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名人，但他在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斗中战功赫赫；他应该被立传，可他却蒙受了半个多世纪的不白之冤，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才得以平反昭雪。他便是红军长征中指挥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等战斗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黄开湘。
黄开湘1901年正月出生在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黄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下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因家中人多，少年时代便开始以作木匠、箍桶为生。他母亲方尚香是弋阳漆工镇湖塘村人，是方志敏的堂姑，因而他从小就认识方家几兄弟。1926年春，方志敏受中共江西省委的派遣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黄开湘利用做木匠的有利职业，走家串户，协助方志敏在漆工、烈桥一带近百个村子建立了秘密农协会。不久就由方志敏、黄镇中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赣东北地区早期的党员之一。
土地革命时期，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弋横6万多农民的年关大暴动，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无论是在创建和扩大赣东北苏区的艰苦环境中，还是在历次反“围剿”的搏斗中，以及在万里长征的征战中，他都胆识过人、勇往直前，尤其是肉搏战中，他不用刺刀和大刀，却提起斧头东砍西劈。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人物都亲昵地称他为“斧头将军”。
赣东北苏区的“斧头将军”
1929年春，正是杜鹃花漫山红遍的时节，从弋阳磨盘山走下6人，全是短衣打扮，手里提着扁担、斧头，看起来好像是上山砍木料的。当他们走到弋阳、德兴交界的白马岭时，就被一小队靖卫团围住。一个手提木壳枪的小头目问：“干什么的，是不是赤匪？”走在前面的一位满脸胡须的壮汉扬了扬手中的斧头说： “上山开禁的。”（弋阳土话，指上山分位置，让村民砍柴)。小头目看不出什么破绽，正准备让其通行，突然团丁中一个人惊叫起来：“他就是方志……”“敏”字还没说出口，说时迟，那时快，提斧头的壮汉扬起斧头在那团丁的脖子上横劈过来，那个团丁哼也没哼一声，顿时就毙命了。靖卫团小头目还没转过神来，后脑壳就被硬梆梆的驳壳枪顶住了，只听壮汉冷冰冰地说：“快命令他们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在小头目的哀救声中，团丁们只得把枪高高举起。这个提斧头的壮汉便是黄开湘，提驳壳枪的是吴先民，其他4人分别是方志敏、方远辉(方远辉是原江西省委书记、省长方志纯的胞兄)、彭高、黄镇中，他们是去出席德兴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的。
德兴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张家畈饶家祠堂内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100余人，到会群众600余人，会上选举方远辉为县苏区主席，黄开湘为县苏区军委主席。两天后中共德兴县委、团县委同时召开代表会，选出吴先民为县委书记，彭高为团县委书记，并成立了德兴赤色独立营，黄开湘兼任独立营政委，会后亮出了德兴四乡108村的暴动大旗。到了5月，德兴的革命形势已成燎原之势，县红军独立营在全县赤卫大队的配合下，攻克新营，并一鼓作气占领德兴县城，实现了全县一片红，成为赣东北苏区三个全红县之一。共和国开国海军中将、原东海舰队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饶守坤便是这时候参加德兴红军独立营的。
1930年新年伊始，正当赣东北苏区稳步发展之际，国民党反动当局又调集敌第十八师戴岳部，并纠合弋阳、贵溪、乐平、德兴、余江、横峰、铅山、上饶8县靖卫团，以磨盘山为主攻目标，采取“长驱直入”之策略，兵分六路向赣东北苏区发起第五次局部“围剿”。
