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9日星期四

给乌坎乡亲们的一封信-我们不是亡村奴

 

       我们
乡亲
你们好!
   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相互沟通!本人我们一名普通村民,很抱歉!在这我就方便留下姓名了。本人性格开朗,路见人,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我现在路见平,而是见自家平,为了我的未来,我向大家分享一下我久埋的心声! 我的确一个人杰地灵的好村庄,一切自然山水、环境建设远远胜过于其它村庄。我爱我们的家乡!自幼家里虽然贫穷,但在这遍广阔的土地中让我的童年充满色彩。

我总喜欢在暑假期间跟一些同年好友骏马般奔驰在那广阔的田野间感受田园野气,但偶尔也会‘就地取材’野外烤番薯。更少不了的就是到海边游泳、钓鱼的乐趣;记得当时还是半帆半机动的渔船,加上港口没有运柴油的油轮船只和养殖猪场等工业排污时,海水基本没有任何污染,在海边游泳跟钓鱼那再好不过的暑假悠闲娱乐了。特别陶醉在月光下的海边时总是豪情奔放地高歌几曲,在带着咸味的空气中自由地呼吸!现在的我虽然背井离乡、浪迹他方,但是内心少不了的还是对家乡的思念情,几回梦里还游走在乡间的大街小巷之中,啊……甜甜故乡山水,亲亲故乡情!


   据了解:自公元1600年代,远在康熙时期就已经开启了这个起眼的小村庄,至今已有400年的历史了。这400年来从一个两户小人家的渔村发展到现在两万人口的城市化农村,可以说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村庄啦!据说早期只有宋氏和柳氏在这遍广阔的土地中定居,开拓了这遍荒沙野草的土地,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的我们得感恩我们的列祖列宗啊!他们用艰苦的劳动加血汗才酿造出我们现在村庄,这可是列代祖宗留下来的祖业!俗话说得好:喝水忘开井人哪!但是偏偏就有人执意背上这忠、孝、仁、名,贪图荣华正常过,但有谁能容忍卖国求荣。

相信大家该知道,因清政府的腐败使得中国四分五裂,这我们说;记得公元1931年至1945年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我国率领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战斗中牺牲了多少英雄豪杰,有了这些爱国者才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国才得以解放,百姓才得以安居。他们为啥?为的保卫祖国几千年来历史文化,千秋的祖业!誓死做亡国


   其实不论在哪个朝代,哪个地方,都避免了一些贪官污吏,自古清官又有几个呢?到现在也许有些乡亲一直还受蒙在鼓里;对外宣传一个多美好的村庄,多感人的故事,多清廉的好村官啊!这一切只是个完美的谎言,知道的人还信以为真呢,就连汪洋省长同志来视察我时也被蒙骗了。其实我也是上了‘’网站后才看到这一切的,说什么‘好村官’如何助残扶贫、带动集体投资等等都是纯属扯淡。说得对,大家靠的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绝非如网上所说的村官领导有方。

部分较早闯社会者抓住了好时机并在珠三角地区开启了服装店连锁业(“嘻嘻,发了,回家买地皮去”),但绝大多数在那些服装店打工的后生每年每月只得几个钱回家糊口养生,多少贫困无知的农民也就埋头苦干,失去劳动力者也只能坐以待毙,而所谓的村官只会在村里算计着土地,如何编辑美丽的谎言来堵住村民的嘴(“同志…… 大家辛苦了!”)。

   从一开始他们就后悔了,早期村里知卖了哪块土地,村民每人也就分到了50元,接着又卖了‘虎头山’每人又分到500元,从那开始至今就永无音讯了,那只是村里卖掉的小部份土地分红啊!后来,再卖给‘南海庄园’的几百亩土地还有‘养殖猪场’‘海马养殖基地’‘虎舌尾旅游区’‘别墅区’和‘亿达洲’以北至‘外龙路口’的上万亩土地等等一些知名地皮的公款一直不知去向,敢公开吗?嘻嘻,没见着。上‘人民餐室’‘海滨餐厅’‘海上餐厅’和‘新大兴餐厅(即以前的金花餐厅)’吃海鲜记账月结再划土地当还,这你们听说过吗?现在村里一些餐厅老板的土地多着呢!是的,说到我的道路和绿化建设确实用了少钱,但大多数都是来自‘珠三角’等地区的同乡会和陆丰市上面的捐助。

当时村里兴建幼儿园陈文清同志个人就捐送了十来万元,‘老人活动中心’‘助残扶贫’等公益事迹大都是各侨商和同乡会全力捐助的,包括村里的各宫庙和戏台也是各知名人士跟村民的人丁费建造的,还有、村官帮助村民买医疗保险那更扯谈,老实说也全村民自己买的单。其中空壳的老人活动中心当时还租了一半一个叫铅仔的医生开医疗院(那前几年之前的事)。这一系列党干部敢说没这回事吗?要是如网站上所说的难道村委会(党干部)自个掏腰包的?说到集资工农业去年(2007年)年产值1.4亿元。集体纯收入300多万元,村民人均收入6688元;这可是天大的笑话了,这事我村民闻所未闻,就连个屁都没闻着呢。

譬如:‘丰田畜产有限公司(现代化养殖猪场)’那可是陈文清的个人企业(陈文清·港侨企业商人,虽为部分公益事迹捐助少,但付出须倍收入,他个人现在拥有极大部分土地者),‘富荣针织厂’(村委会用所谓卖土地的部分公款建造的厂房租中一个商人独家经营),据说每年有60几万的租金收入(但那只是党干部的收入与村民毫无半分关系),海上农产各养虾、蟹、蚝、鱼场均为各商户承包经营(其中包括部份干部和所谓的亲戚),村民只有咽口水的份,就连想耕种几分地都难如登天。

难道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需要农民啦?这就是所谓的村民集体投资?看到这里使我想起小学课文中的一课《浮夸风》,在1958年就因为下级政府搞浮夸风中害死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就因那些人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就置百姓的生命于不顾,试问这样的政府能让百姓信赖,依靠吗?望真正的党啊(上级有关干部),请给予重视吧!


   老实说村民还真如外来工,在外界时常可见一些村民团结一致、集体为公共财产、公共产业和土地使用罢道闹是非讨公道,可我们这里又谁敢出风头呢,只有眼睁睁看着吃哑巴亏了,甚至有些村民还知啥叫‘分红’呢。咱们别提深圳等特区,就佛山、南海、顺德、中山、江门等地区有些本地人民靠作业单靠分红都开小车住洋房,而我们呢?出海打渔遇到刮风或封海时生活就出了问题,儿女在外打工每逢过年过节没钱回时、家里的危机又知问借谁家了。

辛辛苦苦了一辈子就连个平板房都住上,过现在有几瓦遮天窝还算错(但还恐怕租的),在这广大的土地中当时我家九口人才分到两间土地(约50来平方),现在村里的土地也该卖光了,穷人家休想再拥有几方土地。我想,难道这些所谓的党干部懂啥叫《农村土地管理法》吗?还是《农村土地管理法》在中国根本就存在?唉… 没有分红不要紧,我们会凭着意志各显神通,但是没了土地叫我们的下一代该怎么活, 要露宿街头成?还是要连祖宗的坟墓一起迁到外地租土地去?哦!对了!还是海呀!我们可以教育子子孙孙适懂水性,大不了居住海上当‘水上人(后船仔)’呗。

但…但…可是我们又怎么向我们的列代祖宗交待呢?就真的眼睁睁看着列代祖宗辛辛苦苦创下来的祖业败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吗?我们就甘愿做‘败家仔’名?感动天地的故事——‘愚公移山’为了啥?人生在世,辛辛苦苦一辈子就是想为了能让下一代的子子孙孙生活过得更好吗!象这天大的事就没人来主持公道,难道国家就没王法啦?共同拥有400年的祖上伟业(虽然只是官民分)怎能让当官的一手遮天说了算,此事又怎能让百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哈哈…要是真退(当上了‘水上人’)那可真是海阔天空了。

如此看法中国列代王朝、百姓辛辛苦苦创下的几千年基业、江山该属当今主席跟各领导个人所拥有啦?百姓只有当奴隶的份?(但祖国没这回事)今时今日的社会,没有各自几亩耕种土地的百姓算啥农民,我们奴隶,凭什么要我们过奴隶生活?我们誓死……


乡亲……我们该醒醒了!我们蠢——但能蠢到不顾自己的下一代;我们虽无知——但能无知到将祖业双手拱人;我们弱——但能弱到任凭自己屠刀下让人宰割……


个强人统治下的村庄——礼仪廉耻没有钞票重要;这个适合穷人、好人住的村庄——何去何从啊……两万同胞!
   此致
敬礼!

                                                                                                    给乌坎乡亲

吴少华:新浪微博用户的“转世”奇观

 

新浪微博是现在中国大陆最受欢迎的微博。(网络截图)

作者﹕吴少华

【2011年09月29日讯】国际上备受推崇的社交网站脸书和推特在中国被封锁,微博作为一个变体,填补了社交网站的空白,因而在中国应运而生。微博便捷的传播方式,简洁的传播内容,使其在过去两年中得到迅速的发展,新浪微博是现在中国大陆最受欢迎的微博,今年8月底,新浪CEO曹国伟表示,新浪微博注册用户数不久前突破了2亿。

近期以来,在新浪微博中注册的用户名出现了大量的类似这样的名字:某某二世、某某三世、四世以至十几世,或是某某重生、某某再临等等,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被新浪微博删除后的用户,重新登记注册的新用户名,因为是重新返回,故称转世、重生、再临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今年春天,在中东和北非发生的“阿拉伯之春”抗议浪潮,以及前不久中国发生的高铁列车追尾特大交通事故等重大国内外大事,在微博这个媒体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引起当局的担忧和不安。

路透社报导称,北京对微博特有的传播作用的担忧,决非仅限于对官员贪污腐败问题的令人尴尬的披露。当局担心的是微博上大量资讯的传播,可能会使官方的审查难以应付,从而引发动荡不安。而脸谱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世界反独裁政府起义及伦敦事件中证明这一点。

北京当局近期以来多次释放出加强微博管理的信号,新浪总裁和CEO曹国伟近期表示,微博上有很多虚假资讯和谣言,给在这个平台上的政府等机构构成成很大挑战。新浪成立了10人左右的“微博辟谣小组”,同时已组织人力,加强对微博的监控。

在此背景下,新浪微博开始大量删除他们认为传播所谓“敏感信息”的用户,这样就出现了大量的新浪微博用户的“转世”奇观。那么。这些被封杀的频频“转世”的用户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传播的“敏感信息”又都是什么内容?

因为当局对新闻实行审查,大众的声音不能出现在电视、报纸等新闻中,所以微博成为最有效地即时表达公众内心感受的方式。这当中,传媒的编辑和记者,民间维权者和律师,大学教授和社会学者,还有其他无法一一归类的公民,积极关注公共事件和自身权利,也纷纷把官方媒体封杀的消息报料于微博。同时,还有一些知识份子秉承良知和对中华民族的热爱,把被中共官方篡改和编造的近代历史重新还原于微博上,其中包括中共从成立之后对中国和中国人所犯下的罪行等历史真相。

一位以还原历史真相受到网友广泛关注的注册名为“弘电”的用户,已经被新浪微博删除账户将近20次,在他的微博说明上留着这样的话:“历史犹如层迷雾,遮掩中现暖味吊诡。多少人假正义之名,借人民之手,编织弥天的谎言。”在他近日账户被删除后最新一次的“转世”所发的第一条微博是这样一段话:

“转世不息,战斗不止!在我的生命尽头,我希望我搜集到并在随后向读者推荐的、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从今年7月开始,有一批公共知识份子的博客陆续消失,比如:刘军宁、温克坚、吴祚来、杨恒均、浦志强、姚小远、贺卫方、许志永、章立凡、老虎庙、滕彪、刘晓原、李天天、张建中等人。这批知名的敢言者博客、微博被集体关闭,境外记者打电话给网站管理员询问究竟,得到的答覆是:“这我们不敢说,如果泄露了就会去坐牢。”

透过新浪微博用户“转世”奇观的表象,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一场精神觉醒的民众和专制制度的战役。无论当局投入再大的财力审查、封锁、甚至关闭微博和互联网等,也阻止不了新技术推动的资讯传播的新方式的潮流,更主要的原因是,当局封得掉博客,封不住良心。

其次,新浪公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决定了自己未来的命运。一方面,新浪公司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能够在无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中为大众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流信息的平台,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如果其为了眼前的短暂利益而配合专制政府封杀言论助纣为虐,在不久的将来专制政府倒台后,新浪公司不仅将蒙受经济上的损失,而且很可能会为今天协助邪恶作恶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任何人和集团,未来的命运取决于今天的表现。

1992年2月,守卫柏林墙的东德卫兵,因开枪射杀企图攀墙逃向西德的青年受到审判。律师称,他仅仅是执行命令,没有选择权。法官指出:你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承担的良心义务。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藉口超越道德伦理底线。

今天的新浪,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还是有选择的机会的。

         吴少华:新浪微博用户的“转世”奇观

2011年9月28日星期三

海陆丰和东江革命根据地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创建于1927年4月至1928年4月。地域范围包括海丰县、陆丰县(1988年划分为陆丰县和陆河县)以及惠阳县、紫金县的部分地区;后期还包括与海丰、陆丰毗邻的普宁、潮阳、惠来、五华等县的一小部分地区。它位于广东东部沿海,处于东江和韩江之间,山地、丘陵、平原交错。东接汕头市、西连惠州市;南部面临浩瀚的南海,海岸红长达370公里,多属滨海平原台地;中部山恋连绵的莲花山脉千米以上的山峰有10余座。海陆丰革命根据地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创立之后,海丰全县,陆丰除一个乡之外,均在苏维埃政权管辖之下,共有人口70余万。

