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的革命之路 （一）
Posted: 04月 18, 2011 in 阿拉伯之春, 利比亚纽约时报 On Libya’s Revolutionary Road
作者 ROBERT F. WORTH
地址 http://www.nytimes.com/2011/04/03/magazine/mag-03Libya-t.html?_r=1&ref=world
2月20日的Katiba军营，班加西，在受到自杀性炸弹冲击几小时后，反抗军收复该地。（本图片来自纽约时报）
（一）
在2月8日的那个晚上，Khalid Saih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坐在Tripoli郊外一辆飞驰的汽车后座上。当然，这并不由得他自己有所选择。Saih，这位瘦高个的36岁律师，是一个小小的利比亚社会活动组织的一员，该组织刚刚呼吁修宪和给予人民更多的公民权。就在他们被警察骚扰了数周之后，他和其他的3位律师被命令去位于Tripoli内政部报到。然而，就在那里，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他们被塞进一辆车内，并被告知卡扎菲将要接见他们。
几位律师当时非常恐惧。他们中没有人曾经当面见过卡扎菲。他们每个人都有亲友被卡扎菲政府酷刑虐待或是惨死狱中。在旅途中，他们联系了自己家乡Benghazi的亲友，告知他们自己的行踪，以防可能出现的监禁或者处决。为了让自己紧张的心情平静一点，他们吟唱起了面对危险时的一段祈祷词：
真主伟大
真主怜爱世间万物
我所恐惧之物，不及真主之万一
真主庇护于我
出他之外无人能保护我免于恶魔及其仆从之侵扰
真主是恶魔之前我唯一的保护神半个小时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小区的大门，门上就只有一个简单的阿拉伯文指示：Abu Sitteh马术俱乐部。小区外到处都是穿着制服的持枪警卫，和层层的铁丝网。汽车停了下来，有人上来将律师们的手机搜走，然后将他们带到一个巨大的贝都因式帐篷内，帐篷外则熊熊燃烧着一个硕大的篝火。一位侍者给他们每人送了了杯鲜骆驼奶。不一会，卡扎菲走进了帐篷，在他身后的是他的两位高层安全助理，Abdullah al-Sanousi和Ahmed Qaddaf al-Dam，两个恶名昭著的官员。卡扎菲和律师们握手，然后在办公桌前坐下。
随后的两个小时里，卡扎菲滔滔不绝的教训着律师们。他警告他们不要在利比亚，鼓励那些已经推翻突尼斯独裁者，而且正在威胁埃及Mubarak地位的示威游行。“只要关闭你们的facebook，你们要什么都可以。”卡扎菲这样说到。接着他开始长时间的喃喃自语，让律师们迷惑和窘迫不已。
随着卡扎菲演说的进行，Saih觉得自己心中的恐惧被远远的抛在一边，而一种他过去无法想象的慰寄从心中升起。这种感觉并不是来自卡扎菲病态单调的声音，也不是来自于卡扎菲绝望的承诺着，一个Saih根本就不相信的改革。这种感觉来自于他眼中的卡扎菲，一个满脸皱纹，肌肉松弛的老头。
“我发现，他也是个凡人。”Saih告诉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眼中的卡扎菲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他是不会死的。就算是年轻人都开始失去了希望。但是当我看着他时，我想：他不过是个凡人，也有被终结之日。”