1月6日，赣东北红军独立团在弋阳芳家墩与敌作战失利，敌人气焰更加嚣张。为解根据地之危，方志敏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命令德兴独立营潜入敌人巢穴——上饶县城。
敌军重兵压向苏区之后，后方空虚，整个上饶县仅300余人守城。18日我红军独立团跳出外围，把上饶县围得水泄不通。当晚，德兴独立营与独立团里应外合，一举攻占上饶，守城之敌仓皇出逃。此次红军虽只缴枪50余支，但对敌人影响很大，省城南昌也为之震动。随后，方志敏在上饶抗口乡召开上饶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黄开湘担任县苏区主席(后由李步新接任)，并成立上饶红军游击大队，赣东北苏区在粉碎了敌人第五次局部“围剿”之后进入大发展时期。
1930年5月，爆发了蒋、冯、阎新军阀的中原大战，国民党军队纷纷调往大中城市和战略要地，暂时放松了对苏区的进攻。赣东北党组织审时度势，决定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向外线出击，方志敏与周建屏率领的红军独立团连克众埠、乐平、河口、鄱阳等战略要地。7月初，锋芒直指景德镇。
景德镇是中外闻名的瓷都，是赣东北近代工业最集中的地方，拥有3万多产业工人，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加上天旱，近1/3产业工人失业，广大农田也无水耕耘，阶级矛盾显得异常尖锐。国民党驻军调离景德镇之后，仅留一个营的兵力守城。方志敏得悉这一情报之后，决定智取。
7月4日，红军独立团从弋阳芳家墩出发，行至乐平段家村后，全部换上国民党保安团的旗号，悄悄地向景德镇逼进，6日凌晨抵达景德镇城门。守城敌军正准备让这支队伍进城时，没想到红军队伍中几个俘虏兵突然大叫，敌兵赶快关闭城门。扮作敌团副的黄开湘迅速将一把斧头插进两扇城门的缝隙中，使门一下子不能关闭。周建屏马上向门缝内投进几个手榴弹，只听到“轰、轰”几声，有被炸死的、炸伤的，其余一哄而逃。红军迅速攻入景德镇，睡梦中的敌人以为神兵天降，纷纷举手投降。这一仗俘敌4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并缴获黄金2000余两、银圆50万元，还吸收了一大批煤矿、瓷业等产业工人加入红军队伍。
7月21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独立团在乐平众埠扩编为红十军，辖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3个团，周建屏为军长，吴先民代政委，黄开湘为参谋长并兼任八十二团政委。
8月1日，赣东北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弋阳芳家墩召开，成立了赣东北特区革命委员会，方志敏担任主席，黄开湘当选为执行委员。
到了9月份，红十军又攻克鄱阳、湖口、都昌三座县城，击溃张超的警卫团和南京财政部税警营，共缴获步枪800余支、机枪10余挺，红十军主力3个团扩编为一、四、七3个旅，另建军部特务团、机炮营，全军达6000余人。不久，地方武装30多个干部连加上部分红军游击队集中后编为赤色警卫师，黄开湘任师长，赣东北苏区军委主席方志纯兼政委。此时赣东北红军总数达3万多人，枪2万余支。在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黄开湘当选为省苏区执委。
敢于顶撞李德的供给部政委
1933年春，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中央电令闽浙赣省红十军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黄开湘匆匆告别母亲和妻儿，随政委邵式平、军长周建屏奔赴中央苏区。这次赣东北苏区带给中央的礼物计黄金2000两、银圆100多万元、药品40余箱，这对经济极为困难的中央苏区确实解决了燃眉之急。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在接见红十一军(红十军赴中央苏区时，改编为红十一军，原浙赣省军区赤色警卫师扩编为新红十军)领导人时，夸奖赣东北苏区为中央解决了大问题，并亲切地戏称黄开湘是程咬金式的斧头将军。朱老总听说黄开湘喜欢用斧头肉搏，把自己的手枪解下来送给黄开湘说：“今后不要用斧头肉搏了，这支枪就送给你了。”黄开湘看到这支乌黑锃亮的左轮手枪，确实爱不释手，但又不好意思接。朱老总笑着说：“这枪不好吗，是从张辉瓒手中缴获的，德国货。”看到朱老总如此慷慨，周恩来也笑着说：“你们给中央送来这么多黄金白银，中央也没有什么东西送你们。这样吧，我这块表送给你，给你这个斧头将军装备装备。”