  东江革命根据地是在海陆丰革命群众运动影响和推动下创建的,地处广东省东部的东江地区,北靠中央革命根据地,东接闽西闽南,西连广州,南临南海。海岸线长达1000多公里。除沿海为平原地带外,境内大部分丘陵和山区,千米以上的山峰有近20座。全长523公里的东江是境内第一大洒流。东江革命根据地由9块边区县的根据地组成,即海(丰)陆(丰)惠(阳)紫(金)(由早期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发展而成)、揭(阳)丰(顺)(五)公地(即八乡山)、潮(阳)普(宁)惠(来)(即大南山)、五(华)兴(宁)龙(川)、梅(县)(大)埔丰(顺)、蕉(岭)平(远)寻(乌)、潮(安)澄(海)饶(平)(南)澳(即凤凰山苏区)、饶(平)(平)和(大)埔诏(安)、陆(丰)惠(来)等苏区。这9块苏区建立和丧失的时间有先有后,未能全部连成一片,但都各自建立了党和政权组织及地方武装,并由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苏维埃政府一领导。其余盛时期1930年夏,苏区人口达200万,约占东江地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苏区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约占东江地区面积的一半,它遍及东江地区20多个县市,并发展到福建南部的平和、诏安和江西南部的寻乌。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海丰、潮安、紫金等县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掀起了反帝封建的爱国运动。其突出代表,就是亲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他从1922年开始组织发动海陆丰农民运动,后来又经历了1925至1926年间广东国民政府讨伐陈烔明叛军的两次东征的洗礼。广东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了海陆丰暴动,建立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为创建东东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海陆丰和东江革命根据地

2011年9月27日星期二

澎湃 壮怀激烈农民王

 

1928年5月,在海陆丰根据地危急之际,党中央将彭湃调到上海,中共“六大”上缺席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农委书记。翌年8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六天后即被杀害于龙华。
   背景
   ■彭湃背叛家庭为农民利益奋斗,并非出于“菩萨心肠”,而是接受世界上先进革命理论的结果
   二十年代在海陆丰乃至整个广东,“彭菩萨”这一贫苦农民的称呼如雷贯耳。其实,彭湃能与地主家庭决裂而自觉投身革命,是社会环境和新思想结合的产物。他的家乡海丰县,是近代广东社会矛盾尖锐之地。这里是军阀陈炯明的老家,因其任用私人,使海陆丰“县长多如狗,司令满街走”。官绅横行不法,鱼肉百姓。自小生活在这里的彭湃,目睹了巨大的两极分化,带着对社会的不满和困惑,到东洋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日本在参加一次大战后正值傲气冲天,一些街头车夫、中小学生都嘲骂中国人“支那马鹿”(发音为“西那叭嘎”),使彭湃受到极大刺激。他组织中国留学生抗议日本侵华,曾被“刑事”即便衣警察逮捕。因憎恶日本人的偏狭的爱国主义,他一度研读《圣经》,希望以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解决社会阶级矛盾。后来,他从河上肇等日本的社会主义者那里了解到马列主义,才找到了解决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钥匙。他认定,只有进行民族和民主这两重革命,才能解放中国的社会,而中国革命最雄厚的力量又在于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
   中共最早的发起人中,相当一部分是与彭湃同时留学日本的青年,不过多数人回国后都在知识界和工人中活动。彭湃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是农民运动的先行者。最早在海陆丰升起的红旗虽然没能飘扬多久,却从此开辟了中国革命以农村为基地走向胜利的道路。
   故事
   ■彭湃到乡下宣传革命,先穿洋服,农民以为来收租讨账;后着粗衣,又被认为发疯,吓得农民四下逃避。直到分了田地,才赢得农民的拥护
   1921年,彭湃被罢免教育局长后,便到乡下去向农民宣传革命。开始,他穿着一身讲究的衣服,乡下人以为他来收租讨账,见了后急忙鞠躬哈腰,诺诺连声而退。随后,他换上农家粗布衣服,戴着斗笠,赤着脚板。没想到出门后人们反而吓得四下逃避,还纷纷说:“彭家四少爷发疯了!”当地豪绅也纷纷登门“探病”,并叹息说:“彭家老四是读过大书,喝过洋水的富家子弟,放着官不做,整日里去与满脚牛屎泥巴的田仔称兄道弟,竟弄成这般模样!”
   虽然屡遭挫折,彭湃还坚持去接近农民,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地主剥削的不合理。据他记载,开始一天能有四五个人与他谈话,以后发展到每天几十人上百人。当时家里人惊呼,真是“祖上无德”,养出这样的“逆子”!据彭湃自述:“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为怕老四“败家”,家中兄弟分产自立,彭湃就此把自己分得的田契亲自送给佃户。佃户不敢要,彭湃就把他们召到自己家门口,将田契全部当众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

这一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实行以来未闻之奇事,迅速传遍海陆丰。日后,彭湃走到哪里,都有大批农民众星捧月般地簇拥过来。在农会成立大会上,彭湃有意问:“农友们!天下怎么才会太平呢?”台下众口一词地大呼:“我们的彭湃当皇帝,天下就太平了!”面对旧式农民这种期盼救世主的自然心态,彭湃用生动的语言向他们灌输新思想,解释说:“彭湃不能当皇帝,天下从此不能有皇帝,我们农友真正当家做主,天下才能太平!”
   彭湃能对社会起到巨大作用,正在于他不是搞施舍的“菩萨”,也不想当“玉皇”,而做了“大闹天宫”的主使。虽然他为发动群众给农民实利,但最终目标还是让农民自己去争取本身利益和解放。革命的共产党人与社会慈善家的区别,恰恰就在于此。
   ■彭湃被捕后,连遭毒刑,几次昏厥。临刑前砸翻“送终餐”
   ■周恩来流着泪起草告人民书,下令“红队”出击,严惩出卖烈士的叛徒
   1929年8月24日,彭湃同杨殷等五同志在上海新阐路军委秘密机关开会时,突然被闯进来的警特逮捕。告密者是曾在海陆丰作战又借故逃离的原红四师的团长白鑫,这个黄埔生因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加之贪图富贵,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后就向过去的校长蒋介石写密信,报告了军委碰头开会的时间地点。正巧,周恩来当天因事未到,才免于被捕。
   彭湃被押入上海市公安局后,大义凛然地对审问者厉声说:“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多少,你现在不必再问,将我枪毙好了!”周恩来当时决定出动特科全部会打枪的人,在敌人押送彭湃的途中截车,可惜负责运枪的人用车将手枪送到时,枪上的润滑油没有擦去,大家用煤油将其洗净后,再装扮成拍摄电影外景的队伍前往预定地点,却已经错过了时间。彭湃因连遭毒刑,腿部骨折,几次昏厥,醒来仍坚贞不屈。
   1929年8月30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内枪杀彭湃和其他三人。临刑前,彭湃砸翻了狱警端来的“送终餐”。
   得知彭湃、杨殷等同志牺牲,周恩来流着泪水起草了告人民书,并提出“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干掉!”同年11月,专杀叛徒的“红队”在霞飞路击毙了白鑫和保护他的特务。法医检查尸体时,发现白鑫脑后所中来自不同方向的三枪竟是从一个弹孔中打进!“伍豪之剑”的威力,使叛徒特务们丧胆,此后很久不敢随便上街活动,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保障。

中华网--新闻中心--澎 湃 壮怀激烈农民王

陆丰乌坎村维权起义 邻村龙头村响应



陆丰乌坎村维权起义 邻村响应




广东陆丰东海镇乌坎村发生的维权反腐行动还在继续,在当局集中警力对付乌坎村民之际,临近几个村庄的村民也行动起来了,共同要求讨回被地方官员偷偷卖掉多 年的土地。

9月23日,毗邻的龙头村,数以百计的愤怒村民,用锄头和推土机捣毁村内被开发商圈起数百亩耕地的围墙,并高举横额抗议官员私卖土地。

龙头村的村民告诉记者,整个陆丰市都弥漫着反贪官的怨气,多年来老百姓上访无门,这次在乌坎村的鼓舞下,大家行动起来了。

龙头村刘杰:"现在陆丰这边,这几天每个村都有人出来反,乌坎那边,警察进村就打人,主要是怕他报复,说要抓人,现在乌坎 是这样,搞得这么大,省中央都有派人下来,住在乌坎。"

龙头村陈镇东:"几千个人,整个村大部分都出去了,老老少少,人工挖机全部都去了,把那些围墙全部拆掉。"

陈镇东说,龙头村700多亩农用保护地,被村干部偷偷卖掉,十年上访也没有结果。

龙头村陈镇东:"是农田保护区,以前给那个村卖掉,农民得不到一分钱,到现在十年左右了,后来我们村民跟他说,我们要来种田,那些老板就请黑社 会,是以前的书记卖掉的。"

龙头村60岁村民李绵被卖地事件气得脑中风,他曾经卖血筹集上访路费。他脑中风前,吐出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是:"卖掉最后一滴血,要把腐败村官告下台"。 现在这句话成了村民们维权行动的誓言。

新唐人记者宇晴、萧宇采访报导。

2011年9月25日星期日

东洲事件,2005年12月的汕尾红海弯血案

 

东洲事件2005年12月6日发生在中国广东省汕尾市东洲镇的一次流血冲突事件,由于当地村民在征用土地作兴建电厂的赔偿方面与当地政府产生纠纷并升级,当地政府动用警力,以暴力手段对付村民,导致村民多人死亡。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国家权力部门和普通民众冲突事件中首次被披露开枪打死平民,受到国外媒体关注。

事件过程

2005年因东洲镇当地政府欲在当地建设汕尾火力发电厂,征用辖区内的大片山地、耕作田地及白沙湖区,而拥有原土地使用权的村民认为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合理征地补偿,因此感到不满,便自发轮流驻守在临近的红海湾风电厂门外持续维权抗争,导致与当地政府引起连串冲突。

2005年6月,汕尾火力发电厂在东洲村征地,所涉村民对当地政府的征地补偿不满,自发组织包围汕尾红海湾风电厂,正式开展抗争活动,农民主要诉求是期盼当地政府妥善安排村民以后的生计问题。在一直没有得到当地政府方面的正面答复后,村民们的抗争活动开始升级,在通往电厂的路上及主控楼旁搭建了竹棚等临时建筑,长期驻扎抗议,并为对电厂进行放火等破坏活动,以期得到当地政府的回应。时至2005年12月,抗争时间已经长达7个多月。

12月6日中午,汕尾市出动数百名警察和武警进驻电厂主控楼,拆毁村民们搭建的竹棚,并逮捕了带头的三名村民。这起逮捕事件激起了数千名村民前来包围了电厂,并在到电厂的路上设置了大量路障,随后一千名武警赶来增援,与村民们形成对峙。由于在此过程中武警人数和自然条件都处于劣势,发射的催泪瓦斯无法驱散人群,厂区内四处着火,变压器被炸毁完全断电,到天黑时现场已处于失控状态。村民向主控楼投掷土制燃烧弹和燃烧瓶,袭击被困在楼内的警察,还有人喊出炸毁电厂工地的口号。由于迟迟无法平息事态,现场指挥员决定开枪解决问题。晚八时主控楼内的武警开始对空鸣枪,由于现场环境嘈杂,多数人未听到枪声,然后枪口逐渐压低,遂导致多名平民伤亡 [1],关于死亡人数,各种说法不一,从三到数十人不等。

12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于7日10时赶赴汕尾了解事件情况,并布置事件的调查处理。

12月9日,大批死者家属拿着香跪在武警面前,哀求他们将死者遗体交还以便安葬,被武警拒绝。[2][3][4][5]

12月10日,事件发生四天后,武警继续包围该村不让村民离开 [6]

12月11日新华网通过引述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而报道了事件经过及官方立场,此外其他中国大陆媒体如《广州日报》、汕尾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等也刊发了与新华社文章同样的报道 [7] [8]。官方文字称:

十二月六日,广东省汕尾市红海湾开发区发生了由少数人煽动的数百村民对风力发电厂进行打、砸、烧甚至对现场执法公安干警发动暴力袭击的严重违法事件。……在现场十分紧急的情况下,执法干警被迫鸣枪警告,由于当时天色已黑,现场非常混乱,造成误死误伤。整个事件共有三人死亡、八人受伤,其中三人重伤,死伤者均为东洲坑村人。……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现场指挥员处置失当,造成误死误伤,汕尾市检察机关已依法对其实行刑事拘留。

此为中国官方首次发表对该事件的看法,此动向可以被视为地方政府对此事件的初步结论,倍受关注。消息人士证实,这位现场指挥官是汕尾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声[9]

12月12日,汕尾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表示,汕尾正按省委及省政府的指示对整个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工作。当日,汕尾电视台称,上周爆发警民冲突造成死伤的村中有九名居民被捕。当地气氛仍然紧张,被捕的居民有三人是东洲坑村民代表,另六人则是参与抗议的村民 [10]

