【相信暴力】思想肯定是不會被現在卄一世紀的文明世界所接納。沒有人會相信當今掌權的偽共產黨政權會認同或堅持馬列毛思想中的經典口號---- 『 叫所有被壓迫的人民和無產階級起來用暴力去推翻現存的腐敗政府和社會制度並消滅所有資產階級和讓统治階级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 』
共產主義 的【相信暴力】反普世野蠻思想是只適合於一些落後文明沒有文化的流氓國家。

在圖中的八個共產黨首領中---

1.當中有兩個是被公認和希特拉共列為二十世紀首席的大屠殺魔王(mass murderer), 在他們掌權之時,数以千萬計的人民皆在其極權暴政下而犧牲。

2.當中有多於兩個是曾被確證犯了反人類罪行而被訴控到國際法庭之上。

3.當中有一個的下塲是被人民判以極刑,在亂槍之下而伏屍橫死。詳細下台和審訊行刑過程都有詳盡影視記錄留存於世放在 youtube 供人反思。此些珍貴記錄是應該在中國廣傳和給現在還掌權的偽共產黨領導們重覆翻看的。

4.當中有一個出自於一個八百萬人口的小國,最終有二百多萬人是死於其共產極權手中。據稱他是在得知要被解押上國際法庭當晚自殺身亡。中國是他的主要支持者。

5.當中有一個出自一個典型的流氓小國, 這個流氓小國在犧牲了過百萬中國人的生命,自稱戰勝了萬惡的資本主義美帝,把國家分裂為二,據稱現在其中一半的人相信自己是生活在全世界最幸福的文明天堂,另一半的人卻要生活在痛苦的人間地獄中。共產主義和仇美思想的優劣性和偽善性可從這個小國的發展徹底地反映出來。實踐是檢驗宇宙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中國人必須反思的一個歷史教訓。

6.當中有一個是在共產黨政權被推翻後, 被所在國家的人民正式追訴,他和其他共產黨官員之前對人民所曾犯過的罪行一概不能逃避人民的追究。法辦共產主義和清算共產黨官員曾犯過的罪行在大部份前共產國家都是被人民認為是必須的。在這些前共產國家,人民在擺脱共產主義之後得到了從未有過的個人自由尊嚴和幸福,共產主義被視為已過去了的一個不幸和魘夢。這是中國所有的男兒都要認識清楚的事實。

7.當中有一個是被共產黨人至今仍認為是偉大的領袖和導師,他是一個偽善典型的表表者, 他因為能夠"好話說盡,壞事做盡", 所以他能獲得很多相信他說話的人對他崇拜,他同時亦被很多能夠看清楚他所作所為的人所咀咒,受騙和偽善的人當他是紅太陽,受害和清醒的人視他為萬惡魔王。他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在其掌權期間徹底地確確實實地推行了真正的共產主義,結果顯示他建立了的共產烏托邦原來不是天堂而是煉獄, 中國人公認這是一個"浩劫"。在他掌權之時,所有還有良知或敢說真話的共產黨人都沒有好的下場。在他死後,偽共產黨是從來不敢正視和承認他的罪行,原因可能是他正正代表了真正的共產主義。他的人格是被其後繼者分裂為七三開

8.當中有一個其實是共產主義的叛徒,他的偽善本質亦讓他能夠欺騙到他的共產教主之信任, 他才可從共產浩劫中倖存過來,他在奪到權力之後立即肯定和恢復了【私有制】和資本主義, 亦即是否定和放棄了共產主義,他是被真正相信共產主義的人稱為偽共集團掌舵、竊國大盜、漢奸、賣國賊、叛徒、內奸、反革命和不肯悔改的走資派。他是被認為是共產主義的掘墓人,他唾棄了共產主義但卻仍要保留着偽共產黨的招牌,他把背棄共產主義叫做【改革開放】,他把嘗試復辟資本主義叫做【摸着石頭過河】,他把不能自圓其说的理論叫做【不爭論】和【不準論資論社】, 他把共產主義暗喻為【不是好貓】,他選取了萬悪資本主義中最壞和最具剝削性的一種,叫做【中國特色】特權官僚專制資本主義, 在此制度下, 偽共產黨人因有特權就可以先富起來; 在此制度下, 所有的官員都變成貪官; 在此個制度下, 所有的好人都變成了壞人;在此個制度下, 偽共產黨自己變成了共產主義和真共產黨的主要敵人。
在他掌權期間, 他主導的一個學運風波亦間接地引發到全世界其他各地的共產政權纷纷瓦解,這個學運雖然在中國是被偽共暴力政權所打壓而失敗, 但它在世界性的共產主義滅亡史中,是佔有一個非常重要和功不可沒的地位。

9. 在當今仍存於世的偽共產黨已經是全部變成掛着羊頭賣狗肉的利益集團流氓黑幫,共產主義只是一個拿來忽悠那些被剝削了權力的人民的幌子, 消滅私有制是一個否定人性的思想, 共產主義是一個已被普世和偽共產黨自己都否定了的思想, 奪得權力後的偽共產黨是沒有人會再相信它這個自欺欺人的理想, 他們保留着偽共產黨的招牌只因他們相信暴力和捨不得放棄權力, 他們成了自己的偽善和謊言的俘虜。因為不敢正視歷史和承認錯誤, 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顛倒黑白。它篡改歷史,歪曲現實,虛構未來, 打壓人民的言論和思想自由 。
在這個偽善的極權制度下……虛偽與謊言充斥着社會:
權貴資產階级專政叫做無產階级專政,
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
工人階級被奴役叫做工人階級當家作主;
剝削人民叫做始终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壓制思想言論自由叫做始终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摸着最壞的資本主義過河叫做始终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完全不敢承認錯誤和正視歷史的弄虛作假叫做正確的科學發展觀,
前後茅盾理屈辭窮叫做兩個都不能否定,
不敢正視共產主義已經滅亡了的信仰危機叫做三個自信,
假話大話空話瞎話廢話叫做要注重誠信和爭取人民的信任。

2013年8月21日星期三

聚合民主力量的新平台 ---关于公民同城圈运动的一席谈


聚合民主力量的新平台
---徐文立、成斌麟、李一平关于公民同城圈运动的一席谈
(2013年4月16日)
徐: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开始于1976年的“四五运动”,后续的1978年的“民主墙运动”发展至今也有35年的历史了,我算是最早投身其中的人之一。这三十多年来,一大批有理想、有才能的人都非常努力地寻找一条道路,一条能够聚积民主力量,抗衡中共专制政权的道路。大家付出了很多,牺牲很惨烈。李旺阳被谋杀,聂敏之等人不幸早逝,王炳章被判无期徒刑,秦永敏坐牢22年等等、等等……。本人也被累计判刑28年,两经美国和西方政府援救出狱,但也实际服刑16年。我们这一代人真的尽力了!但遗憾的是,专制制度还在,中共政权还在,民主阵营还不强大。我们必须有所突破,尽快让民主运动形成真正的实力。

我欣喜地看到,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出现了,一场聚合民间力量的运动开始了,这就是“公民同城圈运动”。虽然它的历史很短,但是已经改变了民主运动的现状。我相信,假以时日,“公民同城圈运动”一定会成为一股撼动专制体制的强大力量。

我很高兴能够结识你们两位这样睿智的年轻人,这场运动的策划者、发起者、推广者和领导者,并与你们合作。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交流合作,进一步推动运动的发展。

成:徐老师,您是民主党创建者之一,也是中国民运的先行者之一。我们对您在三十多年民运历程中所展示出来的勇气、能力和智慧非常敬佩。我们过去几年内做过一些思考,付出了一些时间精力,能得到您的肯定和赞赏,我们感到荣幸。也非常感谢您在过去一年中对我们的指导,非常感谢!