早在赣东北苏区时，黄开湘就听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传奇式的革命经历，对他们极为仰幕，尽管这次没有见到毛泽东，但朱老总、周总政委的领袖风采和大将风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黄开湘入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被任命为红七军团十九师师长。
1933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开始。为了加强对前线红军的物资供应，中央军委成立了红军总供给部，任命赵尔陆为部长、黄开湘为政委。黄开湘根据赣东北苏区的成功经验，经中央军委同意，在中央苏区各县区交通线上成立了各级兵站，这为过往部队的食宿、伤病员的转移、军粮的储运提供了方便，又节约大量的民工。
在李德的瞎指挥下，中央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根据地日益缩少，黄开湘这个供给部政委与李德的矛盾开始日益尖锐起来了。
由于敌人的“围剿”和包围圈的缩小，又加紧了对红军和苏区的封锁，使红军不但在军事上遭到惨重的损失，在生活上也受到严重威胁，食盐、大米、药品、布料这一类生活必需品有钱也难以买到，红军处于缺衣少食的困境之中。为了保证作战部队有足够的战斗力，中央军委规定，在根据地经济不富裕的情况下，尽量多供给野战部队一些粮食，党政机关工作的同志相应供给少些。按照当时的供给标准，机关工作人员每天只有0.8斤粮食，分为两顿吃，不管饭量大小都一样，菜没有油，有时连盐也没有，吃久了确实难以下咽。为了变换口味，大家只得把青菜腌成酸菜用白水煮着吃，可李德过不了这种苦日子。一次，他在沙洲坝军委机关开会，正值午饭时刻，他看到大家开水煮酸菜，就急忙离开军委机关，赶回自己的住地吃洋面包去了。博古为了讨好这位“洋顾问”，特意关照供给部负责李德的物资供应。红军在前方缴获的高级罐头、香烟、雪茄、洋面粉都要想方设法送到供给部，进贡这位“太上皇”。光为他送“战利品”就牺牲不少红军战士的生命。李德长得牛高马大，但从头到脚都要新布料。按道理李德在生活上也该满足了，可这位凌驾于中央之上的“太上皇”对红军战士的疾苦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一天要抽去一铁筒高级香烟或一大摞雪茄，天天晚上都要吃夜宵。尤其令人气愤的是，他一餐吃不完的饭菜就一倒了之。一旦物资供应不上，他就跑到供给部大发脾气，骂人训人。为了让李德在生活上更满意些，博古特地要求供给部派人到敌占区采购。黄开湘对李德的所作所为憋了一肚子气。有一次，李德又到供给部要牛肉、要罐头，管理员向他解释没有这些罐头，是否先领一些鲜蛋回去。不知是他听不懂管理员的话，还是故意拿管理员出气，又叽哩呱啦地骂开了。这事被黄开湘撞上，气得黄开湘大骂：“你这个绝三代的东西，少在我面前充爷老子。”(弋阳骂人的土话)
在中央苏区，虽背后反对李德的人不少，但当面顶撞他的人不多。尤其是黄开湘这一级的干部敢与他对骂，还真使李德品不出味来，气得直骂：“公牛，好斗的公牛。”
时间一长，黄开湘再也看不惯李德的骄横和霸道，一气之下找到周恩来，要求上前线。
1934年春，黄开湘夙愿实现，军委命他接替谭政，任红一军团一师政委。他与师长李聚奎率部参加了广昌保卫战、石城阻击战、老营盘穿插战等。
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全面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铁骑二万五千里的开路先锋
1934年底，湘江战役后，红军损失大半，不得不进行调整。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黄开湘任红四团团长。杨成武回忆说：“长征后，我任红四团政委，不久黄开湘接替耿飙任团长，一直到1935年12月黄开湘不幸去世。”
期间，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黄开湘、杨成武率四团在松坎担任警戒任务达7天之久。
在回师遵义的土城战斗中，由于敌强我弱，我军腹背受敌。为避其锋芒，我军主动后撤，正当四团奉命从前线阵地撤下来的时候，突然又接到命令说：“朱总司令还没有回来，要掩护朱总司令后撤。”黄、杨急速带领80多名战士冲上山坡堵住敌人，掩护朱总司令后撤。朱总司令风趣地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呢。”土城战斗是遵义会议后最大的一次战斗，也是歼敌最多的一仗。在这次战斗中，黄开湘充分发挥了他的指挥才能，立了战功，受到毛泽东的表彰。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