12月13日,当地及周边道路仍然戒备森严,禁止媒体前往采访,所以外界对内情了解不多,以致中国大陆、海外、国际间都有不少传闻不能证实或消除。据悉,当地政府在全村挂出横幅,呼吁村民不要采取过激行动。其中一幅横幅称:“滋事者将不会赢得民心”。也有车辆在村里兜转并用扩音器告诫民众:“不要闹事,不要散播谣言”;并称:“政府永远站在人民一边”。[11]

12月18日,中国当地政府通过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公报了其在12月11日所宣称的,在汕尾东洲警民冲突中被武警开枪打死的三人是林怡兑,男,26岁;江光革,男,35岁;魏锦,男,31岁,都是东洲坑村人 [12]

各方反应

中国政府

在12月11日,新华社、南方日报及广州日报等官方媒体对事件进行了有限报道,将村民行为定性为“暴力袭击的严重违法事件”,声称冲突中有3人死亡。除去以上报道,中国的国内媒体——包括传统的报纸、电视以及互联网基本对此事不予报道。事发地点汕尾在整个中国互联网中一夜之间变成敏感词组,所有提及此事的消息和评论在各大门户网站及论坛中都被严格过滤。以上被普遍认为是政府当局的封锁措施。

2006年3月,汕尾市组织部副部长蒋海鹰表示,参与维权示威的村民“有黑社会背景”,部份人“持有攻击性武器,例如爆炸品”,又指开枪者是“公安”而非“武警”。另外,她指在事件中,公安是“受袭击才向维权村民开枪”,在证实官方开枪伤人后,马上把指挥官吴声撤职查办。但她拒绝透露为何没有警员受伤,以及伤者有否包括儿童。

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指出,汕尾事件是“少数不法分子挑起的”,并“煽动不知情的村民,向发电厂作出打、砸、抢”,也指出“有关人员已被停职调查”。

中国民众

由于信息的封锁,知晓这一事件的中国普通百姓并不多。通过网络等渠道获知这一信息的人士通过有限的手段如网志发出批评的声音。丁子霖蒋培坤包遵信刘晓波余杰王怡赵达功孙文广等学者发起了网络签名,强烈抗议当地政府射杀平民和中国中央政府隐瞒事件的做法,类似的签名还有数起。而知情的网络用户更全使用隐晦的语言在各大论坛中传播该消息。网络用户之间大部分使用“我知道”来表达关注,同时广泛刊登鲁迅的作品《纪念刘和珍君》以影射政府当局 [13]

香港

2006年2月27日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与港区人大代表李鹏飞会面,希望李在两会期间递交请愿信,内容包括汕尾东洲村村民被枪杀事件,但李认为这样做会“很困难”,因需要有36名港区人大代表中30人的同意,方能提出动议。

参见

外部链接

维基新闻相关报道:

Protesting Chinese villagers killed in confrontation with police

东洲事件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2011年9月24日星期六

今看历史上“国人暴动”

 

今看历史上“国人暴动”

作者﹕郑欣然

【2011年09月23日讯】周厉王在历史上是个暴君。据《史记.周本记》记载,周厉王“暴虐侈傲”,他在位期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

周厉王特别贪婪,宠信一个名叫荣夷公的大臣,实行“专利”,全国一切山林水泊归周所有,不准人民无偿地到这些地方打柴捕猎。周厉王还加重赋税,勒索人民。

大夫芮良夫求见周厉王,规劝他说:“山林水泊是上天赐给万民的,一个人如果强占了别人的东西,人们会把他当作强盗;大王如今强占了全国的山林水泊,人们又怎样看待您呢?荣夷公一味教唆大王盘剥百姓,这样的人若加以重用,周朝的江山就会动摇了。”

周厉王根本不听规劝,反而提升了荣夷公。当时周的国都——镐京的国人不满厉王的暴虐措施,怨声载道。

大臣召公见此情景,十分担忧,就规劝周厉王:“百姓似乎已无法再忍受大王的政策了,恐怕会发生暴乱。”周厉王仍不以为然,随后,颁布“止谤”的命令,禁止国人批评朝政。他还派遣了大批暗探去监视人民,如有“非议”国事的人,就格杀勿论。

一时间,人们抑制住愤怒,把所有不满咽到肚里,在公开场合再也不谈论国事了。熟人相遇,甚至不敢开口打招呼,只是彼此交换一个眼神就匆匆离去。

如此苛政之下,人们三缄其口,周厉王对此很得意。他对召公说:“看看,想禁止流言也不难嘛!”

召公说:“古代的国君治理天下,命令公卿列士进献诗篇,瞽官进献民间的歌谣,史官进献记述古代帝王的文章,少师进献箴言,黎民百姓通过这些方式,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或明或暗地告诉给国君,国君的心腹大臣及众臣都会劝谏国君,王室成员和同族的臣民也会想办法发现并减小国君的过错。瞽官、史官分别通过音乐和历史劝谕天子,年迈的老师也常常告诫、劝说国君,然后国君衡量利弊,并身体力行。如此一来,国君方能避免过错。

“人既然生了嘴,就要说话,这是自然规律。人们自由发表心中的看法,才能知道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对还是错。政策受到人们的认可,便去推行;政策受到大家非议,就要认真反省。您采用堵的办法,禁止老百姓发表言论,这如何行得通呢?民意真的能禁止吗?

“您不许人民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就宛如截住江河的水不许它流动,河水被截住后,水位越来越高,到一定程度便会决堤爆发洪水,带来更严重的灾害。民怨就如水,不能强行堵,而只能引导。因此,作为国君,不该禁止国人发表所思所想。”

这也就是“防人之口甚于防川”的成语的来历。

周厉王把贤臣的苦口婆心当耳旁风,依旧一意孤行的贯彻他的法令。

三年后,公元前841年,召公的预言应验了。国人忍无可忍,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暴动。愤怒的国人手持武器,攻进王宫。周厉王吓得魂飞魄散,仓皇出逃,一直逃到黄河边才摆脱国人的追击,周厉王的暴虐统治就此被推翻。

国不可一日无君,贵族们纷纷推荐周公和召公一起主持国政,如有重大事项交由六卿一起商议,人们称这种政治体制为“共和”,公元前841年被叫做“共和元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纪年。“国人暴动”与“共和行政”,不但是当时石破天惊的国家大事,而且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也非同小可,影响至今。

历史的今天,中共执政下的人们可以体会周厉王时期人民的感受。

中共大搞“一言堂”的霸权,剥夺百姓言论自由权、视听权,剥夺公民的知情权:四川汶川地震中共隐瞒了科学家事先已经获得的准确地震预测,实际上是剥夺人民的生命权和生存权;萨斯流行时期,中共对民众公然掩盖事实,行一贯欺瞒作风;7.23震惊中外的动车案,中共视民生如草芥的本来面目天下共睹;而中国社会的假、恶、暴、毒导致的民生危机早已在民间爆发而不可遏制……,对这一切中共太害怕了,中共太怕人们了解真相了!信息的国际化使中共的罪恶再也无法遮掩,中共投入大量的国民收入构建高科技过滤、研制黑客、网上警察等庞大的国家机器用于监控、拦截、破坏、干扰公民人权范围之内的权利空间,并钳制媒体,只做维稳其“伟光正”的宣传,愚弄百姓。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通过各种途径打开视听,中国人早已识破中共的愚民伎俩,知道了中共一再妄想封锁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其统治的黑暗内幕和人民的水深火热。中共的强权本性总要耍弄独裁的黑手,近些日来又开始新一轮的“网络封锁”,妄想截断人们通向世界的信息窗口和人们了解真相的渠道,对中国5亿网民疯狂封杀。引起网民的极大愤慨,恼怒之火熊熊燃烧。

与此同时,中国民众有怨无处诉,有冤无处申,上访无门。尤其近年来因中共强拆民房引发的基本生存危机与各类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维权矛盾日益激化,中共对上访民众累年来采用的堵截、遣返、恐吓、关押、劳教、判刑等高压手段已在社会激起公愤;在对待大批有合法要求的抗议民众的民生呼吁与牵涉生命权保障的维权,中共直接采取警察、武警的暴力镇压,更有甚者残酷迫害敢于直言、为民请愿的维权律师,采取黑头套,胶带封嘴等黑社会流氓手段绑架、失踪异己人士,积怨的民愤在中国处处高涨。

无须质疑,当百姓正常的说话、表达心声和维护正当的权利,以至生存权都受到威胁,受到侵犯了,被独裁专制的人民的愤懑情绪的爆发和诉求新生的渴望只在朝夕。

纸包不住火。真相总是要大白天下,中共到底对人民都干了些什么?——独裁与强权。物极必反,自然规律,其实人们已经看到大规模的民众自发运动——声讨中共的呼声在中国蓬勃兴起,中共逆天叛道的历史即将终结。

以史为鉴,中共的霸道,更甚于周厉王,“国人暴动”的历史演绎在历史的今天再次上演只是个时间问题。至于中国将在“国人暴动”后出现什么样的政体,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决不会再是中共的独裁。

当下温家宝总理的“政改”演说,以政治宣言的面貌明示党政分开,暗喻中共是中国一切祸患与社会矛盾的根源,中解体在中高层已摆上桌面。

郑欣然:今看“国人暴动”

2011年9月21日星期三

陆丰东海镇乌坎村部分村民进行非正常上访,并引发打砸事件



羊城晚报讯 9月21日,陆丰东海镇乌坎村部分村民进行非正常上访,并引发打砸事件。造成当地多名干警受伤。当地政府正积极处置中。
  9月21日上午9时许,陆丰东海镇乌坎村近十名村民组织另外约50名村民到乌坎旧电影院集会,采取喊口号、拉横幅的方式反映土地等问题,9时45分,在少数村民的煽动下约有200多名聚集的村民涌向合泰工业园工地示威。陆丰公安部门、东海镇及村干部及时到达现场,做村民劝导工作。10时30分,聚集的群众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堵塞东海大道交通,一部分人到陆丰市政府进行非正常上访,堵塞市政府大门。经陆丰市领导到现场接访并进行解释和答复。12时40分,村民自行散去。

  当天下午1时30分许,部分村民在少数人的挑动下,又聚集到乌坎村委会讨要说法,一直围堵村委会到下午3时许。期间,有村民情绪激动,砸坏村委会的牌子、宣传栏的玻璃、门窗、计生室。有约近200名村民再次涌向合泰工业园,并有部分人动手打砸合泰工业园施工现场的保安亭、工棚和挖掘机等设施。公安部门接报后,迅速派出警力到达现场维稳。但有些村民不听劝阻,采取过激行为,唆使妇女、老人、儿童阻断公路交通,为首分子煽动部分村民先后到丰田畜牧场、海上餐厅、富荣针织厂进行打砸破坏,造成财物被损。

  9月22日下午1时左右,个别别有用心的村民又散布公安打死小孩的谣言,煽动部分村民冲击当地边防派出所,造成十多名民警受伤。六辆警车被破坏。在此过程中,当地政府继续耐心地向群众做说服工作,公安干警和工作组人员始终保持冷静克制,没有造成群众伤亡。
  案件发生后,汕尾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一方面派工作组连夜进村入户做群众思想工作,了解群众诉求,表明政府态度,教育引导群众认清案件真相,同时做好有关企业和人员抚慰工作,化解矛盾。另一方面组织警力坚决打击为首犯罪分子。
  目前,处置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

2011年9月19日星期一

利比亚战地日记:愤怒日的枪声!利比亚究竟发生了什么

 

利比亚战地日记:愤怒日的枪声!利比亚究竟发生了什么

http://finance.591hx.com 2011年09月18日 11:27:55 深圳商报

8月26日,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人们走上街头,庆祝卡扎菲时代的完结,欢迎反对派士兵。当日,的黎波里市内安全局势有所改善,少数市民走上街头庆祝卡扎菲时代的结束。新华社发

  编者按

  16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009号决议,决定向利比亚派遣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初步任期为3个月。这标志着利比亚从战争向战后重建的过渡正式拉开帷幕。

  除卡扎菲余部控制的几个城市仍然战事紧张外,“全国过渡委员会”已控制了该国大部分地区,在军事上的胜利已得到确认。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均已承认“全国过渡委员会”。

  凤凰卫视著名记者闾丘露薇撰写的《利比亚战地日记》日前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是什么让一个貌似乌合之众的草根“山寨军”,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战胜了实力强大的政府军?在这本书里面,闾丘露薇通过采访,讲述了她在当地每一天的所见所闻,用日记的方式呈现了利比亚人民对于这场冲突的切身感受。本书透过这些记叙,作者希望向读者呈现,在纷繁的国际事务中,不同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如何在利比亚以及中东的变革中,来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也希望让读者看到,稳定的社会,对于个人来说,是如何的重要,战乱,冲突,人民总是最大的受害者。

记者闾丘露薇

  生于上海,199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1993年,闾丘露薇移居香港。到达香港的第二天,闾丘便出去找工作。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一家台湾电视台招聘编辑的广告后,一直萦绕在她心里的记者梦一下子被激活了,她应聘成功。1997年,她跳槽到了香港凤凰卫视。在财经节目《经贸周刊》主持节目,受到各方面的关注。闾丘新颖的报道风格很受观众欢迎,她的出镜率越来越高,并获得了不少随国家领导人出访的机会。

  阿富汗战争打响后,凤凰卫视决定派记者前往阿富汗去采访。闾丘率先报了名,她是全球首位进入阿富汗腹地喀布尔采访的华人女记者,获得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当面称赞,“你很了不起,我佩服你。”在2002年2月和2002年底,又两度前往阿富汗采访,成为惟一一位三进阿富汗的华人女记者。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在伊拉克形势日益紧张之时,闾丘露薇再次主动请缨,尽管亲朋好友纷纷劝阻她,她却异常坚定来到前线,成为了伊拉克战场上一朵耀眼的“战地玫瑰”。国家主席胡锦涛2003年5月底在俄罗斯访问时,亲自向她表示慰问,并且赠言“事业要追求,安全要保证”。