有一点需要向您说明一下,就是这个运动是由多种元素合力而形成的,我们万万不敢自称是发起者或领导者。主要的元素之一就是通过互联网结交同道。国内有个很大的QQ群系列,2010年就开始以地区为单位组建网上群体。这个QQ群的发起者都是默默无闻但是实干进取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是公民同城圈运动的先行者。运动的第二个元素是在现实生活中地区性的同道社交圈。这个工作自有民主运动以来就有人做了,您和很多前辈都做过这样的工作。你们也是这个运动的先行者。

我们很久以来都在思考如何突破民间力量组织化的瓶颈问题,尤其这二十多年来,在当局对民间政治力量残酷打压下,民间的政治反对力量几乎没有任何空间。这种状况是我们多年来一直都想努力改变的。所以,这些年来我和李一平基本把各自的业余时间都放在研究这方面上了。这几年以来,中国有很多人在用“微博”宣传民主理念,我们发现“微博”不仅可以用来宣传,而且可以用来组织。因为在“微博”中网友们不仅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留下了联系方法,很多人还注明了居住地。也就是说,可以利用“微博”把同一个地区的志同道合者联系起来。我个人也有很多年利用国内网络平台进行启蒙和组群的经验,加上一平也多年来一直收集国内各地同仁情况,以及总结归纳在现有条件下应该怎样将被动的等待转化为积极的准备。这就成为了同城小圈子策略的最初灵感。经过几个月的试验,我们形成了系统的策略。2012年3月,流亡荷兰的民主党人陈忠和、美国的张宏、澳洲的赵晶等朋友和我们一起正式形成推广团队,向国内民主网友和民运人士推广小圈子策略。这个策略被那些先行者所接受,很快就形成了一些同城圈子。我们认为这个运动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过去参加过89民运或更早的政治反对派人士,而应该是一个全民的整体抗争,社会各阶层或利益群体都应该成为结束专制体制,建设公民社会的参与者。因此,对这场运动的名称要反映出它的核心价值,即民主宪政和公民社会,或者简单地说就是“我要做公民!”,这就是“公民同城圈”这个名称的由来。

我们为这个运动的展开提供了一套系统的策略,算是一点贡献。我们的自我定位是运动的推广者、服务者,但不称发起人,运动的发起人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民主网友和民运前辈;我们更不是领导者,这个运动没有领袖。

徐:两位功成而不居,实在难得。客观地说,同一个地区的同道互相交往自古就有,如果没有你们的一套策略,没有你们团队一年多来强力推广,就不能形成运动。民运阵营内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当然,这个运动是没有最高领袖的,这正是它的新颖之处,也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早在2000年代之初,就有人提出过要放弃金字塔式的垂直领导的有中央领导机构的传统组织,而代之以英特网状的无中心的组织结构。1982年山东牟传珩基于“大象无形”的思考,提出过“广交友、不结社”;2004年我因国内依然严峻的政治形势,提出“广交友,不显社”。直到“公民同城圈”出现,“英特网状的无中心的组织结构”这个概念才真正形成理论并付诸实践。这种组织的形成得益于互联网,在结构上也与互联网平行,没有组织指挥中心,因此当局很难重点打压;而各个环节之间通过多种渠道连接,也就很难切断其联系。我很高兴地看到,到现在为止,当局还没有能够阻挡这个运动的蔓延。现在公开进行同城活动的人就有数千,低调自行组织同城圈的人应当更多。运动没有领袖,但是到处生根,这个方向应当坚持下去。当然,我们切忌“治一经,损一经”,在大力推动公民同城圈的同时,不妨碍和不否定其他组织形式的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应该是“百花齐放,各显其能”。

李:有个问题要向老师请教。这个运动不可能就这么顺利地发展下去,中共肯定会采取反制措施。就如下棋,双方会互有攻防。以您的经验判断,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

徐:公民同城运动发展到这种地步,除非我们现在就同他们对决,当局不会实施全面镇压,那样会给他们自己造成太大的政治压力。我预测,他们应当会有两手:一是故意制造一个甚至几个中心,捧出几个领袖人物,然后用他们来误导运动,让运动停留在表面上,形成不了力量;一是对少数积极分子实施监控甚至打压,防止运动进一步扩展,以取杀一儆百的效果。这两手一阴一阳,相辅相成,实施出来相当厉害。

成:徐老师确实对中共研究得非常透彻。我们前一段时间也感觉到有人企图凌驾于运动之上,但是遭到了一些同道的公开地抵制,不仅没有成功,还把他成段成篇抄袭一平文章的丑闻带出来了。无论是中共的布局还是个人私心作祟,任何在这个运动之上架设领导机构的做法,我们和国内同城圈的同道都会坚决制止。因为这关系到运动的存亡。 

李:我会在同国内同道沟通时经常提醒他们,即使是在本地的圈子里,也不要有领袖,大家共同负责,平等协商。有才能的人一定会得到大家的认同,在将来的大变局中会有大显身手的机会。现在则尽量低调,不要成为中共重点打压的对象,大家都不是重点,他们就无从下手。 

徐:很高兴看到你们这一代人从89年热血青年变成成熟的民主战士。我认真读过你们写的《变局策》,特别是其中的《小圈子策略》,关于变局的几个关键步骤的策略也非常有新意,有战略性的思绪和布局,可操作性也非常强。我还没有读完,但是已经很受启发。你们一定下了不少功夫!

成:谢谢徐老师鼓励!我和一平1996年流亡香港的时候,就开始探讨推翻专制的策略问题,《变局策》中的一些章节就是我们这些年来学习和思考的一些结论。当小圈子策略形成之后,一个比较系统的策略就形成了,一个民主转型的大战略就形成了:以圈子动员民众,以民意赢得军心。从组建圈子开始,宣传造势,判断时机,民众动员,街头运动,公民自治,全国联盟,策反军队,最后彻底摧毁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宪政。这个大战略中的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基本策略,我们都尽可能加以探讨。我们无法预见将来所有的情形,还有待于同道们在实践中加以补充修正。
李:《变局策》在网上公布之后,收到了许多反馈。我们最重视的是批评性的意见,其中两条最为珍贵。一条是宪政学者王天成的意见,认为我们忽略了“谈判”这个和平转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一条是国内一个同道的意见,认为有些章节太长,不符合网络时代的阅读习惯。根据他们的意见,我们正在做一个新版的《变局策》,增加一个章节,讨论终结专制政权建立宪政架构的机制问题;同时删除一些重复和冗长的文字。新版的内容将会较为完整,文字将会较为简洁。希望能够给同城圈的同道和其他有志于民主转型操作的人提供一些参考。

徐:我注意到国内一些知名的民运人士如秦永敏、李海等,都在直接介入、推动和指导公民同城圈运动,不便于直接参与的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和刘世遵也以自己的方式关注和支持。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我的理解是,这个运动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各种思潮、各个政治派别的人都可以参与,只要大家认同民主宪政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同道。同城圈是泛民主派的一个公共园地。

成:是的。这些民运前辈都为推广这个运动付出了心血,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前辈和同道投入到这个运动中来,既推动这个运动,也从这个运动中吸收力量,形成和扩大自己的团队。

徐:这个运动可以说才刚刚开始,相信今后还会继续发展壮大。通过和国内朋友交流意见,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公民同城圈参与者众多,但是多数人相互之间的联系还比较松散,一些地方的同城聚餐流于形式,一些地方还没有形成圈子。一定要有可实际操作的项目才可能识别人才和锻炼队伍。希望你们和国内同道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李:老师的批评很中肯。我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扩大推广规模,让更多的有志于民主事业的人知道这个策略,参与这个运动。一群人聚在一起,总会有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但是只要人群的基数足够大,最后总会有一批兼具理想主义和实干精神的人留下来。这些人就会形成团队,就会聚集力量,就会成为将来民主转型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希望老师和其他民运前辈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推广这个运动,指导这个运动。

徐:谈不上指导,推广则当仁不让。大家一起努力!

成:大家一起努力!

2013年8月18日星期日

《变局策》指导下的公民同城圈运动与新公民运动之比较

《变局策》指导下的公民同城圈运动与新公民运动之比较
作者: 网络幽魂 
《变局策》(以下简称《变》)是近期影响较大的中国民主运动指导书,该书提出的方法论,可以说与许志永有天壤之别,我们可以通过两者的对比,进一步考察许志永的新公民运动方法论。

与许志永完全不同的是,《变》作者在开篇就写到:“所以从常识来判断,中共绝不会改良。他们作恶太多,在邪路上走得太远,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改良之路堵死,革命已成定局!”可见,《变》对当局和现有体制和法律毫不存盼望,对他们的所谓良知和改革的心愿早已心如死灰,期待中共改良、或者通过非暴力压力使其改良,都是缘木求鱼,留给人民的,唯有革命一途。

与许志永主张的渐进、递进推进民主不同的是,《变》提出:“任务艰巨,时间短促,有志于革命者一定要尽早准备,未雨绸缪,以求毕其功于一役,建立泽及后世的功业”。可见,《变》的思路是要彻底颠覆体制、瓦解专制,对中共主动改良和人民通过持续地非暴力抗争迫使其逐渐地改良,都失去信心;《变》当然也不屑于零敲碎打、阶段性的非暴力活动,而主张积蓄力量、准备最后的大革命,“以求毕其功于一役”。如《变》一样的革命派认为中共是无法改变的顽石,任何非暴力的压力都起不了丝毫作用,除非用暴力颠覆中共。暴力革命外的任何行动都是白费力、白送死,还涉嫌作秀。

基于体制内维权特征,许志永对公开化的坚持也与《变》有很大不同:“不要试图隐瞒自己的行为和目标,在一个信息发达的时代试图保密几乎没有意义,越是试图保密越可能招来更多的关注和麻烦,也会增加自己的恐惧”。但《变》认为:革命是实力的对抗,在没有力量的时候不能轻易暴露,革命也需要特殊的手段、隐秘的活动,所以《变》极力强调低调。“尽量不让他们知道,就是低调原则”。尤其是同城圈活动背后的最高目标,一定是要隐蔽的。

基于如此鲜明的区别,许志永对《变》曾经批评到:“近期海外李一平等人写了小圈子《变》,把一些陈旧的阴谋暴动革命理念和标签强加给正在成长的公民群体……《变》沿用传统的‘打倒、敌人’等专制理念,强调‘只说不做事’,‘组织小圈子,结成大网络,以圈子动员民众,以民意动摇军心,一举铲除专制暴政’!”

