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评中东路事件

——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与左翼反对派

托洛茨基
(1929.9.7)

列宁联盟向何处去？
兼谈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

译者前言

　　19世纪末，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等两个不平等条约，着手修建横贯东北的大型铁路，后称中东路。这条铁路成为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东北的重要工具，也是列强控制、掠夺东北的一大手段。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声明放弃一切在华原帝国主义特权，并愿与中国政府就中东路归属问题进行谈判。1924年5月中苏达成建交协议,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协定规定中东路为纯商业性企业，由两国在均等原则上共管，直到中国政府赎回为止；但实权仍掌握在苏方手里。同年9月，苏联政府又同东北当局签定了内容相仿的《奉俄协定》。
　　1927年，中外资产阶级通过国民党血腥镇压工农运动，建立了南京中央政府；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归附南京。作为国内大资产阶级和与前者勾结的地主阶层的政治代表，国民党一面公开投靠英美帝国主义，一面频繁打出「民族牌」，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旗手自居。在残酷镇压国内阶级斗争的同时，国民党把对外的矛头指向苏俄；国民党头面人物吴铁城公开宣称「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暗示需要一场「驱除俄虏，光复中华」的爱国征讨。
　　1929年4月，东北当局向中东路要求将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六处的正处长职务让与中国人担任，苏方表示同意。东北当局并不满足，5月27日，张学良遵奉蒋介石关于冯玉祥「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有关的密令，密饬哈尔滨当局搜查苏联驻哈领事馆。是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下令东省特警处迅派干警驰往搜查。这次事件便成为整个中东路事件的开端。7月10日，东北军占领中东路；7月18日，中苏断交；8月6日，苏军进入东北；11月底东北军大败；12月3日，苏方与张学良的代表在双城子签订了《奉天政府与苏联政府间议定书》，12月22日，在双城子会谈基础上，南京代表蔡运升同苏联代表司曼诺夫斯基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十条。该议定书基本精神是两国按照1924年两协定「恢复冲突以前之状态」，中东路事件结束。
　　事件前后，由于担心英美帝国主义借机染指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对南京政府的「收复国权」运动不予支持，反对东北军对苏采取强硬行动。
　　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正经历着一场极其复杂严峻的考验。苏维埃国家的蜕变、工人民主逐步被窒息、布哈林-斯大林当权派集团在国内外推行的机会主义、冒险主义政策，引发了苏共和其它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运动。反对派聚集了许多对苏联当权集团不满的原共产党员，他们对苏联蜕变的程度和广度普遍缺少政治和心理准备，处于极大的思想困惑与混乱之中。当苏共反对派于1927年底遭到失败后，国外反对派内部的旧社民派思想、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开始抬头，并以极左的口号为掩护。1929年，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国外左翼反对派运动内部就苏联国家的阶级性质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中东路事件为这场辩论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辩论中，一部分人认为苏联的反革命政变已完成，苏联已成为或即将成为资产阶级国家，并进而对十月革命、苏维埃制度、布尔什维克党的作为和主张提出种种怀疑、否定；后来，这部分人陆续转向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辩论的另一方——托洛茨基及其战友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准则，他们再次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澄清了工人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阶级内涵、中国革命的阶级动力和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托洛茨基的一份主要辩论文章就是下面刊出的《评中东路事件》（原刊于《左翼反对派日志》1929年第5期）。
　　为什么我们从故纸堆里重新翻出和刊登这份文件呢？苏联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以来，部分对官僚篡权深恶痛绝的左翼人士和同情者重新把目光转向了托洛茨基；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们中不少人事实上把无产阶级革命者托洛茨基当作共运内的「自由异类」或「道德高尚的好人」来看待，实际上并未理解和接受托洛茨基同志捍卫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这样的误读显然无益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开展与复兴，故而急需纠正。对（我们熟知的）中东路事件的马克思主义评论，有助于中国左派认识当年的左翼反对运动，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和传播老革命们当年保卫的社会主义原则。
　　文内提到的列宁同盟，是20年代后期以原德共汉堡党组织为基础成立的组织，一度追随左翼反对派；乌尔邦斯（原德共汉堡市委书记）是该组织的领袖。文内提到的卢松、帕斯等人是法国左翼人士，一度追随共产国际和左翼反对派。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2909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