  闾丘露薇说:“我从来没有把写书当做过我的职业,我的主业还是一名记者。作为记者,有机会到很多地方,比别人经历更多事情,我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我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更多镜头背后的东西,或是透过记者的角度来重新认识新闻事件。我写书更多的是想和读者一起分享。”

  利比亚:国家富裕 人民贫苦

  从埃及边境到班加西差不多八百多公里。看沿途的建筑,利比亚这一边,要比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到边境的二百多公里显得富裕一些。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会有一百多万埃及人,选择到利比亚工作。因为石油的关系,利比亚是非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利比亚的人口只有600多万,这也使得它成为人均拥有土地面积最高的国家之一。

  利比亚虽然国家富裕,但是对于利比亚民众来说,他们感觉到自己很穷。利比亚每天出口160万桶原油。因为原油的品质更好,价格也比一些中东国家昂贵。但是,这些出售原油的收入并没有让大部分利比亚人受惠。

  看看班加西这个城市,道路是破烂的,建筑大部分是破旧的,就算是当地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也比不上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里面的三星级酒店。整个社会似乎停留在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些二线城市的水平,看不出政府在城市的基建、公共服务上面有怎样的投入。当然,这是在班加西,卡扎菲最不喜欢的地方。如果去看的黎波里,至少和我十年前去的时候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高楼多了,环路有了。最富有的人几乎都集中在首都这个地方。

  根据美国CIA的统计数字,目前有三分之一的利比亚人依然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下面。虽然在非洲,利比亚的人均收入遥遥领先,但是如果比较的对象变成中东的国家,不要说阿联酋,只要和卡塔尔进行比较,都会让没有富裕起来的利比亚人感到不满和沮丧。

  大家拥有同样的石油资源,利比亚的原油因为品质更好,比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更高,但是不管是城市基建,还是民众生活水平,都无法和这些国相提并论。

  卡扎菲:经济转型 财富暴增

  1969年,卡扎菲27岁的时候,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王朝统治,到现在为止,成为统治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卡扎菲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埃及纳赛尔自由军官行动的影响。和埃及不同的是,1973年,卡扎菲宣布用伊斯兰法取代所有的法律,并且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还创建了“人民武装力量”来保护“革命成果”。

  卡扎菲把他的思想称之为“阿拉伯社会主义”,他甚至取消了学校的假期,用来传播他的思想,于是诞生了“绿皮书”。卡扎菲还是一个作家,我看过他的一部小说集的英文版,也是他唯一的一部文学作品:《逃离地狱和其他的故事》。在这些作品里面可以看到,卡扎菲在努力思考哲学问题。

  在经济方面,上世纪70年代的卡扎菲,允许私人拥有小型企业,所有大型企业则是由政府控制,政府在教育福利的开支方面相当舍得。由于丰富的石油资源,上世纪80年代,利比亚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即便是现在,也被联合国视为中等以上收入的国家。和它的邻国埃及,还有突尼斯相比,利比亚的贫富差距并不严重,由于人口少,也不存在就业压力的问题。但是,和穆巴拉克或者本阿里一样,卡扎菲以及他的家族面临同样的指控,就是在海外有巨额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是他们从国内转移资产的结果。

  从六年前开始,利比亚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转型。卡扎菲除了开始和欧洲进行交往,特别是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关系密切,他本人也开始注重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是他2009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首次亮相的卡扎菲,花了整整96分钟完成他的演讲。这样的风格,和他的好友、委内瑞拉的查维斯相当相似。

  “愤怒日”:表达不满 招致杀身

  1912年到1927年,利比亚被称为意大利北非。1927年到1934年,利比亚领土被分成了东西两块,分别由意大利总督管理。当时,十五万意大利人在利比亚定居,逐渐的,在利比亚的人口里面占了20%,这也就是为何利比亚人里面,不少人看上去和欧洲人相当接近。利比亚这个名字,是意大利在1934年开始正式使用的。

  意大利人的殖民统治显然粗暴简单,也因为这样,虽然利比亚人讲话的时候,会夹杂一些意大利词汇,却没有人会说意大利语。1928年到1932年期间,意大利军方屠杀了大批贝都因人,大部分是在集中营里面因为饥饿而死亡。意大利的一名历史学家詹蒂莱估计,死亡人数大约在五万。

  对于这段历史,殖民政府从来都没有掩饰过。2008年,就在班加西,利比亚和意大利签署协议,意大利政府提供五十亿美元的战争赔偿。这个时候,西方已经取消了对利比亚的经济制裁,卡扎菲也开始进行经济改革。

  我觉得应该去班加西的意大利大使馆看看。这个使馆和这次利比亚的革命有着太直接的关系。2006年的2月17日,一批民众来到意大利使馆门口抗议,因为一个意大利人身穿被全世界穆斯林视为亵渎真主的丹麦画家漫画的外套,在班加西招摇而过。一个只有十四岁的男孩爬上使馆大楼的屋顶,要把意大利旗帜拿下,政府军开枪,引发了冲突。总共有十四个平民在这场冲突中死亡。这一天,被当地人称为“意大利使馆日”,也叫做“愤怒日”。

  今年的2月17日,在这个事件发生五周年之后,人们聚集在街头,纪念这些被政府军枪杀的民众。结果,这一天,成为了这场革命的开始。班加西开始的革命,原因非常简单,人们只是为了悼念那些死亡的人,而这些死亡的人,只是希望能够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不满,并不是针对政府,却招致了杀身之祸。

  利比亚人抵抗意大利人的统治,源自殖民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本地人的强迫移民、饥荒、瘟疫等等种族屠杀行为,是因为压迫而产生的反抗。如果说当年的反殖民抗争有着它的正当性,那么人们这次走上街头,争取的是个人基本权利、更多的言论自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

  绿皮书:

  言行不一

  人心思变

  在卡扎菲的绿皮书里面,有好几个地方关于“人人应该为自己劳动,而不是为别人”的论述,显示出一种和马克思理论很接近的东西。

  但是,现实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在利比亚,卡扎菲和他的家人拥有巨额的财富,而这个国家的民众并不算富有,即便人均收入在非洲算是第一位。城市基础建设非常糟糕。这些年来,这些重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依然停留在这样的水平,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政府缺乏财政投入。

  至于人和人之间是否平等,至少卡扎菲的家族处于一个比任何其他人都要优越的位置。在他的家族所在的地方,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夺别人的财富和资源,因为他们有能力,可以把不听话的人投入监狱。

  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里面,也谈到了言论自由问题。他说:“个人拥有的报纸仅仅表达他个人的看法。任何声称报纸代表公共舆论的言论都是毫无根据的。”

  尽管利比亚自身的媒体业非常封闭,没有太多另类的选择,但是随着卫星电视的发展,利比亚人开始通过阿拉伯电视节目来获取资讯,尤其是过去十年,正好也是半岛电视台快速发展的十年。

  利比亚政府并没有限制民众购买卫星天线,虽然需要经过审批这一个程序,这一点显得政府还算是比较的宽松。卫星天线的价格从三百第纳尔开始,这使得大部分家庭都能够负担。一旦有了另类选择,国营媒体的影响力就会慢慢淡化。

  年轻人流利的英文,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卫星电视的影响,就好像当年靠美国之音学习英文的中国学生,这些年轻人依赖英国和美国的英文频道,快速地学习着一种新的语言,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受到英美流行文化的影响。当然,在公开场合唱RAP,则要等到反对派控制了班加西之后。

  班加西:

  中国产品

  包罗万象

  距离班加西市中心十多公里,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六万多套公寓房正在兴建当中,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工地里面两块红色的横幅,写着“春节快乐”。

  这是中国建筑总公司在当地承建的政府福利房项目,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在这个地盘的旁边,还有三个不同的建筑工地,分别由中国和当地的建筑公司承建。我们开车绕着它们转了一个圈,翻译指着那些进行到一半,静止在那里的一栋栋建筑告诉我们,这里会有两所医院、学校、幼儿园,还有商店,这里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崭新的城市。

  这批如此大规模的福利房屋,大部分已经封顶,按照中国公司的建筑速度,一年的时间应该可以完工。但是,这些来得太迟。当利比亚政府意识到国富民穷导致民众的不满而开始做些什么的时候,民众已经失去了耐心,最重要的是失去了对卡扎菲的最后的信任。毕竟,四十二年来,他们虽然看到了政府确实在进行经济改革,但结果并没有让大部分民众受惠,人们无法享有基本的尊严。

  在班加西的批发市场,这里百分之九十的产品是中国制造,从机电到纺织,还有电器。早上一坐上出租车,司机就给我看他刚买的黑莓手机,不过很粗糙,看到我皱着眉头研究的样子,他笑着指着放在车头的包装盒说,这里的中国山寨产品很多,哈迈德的阿玛尼太阳镜,街头女孩头上裹着的百宝丽头巾,都是中国产品。

  在批发市场二楼,接待我的是轮胎公司的老板纳萨,他的轮胎批发生意占了整个利比亚的七成市场,而他的轮胎来源百分之八十来自中国。看了一下他的合作伙伴,有青岛的,四川的。

  “现在的问题是,银行还没有全部营业,所以投资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也许下个月,应该就会好的。我想让你告诉中国人,可以回到这里了,班加西这里很安全,我们欢迎中国人。”

 

财经频道_华讯财经

2011年9月17日星期六

博讯热点 抗议示威

 

博讯热点-抗议示威
页数:<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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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9月15日星期四

    奥托·鲍威尔

     

    简介 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1—1938),1881年9月,鲍威尔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捷克籍犹太人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富裕的商人和工厂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

    早年经历

      当时的奥匈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君主立宪制国家,一部分地区已有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现代工人运动,但整个说来封建残余还较多,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奥国社会民主党于1888年成立,到十九世纪末年已是第二国际较大和较有影响的党之一。鲍威尔生长在奥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维也纳,在中学时代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02年,他进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这时开始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派的其他代表人物鲁道夫·希法亨、卡尔·伦纳、麦克斯·阿德勒等人结识,参加了他们的理论活动和在工人中的教学工作。也是在大学学习时期,他加入了奥国社会民主党,不久就得到党的领袖维克多·阿德勒的赏识。从1904年起,鲍威尔开始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投稿,与担任该刊主编的考茨基经常通信(他在《新时代》上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05年)。 1906年,鲍威尔从大学毕业,为了取得律师资格在法院见习。这时,他实际上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的职业活动家。1907年起,他担任奥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秘书,同年和伦纳·阿道夫·布劳恩一同创办党的理论刊物《斗争》月刊。1912年起,他担任党的机关报维也纳《工人报》负责同工会联系的编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鲍威尔已成为奥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知名领袖之一。他曾参加第二国际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和社会党国际局1913年伦敦会议,并被指定为原拟在1914年8月召开的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的一个报告人(因大战爆发这次大会没有开成)。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鲍威尔的名字是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分不开的。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奥国社会民主党内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声称要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具体学术领域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却是根据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特别是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从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修正。鲍威尔本人主要从事研究民族问题、政治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他的主要著作《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早在1907年就已出版。这本书是他受维克多·阿德勒的委托而写作的,目的是要为党的民族纲领提供理论基础。它曾被奥国社会民主党人奉为“经典”,但实际上是从唯心主义观点研究民族问题。鲍威尔把民族性格说成是民族的唯一本质的特征,认为民族是“从命运共同性产生的性格共同体”。他和伦纳共同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纲领,企图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服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这一纲领曾受到列宁和斯大林的尖锐批判。
    战俘生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奥国社会民主党领导采取了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沙文主义立场。鲍威尔应征入伍,被任命为少尉,但1914年11月即在俄国前线被俘,囚禁在西伯利亚的战俘营中。他在这时写了《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一文(1924年发表),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宣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同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结合起来,完成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俄国二月革命以后,鲍威尔被释放,到了莫斯科住在孟什维克分子唐恩家中,同所谓孟什维克“国际派”交往。1917年9月,他回到维也纳。
    非暴力革命
      1918年10月,奥匈帝国崩溃,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11月12日奥地利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鲍威尔就出任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联合内阁的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又重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 3月当选立宪国民议会议员。从1920年10月起,他在历届国民议会都当选议员,直到1934年逃亡国外为止。

      新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面临着革命形势。同俄国二月革命以后一样,奥国也出现了政权归资产阶级还是归无产阶级的问题。奥国的邻国匈牙利(1918年3月)和德国的巴伐利亚邦(4月)都已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和新成立的奥国共产党也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问题,要求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已在准备武装起义。匈牙利共产党和苏维埃的领袖贝拉·库恩也要求奥国社会民主党给予支援。鲍威尔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却坚决反对奥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为此,鲍威尔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他写了《布尔什维主义和我们》(1918年)、《到社会主义之路》(1919年)、《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1920年)等著作,阐述自己的观点。

      鲍威尔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当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使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时,无产阶级就可以通过民主手段即凭借选举权而取得政权,不必举行暴力革命。反之,如果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多数,它即使通过暴力取得政权也不能维持下来。因此,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鲍威尔的这一理论同第二国际其他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同考茨基的理论是一致的,但是他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述了这一观点,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力量因素”论。