针对许的言论,博讯论坛上有位同城圈人士回应:“《变》这本书,好就好在不似一些公知讨好,今天向皇上上书,明天给宰相建言,而是完全给反共民主人士出主意。不仅明确打出‘民主革命’的旗号,还有一套可操作的战略战术。照着这套方法作,既安全又有效。现在全国各地这么多人搞同城,按照‘合法低调分散’原则做的,没有一个人被拘。按照许志永的高调统一模式做的,全部在中共的掌控之中,收拾打压了一大片”。

可见,许志永和《变》的矛盾,其实就是“公民压力下的改良”与“民主革命”的矛盾,前者相信凭着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新公民运动,会逐步更新、更改这个体制,而后者的确是为一次大革命或阴谋暴动而做出的群众铺垫、全国性准备。后者因为目前在准备、没有出牌,所以还不会遭打压,而前者尽管给当局示好、给予充分的尊重,但他们的努力对当局来说是“对牛弹琴”,反遭一时的镇压。

2013年8月16日星期五

卫报: 2012年的中国似曾相识 相比苏共崩溃前

卫报: 2012年的中国似曾相识 相比苏共崩溃

约翰.辛普森在《卫报》8月10日报导说,一个静悄悄的改革过程正在中国展开,或将转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和它接触世界的方式。一个作者采访过的异议人士相信未来五年到七年将改变一切。“我期待到那时候看到一个民选的议会。”他说。

中共的新老板想要在各个方面有一个新的开始。去年11月份,辛普森坐在人民大会堂倾听胡锦涛给党代会做报告。他的讲话给他的任期划下句号并推出习近平领导层的来临。

期间,辛普森走出会议厅,坐在辉煌的大理石台阶上整理思绪。恍惚间他觉得这里似曾相识:在克里姆林宫,在1988年6月份的苏联党代会上,但是对讲话感到无聊,他走到外面坐在台阶上撰写新闻报导。

1988年的苏共大会是一个关键时刻,在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下,将苏联共产党带离陈旧保守的勃列日涅夫规范,并打开新的政治和经济思维。

文章说,2012年北京的党代会也代表着一个重要的方向变化。然而,就像苏联一样,改革并不绝对来自于共产党党代会,它通过细微的裂缝渗透到社会,即使在最严密的专制统治下,并慢慢地开始弥漫整个社会。

在胡锦涛的主题讲话之后,辛普森去了北京798艺术区。电视里面播放着党代会的发言。但是没有一个艺术家或他们的顾客看一眼。

再一次,作者感到似曾相识。在1988年的苏联,大多数知识份子对马列主义政治事务不感兴趣。很快,这个陈旧脆弱的制度被打破,因为它跟真实人们的生活缺乏关系。

习近平可以改变这个制度而不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毁灭它吗?辛普森怀疑世界已经变化太大,传统的马列主义已经无法存在。那位激情谈论习近平任期内中国将彻底改变的异议人士可能被证明是对的。

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哪里?重大变革或瞬间发生

《大西洋月报》8月14日报导说,自从1990年代以来每当中共领导层交接的时候,政客和政策专家以及记者就容易患上“中国戈尔巴乔夫综合症”。当时苏联的崩溃让人觉得中国好像将是下一个。中共几个领导人在经过最初的大张旗鼓之后,来了又走了,没有政治改革。现在轮到习近平了—他可能成为改变这个国家轨迹的人的猜测又开始沸沸扬扬。

《卫报》的文章引发一些嘲笑,Shanghaiist网络杂志称之为“今年对中国的最天真评论”。辛普森的“期望”立场,被认为是最新一个患上“中国戈尔巴乔夫综合症”的西方人。

《大西洋月报》文章说,为什么这个“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幻想会存在?一个线索在于中共和西方解读苏联崩溃的巨大的不同方式。

在美国和欧洲,戈尔巴乔夫实际上被视为一个英雄人物,他的改革拆除了“邪恶帝国”并且迎来了一个短暂的俄国民主时期。但是在中共眼中,戈尔巴乔夫被视为一个灾难—一个警世故事。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他的书《中国共产党:萎缩和适应》当中写道:“戈尔巴乔夫被视为触发苏联内爆的催化剂。”

文章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比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任何东西都更加激进,但是这些改革更多的是经济的而非政治的。一个1978年的中国人不可以选择他的职业,很多时候不可以选择他的配偶,他的居住城市。他不能拥有财产或没有政府许可不能去国外旅行。现在他可以做所有这些事情。但是中国人民仍然不能投票。

长期来说,如果最近的世界历史是一个参照的话,大多数国家最终实现民主化。一个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可能还不在牌局上,但是在人们最不经意的时候,重大政治转型可能发生——就像戈尔巴乔夫自己发现的那样。

2013年8月15日星期四

活多久才能赚回你交的养老金?大陆养老金黑幕曝光


日前,大陆论坛上热传一篇文章<算算活多久才能赚回你交的养老金?>文章算了两笔账:1、你退休后能拿多少退休金?2、要活多久你交的养老金才可回本?文章假设一个人月薪一万,连续交满30年养老金,等退休后每个月可以领3,100元。需27年拿回本金,至少要活到87岁才能赚回交的养老金。
文章给出退休金计算公式:基础养老金=(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a+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1%;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3、以上两项a+b之和为每月领取额。要活多久你交的养老金才可回本?
文章称,假设一个人月薪一万,连续交满30年养老金,总额是:10000X28%X30X12=100万,个人缴纳部份是29万。等退休后每个月可以领3,100元。需27年拿回本金。你至少要活到87岁。如2011年度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6,061元,月平均工资为4,672元。
而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现在是74岁,如果60岁退休的话,只能活14年,14年是168个月:每个月能给拿的钱分两部份,一部份是个人账户除以168,每个月领取1/168的个人账户余额。另一部份是当时社会平均工资的X%,其中的X是指你交养老金的年限,如果你只交了18年,那就是当时社会平均工资的18%。
而对于白领人:在北京工作且长期定居,月薪是一万元,连续交满了30年养老金,交的总额是:10000X28%X30X12=100万,个人缴纳部份是29万。等到这个人退休了,每个月可领取的养老金分两部份,一部份是个人缴纳除以168,也就是1,700元,另一部份是社会平均工资的30%,因为他交了30年,4,672X30%=1,400。两者相加每个月1,700+1,400=3,100元。27年拿回本金,但此人已是87岁的老人了。如果未来推迟退休年龄,那么还需要活得更久一些。
中国2万亿养老金空账 延迟退休填补需110年
在2012年12月17日,中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曾发布《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称,目前中国大陆不同层次的养老金差距非常大,公务员退休后有的可以拿到每月1万元的退休金,有的人每月却只拿到200元,相差50倍。而中国城镇基础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额2011年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2.2156万亿元。
今年4月7日,中共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在参加博鳌论坛时称,养老金确有缺口,他建议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来推迟养老金领取年龄。而早在2012年6月间,中共官方多位高层就开始提议延长退休年龄。但据相关养老金空账数字,以及专家估计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金的缓解程度,估算要花110年的时间。
郎咸平曝养老金黑洞:中国人将难以养老 太可怕了!
郎咸平在《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一书中曝中国养老金黑洞。书中称,按照现在大陆的养老金,一旦退休,很可能面临着悲惨的生活。郎咸平在书中称,目前北京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生活费是5万元,如果CPI涨幅为3%,20年后要保持像现在这种生活水平的话,一年就需要9万块。
假设你离退休还有20年的 时间。退休后还要再活20年,那么你需要的养老费用是242万元。按现在这种养老制度,如果你月薪是4,000块,再假设你薪水的涨幅和通胀一样每年涨3%……那退休时你的养老保险金总共只有37万元,但是你需要242万元,你连这个零头都不够,怎么养老?太可怕了!
(责任编辑:肖笙)

