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的确为反对派所掌控的因素——即反对派自身的技巧和能动性——对 运动的最终结果有着更大的影响。这些以技巧、能动性为基础的因素包括形成一个统一的愿景，进行战略策划，挑选合适的运动和战术，进行战术创新和战术排序， 选择特定、可实现的目标，创造有效的沟通以及打造联盟。通过了解人们忠于现状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忠诚，非暴力运动可以建构运动知识和运动经验。
作者：Carrie O’Neil
出处：哈佛大学谈判研究中心2011年4月20日举行的Brown Bag午餐演讲
翻译：阿拉伯的劳伦斯
校对：@Freeman7777
使以平民为基础的非暴力运动变得有效的因素有哪些？哪些技巧和战略选择可以让这些行动避免失败，获得成功？突尼斯和埃及的草根平民起义会继续传遍整个中东地区吗？4月20日，在谈判研究中心资助的一次说明会上，非暴力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的资深顾问Hardy Merriman提出了这些问题。
以最近在埃及发生的事件作为例子，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了解非暴力行动运作之道的分析框架。
自信对非暴力行动十分重要。2010年底到2011年年初突尼斯的非暴力抗争的成功给了埃及和其它国家的人这样一种感觉：非暴力的方法也许在他们那里也适用。这种方法为何及如何能够起到作用，汉娜・阿伦特给出了她的洞见：“宣告革命到来的权力戏剧性的突然崩溃在一瞬间揭示了民众对法律，统治者和统治机构所作的服从，只不过是支持和同意的外在表现而已。” 非暴力运动正是以这个洞见为基础，发动了抗争。要明白，大众支持和同意从各种政策和机构的战略性退出，可以产生变革的影响力。当普通人在重点事项上系统地寻找办法，以广泛的公民不服从集中自己的优势攻击政权的弱点，那么他们就可以移转社会上的权力平衡。
当群众的同意开始流失，政权也许会提出妥协，与此同时也会进行镇压，就像穆巴拉克总统在埃及和本・阿里总统在突尼斯所做的那样。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政权的妥协也许会增加反对派的自信，并导致进一步的抗争。比如，1955-56年在美国发生的蒙哥马利公车杯葛运动对民权运动在其他城市继续开展提供了一次关键的心理胜利。在埃及和突尼斯，当局的妥协也增加了反对派的动员能力。同时事实证明，镇压不仅不能结束抗争，甚至因为它巨大的花费反而会伤及政权自身。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维稳的成本不断攀升，当局就处在了一个需要让步的位置。
随着政权的支持支柱受到持续的非暴力抵抗活动的不断侵蚀，政权所能做的选择也在不断减少。政权的支持者之间——比如那些在经济上从政权获益的人与那些与政权的各种政治制度绑在的人——会开始出现裂痕。在埃及的例子中，旅游业向政治人物施压，要求一切恢复正常——即使这意味着要向反对派妥协——这样它的生意就不会受到损害。通常认为步调一致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开始分离，因为它们之间的“熔点”受到了压力。在埃及，安全部队的低阶军官同从现状中获益良多的高阶军官之间出现了分歧。Merriman认为，诸如此类的分裂，会让政权最忠实的支持者开始怀疑威权统治者统治的可持续性。尽管他们不会去支持反对派，但他们会同威权统治者保持距离，以确保在威权统治者垮台的时候，他们可以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在这一关头，威权统治者支持者的大规模叛变，以及威权统治者内部圈子之间不断扩大的距离，会有效地强迫威权统治者接受抗议运动的要求。即使政权要求镇压，安全部队也不会去执行这种命令。
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一过程的成功和失败呢？一些专家说，外生性的结构因素是抗议运动的成功基础。这些因素包括一个社会中政治空间的大小，收入分配水平，压迫者使用暴力的意志，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中产阶级的出现，一国文化的特点及其地缘政治环境。
Merriman认为，非暴力运动的结果受到上述这些结构因素的影响，但是有时候，的确为反对派所掌控的因素——即反对派自身的技巧和能动性——对运动的最终结果有着更大的影响。这些以技巧、能动性为基础的因素包括形成一个统一的愿景，进行战略策划，挑选合适的运动和战术，进行战术创新和战术排序，选择特定、可实现的目标，创造有效的沟通以及打造联盟。通过了解人们忠于现状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忠诚，非暴力运动可以建构运动知识和运动经验。
Merriman在演讲中分享了由他的同事彼得・艾克曼(Peter Ackerman)最早建构的三条战略原则：统一，规划和非暴力的纪律。这些原则都是运动能否成功的交叉指标。他提到，如果你想快速判断一场运动的前景，那么你应该问自己，“这场运动是统一的吗？有没有规划，它能在总体上保持非暴力吗？”
统一有三要素：
目标的统一：运动的目标和手段是统一的吗？
组织的统一：运动的领导者，中层组织者和地方活动人士是统一的吗？