      鲍威尔认为,各个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有五个:1.阶级成员的人数; 2.组织性;3.在生产和分配中所占的地位;4.阶级的积极性;5.阶级所受的教育。在民主制国家里,政治权力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是由这些社会力量因素的大小来决定的;在不民主的、专制的国家里,权力的分配不是按照社会力量因素,而是依靠物质暴力手段、主要是靠武装部队决定的。因此,在不民主的国家里,统治阶级享有的权力比它按照社会力量因素应当享有的权力要大得多,其他阶级享有的权力则比应当享有的权力要小得多。鲍威尔根据这一观点,认为俄国二月革命向十月革命过渡是错误的,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是俄国落后的经济和政治的产物。鲍威尔认为,在西欧和中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无产阶级不需要象俄国那样举行暴力革命,而应该等到自己的社会力量因素增长到超过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时,才采用民主手段夺取政权。显然,这一整套理论是同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针锋相对的,因此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列宁曾把《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斥为“道道地地的孟什维克式的诽谤作品。”

      鲍威尔和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导人按照这一理论做到了孟什维克在俄国未能做到的事。当时,由于党内左派和共产党的力量薄弱,在策略上也有错误,鲍威尔等人就能够凭借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和在苏维埃领导机构中的优势,协助资产阶级扑灭了奥国工人革命斗争的火焰,重新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军队即“国民军”,制定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宪法,并且把工人苏维埃降低为贯彻社会民主党领导意图的附属机构。在对外政策方面,鲍威尔强调当时奥国在经济上对协约国的依赖性,把奥国的前途寄托在与德国合并上。在社会民主党的竭力支持下,奥国立宪议会于1918年11月通过了奥国加入德意志共和国的决议,但后来未被协约国批准。鲍威尔为此于1919年7月忿然辞去外交部长职务。1919年6月,在他还担任外交部长的时候,他曾同伦纳一道同意协约国把在奥国的武器储备通过意大利政府交给正在对匈牙利革命进行干涉的捷克军队,从而参与了扼杀匈牙利共和国的罪恶活动。

      鲍威尔在担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期间,写了《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来阐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他主张通过征收累进财产税和累进所得税“有步骤地剥夺剥夺者”,并鼓吹由国家、企业职工、消费者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的机构来管理企业。他还曾代表这个委员会争取议会通过了一些贯彻“社会化”的法律草案,但这些法律并未能真正生效。他自己也于1919年10月辞去委员会主席职务。1920年10月,共和国宪法通过,资产阶级统治稳固地确定下来,奥国革命高潮被打下去了。这时,社会民主党退出政府,鲍威尔等人竭力鼓吹的“社会化”也化为泡影。

    防御性暴力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鲍威尔作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国会议员,是奥国的一个重要政治活动家。随着法西斯势力1922年在意大利掌握政权以及在德国猖狂活动,奥国也纷纷出现法西斯组织,它们不断向工人阶级、人民群众挑衅和进攻。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民主党感到资产阶级民主制遭受威胁,也感到有必要控制和引导工人群众对法西斯势力的义愤,避免暴力冲突。适应这一需要,鲍威尔提出了“防御性暴力”的论点。鲍威尔认为,无产阶级固然应当通过民主手段和平地夺取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采取暴力破坏民主制,无产阶级就只好使用暴力来捍卫民主制;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果资产阶级用暴力进行反抗,无产阶级也就只好用暴力镇压,以保卫自己的政权。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使用暴力都是迫不得已的,因此是防御性的。在鲍威尔和麦克斯·阿德勒等人的影响和坚持下,奥国社会民主党1926年在林茨举行的代表大会同意在党的纲领(即所谓“林茨纲领”)中使用“国内战争”、“专政手段”等字眼,体现了“防御性暴力”的思想。鲍威尔夸耀这一纲领,说它是“明智的现实政策和革命热情的结合”,认为它表述和总结了党在战后时期的重大理论观点,它代表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还在工人中成立了称为“共和国保卫同盟”的武装组织。表面上看来,工人群众通过这一组织用大战结束时落入人民手中的武器装备了自己,但是它处于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严密控制之下,并不能名副其实地发挥作用。

      鲍威尔等人的这些言论和行动给自己披上了“左”的外衣,在一定程度上赢得和保持了工人群众对他们的信任。实际上,鲍威尔是非常害怕国内战争的。他只是在理论上承认工人阶级在一定情况下有使用暴力的必要,但在行动时总是劝告工人群众忍让和等待。例如,1927年7月,维也纳陪审法庭公然判决一起法西斯凶杀案的凶手无罪释放,因而引起人民群众的公愤。维也纳各大工厂工人自发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以示抗议,政府悍然出动武装警察镇压,枪杀了几十名工人。在这场斗争中,鲍威尔等人唯恐工人的斗争一发不可收拾,匆匆调动“共和国保卫同盟”的部分成员协助政府控制群众,事后又徒劳地请求政府给死难者家属抚恤,对被捕者实行大赦等等。由于鲍威尔等人的妥协退让政策,这次斗争终于失败。甚至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次斗争的失败就是鲍威尔的“防御性暴力”幻想的失败。在这以后,鲍威尔对待法西斯反动派的态度基本不变。1934年2月,法西斯政府加紧对工人阶级进行镇压,在社会民主党领导继续妥协退让的情况下,维也纳的保卫同盟成员自发举行起义。由于力量薄弱以及缺乏正确的领导和组织,起义很快失败。起义工人遭到残酷镇压,白色恐怖席卷全国,社会民主党也被查禁。鲍威尔本人被迫流亡到捷克,在布尔诺继续出版《斗争》杂志,并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秘密组织保持联系,给予支援。1938年5月,希特勒吞并奥国并威胁捷克,鲍威尔匆匆移居巴黎,不久就在那里病故。

    第二半国际
      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鲍威尔一贯鼓吹中间道路。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后,各国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于1920年重建第二国际。这时鲍威尔表示,“要尝试把象我们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国际工人运动中派的那些党集合起来,这些党在右面同所谓第二国际所体现的改良主义,在左面同所谓第三国际所体现的布尔什维主义都保持同样的距离。”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奥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一同发起成立“社会党国际协作委员会”即所谓第二半国际。但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偏向第二国际的,并终于在1923年和第二国际合并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鲍威尔一直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局的成员,曾多次在它的代表大会上担任国际工人运动政策的主要报告人。鲍威尔认为,布尔什维克和第三国际实行了分裂工人运动的政策,削弱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他又对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这是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他坚持自己关于民主和专政的理论,设想苏联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会逐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扩大民主。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决议,并宣布愿意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就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问题进行谈判。当时已流亡国外的鲍威尔对此是表示欢迎的。由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部右派各党反对,谈判未能取得积极成果。

    评价

    鲍威尔在晚年提出了所谓“整体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在流亡捷克期间写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一书中论述了世界经济的危机、民主制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危机,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办法,这就是“整体社会主义”。他说,整体社会主义是“既把社会民主主义又把共产主义结合在自身中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它可以克服改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超越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僵化观点”,进而统一世界工人运动。他认为,奥国社会民主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维也纳市政府执政时所取得的社会改良成就,以及奥国工人在1934年2月举行的反法西斯武装起义说明,奥国社会民主党是体现了整体社会主义思想的。由此可见,整体社会主义就是鲍威尔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一贯倡导的中派路线的理论概括,也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表现形式。鲍威尔夸大了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成就,却回避了党和他本人所犯的错误,这说明他并没有从他的党和他自己的实践中充分吸取教训,找出新的道路。所谓“整体社会主义”虽然给自己提出很高的目标,实际上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也没有发生多大影响。

    奥托·鲍威尔_百度百科

    2011年9月14日星期三

    自由 光诚



                                       
                                        自由 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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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链接

    杭州自由作家陈树庆出狱 继续坚持信仰

     

    杭州自由作家陈树庆

    杭州自由作家陈树庆出狱 继续坚持信仰

    浙江杭州自由作家、民主党成员陈树庆于今天(13日)出狱,他被杭州市国保及狱方工作人员直接送回家里,让前往监狱迎接他的家人和朋友扑了空,最后他们只得折返回陈树庆家中会合叙旧。

    陈树庆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今天早上6.30分左右准备出狱时,狱方对他带出监狱的书,一页页搜查,看看有什么东西。拖到7点多,他在监狱里面坐上了一辆警车,在大门口有一辆警车开道,后面有一辆国保的车,把他送回家里。

    虽然杭州民主党成员朱虞夫、王荣清等人,较早前已受到当地国保警告,不许他们前往监狱迎接,但今天早上,朱虞夫、王荣清、王荣耀、昝爱宗、邹巍等十多位朋友,仍到监狱迎接陈树庆。

    因信仰曾遭到当局冤狱9年的浙江民主党成员朱虞夫说:“今天早上五、六点钟,我就从家里离开。因为前天国保跟我讲过,杭州市国保反对我们去接。7.30分左右,我们赶到监狱门口,我就打电话给他(陈树庆)的太太张冬红,她也没接到,警察告诉她,监狱已经把陈树庆送回家了,后来我们就直接去他家。”

    重获自由的陈树庆非常乐观,他表示,他将继续坚持他的信仰。“中国只要没有实现民主,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努力,全世界大多数民主国家的人民都享受到民主自由,但我们国家的老百姓,包括我自己,还在一党专制下,那是一种耻辱。”

    陈树庆刚入监狱,主要做箱包生产过程中的帖胶工作,每天工作近12个小时,晚上还要进行政治学习。如果长期接触胶水这样的有毒物质,对他的身体健康将造成伤害。由于家属及外界的关注和呼吁,他后来转到食堂打杂,每天工作10小时。

    陈树庆表示,“这几年在监狱,每个月,我爱人都来看我,民主党成员和外界的朋友一直都在关注我的状况。我的身体还好,谢谢外界对我的关注。”

    对于国内异议人士的遭遇,朱虞夫表示,抓人不能解决问题,被抓的人没有一个人改变信仰,没有一个人放弃自己对民主事业的追求。当局应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做法,其实这是一场闹剧,共产党制造了一场丑剧。

    而在9月14日,杭州民主党人吴义龙也将服完11年的刑期出狱。

    陈树庆背景

    陈树庆,男,1965年9月26日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市新登镇,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理学硕士,1999年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负责人之一。曾参加86浙江学生运动,89全国民主运动。1998年7月参加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

    除了撰文评论时政,向中共提出意见,近年还在网上积极声援维权,包括发起签名活动。陈树庆因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多次受警方传讯,骚扰。

    2006年9月14日,陈树庆被杭州市拱墅公安分局从家中带走;10月17日下午,陈树庆的妻子张东红收到《杭州市公安局逮捕通知书》,称陈树庆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羁押在杭州市看守所。12月,杭州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将案卷移送杭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2007年3月2日和4月14日,杭州市检察院两次将案卷退回杭州市公安局补充侦查。

    2007年7月17日,陈树庆案在杭州中级法院开庭。陈树庆在法庭上作了无罪自我辩护,但他的多次发言都被法官打断。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认为我是没有罪的,我要求法院判我无罪。”

    2007年8月16日,陈树庆被杭州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陈树庆被逮捕后,多位杭州民主人士被传讯,传讯的内容都是关于陈树庆的活动细节,以及与他们的交往情况,尤其是陈树庆参与高智晟发动的绝食斗争的有关情况以及在网上发表抨击中共政权的有关文章。

    2011年9月13日星期二

    埃及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学生身上学到了什么?


    外交政策 埃及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学生身上学到了什么?

    核心提示:埃及革命所采取的战术直接来自CANVAS的培训课程。到塞尔维亚接受非暴力抗争培训的埃及四六运动成员阿德尔在接受半岛英文电视台2月9号的采访中,这样描述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经历,“我在如何进行和平示威、如何避免暴力以及如何面对来自安全部队的暴力……以及如何有组织的使人民走上街头方面受到了训练”。
    原文链接:Revolution U:what Egypt learned from the students who overthrew Milosevic
    来源:《外交政策》
    作者:Tina Rosenberg
    发表时间:2011年2月16日
    译者:@Freeman7777,@toxola,@Ytblf