2013年8月14日星期三

大陆养老保险缴费率为工资30% 是美国的2.4倍


大陆基本养老保险金额缴纳,企业与员工加起来所占工资基数比例达到30%,远远高于美国12.4%的水平。而居民养老金四年未涨,缴费15年每月最低只领73元。有学者称不公平、不合法的养老金双轨制才是本质问题。
今年4月,大陆上调社保缴费基数,据相关统计显示,中国大陆社会保险的缴费率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高水平之列。仅基本养老保险,中国大陆企业与员工加起来所占工资基数比例近30%,远远高于美国12.4%的水平。养老保险缴费率高企 致中小企业发展受限
有中共人社部官员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在中国五项社会保险费率中,主要是养老保险费率偏高。目前中国城镇职工按照工资的8%缴纳养老金并建立个人累积账户,雇主按员工工资总额20%缴纳养老金,并由中共政府建立基本养老金统筹账户。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导,一名社保专家表示,根据自己曾做过一项调研显示,以北京市为例,有超过50%以上的企业认为自己的企业人力成本高企,尤其是养老保险等社保费用缴纳负担沉重。
对企业而言,利润最大化都是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目的,由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负担加重导致了人力成本提升,作为人力成本的重要组成部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也影响着企业利润率。有业内人士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发展将明显受限,这一点在人力成本高企的高新技术企业中表现尤为明显。
居民养老缴费15年 每月最低只领73元
相比城镇职工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居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逐步凸显。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
据中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今年三月份,中国大陆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4.86亿人,已有超过1.33亿城乡老年居民按月领取养老金。然而,与城镇职工社会养老金水平相比,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显得捉襟见肘。
大陆现行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由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组成,两者参保和待遇计发规则基本一致。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个人账户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的资助,中共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构成,储存额每年参考一年期存款利率计息。
但在通胀水平高企的背景下,居民养老保险的实际保障效果受到质疑。按当前的待遇计发水平进行简单测算表明:如果居民选择按每年100元最低档次缴费,中共政府补贴按照30元计算,假定利率按照3.5%计算,缴费年满15年后,个人账户养老金总金额为2508元,加上55元的基础养老金,参保人每月能够领取的养老金总额为73元。新农合的参保人即便按每年500元最高档次缴费,每月能够领取的养老金总额也仅有129元。
养老金双轨制被批不公平、不合法
大陆相关机构发布的《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研究报告显示,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在目前养老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往后的年份缺口会逐年放大,假设GDP年增长率为6%,到2033年时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8.7%。
有学者认为,不公平、不合法的养老金双轨制才是本质问题。中共从制度上将中国社会划分成了两个社会阶级,人为地把人分出三六九等,为机关事业单位编制职工规定了达到正常待遇三到五倍的超国民待遇,贬低了企业职工及其他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与尊严。
从本质上来讲,养老金双轨制是一种歧视性的剥削政策,是以剥削所有纳税人为基础的。双轨制的持续运行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以及对社会就业平衡和人才合理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凸显。
(责任编辑:刘毅)

2013年8月10日星期六

胡德平兄弟轮番施压习近平,颜色革命随时爆发

(太陽報 馮海聞 )
    內地高層的政治鬥爭愈來愈激烈,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胡德華輪番上陣,對中共第五代進行施壓,要求當局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行言論自由、三權分立。高層的政治分裂,很可能引發新一輪的社會危機。
     

    胡德平日前在中央黨校主持「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路與建議──中國社會發展問題高端論壇」,圍繞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着力點、突破口、風險、路徑、目標和核心問題等進行討論。在習近平提出「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口號後,胡德平仍不斷為政治體制改革加溫,顯然是期望中共走向民主化。
    
    在這之前,胡德華在《炎黃春秋》聚會上的內部發言被網絡曝光。胡德華不僅對習近平的「改革開放前後三十年的歷史不能相互否定」提出質疑,還以習近平之父習仲勛為例進行「反擊」。該講話在內地微博廣為傳播,引發外界對以胡德平、秦曉為代表的改革派太子黨與習近平「決裂」的猜疑。
    
    中共高層目前已不是鐵板一塊,太子黨內部也是四分五裂。內地政治學者陳子明透露,林彪手下四大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子女,現在也分為兩派,一派主張清算毛澤東的罪惡,另一派為保紅色江山,寧可自己的親人受天大委屈,也要原諒毛澤東,維護毛澤東的旗幟;同一個家族的兄弟姊妹,也無法在公共場合坐在一起討論問題。
    
    以胡德平為首的自由派太子黨,在政治理念上與體制內的太子黨已分道揚鑣,他們與社會上的公知群體、自由派人士緊密結合,在知識界、律師界、輿論界甚至商界已有眾多的粉絲,擁有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從零八憲章到批判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再到最近的公民憲政共識聯署,自由派對執政當局發出連番挑戰。
    
    顏色革命隨時爆發
    
    從目前情況看,胡德平等人處於攻勢,當局處於守勢。對中共第五代來說,面對自由派咄咄逼人的態度,既軟不得又硬不得,太軟很可能使中共內部出現譁變,發生蘇共垮台式的悲劇;太硬又怕激化矛盾,自由派上街引發騷亂。
    
    事實上,中國進行顏色革命的國內小氣候與國外大氣氛都已具備,只需要一個偶發事件便能爆發。當年六四事件之所以一發不可收拾,也是因趙紫陽與鄧小平決裂,動員群眾參與政治鬥爭,如今歷史似乎又在重演,只不過領頭人是胡家兄弟。

2013年8月5日星期一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来自上层的革命
——苏联体制的终结
Revolution From Above :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
[美] 大卫·科兹(David M.Kotz)
弗雷德·威尔(Fred Weir)
译者: 曹荣湘 孟鸣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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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致谢

第一章 导论
第一部分 苏联体制
导言
第二章 社会主义与苏联体制
第三章 增长、停滞与改革的缘起
第二部分 改革与苏联体制的终结
导言
第四章 公开性与知训分子
第五章 经济改革
第六章 民主化
第七章 党—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联盟
第八章 权力斗争
第三部分 苏联解体之后
导言
第九章 休克疗法
第十章 休克疗法的命运
第十一章 俄罗斯的政治演变
第十二章 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译后记
本书对苏联解体的原因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时下流行的看法是:苏联旧体制的终结是由苏联经济崩溃、人们要求放弃社会主义所引起的。本书对此看法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认为撼动苏联体制根基的,恰恰是苏联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党一国精英。
  本书内容涵盖了从1917年苏联政治体制的确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走向资本主义,再到1995年共产党力量的惊人复兴等各个关键时期。作者通过对50多名新旧政要的访谈,对苏联解体作了独到的解释。本书对研究苏联和当代俄罗斯的历史、经济和政治极有参考价值。

  大卫·科兹,美国马萨诸寒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曾发表过一系列论述苏联和俄罗斯经济的论著。
  弗雷德·威尔,《印度时报》记者,《加拿大新闻》撰稿人,自1986年以来长期生活在俄罗斯。