抗议民众的统一：这场运动能够建立起同盟，把社会上的各种组织联合在一起吗？ 运动是否听取了他们想动员的人的意见？他们是否有一个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话语来吸引人们的参与？
埃及的反对派明白，他们的力量来自于他们动员不同社会背景参与者的能力。尽管有一些运动的组织者不是工人阶级，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演讲里强调工人阶级的痛苦，并在工人社区里建立组织。他们透过借鉴共享的象征、民族主义、文化，打造出一种集体认同。组织者们也广泛地团结妇女和持不同宗教观点的人民，提出诸如“穆斯林，基督徒，我们都是埃及人“的口号。比如通过这样的口号：“警察和人民站在一起。埃及万岁“，他们还打造了统一的埃及认同，并且吸纳了穆巴拉克政权的支持者的忠诚。在起义之前，穆巴拉克政权就是国家的同义词，如果你批评穆巴拉克，那么你就在批评埃及。抗议运动通过宣称“我们都是埃及”运用修辞手法夺回了埃及认同的界定权。
另一个对非暴力运动成功做出贡献的因素，是所在国家过往的非暴力行动史。过往的非暴力行动有助于在一个社会中产生成熟的非暴力行动环境。尽管还有大量关于埃及反对派战略 策划的本质还不为人所知，但是Merriman相信，过往的非暴力动员留下来的最佳做法和失败都在这次运动的战略规划中得到了相当的反映。例如，2004-05年在埃及的 Kefaya（“够了“）运动有助于转变整个国家对政权进行公开批评的心理底线。而2008年的四六运动在城市的年轻人和劳工群体之间建立了连带关系。这些抗议运动以及其它过往的非暴力动员行动都对2011年1月25日成功起义起到了铺垫作用。
在战术水平上看，有证据表明，埃及的反对派为起义进行了周密的规划。比如，抗议运动的一个主要困难是让人们亲自去解放广场。穆巴拉克试图让防暴警察在人数上超过示威者。运动组织者利用开罗无数的巷道来规划抗议路线，并在未经披露的地点进行组织，以确保比警察领先一步。他们还编制出一份名为《如何聪明抗议》(“How to Protest Intelligently”)的26页的小册子，为动员那些从未参加过非暴力行动的人做准备。这本小册子包含了一系列关于行动的内容：示威者如何行动的简单介绍，抗议着装指导，甚至还有如何应付与防暴警察对抗的说明。
组织者了解自身的实力，也知道号召每天都进行大规模的抗议将会拖垮运动自身。在其他一些的非暴力抗争的例子中，大规模的示威在数周后就瓦解了。所以埃及抗议运动的领导层错开动员，并把活动重点安排在周二和周五。在面对谈判压力的时候——很多埃及人在抗议期间失去了收入来源，因此想过回正常的生活——抗议者们正确地估计到，他们可以继续维持动员活动的时间，比政府能够抵抗的时间要长。同样了不起的是，他们为抗议民众进行组织创造了一块政治空间，并把抗议参与者内部的自组织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比如，反对派在解放广场设立了检查点，人们在那里接受搜身以防止携带武器，他们定期清理广场，并设置防御路障以减少暴力。
Merriman强调，这场运动打造非暴力行动的组织文化的能力非常了不起。如果反对派对穆巴拉克的安全部队使用大量的暴力，那么穆巴拉克的军队将会仍然保持对政权的忠诚，并参与大规模的反制抗议者暴力的行动——就像发生在利比亚的事情一样。
当人们保持非暴力的时候，他们的运动将会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埃及是这一事实的完美例证。妇女，儿童和老人都是埃及起义的重要参与者。暴力会降低一场运动可以动员的人数。暴力也会导致同敌人的最强项对抗，而非暴力的方法则会建立一个不对称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一个统一，周密计划并遵守纪律的团体会占据上风。
Hardy Merriman是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ICNC）的资深研究员。他撰写有关非暴力冲突的书，并作相关的演讲。他的受众不仅有学者，还有活动人士，组织者，以及其它的实践者。他曾合著，或者参与了下列著作：吉恩・夏普所著《发动非暴力斗争：20世纪的实践和21世纪的发展》(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20th Century Practice and 21st Century Potential)，2005年；Maria Stephan所编《平民圣战：中东地区的非暴力斗争，民主化，和治理》(Civilian Jihad: Nonviolent Struggle, Democratiza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Middle East)，2010年）；和《CANVAS 核心大纲：有效非暴力斗争指导》(CANVAS Core Curriculum: A Guide to Effective Nonviolent Struggle)，2007年。Hardy Merriman也是Meta-Activism Project的顾问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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