    2008 年年初,埃及马哈拉(El-Mahalla el-Kubra)工业城(mill town)国有纺织厂的工人宣布,因为物价高涨和薪水微薄,他们打算在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出来罢工。这件事情引起了一帮子在首都开罗,娴熟于各类技术应用的年轻人的注意。于是这群年轻人在脸书(Facebook)上开设了一个团体,准备于4月6日,在整个埃及组织声援性的抗议和罢工行动。令他们震惊的是,这个脸书团体很快就有7万人加入响应。
    但是在网上搞活动,和在街上搞活动,还不是一码子事。在马哈拉的工人罢工行动中,警察占领了工厂,对罢工加以阻止。结果示威转向暴力:抗议者们放火烧了不少建筑物,警察们则开始开枪镇压,至少两个人死于冲突。与此同时全埃及的连带抗议(solidarity protests)在大多数地方都被警察所封锁,最终失败。脸书组织者一直都没有在抗议战术上达成一致——人们是应该留在家里还是应该上街。人们当时知道他们都想要做些事情。但没人对那种事情到底是什么有清楚的想法。
    4 月6日的抗议表现得相当拙劣,抗议运动的领导者随后就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该抗议成了社交网络作为一种民主革命工具所存缺陷方面的客观教训(object lesson)。脸书可以把成千上万的线上同情者聚到一起,但一旦到了线下却无法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召集民众方面,脸书是一种有用的通信工具,但是把民众召集起来之后去做什么呢?四六运动的领导者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他们决定从其他有过这方面经验的人身上加以学习。在2009年夏天,穆罕默德·阿德尔(Mohamed Adel),这个20岁的博客作者和四六运动的活动人士,去了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
    在贝尔格莱德有一个组织,名为“应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Non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简称CANVAS)。该组织是由在1990年代晚期反对米洛舍维奇的起义中学到经验的年轻塞尔维亚人所运作的。在把米氏赶下台后,他们就着手开展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即如何将自身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其他国家。对于世界上的独裁者来讲,他们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都指名道姓的谴责了他们。(一位CANVAS 的领导者对我说“他们认为我们把革命装在了行李箱中,是我们这些外人的运作才把革命带到他们国家的”。)但是对包括津巴布韦、缅甸、白俄罗斯、伊朗的年轻一代民主活动人士来讲,年轻的塞尔维亚活动人士就是英雄。他们已与50国以上的民主倡议者展开了合作。在如何与世界上最坏的政府较量方面,他们向各类年轻人团队给出了建议,并且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叙利亚占领的黎巴嫩、马尔代夫以及现在的埃及,那些接受他们建议的年轻人都获胜了。
    在贝尔格莱德,阿德尔接受了一星期的非暴力革命策略方面的训练。他学会了如何组织人民——不是在电脑上,而是在大街上。最为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如何培训其他人,于是他返回埃及并开始教导其他人。“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和另一个相似的被称为Kefaya的组织,成了促成穆巴拉克总统于2月11日辞职的为期18天和平起义的最为重要的组织者。地缘政治集团Stratfor在2月3号的一份报告中曾说道, “四六运动和Kifaya实际上就是在把抗议者组织起来并且走上街头方面扮演领导角色的团体。”他们所采取的战术直接来自CANVAS的培训课程。阿德尔在接受半岛英文电视台2月9号的采访中,这样描述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经历,“我在如何进行和平示威、如何避免暴力以及如何面对来自安全部队的暴力……以及如何有组织的使人民走上街头方面受到了训练”。 身为CANVAS领导人之一的 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则这样告诉我,“我们对他们如此年轻就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感到相当讶异。”
    当非暴力革命横扫从突尼斯到埃及这些长期统治的非民主政权并威胁到附近的阿尔及利亚、巴林、也门的统治者时,世界的关注点被革命的肇因即压制性统治下生活的世代,以及革命所利用的工具如脸书和推特这种社交网络站点所吸引,这些因素鼓舞了造反浪潮。但是作为四六运动的成员却了解,单单这些因素并无法形成一场革命。那什么才形成了一场革命呢?在过去,不满群体利用了地缘政治的横扫力量:拉美政权以及前苏联集团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超级强权对于独裁统治支持的撤销以及自由主义的民主作为一种全球理想得以巩固的产物。但是全球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结束了,然而大量独裁者却仍然存在——面对这种情形我们该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数量不断增加的独裁国家的民主活动人士而言,就是要向CANVAS学习。CANVAS比其他民主团队做得更好,该组织已打造了一个具有持久性的非暴力革命的蓝图:如何做才能将少量民众发展为一场群众运动,然后去推翻一个独裁者。CANVAS已经思考了如何把犬儒、被动以及恐惧的公众转变为活动人士。其强调团结、纪律和计划——这些战术对任何军事行动而言均是基本的,但却往往被非暴力革命者所忽略。独裁统治期间有着许多时刻足以激发公众的怒火:石油价格的飞涨、反对派领袖被暗杀、自然灾害后政府的腐败冷漠,或仅仅是警察没收街上小贩的手推车。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愤怒是无济于事的——它至多只会突然爆发一下,并不会给非民主的统治者造成很大挑战。只有有所准备的对手才能够利用这些愤怒时刻去推翻一个非民主政府。
    CANVAS 的一位前教官伊万·马洛维奇(Ivan Marovic)在几年前于华盛顿曾对我说道,“革命往往被认为是自动自发的。似乎人民只要跑到街上就会出现革命。但革命其实是长达数月或数年提前准备的结果。直到某个时点时机才会成熟,此时你才可以组织大众示威或罢工,这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事情。如果这类行动仔细计划过,那么到它们开始之时,所有事情在数周之内就可以搞定 ”
    CANVAS 几乎是第一家向独裁政权治下的人民传授可被用来推翻独裁统治技能的组织;自冷战初期以来,美国政府及其盟友一直都在资助全世界的民主推广组织。我在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和桑地尼斯塔时期的尼加拉瓜两个独裁政权统治之下都生活过,并访问过大约十多个其他独裁国家,我见到了大批埋头工作负责民主推广的人士并且我本人也做过选举监督员。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足以媲美CANVAS的组织。
    传统的民主推广团队喜欢与具有良好信誉的反对党以及公民社会团体协作;但CANVAS却喜欢与后起之秀合作。他们的理论是,独裁者统治下的建制式政党(established parties)及组织往往过于懈怠腐化以至无法推翻独裁者,相反此希望只能寄托在理想主义的局外人——往往是学生身上。塞尔维亚那些活动人士并不是通常那种来自富裕国家西装革履的高新顾问;他们更像是外表骄傲、自大的学生。他们带来了牛仔般的招摇。他们洋溢着成功的感觉。每个他们所教导的人都想要做这些塞尔维亚活动人士曾经做过的事情。
    如果CANVAS的做法撕碎了旧式民主推广的剧本,那是因为该团体的领导者已经从他们自身第一手的经历中,制作了一个全新的民主推广方面的剧本。该团体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98年10月在贝尔格莱德一家咖啡厅召开的会议,在那里波波维奇(Popovic)——这位身材高大、一身锐气的25岁男子,贝尔格莱德大学海洋生物系的学生——把志同道合的几位学生召集起来。那时候,米洛舍维奇已经在位9年时间,并且统治基础已经根深蒂固。他那时已发动且输了三场战争,并正在发动第四场战争(科索沃战争)。波波维奇及其朋友多年以来一直都活跃于学生抗议行动。他们已经连续游行了100天,但收获却微乎其微。波波维奇回忆道,“那是一场与陷入绝望状态的老友的聚会。我们当时处在消沉的谷底。”
    学生们把自己命名为“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并开始思考革命。首要以及最为艰巨的障碍就是国人的态度。由反对派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塞尔维亚人都希望米洛舍维奇滚蛋。但他们同时却认为米氏下台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至少是尝试起来太过危险的事情。塞尔维亚现存反对派绝不会从下述情形中得到激励:甚至反米洛舍维奇的政党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政党领导者个人野心的工具。
    但是Otpor的创办人意识到年轻人将会参与政治——如果让他们有英雄般的感觉并品尝到酷的滋味,使他们成为大事件中的一员。那是一场后现代的革命。“我们的产品是生活方式,”马洛维奇向我解释道,“我们所推动的运动无关乎各类议题,而是关于我的认同。我们试图使政治变得性感、诱人。”传统政客将其工作视为做各类发言而追随者的工作则是聆听;Otpor选择了集体领导,根本不进行公开发言。如果说该组织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那里获得过什么灵感,那么它也从可口可乐——以其简单、强有力的讯息以及强大的品牌——那里获得了线索。Otpor自身的logo是一个极有风格的握紧的拳头——以一种讽刺、嘲笑的方式借用了二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游击队以及世界各地共产党的象征。
    Otpor 避开了传统的游行、集会方面的反对战术——部分出于迫不得已,因为该团体还没有能力动员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摒弃了政党的严肃性(gravity)及夸夸其谈,Otpor转而选择了电视秀那样的感性和直观,其领导人成长时期一直在看巨蟒剧团之飞翔的马戏团节目(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其日常活动包括使政府看起来很愚蠢并赢得反对派媒体报道的街头戏剧以及恶作剧。风趣并不总是能实现,但它一直都是各类活动的目标。最引人注目的表演是画有米洛舍维奇照片的石油桶。Otpor就沿着热闹的大街滚这个石油桶,只要人民在桶的插槽插入一枚硬币就可以用球棒击打米氏的照片。这是 Otpor最喜爱的一种恶作剧,也是一种让当局陷入两难的举动:这种作为使得米氏政权怎么做都会遭受谴责。如果政府让石油桶继续滚下去,它会看起来很虚弱。但是当警察介入,情形也没有变得更好:Otpor成员逃走了,而反对派电视隔天就会展示警察“逮捕”一个石油桶并把它载到警车上的照片。举国上下皆在为这种恶作剧窃笑——并且都在支持Otpor。
    不是试图避免逮捕,相反Otpor决心主动招惹警方并利用这些恶作剧形成运动的优势。虽然警方会粗暴对待Otpor成员,但很少对他们施以酷刑并且许多被捕的成员甚至都不会被留置过夜。当任何Otpor成员遭到逮捕时,该组织都会派遣一个嘈杂的人群到警察局外面街道去等候。被捕者从警察局走出来的时候会发现一大堆反对派媒体的记者以及一群欢呼他出狱的朋友。年轻人竞相攀比谁被逮捕的次数最多。如果身着Otpor拳头LOGO素雅的黑色T恤使你成了革命的内部人,那么遭到逮捕就使你成了一个摇滚明星。曾把自身看作是受害者的民众学会了把自身看作英雄。
    在建立两年之后,Otpor已经由11名成员变成了人数超过7万人的组织。克林顿行政当局驻巴尔干地区特使詹姆士·欧布莱恩(James O'Brien)说,“Otpor当初所作的永远不会被遗忘的象征性事情是,他们使塞尔维亚人相信公开宣称米氏政权并非不可战胜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是之故,许多塞尔维亚人都享有一种变革可能到来的感觉。”到米洛舍维奇2000年9月再次竞选南斯拉夫总统职位时,Otpor长期的抗议行动以及米洛舍维奇的镇压企图——已经削弱了总统的知名度并且有助于团结反对派,也给他们壮了胆。当米洛舍维奇拒绝承认被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科什图尼察(Vojislav Kostunica)击败时,Otpor有纪律的非暴力活动的示范性及其组织起来的大量活动人士,在说服塞尔维亚安全部队违背米洛舍维奇要求对抗议者射击的命令方面起了至关紧要的作用。2000年10月7号,四面楚歌的米洛舍维奇辞职了。
    之前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对于年轻的塞尔维亚人来讲,下一步就是思考如何输出革命经验的问题。
    米洛舍维奇下台后数月内,Otpor的领导人开始接到其他国家民主活动人士的邀请,他们渴望复制塞尔维亚革命运动的成功。Otpor的创始人之一斯洛博丹· 迪吉诺维奇(Slobodan Djinovic)开始前往白俄罗斯,与那里的一个学生运动秘密接触。然而,该运动很快被当局渗入,并最终失败。
    迪吉诺维奇在格鲁吉亚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该国一群年轻人建立了一个名为Kmara!(意为“受够了!”)的运动组织。2002年,迪吉诺维奇以及Otpor 的其他领导人开始在塞尔维亚拜访并款待Kmara!组织的学生。在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前苏联官僚,1995年起出任格鲁吉亚总统——窃取了格鲁吉亚2003年11月的大选之后,Kmara!组织所领导的一次以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著称的运动迫使谢瓦尔德纳泽下台。随之而来的是乌克兰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此次革命中,前Otpor 活动人士投入几个月的时间为乌克兰青年组织Pora(意为“是时候了”)出谋划策。
    在 2003年前往非洲南部为津巴布韦人士提供培训途中,迪吉诺维奇和波波维奇决定成立CANVAS。当时波波维奇已是一名议会成员,但他于2004年辞去该职务,更乐于成为一名组织者和革命者。迪吉诺维奇则于2000年建立了塞尔维亚首家无线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并很快成为一名行业巨头。今天,迪吉诺维奇掌管着塞尔维亚最大的私人互联网和电话公司,并自掏腰包为CANVAS提供大约一半的运营资金,同时还承担着一半的非暴力训练课程班(raining workshops)的费用(CANVAS 有六名职员。教官们来自五个国家,均是成功民主运动的资深人士,他们签约成为领取酬劳者。CANVAS 参加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名为“人道行动”(Humanity in Action)的国际NGO组织以及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自由之家组织(Freedom House)所出资开展的一些非暴力课程班。但CANVAS 更倾向于与美国保持距离,部分源于Otpor的经历。与反对米洛舍维奇的所有派别类似,Otpor接受美国政府的资助,但却谎称没有。随着米洛舍维奇的下台,当真相被揭穿时,许多成员感到被出卖而纷纷离开了Otpor)
    CANVAS 的大部分工作均与来自中度压制型国家的民主人士合作开展,这些国家占到世界上独裁国家的大多数。CANVAS的所有成功案例均是如此;这些塞尔维亚人帮助推翻了稳固性较低、容易推翻的的独裁统治。无论怎样描述,谢瓦尔德纳泽治下的格鲁吉亚均非北朝鲜。因此,在去年,我决定对波波维奇和迪吉诺维奇与一群来自对他们所持观念最具挑战性的国家的活动人士之间的合作进行观察,这个国家便是缅甸。
    1962 年,奈温将军(Gen. Ne Win)所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终结了缅甸自14年前独立以来一直实施统治的民主政府。政变至今的半个世纪中,缅甸人可以合理期待形势改观的短暂时刻仅有那么几个。1988年爆发了持续数月的反政府示威,但以军队对数千名抗议者的杀戮收场。两年后,缅甸举行了政变以来首次大选。但当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赢得压倒性胜利时,当局宣布选举结果无效。
    大众抗争直至2007年再次发生,当时政府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取消了石油补贴,一些燃料价格上涨了500%。佛教僧侣们抗议物价飞涨,不料却遭到安全部队的殴打。在仰光,一位名叫阿信·科维达(Ashin Kovida)的僧侣忍无可忍了——这是一个个头不高、语音柔和的24岁男人。他卖掉了自己的法衣,用这部分钱制作并复印了一份传单,邀请仰光寺院的僧侣上街游行。2007年9月19日,大约400名僧侣开始游行,学生也参与进来,此次游行即著名的“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以僧侣法衣上的一种颜色命名。
    如今流亡海外定居加利福尼亚的科维达告诉我,当时他从描述米洛舍维奇下台的纪录片《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中得到启发,该纪录片有缅甸语字幕,在国内秘密流传。他认为政府没有胆量向僧侣开枪。但他错了。几十个人被杀害,数千名僧侣和尼姑被逮捕;其中一些人被判处超过60年有期徒刑。缅甸的反对派再次归于沉默;2010年11月举行了大选,但国家仍换汤不换药。
    然而,仍有部分缅甸人愿意冒险追求真民主。去年,这部分人中的14名成员(大部分非常年轻)聚集于缅甸境外一家旅馆的会议室中,参加CANVAS组织的一期培训。这些人由缅甸一位资深反对派活动人士召集而来,该名人士要求对其仅以绰号K2相称。(一名记者兼摄影师的在场事先经过了谨慎磋商,以保护参加者的安全:我不能道出这些缅甸人的身份,或提及该培训的日期或地点。)
    这对塞尔维亚人而言是一个新领域——在此之前CANVAS曾与缅甸流亡人士合作,但现在面对的是居住在缅甸境内的人们。这些塞尔维亚人担心这一事实:缅甸学生们彼此互不相识。不信任是致命的。波波维奇曾对来自津巴布韦的一个群体进行培训,该群体既有反对派政党的年轻人,也有非政府团体成员。他们均反对独裁者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但相互之间也充满怨恨。“无休止的战争”,波波维奇这样描述道。在类似于缅甸这样的国家,人们对不相识的人充满恐惧。塞尔维亚人认为这是个麻烦。