2013年8月4日星期日

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挽救了中共政权


作者走访晋西北,获见一批当年种植鸦片的档案,为40年代的边区鸦片种植提供了确凿证据。利用这批档案和相关资料,结合采访到的民间记忆,作者对边区鸦片经济做了较全面的梳理。
今年春天,笔者来到了延安南泥湾,“陕北的好江南”。如果不是因为其在大生产运动中的特殊地位,这几乎是一个平淡无奇的陕北小镇。
周边是黄土高原的群山,山下是窑洞,以及一些新盖的房屋。建筑群沿着一条沟向两边延伸。一条崭新的水泥马路穿过小镇。偶尔会有零散的旅客驾车前来,在眺望远处的水稻田后远去。早春季节,远处山上的森林还没有长出叶子。小镇前方大片的水稻田还未种植,上面是去年收割后剩下的干草。数十年前,这里还是延安的一片原始森林,有野猪、野羊等出没。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荒后,森林消失,变成了田野。
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是南泥湾的中心。里面的文物和资料详细讲述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在上世纪40年代大生产运动的历史。但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整个展览只字未提。这就是三五九旅开荒后的田野上,曾种植了大量鸦片。
回顾上世纪40年代的历史,与“自力更生”精神相比,中共缔造的鸦片经济对政权存亡具有决定性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学者陈永发对中共鸦片经济做了基础性研究。此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新的资料陆续出现,其中之一是《延安日记》。这是苏联人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日记,对延安鸦片经济现象做了直观描述,里面有一些中共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1942年至1945年,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延安工作,与中共高层有过密切接触。《延安日记》提到,“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
笔者以这些研究、记载为基础,结合新发现的“忻州鸦片档案”,以及采访到的一批民间记忆,对延安鸦片经济这个“中共历史上的最大机密”(陈永发语)作一次较全面的梳理。
“忻州鸦片档案”
近期,笔者在山西省忻州地区见到一批当年晋西北种植鸦片的档案。据拥有这批档案的人士介绍,这批档案从忻州某县档案馆流出,以“卖废纸的价格”卖给了文物贩子。该人士花高价从文物贩子手中购得这批档案,并妥善保管。
根据档案所在地和内容,笔者将这批档案初步命名为“忻州鸦片档案”。
“忻州鸦片档案”数量达两百多件,内容涉及晋西北鸦片种植、收割、运送、税制等等,全方位勾勒了上世纪40年代的鸦片经济。出于学术研究和写作需要,该人士向笔者提供了其中的五件档案,内容包括鸦片种植、运输、税制等。“忻州鸦片档案”纸张都已经泛黄,但里面的毛笔字工整,信息量较大
1
“忻州鸦片档案”中的一件,“《谢家坪自然村烟簿》,三十七年八月一日制”
“忻州鸦片档案”的面世,能够较大地夯实解放区鸦片经济这一重大课题的立论基础,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全新的文献支撑。
目前研究延安鸦片经济的文献来源主要有几大块: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文件,国民政府的情报文件,国共报纸的一些线索,《延安日记》、《谢觉哉日记》等日记。与上述信息来源相比,“忻州鸦片档案”具有系统性,比如有完整的税制表等。
严重的危机到来
1941年,在陕北立足数年的中共迎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这场危机是中共鸦片经济产生的直接背景。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极度恶化。国民党停止了对中共的财政补贴“协款”。协款是国民党按月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粮米。此前数年,国民党的协款在中共岁入中占支配地位。1940年,协款比例仍高达73.54%。
国民党同时对陕甘宁边区全面封锁,试图切断边区与外界的联系。这对经济主要靠外援、内部工业基础薄弱的陕甘宁边区来说,是致命威胁。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接受的外援最多占到85.8%。
2
吸食鸦片的用具
为应对危机,1941年2月,边区银行宣布停止法币流通,开始发行边币,当年就发行边币2300多万。但边币发行缺乏雄厚的经济后盾,发行后一年之中跌了七八倍之多,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边区的绥德、关中、陇东等地出现了拒绝使用边币的现象。边币也没有将法币挤出市场。到1942年底,法币在边区仍占有65.4%的份额。
国民党封锁致使边区物资奇缺,物价暴涨。1942年,延安的小米价格涨129%。
1937年后,边区农民的财政负担主要是救国公粮。1940年,征收9.7354万石,人均负担7升多,占年收获量的6.38%。而短短一年过去的1941年,征收20.1617万石,人均负担14.8升,占年收获量的13.85%。沉重的公粮重负下,1941年,陕西志丹县发生了多次抢粮事件。
mzd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
直接的应对就是大生产运动。
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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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九旅南泥湾垦荒遗址留念
1942年10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提出“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建设,而建设的任务就是生产与教育两大工作,其中生产更有决定性。”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大规模展开了。
大生产运动是一场政权自救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成立生产委员会,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
而一种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却被教科书屏蔽:鸦片。
长期以来,开荒种地、伐木烧炭、纺线织布等成了大生产运动的宣传图景。而大生产运动最核心、最重要、最隐秘的部分,却是鸦片经济。
1941年,在中共延安政权最困难的时候,鸦片登上了历史舞台。1945年1月15日的《谢觉哉日记》提到,“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截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其中的某物、某货,指的就是鸦片。从谢觉哉的叙述“不种度不过难关”可知鸦片经济的重要性。
鸦片种植
鸦片在上世纪40年代能充当中共延安政权“救世主”的角色,并不是一种突兀的历史现象和天才的经济设想,而是有其历史延续性。
鸦片作为商品有几大特征:运输方便,价格高,市场广泛,山陕一带适合种植。此外还有关键的一点,鸦片是民国一种普遍流行的硬通货。《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提到,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在贵州,鸦片通常代替货币流通。张国焘的军队没收地主财产时也没收鸦片,用来购买给养。
1941年,中共下达种植令,辖区农民每户栽种五至十亩鸦片。对外销售,对内禁烟,是中共发展鸦片经济的方针。1941年底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后改为禁烟督察处。据《延安日记》记载,任弼时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
1943年9月22日的《延安日记》记载了中共高层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延安日记》还记载了任弼时转述mzd的话,“任弼时说,mzd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mzd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两地气候适合种植鸦片,在清代、民国都有种植鸦片的历史。据学者陈永发的叙述,1942年,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处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
山西民歌也提到了当年种鸦片的事。山西忻州市河曲县文化馆贾德义采访整理的民歌《种洋烟》提到,“过了大年是春天,家家户户种洋烟。十亩地来八亩田,留下两亩种洋烟。”
另一首民歌《种洋烟》唱道,“青天兰天紫圪兰兰的天,什么人留下个种洋烟。”
山西省忻州市退休干部王思聪,1945年至1953年,在晋绥边区文联下属的文工团、晋绥边区“七月”剧社、人民剧社等单位工作。王思聪当年亲眼见证了晋绥边区种鸦片的场景。
1945年8月,12岁的王思聪在晋绥边区入伍。他年纪小,不能打仗,就待在文工团。王思聪告诉笔者,“晋绥边区种鸦片可以追溯到1942年。当时阎锡山、日本人封锁边区,外边的物资供应进不来。通过种鸦片这种办法解决棉布、棉花物资等经济问题。”
1947年,王思聪跟随部队文工团待在晋绥边区首府兴县。在兴县的大川里面,王思聪看到了大片罂粟,“一道沟到处有”。在他印象中,这一带的鸦片种过一年。“当时有规定政策,每户允许种多少鸦片,但我年龄小,记不得了。”王思聪。
但王思聪亲眼见过农户收割鸦片的场景。那是天气很热的7月份。收割在中午太阳最热的时候进行。“将大烟壳一割,白水流出了。鸦片刀下面附一个小桶,是农户自己拿铁皮做的。拿指头一抹,白水就流到小桶里面了。”王思聪回忆。
王思聪描述,当时种鸦片确实在一个艰苦的背景下进行。他入伍后,部队两年发一套棉衣,一个季度发一块毛巾和一块肥皂。他那时候年纪很小,发的鞋很大,就在鞋上弄两个孔,拿绳子拴起来。那时候他们冬天就发棉衣、棉裤两件,里面也没有内裤穿。冬天没有袜子穿,鞋口的肉冻得流血。夏天也没有替换的衣服。衣服脏了到河里洗,洗了放在石头上晾干。人赤裸着在河里边,等衣服干了再上去。
文工团之后,王思聪在剧团工作。当时他们十几个小孩每天练功。练功特别费衣服,发的鞋不够穿。有次贺龙到剧团视察。他们的鞋前面都露出脚趾头了。他们十几个小孩拉住贺龙,让他一个一个看。贺龙发现他们的鞋确实烂得不行了,就写了个条,说“到后勤部领去吧”。机关就派了牲口到后勤部,给他们一个人领了一双鞋。
鸦片统购
在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农户收割鸦片之后并不能自由销售,而是由政府设立烟站统购。
忻州作家任存弼告诉笔者,他父亲的第一个老婆韩秀女当年曾在晋绥边区农村种鸦片。1942年,任存弼的父亲任强熙到内蒙古五原去了。任强熙的老婆韩秀女留在村里种鸦片。收割鸦片后,农户需要到政府部门设立的烟站销售。韩秀女有一天去烟站卖鸦片。她当时觉得她产的鸦片质量等级很高,够头等。但烟站收购的人却给她将等级压得很低,说成三等。韩秀女脾气刚烈,当天在烟站据理力争,自己受了气。回去后她就把熬鸦片的水喝掉死了。
