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0日星期六

毛澤東為中國的窮人帶來了什么?

作者:李悔之

毛澤東在位的27年中,只是少數在物質生活方面“翻身作了主人”。除毛澤東一人之外,任何人在政治上都沒有真正“翻身作主人”——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和元帥彭德懷,以及無數“建國”元勳和各階層党政要員,都逃不了一言不慎、瞬間成為囚徒,甚至折磨至死的悲慘命運。更甭談普通的勞苦大眾了!

這些天與一些貧困階層的人士聊天,发現他們都將改變貧困命運的希望寄托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身上。一股難于言喻的悲哀之感湧上心頭……

有人責怪毛迷“變態”,或“愚不可及”。然而僅責怪這些同胞是遠遠不夠的,還要認真查找根源:今天的中國,與食不裹腹,物質和精神生活雙重貧困的毛澤東時代相比較,絕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水平確實得到了較大的改善。然而,在驚人的貧富懸殊面前,在權力=金錢的非公平競爭環境面前,在社會一切可支配資源——大到社會財富的支配,小到子女就業,都落入權貴和富人階層手中的嚴峻現實下,處于社會最底層、長期受“腦白精”灌輸的弱勢群體,豈能不絕望,豈能不懷念“偉大領袖毛主席”?

所以,中國毛迷們之所以崇毛,歸根到底,無非是希望毛澤東政治路线能改變現實和命運。這里我不禁想問的是:親愛的毛迷們,毛澤東在位二十七年,究竟為中國的窮人帶來了什么?——“新中國”誕生了,用胡風的話就叫:“時間開始了”。然而,“時間開始了”,卻不是幸福的開始,而是苦難和災難“開始”了:——“土改”開始了;“抗美援朝”開始了;“三反、五反”開始了;“反右”開始了;分給農民的田地收回去了;“公私‘合營’”開始了;“大躍進”、“人民公社”開始了;“三年大饑荒”開始了;“四清”開始了;折騰中國十年的“文革”開始了——只有初高中文化的“知識青年”被“上山下鄉”了;“批林批孔”開始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了;“四五”天安門運動暴发了……

完全可以這樣說:毛澤東在位的二十七年,是胡折騰、瞎折騰中國人民的二十七年!在這二十七年無窮尽的政治斗爭和殘酷階級斗爭年歲月中,在這二十七年極為荒誕的烏托邦試驗期間,中國人民根本沒能获得休養生息的機會;根本沒有获得改善生活的機會!與“建國”前的“舊社會”相比,只是少數人在物質生活方面“翻身作了主人”。除了毛澤東一個人之外,任何人在政治上都沒有真正“翻身作主人”!——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和元帥彭德懷,以及無數元老、各階層党政領導,都逃不了一言不慎,瞬間成為囚徒,甚至折磨至死的悲慘命運。更甭談普通的勞苦大眾了!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历史上從未有過的等級森嚴社會。對此,著名網絡思想者蘆笛先生就作過精辟分析: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可以粗分為三大等級,党政干部,“人民”和“階級敵人”。而每個等級內部又有無比嚴格繁雜的划分。例如:党政干部等級制,從一級到十三級則是所謂“高干”,各級在衣食住行上享受不同待遇,哪一級配住哪种賓館,坐什么交通工具,吃小灶還是中灶大灶,看的是《大參考》還是《小參考》……連信息都成了一种按權力嚴格分配的特權,這在几千年的中國历史上還聞所未聞!

就連同級干部也有尊卑之别:是“三八式”還是老紅軍,是野戰軍還是地下党,是嫡系還是雜牌,家庭出身如何,是“知識分子”干部還是工農干部……等等,等等,其中名堂之复雜,遠遠超過了歐洲中世紀貴族的“紋章學”。

“人民”,則按職業和財產從理論上划分貴賤(亦即所謂“本人成分”)。城市“人民”分為工人、城市貧民、手工業者、職員、自由職業者、小資產階級、小攤販、小商、房產主、資本家等。其中工人又分為產業工人、店員等,而資本家分為工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農村人民則分為富裕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雇農。“階級敵人”也這樣,划分為地富反壞右。

這些大級别決定了大尊卑,小級别決定了大尊卑之內的小尊卑。而這細微差别可以是生死攸关的。例如資本家在“文革”前一直算是人民的邊緣等級,但在“文革”中一度墮為階級敵人,備受迫害。這其間工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的遭遇仍有一定差别。商業資本家遭的罪則要超過工業資本家。

家庭出身也同樣是划分貴賤的標准,分為紅五類與黑六類兩極,其間則是灰崽子。紅五類的家庭出身為革干、革軍、工人、貧下中農、革命知識分子。黑六類的出身則為地富反壞右資。這里的排行順序就是細微的尊卑秩序,紅五類的尊卑以革干最高,而黑六類的以地主為最賤。紅衛兵理論上由紅五類組成,但實際完全由高干子弟控制。

所以,毛澤東時代,一方面是奢談“消除三大差别”,一方面首次把人民的居住地域划分出嚴格的三六九等來。中國人民在历史上首次全體失去遷徙自由,統統變成种在原地生根開花的“植物人”!

在毛澤東時代,城市和農村完全是兩個世界,分别代表“天堂”和地獄。哪怕是城市的“階級敵人”,日子也要比貧苦農村的貧下中農好過。——因為城市的“階級敵人”,每月也有規定數量的糧食保障。所以,在毛澤東時代,如果說城市居民是“一等國民”的話,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口則絕對是“二等國民”。所以,在“三年大饑荒”中,城市中極少聽有餓死人的,三千多万餓死者,絕大多數都是農村人口。

綜上所述,極少數毛左人士关于“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政治清明,人民当家作主的公平正義理想社會”的論調,是極為可笑和荒唐的。

綜上所述,更可以看出:毛澤東統治中國的二十七年間,中國窮人的命運比任何時代都更加悲慘!

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理想社會,一直是人類永恒的理想。這种冲動直接導致人們進行建立烏托邦理想國的實驗,——從歐文的“新和諧”公社到中國的“太平天國”,從苏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到“苏東坡”集權政治體制的瞬間轟然倒塌,教訓可謂历历在目。對中國人民而言,毛澤東1957年到1976年的烏托邦實驗,無疑是最后一次,也是最荒誕、最悲慘的一次。也從根本上宣告了人類烏托邦實驗的徹底破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当今中國,除建立一個人民有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的憲政民主體制之外,别無它路。如果再次將希望寄托于建立一個絕對理想化的毛式烏托邦社會,中國人民將重新陷入沉重的災難之中不可自撥。而中國窮人的命運則更加悲慘!

更多熱點話題請見:
中國面臨的六十年“毛”病
中國新左派沉迷毛時代舊夢
韓記新史觀與毛氏舊遺產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全国抗暴地图


在较大的地图中查看全国抗暴地图 National uprising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