    当然了,缅甸也非乌克兰。民主运动发育程度越低,前期准备所需时间也越长。塞尔维亚人认为,格鲁吉亚和越南活动人士的学习领会速度最快。而缅甸学员的反应更类似于其他来自极权国家的学员。“白俄罗斯,”迪吉诺维奇摇着头说,“那些白俄罗斯学员异常顽固,难以推动——他们极端消极。在他们眼中看不到火花。”然后是北朝鲜学员:“在首尔的一个大型旅馆中,他们大多是年轻学生,”波波维奇告诉我,“我们进行了两天培训,却无从得知他们究竟进展如何。人们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他们坐着,如石碑一般。太糟糕了。”
    面对非洲、拉丁美洲及格鲁吉亚学员,CANVAS的教官们在培训中自由放松而充满活力——“塞尔维亚风格”,波波维奇这样称。而面对来自亚洲、中东及东欧大部分国家的学员,教官们的培训则试图更为正式。虽然培训风格需要调整,但课程内容均相同。该课程针对最初的两场进行中的斗争而设计,并在斗争中发挥了作用,即发生于津巴布韦和白俄罗斯的斗争——两国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都有所不同。迪吉诺维奇说,中东学员有时认为非暴力战略不适用于伊斯兰世界。但 CANVAS在前苏联地区之外所取得的仅有的成功发生于黎巴嫩和马尔代夫,二者显然是穆斯林国家。
    当波波维奇问缅甸人“希望从为期一周的培训中学到什么”时,他们的答案集中于两个问题:动员民众和克服恐惧。“我们对所做的事情感到恐惧”,一位高个男士说,“我们有‘无力’感。我们从未尝过自由的滋味。”一位年轻女士指出,缅甸政府将所有五人以上的集会视为非法。“非暴力斗争异常危险,”她说。
    缅甸正在展示CANVAS在那些缺乏有效反对派历史的国家中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消极被动、宿命论以及公民的恐惧。CANVAS的最有用经验便是如何摧毁这些障碍。“每一期课程班都有人找到我对我说‘我们国家的情形截然不同’,” 迪吉诺维奇告诉那些缅甸学员。学员们的笑声紧张不安。但这些缅甸学员明白:任何人如果狂妄到在大街上推着画有缅甸统治者丹瑞(Than Shwe)头像的石油桶供仰光公民击打的话,他所冒的风险并非几小时的监禁,而是数十年监禁。塞尔维亚人对此可能说些什么呢?
    事实证明,可说的有许多。一些学员表示,非暴力在他们看来意味着消极被动——也许在道德上占优势,但失之天真。波波维奇以孙子(Sun Tzu)的话对非暴力进行描述:“我希望你们将非暴力斗争视为一种战争形式——唯一区别在于不使用武器,”他告诉学员们。这是个新观点。他认为,非暴力道德与否无关紧要:它是一种战略需要。当然,暴力是每一位独裁者的看家本领。Otpor的创立者们也明白,藉由暴力不可能赢得广泛支持——每一次民主斗争最终都需要争取中产阶级,并至少使安全部队保持中立。
    迪吉诺维奇和波波维奇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另一个神话:即非暴力斗争等同于发动大规模群众集会。两人警告说,游行和示威应当保留到最终赢得大多数群众支持之时。游行是危险的——如果参加人数稀少,运动的可信度就会丧失。并且游行期间,人们会遭受逮捕、殴打及枪击。当局将试图煽动暴力。一次糟糕的游行会毁掉整个运动。波波维奇认为:“在仰光举行任何集会都是愚蠢的,”人们对此均表示认同。
    但如果不搞游行,还有什么呢?塞尔维亚人向学员们展示了系列纪录片《一种更强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的剪辑片段,该纪录片事关非暴力斗争:甘地领导的食盐游行(Salt March)、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以及美国民权运动期间的餐厅静坐抗议及公车杯葛运动(bus boycott)。波波维奇指出了这些运动所涉及的计划,并让学员们列出他们所看到的斗争策略:发传单、举标语、静坐抗议、抵制、罢工纠察(picketing)、音乐。“南非和缅甸有一个相似点:缺乏自由媒体”,波波维奇说,“因此怎样传播消息呢?”
    “通过歌曲”,一位小胡子男士说。“通过祈祷和葬礼”,一位性格坚强的中年妇女说,她在学员中年龄最大,其他人喜欢叫她阿姨。波波维奇抓住机会发问:“那么,利用葬礼有何引人之处?”“这是人们可以聚会的唯一场合,”一位年轻人说。
    “葬礼对你们的对手而言是个棘手的问题”,波波维奇说。在津巴布韦,五人以上的聚会被禁止,但一个有5000人参加的葬礼呢?只要与运动相关的任何人去世,他们都会聚集并吟唱——而警察不会介入!向葬礼发射催泪瓦斯的确是个问题。
    塞尔维亚人的下一个想法来自美国理论家吉恩·夏普(Gene Sharp),他是《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该书最初于1993年在泰国出版,为缅甸异议人士而写)一书的作者,被称为非暴力领域的克劳塞维兹(Clausewitz)[1]。 2000年春,波波维奇经由罗伯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的引介而首次接触夏普的思想;赫尔维是前美军上校,1980年代在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担任防务专员(defense attaché),之后从对武装斗争的迷恋中幡然醒悟。当Otpor成员们见到赫尔维时,这一运动组织已有20,000名活跃成员,并有着令人惊叹的声誉。但该团体遭遇了瓶颈——运动正在发展,而其领导人不明白如何将这种发展转变为米洛舍维奇的下台。
    赫尔维向他们展示了如何实现这种转化。他对夏普的观点进行了阐明:统治政权的维系有赖于被统治者的服从。民主运动的目标应是说服人们放弃这种服从。夏普解释说,政府犹如建筑,由支柱支撑。Otpor必须将米洛舍维奇的支柱推向反对派阵营。
    事实上,Otpor在争取米洛舍维奇的两个重要支柱方面已取得良好进展。其一是老人:老年人向来是米洛舍维奇的基础性支撑,但当局对Otpor的16岁成员的持续逮捕——以及政府认为学生是恐怖分子的狂热指控——正在惹恼祖母们。另一根支柱是警察。一开始,Otpor便将警察当做未来的盟友(allies- in-waiting)。Otpor的成员们向警察局赠送饼干和鲜花(有时会附赠一个电视摄像机)。在对抗中,他们向警察欢呼而非嚎叫。
    塞尔维亚人将这种理念详述给缅甸学员,并增加了一个步骤:即权力图表(power graph),这是迪吉诺维奇的发明。他让学员们列出缅甸具有不同社会影响力的群体,然后制作每个群体对政权的历时性忠诚度图表。该想法意在搞清楚哪个群体已经动摇,以及缅甸最近的哪些历史事件引发了这种变化。通过这种方式,学员们可以收集线索,以发现谁才是最有利的同盟军。
    学员们站在缅甸的警察、工人、妇女以及其他群体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他们最需要什么?所汇编出的清单从各个群体的自利角度而言是可预期的:学生需要私人学校,商人需要可信赖的银行系统,农民需要粮食补贴。令人感兴趣的是表中所未包含的东西。“民主在哪里?人权呢?”,波波维奇指着钉在墙上的清单说,“人们不在乎这些东西。通常政客们才会将那些与民众不相关的东西挂在嘴上。还记得甘地的食盐游行吗?关键之处并非‘英国佬滚出去!’——没有那么正式,而是‘我们想要做盐’”。
    到了周三,塞尔维亚人十分担心。“他们彼此不信任对方,” 迪吉诺维奇在午餐时告诉我。缅甸人周二晚在K2的旅馆房间里举行了一次通风会。他们相互自我介绍,并为团队制定了规则。他们在应对缅甸当局方面拟定了统一口径。之后,他们用吉他弹唱《风中之尘》(Dust in the Wind)等歌曲,直到凌晨3时才散去。
    第二天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周三的课程是关于放弃以集会、示威、游行为主的集中战术,代之以低代价、低压力及低风险的分散策略。塞尔维亚人谈到了智利的cacerolazos[2]—— 或敲锅集会——这可以让人们知道他们的邻居也是反对皮诺切特的。他们讲解了困境行动(dilemma actions)的概念,如Otpor使用石油桶的手段。“由小事做起,如果成功了,你就会有信心一个接一个的做下去,”波波维奇说。“你招集人员,培训他们,保持他们的活跃度。你出击,宣告胜利——或滚蛋。如果行动成功,人们就会来找你。通过参与小的成功,你会建立自信。非暴力斗争改变了人们对自己的认识。”
    缅甸人似乎没有被说服。“所以,我们都将在某个特定时间在窗口点上蜡烛,”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他们可能无法逮捕10000人,但他们会选择一个可怜的家伙,逮捕他全家——甚至包括他的孩子。”
    波波维奇表示同意。“是的,即使这种策略风险较低,但只要它是政治性的,你们仍会有问题,”他说。“但如果所针对的问题是政府的电力供应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呢?”
    当缅甸学员们分成小组来发明自己的困境行动时,第一组认真考虑了这一建议。他们决定从处理垃圾问题入手,当时仰光政府已经停止了垃圾收集工作。成员们计划一开始由20个年轻人组成的小组着手这一工作,提供手套和口罩,并试图招募其他人加入进来,然后他们会到市政府递交一份知名人士签名的请愿书,并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问题。
    “好,很不错。你们正在发展平行的管理机构,“波波维奇说。这是波兰团结工会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策略:不要拆毁现存机构——而是建立你自己的平行机构。“2008年纳吉斯飓风灾难(Cyclone Nargis,缅甸因这场灾难丧生的人数超过138,000人)之后,在政府不作为时,你们不是自发参与了清理尸体运动吗?现在,如果市政府不理睬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们会把垃圾扔在市长脚底下,”一个高个子男人说。波波维奇笑了起来。“或者你们可以选择一个低风险的办法——给垃圾拍照,然后拿照片给当局看,”他说。
    随后下一组来到了房间前,他们的成员面带微笑,很奇怪的脱掉了鞋子。他们的发言人,一位穿粉红色衬衫的年轻女士,兴奋地扭动着身躯,提议开展一个“光脚运动”(Barefoot Campaign),来纪念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的僧侣们——他们都不穿鞋。这个想法的起点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联系100名青年,他们要做的事很简单:光着脚去公共场所。 “我们可以从寺庙开始,”粉红衬衫说——因为没有人会在寺庙里穿鞋子。而且,人们会走过涂有颜料的地面,她说,“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衡量是否成功——只要我们看到光着脚的人以及满地的脚印。”
    “可如果当局来逮捕你们,你们怎样应对?”那位阿姨问道。该小组显然是深思熟虑过的,“为了安全,大家可以在口袋里装一双破凉鞋,拿给警察看,”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年轻男子说。“或者你还可以说,我正准备去跑步呢。”
    高个男子制止了他们的兴奋,“如果当局看到你留下的脚印,他们就会知道并逮捕你。”
    “如果我们在晚上去,他们就不会知道是谁了,”娃娃脸男子说。“动手吧!”,他将拳头挥向空中,大家都笑了起来。
    但是,这些脚印是一个问题——它确实会指引警方找到猎物。一位穿薄纱衬衫、说话轻声细语的年轻女士开口了。“这儿有很多流浪狗和流浪猫,”她说。“我们可以在它们的住处前倒上颜料,让它们也开展光脚行动。”猫、狗民主战士!其他人面面相觑,开始敬畏起自己的卓越才智,随即掌声在四处轰然响起。
    临近周末,学员们观看了缅甸起义(Burma VJ)——2008年由丹麦导演安德斯·奥斯特加德(Anders Ostergaard)拍摄的纪录片,这部影片讲述了一群缅甸秘密视频记者的故事,他们拍摄的影片被偷运出境,这些影片往往是外界获知缅甸当前情形的唯一途径。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袈裟革命期间,它在缅甸是珍贵的违禁品,大多数与会者之前曾看过这部片子。这部影片是一份希望和勇气的证明,它记录了许多缅甸人视作自己人生高点的数星期的过往。不过在经过CANVAS一周的培训后,缅甸人开始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这部纪录片。
    电影结束后,迪吉诺维奇来到房间前。“现在你们是怎么想的?”他问。娃娃脸男子瞪大了眼睛,“他们没有组织!”他说。突然,袈裟革命看起来截然不同了。他们非常勇敢,也非常鼓舞人心——同时他们又过于仓促、愚蠢和不负责任。“人们出于冲动走上街头,去要求一些无法实现的东西,” 迪吉诺维奇告诉他们,这或许不够温柔,因为他推倒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我们的建议是,”他缓缓地说,“你们所要考虑的非暴力抗争,应该与你们在这部影片中所看到完全不同。”
    大家都沉默了。
    “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干了吧,”他说。
    CANVAS曾与来自50个国家的活动家共事。但它并没有导向50场革命。
    最直接的理由是,受过他们培训的人往往不是运动的负责者。像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异议人士,选择了效仿Otpor的做法。相比之下,在伊朗,虽然受过CANVAS培训的小团体进行了一些成功的行动,但绿色革命的领导人并没有采取Otpor组织的战术。
    然而,更深刻的原因是背景方面的问题。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是无法产生那种迫切需要的强大民主运动的。对缅甸人的课程班结束后,波波维奇和迪吉诺维奇很满意:学生理解了课程内容。但他们能用这些做到什么尚不清楚。在课程班的最后一天,我问“光脚运动”组的成员是否会尝试在缅甸实施这一计划。“这个策略很美妙,有价值且新颖,”他们说——但更适用于其他人。“我不确定它是否对我有用,”粉红衬衫说。
    塞尔维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压制程度并非决定性因素。波波维奇告诉缅甸学员,比政府的残暴远为重要的是自己的技能水平和坚定程度;一个组织严密、坚定的民主运动,能够逐步赢得足够的自由空间。“政治空间从未来自施舍,而往往靠征服而来,“他说。2000年在塞尔维亚开展工作相比1991年要较为容易,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派已赢得当局的重要让步。“塞尔维亚建立了那些优势,”他说。例如,它迫使米洛舍维奇尊重1996年地方选举的结果——这使得市电视台落入反对派手中。但这能否适用于缅甸?在缅甸争取政治空间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并且无人能保证这个国家会迈向正确的方向。
    然而,缅甸是个极端现象。绝大多数威权国家都更类似于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或穆巴拉克的埃及——这些威权政府允许一些反对派媒体以及政治活动的存在。举凡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尼加拉瓜、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也都遵循了这一模式。此外,尽管塞尔维亚人不能用手提箱输入革命,但他们的策略可以大大增加这种机会——即当独裁政权处于动荡时,反对派能够利用这种动荡。
    埃及的例子说明了该如何去做。早在穆罕默德·阿德尔(Mohamed Adel)去贝尔格莱德之前,“四六运动”就知道了Otpor这个组织,并使用拳头作为他们的标志。阿德尔所受的培训与缅甸人完全相同。去年四月,塞尔维亚报纸在头版刊登了某次埃及抗议的照片,示威者挥舞着“四六运动”的旗帜,上面绘有大众熟悉的拳头标志。标题赫然写着,“Otpor的拳头挥向穆巴拉克?”随着上周埃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示威者将自己的孩子放到埃及军队坦克上的照片流传到世界各地,波波维奇回顾了阿德尔的力量分析图,军队在图表上显得特别突出;他已经意识到,军队的地位至关重要,必须拔掉这一支柱。
    塞尔维亚人之后再未见过阿德尔,但年轻的埃及学生一直与他们保持着电邮联系,偶尔还会指出CANVAS提供的阿拉伯语材料的翻译错误。阿德尔带回了许多附有阿拉伯语字幕的《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的录像带,并继续下载各种书籍。他在埃及组织了迷你版的CANVAS课程班,宣讲团结、非暴力行动的纪律以及明确目标的重要性,并保持了成员的参与。
    在 1月25日的抗议活动之后,一本名为《如何聪明地抗议》(How to Protest Intelligently)的26页小册子——匿名人士编写,但人们普遍认为作者是四六运动组织——开始在开罗流传起来。它为抗议设置了目标:占领政府建筑物、争取警察和军队、抗议者互相保护。它教导人们要带上玫瑰花,呼喊积极的口号,和自己的邻人站在一起,并提醒警察他们的家人可能也在抗议者中,籍此劝服他们改变立场。它还提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比如示威者应该穿什么以及携带什么来保护自己免遭催泪瓦斯和警棍的伤害。它建议人们携带这样的标语:“警察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当局。”
    这些抗议是一个团结、宽容和非暴力原则的典型模式。各种不同群体没有使用自己的旗帜和标志,只挥舞着埃及国旗,并尽可能地用一个声音说话。示威者们打扫干净广场,并保护商店、抓住抢劫者使他们交回赃物。当穆斯林们祈祷时,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s)就在解放广场围成圈来保护穆斯林,而当基督徒们庆祝弥撒时,穆斯林们又来保护他们。他们一起拥抱士兵,手拿玫瑰迎向警察。他们戴着滑稽的帽子唱歌。这些无疑都是埃及式的,但它同时也是CANVAS教材上的内容。
    CANVAS 曾与来自几乎每一个中东国家的异议人士开展合作;该地区有着CANVAS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即黎巴嫩,同时也有着最令人沮丧的失败之一,即伊朗。波波维奇想知道即便伊朗再次出现抗议,结果会否有所不同:如果“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不是围绕选举舞弊来组织,而是代之以发起一次食盐游行,将关注点放在失业、低收入以及腐败上,结果将会怎样?伊朗很像突尼斯和埃及:有许多年轻且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人口,还有一个腐败的、依靠人们的恐惧来维系统治的威权政府。“依靠恐惧统治了数十年的政府开始变得极度僵化,”波波维奇说。“这类政权赖以为生的支柱是恐惧。一旦恐惧因素消失,人们不再畏惧警察并和军人拥抱在一起,它们就失去了自己的主要支柱。“胡斯尼·穆巴拉克无疑会沮丧地看到同样的事情。
    在缅甸,很难想象该如何做才能击败恐惧——什么可以将消极的受害者转变为勇敢的英雄——除非像粉红衬衫那样自己去做。但是,在中东,恐惧情绪已被消除,而且英雄主义正在蔓延到许多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有利因素。但为了推翻整个地区的独裁者,示威者必须从埃及学到更多——不仅仅是勇气。