“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腰庄烟亩税册》,有关于腰庄农户鸦片种植情况的详细记录。根据《腰庄烟亩税册》,种鸦片的农户成分多数为贫农,少数为中农。该表统计了土地原耘亩和折苗亩的面积。原耘亩是土地的总面积,折苗亩是土地用于农业的有效使用面积。
笔者现将该村10户的鸦片种植情况列举如下。
谭二才,贫农,原耘亩是1亩,折苗亩是8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5等,产量是20两,征税是3.8两。
郭双喜,中农,原耘亩是1.2亩,折苗亩是1.05亩。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3等,产量是36.7两,征税11.8两。
张狗完,贫农,原耘亩是9分,折苗亩是8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3等,产量是28两,征税7.48两。
郝成成,贫农,原耘亩是4分,折苗亩是3.5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8等,产量是5.25两,应征税0.68两。
郝连栓,贫农,原耘亩是1.2分,折苗亩是1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7等,产量是1.8两,免税。
郭毛人,贫农,原耘亩是9分,折苗亩是8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6等,产量是17.6两,未写明征税数量。
郝三人,贫农,原耘亩是2分,折苗亩是2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6等,产量是4.4两,免税。
郭四虎,贫农,原耘亩是2.5分,折苗亩是2.5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4等,产量是7.5两,征税0.98两。
柴贵贵,贫农,原耘亩是1.5分,折苗亩是1.5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4等,产量是4.5两,免税。
郭存存,贫农,原耘亩是4分,折苗亩是4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3等,产量是14两,征税2.24两。
《腰庄烟亩税册》显示,农户种鸦片5两以下免税。“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份《48年药税征收比例》,对中共鸦片税收政策作了清晰的说明。当年晋西北的鸦片税制是按累进税计税。
1、 一律按每户总产量计征。
2、 每户总产量在五两以下者免征。
3、 每户总产量满五两者征收百分之十。
4、 每户总产量在五两以上至十两者征收百分(之)十三。
5、 每户总产量在十两以上至十五两者征收百分之十六。
6、 每户总产量在十五两以上至二十两者征收百分之十九。
7、 每户总产量在二十两以上至二十五两者征收百分之二十三。
8、 每户总产量在二十五两以上至三十两者征收百分之二十六。
9、 每户总产量在三十两以上至三十五两者征收百分之二十九。
10、每户总产量在三十五两以上至四十两者征收百分之三十二。
11、每户总产量在四十两以上者均征百分之三十五不再累进。
鸦片统购政策是冷酷的。农户种鸦片也有任务,属于政治摊派。如果完不成任务,农户得自己拿钱买鸦片,然后再上缴。
农户去烟站出售鸦片,之后换回等价货物,沿途设有严格的稽查岗位。需要有许可证才能放行。“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36年交换许可证放行》。这件档案的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即1947年9月25日。《36年交换许可证放行》写着,“兹有宁武县第四区谢家坪村李喜牛、李金牛等五人携带药品三十六两到县上带换回等价货物,换布及衣服牲畜,业经批准发给许可证明,希沿途放行,此照。又给安满苍收执。县长王子仁 税务局长张一心”。
与以往研究者遇到的“特产”、“特货”等词汇不同,“忻州鸦片档案”出现了“大烟”字样。“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档案《烟站致赵应堂烟布价》,文字为:“赵应堂同志:祝您好吧。大烟已收下,毛重29.6两,皮重13.8两,净重15.8两,6个烟,共25万8000元,买布世齐布6匹,地球布5匹,又零尺7.8尺,请照数查收为荷。烟站侯成明启(1948年)4月30日”。
“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该档案详细地描述了1947年山西省临武县统购鸦片的事情。在档案中,鸦片被隐晦地称为“药材”。
《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提到,1947年边区政府在临武县统购鸦片,是为了“解决贫苦农民的生产资料”。统购鸦片则能“解决存药户农民的一部分生产资本,把它用于准备生产上,来积极克服困难。”档案介绍,1946年,临武县灾荒普遍、农产收成很低,一般是三成至五成,在1947年积极准备大生产的时候,“农民的口粮种子都很困难,主要应该生产中解决”。
《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提到了统购的具体方案,提出在统购中首先满足灾荒比较严重区村全体农民出售药材(即鸦片)的要求,来解决生产资本。受灾荒较轻的村庄这期则只能统购一部分,统购对象数量均有限制。
在统购手续上,《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指出:1、各村农民到统购站出售药材必须经过各村代表及工作团同志的讨论该出售多少,解决生产中什么困难,与组织生产结合起来,经过审查批准由村公所给予介绍证明才能来统购站出售,换取他在生产中必须资料(布花),如没有证明介绍,私人不得携带药材出售,违者查获没收。2、药材价格,应依照布花粮主要的价决定……不使群众吃亏。
《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将统购时间定为三月份至四月底,设立了多个统购点,“依照各村各户不同情况民主讨论大量介绍存药农民前来出售,特别着重于组织生产解决其生产中的困难,以便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
鸦片贸易
边区政府收购鸦片后,在新华等化学工厂加工成熟鸦片,之后涉及到出售的问题。如前所述,鸦片在政策上禁止内销。两大边区种植的鸦片,最后被售往国统区或日伪占领区。1943年12月19日的《延安日记》提到,“不管怎么样封锁,特区同国民党各省甚至还同日本占领区进行着活跃的贸易。从特区运出盐、羊毛、家畜,近年来还有数量不断增加的鸦片。”
陈永发在《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书中介绍,中共鸦片贸易开始是分散经营,后来集中统销。负责鸦片统销的主要是西北土产公司。土产公司是边区各党政军机关的合资公司,1942年底成立,主要任务就是推销鸦片,换取和掌握法币和日常必需品。1943年中共设立物资局,合并贸易局、土产公司等,全力展开鸦片推销。该年,中共从鸦片统销获利为岁入的40.82%。据此数据,鸦片经济在挽救中共政权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陈永发引用的国民政府调查显示,中共的鸦片由本地或外来商人承购,由军队保运。负责保运的是萧劲光的八路军留守处。保运费一两九十元。商人除缴纳保运费之外,每两烟土需缴纳登记费七十五元,过境税二十元。
1943年,陕甘宁贩卖的鸦片,60%左右来自晋绥边区。1944年,几乎全部来自晋绥边区和日本占领区。《延安日记》提及,贺龙部队所在地晋绥边区,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
根据现有资料综合判断,陕甘宁边区种植鸦片是从1942年至1944年。而晋绥边区种植鸦片时间要长很多,大约从1942年到1948年。
在中共鸦片贸易中,军队参与是典型特征。陈永发指出,军队中的警一旅、独一旅、警三旅等也做鸦片生意。1943年1月29日的《延安日记》记载,“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还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在第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延安日记》还提到,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份都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长期做鸦片生意。
虽然有严格的统销政策,鸦片黑市仍然存在。1943年十月十九日的《谢觉哉日记》提到,“法币和边币比价,牌价一与二二,黑市有至一与五六,甚至九者。原因是黑白二物统销不密,致银行不能掌握全部或大部外汇,加以破坏份子作祟所致。拟在一二月内做到消灭黑市。”
国共“鸦片战争”
在中共进行鸦片贸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是禁烟政策。而国统区是中共鸦片的主要销售地,这势必引起尖锐矛盾。
与矛盾而来的就是国共之间的“鸦片战争”。国民党曾几次派人到邓宝珊驻地榆林和绥德一带购买鸦片,后转运到平凉和关中一带倾销,以打击中共鸦片统销政策。
事实上,国共军队间也有秘密的鸦片贸易。
忻州当地作家杨峻峰,1957年出生。1975年,杨峻峰在神池县农具厂工作,遇到老木工谷三。谷三是神池县大磨沟人,当时50多岁。谷三曾在八路军工作。他对杨峻峰讲了很多事。让杨峻峰记忆最深的,是八路军拿鸦片换国民党军队的武器。活动范围就在山西北部。
谷三介绍,国军有武器,而八路军有鸦片。双方有交换的需要,会事先沟通。交换都是秘密进行。在具体交换中,八路军将鸦片埋在野外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之后就离开了。国军过去,按照约定方位把鸦片挖出来,再把八路军需要的武器放进去。这些地方一般位于山区,比较隐蔽,但又不偏僻,人容易去。在双方整个交换过程中,人不见面。国民党部队当时不允许贩卖武器,都是偷着卖,私下想要鸦片倒卖。
杨峻峰告诉笔者,神池县大磨沟另有一位老人丁执中,现已去世。丁执中1937年8月当兵,曾任连长。他是八路军里面负责拿鸦片换敌占区白银的主要执行者,13年职务没有动过。
阎锡山是实行禁烟政策的,提倡“烟赌脏欺的自治禁绝”。《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为中共鸦片贸易提供了佐证,“至鸦片一物,禁种我省已经禁绝,禁吸实未除根。而邻省则因有土匪之故,大种而特种,现款之输出该省者,尤为不可胜计。”
在1942年1月17日的《阎锡山日记》中提到,“此次七十三师营长党金堂等四人之执行纪律,我们是万分的痛心。”日记中所讲就是阎锡山军队与“河西某单位”拿武器换鸦片的事。当时的参与者是阎锡山军第七十三师第二十七团第一营营长党金堂等四人,驻守大宁县黄河渡口。他们与中共辖区相关部门以货易货,从中谋利,被人告发。阎锡山获悉后,令党金堂等四人自裁。第七十三师师长高悼之奉命后,着团部军医勾鹿付给毒药。四人服毒而死。
1944年4月28日的《延安日记》记载,外国记者要到延安来访问,毛想借此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但尴尬的事情出现了。“大片土地都种上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但怎么掩盖几百公顷土地都已种植的事实呢?
答案正是著名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三五九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
参考资料:
“忻州鸦片档案”
《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1990年12月《新史学》一卷四期)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延安曾经是天堂》(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013年8月3日星期六