当我在3月初和Saih见面时，他正坐在Benghazi法院里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就在一周前，这个利比亚东部最大的城市，刚刚让自己从卡扎菲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微风将大海的气息从窗户送入办公室，此时，穿着皱巴巴褐色西装的Saih俨然已经是个名人了：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就在屋外等着为他做专访。他也成为了由反抗军自己建立的利比亚全国委员会（Libyan National Council）的一员。而矗立在面朝地中海的一大群毫无特点的灰色建筑中的法院大厦，正是该委员会的办公地。曾经用于审判和拷问的房间，现在成为了委员会的办公室：每个房间的门上都贴着一张纸，说明这个房间的新用途。戴着红色贝雷帽的年轻人们匆匆的穿过门廊，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热情。墙上涂满了讽刺卡扎菲的标语，而在屋外，一个扬声器正在播放着革命歌曲—— “我们会坚守”—— 附近正在倾听最新消息的人们脸上都带着笑容。
当时谁也不知道他们能够坚守多久。就在不到150英里的西南方，战火正在沙漠城市Ras Lanouf和Brega肆虐。反抗军里那些自愿参战的装备简单的民兵正遭受卡扎菲武装的猛烈炮击，就在多国联军于3月19日开始空袭以前，战线一度接近了Benghazi 。利比亚的反对派原本想用facebook呼吁进行类似于突尼斯和埃及一样的游行，现在却演变成了血腥而又漫长的内战。然而利比亚人不懈的自救，终于有了联合国安理会和西方和阿拉伯联军的介入，也为这场阿拉伯之春添上了史诗性的一笔。
但是在先前的那个凌晨，Saih依然还在为自己能够幸运的未被监禁或枪决，感到惶恐不已。没有人，他告诉我，就算是最坚定的反对派或者最乐观的人士，也没有谁能相信卡扎菲政权会从Benghazi被赶走。现在作为他办公室的空旷的法院大厅，能够清楚的看到滨海公路旁卷起的海浪，这里曾经是恐惧与压迫的象征。“现在，这里是自由利比亚的心脏。”他说到。
（二）
就在3周多前那场革命开始时，Saih正在Benghazi。他和一群律师们在2月15日的傍晚，汇聚在该市警察总部门口，要求释放在当日早些时候被抓捕的一个同仁，Fathi Terbil。Terbil是1996年被利比亚安全部队在Abu Salim杀死的无辜者的亲友们的代表律师。而有些死者的亲友也在警察总部门口。
当高呼口号的示威者穿过城市时，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了示威的队伍。随着示威人群的增加，很快，参与示威的几百人齐声高呼“人民要求制止腐败。”以及其他在突尼斯和埃及示威中出现的口号。到了午夜时分，警察开始用水炮攻击示威者，同时一群暴徒也用棍棒和玻璃瓶袭击示威者。一开始，示威者用石块进行还击，但是寡不敌众，他们随后被驱散了。第二天，就在重新聚集时，伴随着一群戴着黄色建筑工人头盔，被雇佣的暴徒的闯入殴打示威者，更大的暴力事件出现了。这些暴徒有的是非洲人，还有些明显是外国雇工，包括孟加拉工人和中国工人。还有很多是深黑皮肤的来自利比亚南方或者非洲的失业移民。我在反抗军的临时监狱里，和被捕暴徒中的一位交谈过，他告诉我，他们被欺骗说这样做就会得到工作，然而最终却一无所得。
2月17日，“愤怒日”，士兵和警察用机枪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射击。很快，那些被大口径武器撕裂的血淋淋的尸体照片，就传遍了各处。没有武器的年轻人就开着推土机，以自杀式攻击的方式，冲向了Katiba绿白相间的高墙。这个位于Benghazi市中心像个中世纪堡垒一样军营，是卡扎菲政权在Benghazi市的最后据点。死亡的人数还在激增，而像Saih 和他的战友们坚强的意志，终于唤起80万Benghazi市民共同的反抗决心。