    [1]克劳塞维兹是德国军事理论家,被誉为西方兵圣,其《战争论》是西方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译注
    [2]人们敲锅敲碗表示抗议的集会形式。——译注

    2011年9月12日星期一

    还王荔蕻自由

    2

    王荔蕻无罪


    毛泽东忌辰——当局装聋作哑,民间指桑骂槐

     

    中国:星期一, 12 九月 2011.

    声援山西被捕毛派分子,释放所有政治犯和异议人士,支持基层工人群众运动,捍卫民众基本民主权利
    冷路,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今年9月9日是中共前领袖毛泽东逝世35周年,名义上仍然是“共产党”的中共当局没有组织任何官方纪念活动,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主要官方报纸上也难以找到只言片语的相关新闻与评论。虽然毛泽东的画像仍然挂在北京的天安门上,存放毛泽东遗体的纪念堂仍然人潮涌动,甚至人民币上仍然印着毛泽东的画像,但是显然当局极力希望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忘却毛泽东和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与之相应的当初为纪念建党90周年曾经热闹红火的“官方作秀红歌会”也早在党庆结束未久就戛然而止。
    与官方的冷清寂寥相比,民间纪念毛泽东忌辰的活动却搞得红红火火。据统计,各地毛派分子和倾向毛泽东的群众在全国包括北京、上海、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二十个省份和直辖市举行了40多场集会、红歌会和讨论会的活动,各地参与人数从数十人到数千人不等。尤其是在山西太原、山东济南、河南郑州和洛阳等长期存在民间毛派集会和活动的内陆大中工业城市,集会参与人数都有千人以上,其中多数为中老年离退休工人,也有部分青年参与。集会内容包括向毛泽东像献花、唱包括《东方红》和《国际歌》在内的革命歌曲,朗读毛泽东语录,和演讲等。演讲内容包括痛批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派用语)、官僚腐败和反对私有化等。但各地政府当局对民间任何自发组织的活动都是如临大敌,戒备森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毛派群众与警方冲突的火爆场面。根据香港《明报》报道,9月9日当天上午半天时间内前往毛泽东纪念堂参观的人数超过四万。但是与去年一样,天安门广场执勤的警察与安保人员禁止前往毛泽东纪念堂的民众佩戴毛泽东像章和穿带有毛泽东头像的T恤。被参与活动的毛派群众称为,“红歌,当官的唱得,百姓唱不得;毛泽东,政府不想纪念,民众不准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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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9日北京毛泽东纪念堂前排队参观

    香港《明报》采访乌有之乡的负责人范景刚与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均指出当今中国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官员腐败,当局严重丧失民心。这是导致在中老年民众和部分城市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中出现思念毛泽东时代和怀念毛泽东热的根本原因。
    据乌有之乡和其他毛派网站的报道,山西太原的纪念活动中,警方不仅派出大量便衣在现场监视和拍摄,在群众唱《国际歌》活动接近尾声时,出动上百名警察和数辆警车强行清场,以“非法集会”为名抓捕活动组织者,并抢砸在场群众拍摄使用的手机和摄像机,由此引发集会者与警方的暴力冲突,9名集会者被警方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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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太原集会群众

    一名被羁押的太原集会者事后在网络上的描述,警方到达现场后就直接抢夺群众的手机和摄像机,就连踢带打将9人拽进迎泽公园派出所集中关押,手机全部被没收(释放时手机仍被警方扣留做技术处理,要到5天后才予以发还)。当晚,警方对被捕人员进行彻夜审讯,被捕者被分别带入审讯室,未开始审讯先行拳打脚踢,其中一人被打成重伤,导致胸肋骨骨折。第二天9月10日上午,警方以山西当地活动组织者李忠“主动投案”为交换条件释放8人。释放前,警方还要求所有被拘捕者签署承认错误不再参加非法集会的保证书。而李忠与另一被拘捕者则以“非法组织集会”罪名分别被处以7天和5天的治安拘留,目前仍在拘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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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太原集会者与警方冲突

    洛阳当地政府则在群众集会开始前,将活动组织者软禁禁止外出,并在群众集会的广场和毛泽东像周围广布警力设置警戒线,禁止群众聚拢和悬挂横幅,因此引起警察与群众间的冲突。据当地知情人反映,洛阳地方维稳办工作人员9月9日与10日的公众假期都不得休息,全面戒备应对毛派纪念活动。从2009年以来,洛阳当地已经有数名毛派分子被警方拘留、劳教和遣送精神病院。
    在其他地区的纪念活动中,虽然没有发生直接暴力打压,但是当局也会派遣警察到现场“维持秩序”和便衣拍摄活动场景。据海外中文新闻网站《博讯网》报道,9月9日前夕,身在北京的一批访民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9月9日当天游行纪念毛泽东,不仅游行申请未遭批准,而且大批访民遭到警方打压和驱赶,不少申请访民被强行送入收容所或遣返原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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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毛派集会的退休工人抨击政府官员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并不赞同毛泽东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毛派的改良主义诉求。我们认为,恰恰是由于毛泽东主义中的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中派主义和强人崇拜成分,为毛泽东死后的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社会和政治基础。而且,大多数毛派的“救党护宪改良主义”和“排外民族主义情绪”策略并不能真正提供社会主义出路,而是在帮助中共专制当局转移社会矛盾焦点,弱化群众的阶级认识和斗争觉悟。
    同时,我们也反对部分毛派为迎合民粹主义大搞个人崇拜,不仅组织唱红歌、读红宝书、背毛泽东语录,甚至鼓励群众通过建立毛泽东庙、叩头烧香等宗教迷信方式来强化对毛泽东“神格化”的个人崇拜。

    Image 2109

    河南集会中向毛泽东画像下跪的老者

    但是,我们充分理解和坚决支持广大群众要求恢复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我们不赞同毛时代官僚专制的计划经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民主平等的诉求。我们坚决反对中共专制当局篡用“社会主义”之名,野蛮推行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政策,残酷剥削工农群众,侵犯民众基本民主权利和残酷打压异议维权人士。中共当局当前这种不分左右,维稳第一的铁腕镇压手法充分暴露其专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呼吁立即释放被太原警方拘留的毛派活动人士李忠和其他所有被捕政治异议与维权人士。我们坚信,只有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团结广大劳动人民,通过工人阶级自下而上民主地建立独立工会和自我组织,广泛动员群众发动阶级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和专制统治;才能真正捍卫工人阶级和民众基本民主权利,才能建立公平民主的全民所有计划经济,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

    China 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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