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文版序言

2000年5月,本书作者之一大卫·科兹访问了中国,并就苏联解体以及苏联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作了大量演讲。在中国,人们对这两个问题似乎有极大的兴趣。这两个问题构成了本书的主题。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表示有兴趣将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时,我们非常高兴。 
  尽管中国的现代史与苏联的发展进程极为不同,但在这两个国家,共产党在20世纪都通过国内革命夺取了政权,并追求建立社会主义的目标。在1985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开始对苏联体制进行激进改革的几年以前,中国领导人就开始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改革。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那样,苏联的改革导致了苏联解体并放弃了社会主义,同时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的衰退。相反,中国的改革开启了经济迅速增长和现代化的进程。 
  尽管这两个国家改革的结果不同,苏联经验中的某些方面与中国仍然是有关联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几个不同的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扩大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的作用。其最初的想法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极大地发挥市场作用将解决困扰苏联经济的各种问题,如缺乏效率问题,产品质量不合格问题,以及忽视消费者愿望问题。正如我们在本书第5章所表明的那样,在苏联经济中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些结果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经济上的结果就其本身而言没有很大的意义,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在1988—1989年还部分地实行计划的苏联经济中引发了通货膨胀和产品短缺。如果这些问题主要是由经济的市场化所带来的,那么它们是不难解决的。最严重的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而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让市场发挥作用导致了新的富有的商业经营者,尤其是贸易和金融经营者阶层的发展。这些新阶层成员不满于苏联体制下社会主义制度对其商业活动的限制,渴望从国家的管制下解放出来,当1990—1991年亲资本主义联盟公开发展时,这个人数虽少但却富有的新资本主义阶层极为热情地加入了这一联盟。他们的个人财富使得他们的影响超过了其人数本身。 
  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这个新的富有的商业经营者阶层并不是与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主要力量,正像在本书第7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在亲资本主义联盟中其他的团体起着更为主要的作用。市场化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是最主要的因素,“影响”这个词在此仍不足以表达其真实含义。让市场发挥作用既是1989—1991年苏联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结果: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苏联知识界和部分苏联领导人中迅速扩散。 
  由于苏联寻求市场改革,一些试图认识并证明市场化合理的改革者发现他们自己也为200年前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所吸引。这种思想认为:不受管制的市场交换经济在各个方面都能保证经济最好地运行;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国家管制市场运行过程及其结果的任何努力,不论其意图多好,都只能使经济运行更糟;最后,这种思想宣称,只要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那么市场就能正确地发挥作用。由于这种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苏联知识界的影响迅速上升,从而成为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强有力武器,亲资本主义联盟以此指责赞成保留社会主义的任何主张,说其注定会带来经济上的失败。在苏联解体前的18个月内,由于主流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基于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的体制才能拯救这个国家,那些仍然支持社会主义的人被迫采取了守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就抛弃了早期的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形式,并发展了各种形式的国家对其经济的管制措施。随着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产生了一种新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只有在积极的国家管制之下,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有效运行。根据这种思想,国家必须在诸如管制某些行业(尤其是金融部门)、稳定宏观经济、提供收入保障计划、保护工人的安全与健康和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行使其职能。在过去的20年中,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现在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又开始流行起来,这导致了国家管制经济职能的减弱,但没有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返回到盛行于19世纪英国和美国的相对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形式。 
  中国的经济改革包括极大地扩大市场的作用,不可否认,这已经导致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如果中国想避免在苏联发生的灾难性进程,那么,苏联听任与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相联系的政治和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任意发展这一教训,还是值得记取的。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的解体


  在本书中,我们认为“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就是说,在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党—国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拥戴资本主义。他们放弃了共产党而支持叶利钦,叶利钦是领导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共产党前高级官员,后来成了俄罗斯总统。我们认为,他们转而拥戴资本主义,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 
  当本书在1997年首次发行的时候,这一论点曾被认为是非常激进的,而且我们发现,它在西方主流分析家那里几乎得不到什么支持。那时,在西方处于支配地位的观点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乃是由其内部矛盾所引起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以及普通民众要求废除社会主义并代之以资本主义这场来自于社会底层、受到民众欢迎的革命。 
  今天,《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的论点不再被认为是激进的了。苏联党和国家的许多高层官员变成了富有的银行家或商人,或者成了新政权的官员,这些事实最终击败了对本书论点的诋毁。最近几年在美国出版的俄罗斯最重要的主流学者的好几本书都完全地或部分地接受了这种观点,即苏联制度是由其领导层中的一部分人推翻的,如杰瑞·F·霍克(Jerry F. Hough)的《1985—1991年俄罗斯的民主化与革命》(Washington,D. 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7),彼得·瑞得韦(Peter Reddaway)和狄米特·格林斯基(Dmitr Glinski)的《俄罗斯改革的悲剧:反对民主的市场布尔什维克主义》(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2001)。 
  西方对《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所述论点的主流看法源于西方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这一假设。根据这种看法,当苏联领导成员决定支持推翻苏联的体制时,他们可能是受到了个人利益前景的驱使。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只要这种转轨过程控制适当(某些主流分析家对转轨的休克疗法而不是建立资本主义的目的持批判态度)。相反,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认为,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努力是沿着错误方向走出的第一步。因此,本书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从苏联解体中我们能够吸取的教训,即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使它能长期存在下去而避免与苏联类似的命运。 

俄罗斯最近的发展


  本书在主要关注苏联解体的同时,还在第9章至11章中对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灾难予以关注。本书完稿于1996年2月,只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四年的经历进行了考察。现在五年多时间过去了,大量重要的佐证材料已经出现。不幸的是,我们在1996年就认识到的这种倒退趋势,在此期间并没有被扭转过来。在过去的五年中只是变得更严重了。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恰当的解释。 
  本书把休克疗法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的转轨策略作为苏联之后俄罗斯社会经济灾难的原因。这一策略要求立即实行价格自由化,立即开放国内经济,使商品和资本的进出口不受约束,大量国有企业迅速私有化,政府支出全面大规模削减,以及实行非常紧缩的货币和信贷政策。这种激进的策略引起了过度的通货膨胀、经济的崩溃、工业的毁灭、绝大部分人口的贫穷、有组织犯罪的迅速增长,以及最有价值的苏联企业倒卖给了不讲道德的内幕人员。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策略在各个方面与过去20年中国改革的策略都是不一样的。尽管中国的渐进改革策略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但绝大多数西方分析家还是把俄罗斯所实行的灾难性的新自由主义策略作为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建立市场体制的正确方法而予以支持。 
  在第11章末尾,我们讨论了俄罗斯未来的可能性。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更有希望的未来之路无一得到实现。相反,俄罗斯奉行的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策略,其结果是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一直处于灾难之中。本书中没有出现“寡头政治家”一词。在1995年,很多在苏联时期最有价值的财产还没有被瓜分掉,在此后不久,这些财产就被瓜分了,并且出现了被普遍地称为“寡头政治家”的私有集团。 
  现在,这个小团体控制了俄罗斯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银行、城镇房地产和大部分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叶利钦总统和寡头政治家之间出现了共生关系。寡头政治家是由叶利钦统治下的国家政策及其行为所产生的;反过来寡头政治家又形成了这个政权最重要的基础。寡头政治家给总统派出了最重要的顾问,并且,大家也相信,他们给叶利钦及其家庭捐助了大量的个人财富。 
  在俄罗斯,出现了现代世界的大国之中所特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俄罗斯经济变成了主要以设法获取出口诸如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等自然原材料为中心的经济。除了出租城镇房地产、商业活动、融资和投机以及各种各样的非法活动如盗用国家资金、敲诈、从企业捞取收入外,俄罗斯新贵还从获取并出口原材料中攫取收入。 
  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城镇居民在这种扭曲的经济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们的存在与俄罗斯新贵毫无关系,俄罗斯新贵的收入最终来源于自然赠与:苏联的遗产如油井、天然气管道和矿井以及使俄罗斯自然财富得以销售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这些富有阶层的收入被用于购买西方奢侈品,或者是为了安全而存放于国外。俄罗斯遭受痛苦的人们被迫靠在后花园中种植蔬菜或得到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免费的或几乎免费的商品如住房、水、电力和热能等维持生计。 
  这种政权在20世纪90年代末日益不受欢迎,叶利钦在选举中的支持率也降到了一位数。共产党和别的反对力量在议会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但是根据1993年的宪法而建立起来的议会是没有权力的。虽然这个政权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可怕的结果,但它通过定期地民主选举有全权的总统来设法维持其存在,尽管这种全民选举只不过是表面的。1996年,叶利钦通过选举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大资金支持,以及恫吓选民如果敢于选举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则会发生内战等方法,设法保住了总统位置。 
  1998年8月至9月,俄罗斯发生了金融风暴。当时,政府不能对其债券支付利息,卢布贬值,主要的银行倒闭。有谣言说叶利钦总统在商议辞职问题,政府可能会垮台。代之的折中方案可能是“中间派”候选人普里马科夫被任命为政府总理。由于共产党的支持,普里马科夫在1999年底短暂而谨慎地开始扭转部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俄罗斯经济开始了自1990年以来的第一次复苏。然而,当叶利钦恢复了他的神志后,于1999年5月解除了普里马科夫的职务,使俄罗斯返回到先前的新自由主义道路。 
  当叶利钦在1999年的支持率持续降到低谷时,这个政权再次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如果在2000年6月以前要求马上举行总统选举,如何才能保留其权力?根据宪法,叶利钦不得参与竞选。对公众意见的调查表明,主要候选人是久加诺夫和普里马科夫。不管是共产党的久加诺夫还是中间派的普里马科夫入主具有全权的总统办公室,都将威胁到寡头政治的新自由主义政权的存在。 
  为了抢在这种可怖的可能性发生之前行动,叶利钦任命了以前不为人知的国内情报部门的首领普京为总理。然后,在1999年新年除夕,叶利钦辞去了总统职务,任命普京为代总统。普京立刻对叶利钦及其家庭所可能犯下的任何罪行都给予了特赦,并宣布不存在对财产的再分配,以保证寡头政治家继续拥有其大量的财产。由于赋予总统像沙皇一样的巨大权力,对新闻媒体的全面控制、对选举的明显操纵,再加上对车臣共和国的“独立”发动了一场临时的受到欢迎的战争,普京得以在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由于普京逐步提升了虚弱的俄罗斯国力,并且在国际事务中比他的前任总统表现出更加独立的姿态,因而俄罗斯的政权开始趋向稳定。 
  1999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激增,依赖于石油出口的俄罗斯经济迎来了温和的复苏。然而,高石油价格不会无限期地持续。当石油价格回复到更正常的水平时,俄罗斯将可能重新开始长达十年的衰退,这次衰退将使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大大降低。俄罗斯人美好未来的唯一希望,在于摆脱新自由主义的策略。 