Mahdi Ziu是Benghazi市民中普通的一员，他的家离Katiba不到200码，就在他家的大门口，他亲眼见到一个年轻人被射杀。在此之前，Ziu从来都不是要求社会改革的人士：他是阿拉伯海湾石油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他因为长期坐办公室的缘故，早已大腹便便，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的他，头发稀疏，戴着眼镜，过着逆来顺受的人生。他的女儿和兄弟告诉我，喜欢阅读和上网的他有一颗柔弱的心灵，他常常与自己的女儿和太太一起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看电视剧，看到动情处，还经常的潸然泪下。他不喜欢政治，更倾向于中庸之道：当那些宗教极端分子在当地清真寺里大声争辩着对错时，他总是默默的走开。但是，就在他自己的家乡遭受了3天的血腥杀戮后，他心里的一些东西被触动了。“他开始不停的说，‘圣战，圣战，到了我们该出去战斗的时刻了。’”他21岁的女儿Zuhour这样告诉我。当谈到她过世的父亲，Zuhour的表情交杂着敬畏与震惊（根据穆斯林丧葬的习俗，他的妻子需要独处守灵）。坐在起居室沙发上的Zuhour，是个纤细、美丽戴着头巾的女孩，她有些局促不安的把自己的双手绞在一起，在不远的房间里，邻家的婴儿正在哇哇哭泣，她父亲的遗照就放在离她不远处的桌子上。“如果你听到一个人这样说。”她继续说到，“你就会明白他准备做些什么。”。Mahdi的兄弟有些懊恼的告诉我，这个家庭没有一个成员参与了示威，他为自己兄弟所做的事而震惊。
2月20日，周日，Benghazi的示威者已经武装了自己，并如潮水一般开始攻击Katiba。在过去的几天里，躲在其中士兵们向从法院大厦走向市立公墓的送葬队伍开枪，杀死更多的无辜者，带来更多的葬礼和愤怒。
周日早上，就在一片枪声之中，Ziu把自己的遗嘱塞进了一个朋友的门内。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公寓，请求他的邻居们帮助把一堆装满液化气的罐子，放进他停靠在屋外的黑色起亚车内。邻居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气罐有些泄露了，他要去修理一下。他的兄弟Salem Ziu告诉我说，他认为Mahdi 使用了一小块TNT，那经常被利比亚人用来代替雷管去炸鱼。但是真相如何，再也无从探究了。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天中午1点半，Ziu 将自己的车头对准了Katiba的大门，此处离5天前爆发第一次示威的警察总部并不远。在他的前面是一块已变成杀戮之地的无人区。反抗军从周边建筑物的门后和天台上向军营射击，Katiba里的狙击手则用点射收割着任何一个敢鲁莽冲到街头的生命。Ziu 踩下汽车的油门，军营里面的守卫开始向他射击。但是他们的反应太晚了，高速行驶的汽车一头撞上大门，然后猛烈的爆炸。其爆炸产生的巨大火球，甚至可以让数百码外的一个示威者用自己的手机清晰的拍摄下来。而爆炸的威力在高墙上撕开了一个大洞，杀死了数名守卫，也为Katiba军营的命运划下了句号，几小时后，该军营被反抗军收复。
现在Ziu那辆被烧焦撞烂的汽车就摆放在Katiba的大门口，上面交叉循环的写着：“英雄Mahdi”；“Mahdi，你解放了Katiba。”
就在同一天早些时候，Emad al-Imam正在参加Benghazi市中心的一个葬礼。他同样也是个没有参加示威的普通人。这个有两个小孩的42岁的父亲，是一个农业公司的行政事务人员。他参加这个葬礼，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同情心。当他走到离Katiba不远的地方，机枪子弹射向了送葬队伍。Imam赶紧趴在地上，利用水泥的街沿保护自己。他能感觉到子弹从自己耳边呼啸而过。他躺在那里 —— 感觉就像躺了10个小时，他后来告诉我，可能那最多就10分钟 —— 直到枪声消失。当他睁开眼睛时，发现4个士兵用AK-47对着他的脑袋。
“他们把我拖起来，然后搜身，”他告诉我，“其中一个用他的枪托打了我的脑袋，我一头栽在了地上。他用脚踩着我的颈部。然后他们争论起是要把我当场杀死，还是要把我押回军营。”