  大卫·科兹 弗雷德·威尔
  2001年5月

2013年8月2日星期五

中國的司法審判連千年前包公時代都不如

《名星》記者蕭憲聰 整理



自由亞洲電台《週末茶館》節目的主持人安培,邀請《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的作者之一何頻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陳小平一起來聊聊這本新書。


安培:關於周永康給王立軍的親筆信,你是怎麼弄到的呢?

何頻:我們爲此花了很多時間,大家都知道,中國政治是黑箱作業,我們寫作過程中也 必須非常小心以免受騙,我們得非常小心地跟各方消息來源打交道,有人告訴我們一個消息,我們記錄下來,然後再從另外角度去確認這個消息。我們得到的許多無 法得到交叉印證的消息,最後都沒有採用。 

安培:請問陳小平先生,這本書的新內容,對於人們了解中國政壇和這一系列突出事件背後的真相有什麼意義?

陳小平:這本書的一大貢獻是,起碼從兩點說明了王立軍事件不是一個孤立事件:第一,本書暗示它是一個集團犯罪,王立軍、谷開來和張曉軍在裡頭扮演的角色都是 有關連的,很多人涉入其中,絕對不只是谷開來去殺人,張曉軍在旁邊協助這般簡單;第二,王立軍跑到美國領事館這件事,就像本書英文書名說的那樣,是中國的 一個劃時代的權力鬥爭,這場權力鬥爭把很多假象揭開了,例如胡錦濤的真面目是什麼。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中文版即將出版。



只是試圖接近真相

安培:我看到的書評中,其中有認為本書與流傳的說法、與中國官方報導不一樣的一點是:過去,一般都認為谷開來是殺害海伍德的主犯,谷開來本人亦如此承認,但這本書提到一個新的說法,你們說,海伍德很可能並不是被谷開來殺死的,是這樣嗎?

何頻:到底是誰殺害海伍德,恐怕需要經過嚴肅和漫長時間的司法調查才能得到結果,不是我們這些作者所能承擔的責任,不過,我們從兩個方面提出了疑問:一是從海伍德本身的死亡狀況來看,另一從審判谷開來、王立軍的過程來看。

現 在,中國的司法審判連1千多年前的包公時代都不如。以海伍德案如此龐大又複雜,竟然只花幾個小時就審判完畢,沒有交叉詢問,沒有辯論,甚至呈上法庭的證據 都是被轉手過的,是否能成為司法審判的證據都有疑問。我們在書中,只是提出很多疑問和線索,但無法對所有疑問都能給予準確、信服的解答,我們只是試圖接近 真相,但我們可能離真相很遙遠。

安培:因此,你們可以說,是以綜合的、獨立的、以前從未披露過的各種消息來源,來寫這份綜合調查報告,而報告裡面包括各種觀點,包括對於是不是谷開來是殺害海伍德主犯的懷疑,而不是說為某個人翻案,是嗎?

何 頻:對,我們談不上支持薄熙來,也談不上反對薄熙來,因為,我們首先是記者,然後,才會在調查採訪的基礎上做出我們的獨立判斷,所以,你看看我們的書,就 能從很多不同的角度,得到一個相對比較完整地薄熙來事件的立體圖,並非單純對薄熙來污名化。我們想提醒大家,中國骯髒的政治遊戲不隨著薄熙來事件結束,甚 至可能剛開始,更骯髒的遊戲還在後面,這是我們給大家提出的一個警告。

安培:這種提醒非常有意義,特別是,在中國官媒總是說一片大好的情形下、特別是塑造新任領導人習近平形象之際。陳小平先生,你怎麼看這本書提出的可能是王立軍殺害了海伍德這件事?

陳 小平:剛才何頻先生也說過,從目前已有的司法文件、從中國法庭審判證實的一些事實和對外發布的一些事實看,谷開來殺人的證據並不充分;再從另外一個角度 看,即王立軍介入此起事件的程度(通過法庭文件、《南都週刊》曾發表一篇長文說明王立軍在裡面的作用),綜合這些各種因素後,可以認為,王立軍有最大可能 性參與犯罪,至於王立軍介入到什麼程度,還有待各種證據,這本書沒有斷定海伍德就是王立軍殺的。


薄熙來認罪了嗎?


一切都在動盪之中

安 培:請問何頻先生,《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被美國《外交政策》評為2013年必讀的25本書之一,《華爾街日報》也刊登哥倫比亞大學一位新聞學教授的評 論,說這是針對薄熙來事件,迄今為止有關薄熙來事件最有揭示性的著作,很多媒體對這本書都有較好的書評。何頻先生,你剛才也講了很多細節,一件件事情以及 他們之間的關係,總的來說,你想通過這本書向西方和世界傳達什麼信息呢?

何頻:首先我們要傳遞出的信息是,中國政治 高度不穩定,一切都在動盪之中,不像西方的民主——西方民主有一定的確定性。雖然中國領導人的任期有限制,但領導人的產生過程通過黑箱作業完成,而黑箱作 業在現在這種權力與金錢互相滲透階段,由於沒有法治和選舉的制約,它顯得脆弱、變態,很有爆發力,也就是說很多突發事件、很多不可想像的事情隨時都可能發 生。

高層權力的不穩定,使得目前出現的中國經濟奇蹟和社會變化也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中國現在經濟上崛起了,但政治仍然非常落後,這種互相矛盾的狀況,不僅有可能給中國帶來不確定的災難,也會傷害當今世界的文明秩序。

在重慶發生的事情只是一個小小開始,它涉及到了一名英國商人的死亡事件、涉及到美國領事館,這麼多事情加起來說明,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不是一個孤立事件——它是全人類的事情,是國際社會的事情,以後發生的事可能會比現在來得還要劇烈、還要可怕,對國際社會的影響更大。

事 實上,這些現在正在發生。我的意思是,中國對國際經濟秩序的破壞、對知識產權的破壞、外交上顯現出來的野蠻姿態,已經對國際的穩定秩序構成某種程度的挑 戰,中國要是不完成政治的轉型,不建立民主基本框架,中國的政治就會仍然不確定,而這種政治不確定性產生的問題不只是影響中國,還會影響世界。(《名星》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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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暴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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