最后士兵们把Imam连拖带拉的押进了Katiba的大门，而在不久之后正是在这道门前，Mahdi Ziu发动了自己的拼死一击。Imam并没有做任何抵抗。在军营里，士兵们蒙上了他的眼睛，接着把他扔到一个地方。等了几分钟，Imam试着把蒙眼布弄松好观察周围的情况，他发现自己和60或者70个囚犯一起被关在一个房间里。一个士兵走过来凶残的殴打他，他说，他听到有人在他头上放了一枪，他转过头去，看到士兵对着坐在他身边的一个男人连发数枪。然后，士兵们将他拖到另外一个房间，在那里他们电击了他的腿。同时，他能够听到Katiba大墙外激烈的交火。当时反抗军已经装备了从Bayda和其他东部城镇的军营里夺来重武器，而一些倒戈的原卡扎菲武装士兵也加入反抗军。几小时内，对Katiba的围攻就要结束了。
“来自两方密集的射击，让天花板上墙灰如雪片般飘下。”Imam告诉我，“其中一个站在我身边的士兵告诉我，‘就算要死，你也会比我们先死。
另外一个士兵问道“这里谁是从Bayda来的?” ，一个示威者说他是那里人，接着那个士兵对他的队友叫到，“把刺刀给我递过来。”他接过刺刀，暴虐的砍杀着那个示威者。Imam是在Bayda出生的，他随身携带的身份证写得清清楚楚。他躺在地上，等着士兵们检查他的身份证，然后接着杀死他。但是枪声越来越近，没一会，士兵们都跑光了，只留下了满屋的囚犯。又等了一会，一队反抗军冲了进来，“你们是谁？”一个反抗军战士叫到，这时，一个囚犯哭了起来，“不要伤害我们，我们是你们一方的。”。反抗军将他们组织起来，但是Imam和其他的囚徒，太过害怕以至不敢离开。他听着枪声，试了好几次都无法站起来，接着他就晕了过去。
Imam醒来的时候已经是身在医院了，他的身上布满了烧伤和瘀青。医生告诉他要休息，但是他急着找到自己的父母亲，告诉他们自己还活着。他努力从床上爬起来，由于医生刚刚给他注射了安定，他站立不稳，摔倒在地上两次。接着，他挣扎着走向黑暗的街道，蹒跚的向自己家走去。
Emad的父亲Miftah al-Imam，是一位65岁相貌严肃的高个子老人。他告诉我，在他儿子失踪几个小时后，他开始担心起来。他给Emad的手机打了个电话，但是电话里出现的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我可以和机主通话吗？”Miftah问到，那个声音回答到，“本机机主已经被烧死了。”一阵狂笑之后，电话被挂断了。这个陌生的声音让Miftah觉得，也许儿子的手机被小孩偷了或是有人恶意的玩笑。他给儿子的朋友打了好几个电话，然后，他忍着内心的煎熬，走向最近的医院。
在医院里，Miftah看到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他告诉我，医院里塞满了伤员，人们的惨叫不绝于耳，鲜血流淌在地板上，到处都是乱哄哄的情景。他找到的一位医生给他看了份名单：他的儿子不在名单上。然后他走向下一家医院，这家医院也被淹没在伤员之中。没有人知道Emad的名字，Miftah纠结的内心开始对发现自己儿子有了一点希望。一位友善的护士告诉他，医院里还有一具无名氏的尸体。她带着Miftah到了临时停尸房里，那里轮床上躺着一具尸体，他的衣服被拉起以覆盖这个青年人的脸部。Miftah走近了些，发现尸体头部有个大大的弹洞。当Miftah看得越仔细，他的胃部抽慉得越厉害。那张脸比Emad的脸要圆一些，但是那有可能是拷打造成的。当时，他很确信，那就是他的儿子。
“我吻了他的前额。”当一周后，我和Miftah在Benghazi见面时，他这样告诉我，“‘愿真主怜惜你，’我说到，‘真主会为一切受不公者报仇。’”他把自己的名字给了医院的员工，告诉他们那具尸体正是自己的儿子。一位医生，看到Miftah满脸苍白，脚步虚浮，就主动用车把他载回家。回家以后，Miftah将噩耗告诉了自己的妻子，和住在另外一楼的Emad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哀嚎和哭泣充斥了整个房间，邻居们得知此事后，都上门来表达哀思。两个小时后，亲友都陆续赶到了这个悲哀的家庭里。
当Emad挣扎着走进自己家大门时，他走进的正是自己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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