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奇尼克是「波蘭反動派運動的設計者」，此說流傳頗廣。過去，米氏在其文章中常以團結工會代言人資態陳述意見，又曾名列團結工會專家，也就使「設計者」稱號漸成印象。此次米氏來華與中國學人座談，不少人以為他侃侃而談的就是當年團結工會運動的經驗，他對此也欣然默認。其實，仔細一察，漏洞不少。茲將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略述如下：
（1）從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轉變，米奇尼克有自己獨特的設計方案。他的社會轉型理念可以概括為：不推翻現政權，不排除共產黨的權力，在此前提下，爭取逐步實現公民權利，建立公民社會，由此形成自下而上的壓力，迫使當權者在官民和解的基礎上作出讓步，逐漸改變社會的權力系統，使極權統治化為無有。這個理想見諸實踐的典型事例，就是米氏與他人組織的「保護工人委員會」，成員最多時達33人，主要是文化界人士。他們籌款救助生活困難的工人家庭、為患病工人家庭提供醫療服務、為遭到檢察機關指控的工人提供法律支撐，兼及為罷工工人出謀劃策，印刷地下書刊，舉辦飛行大學。儘管這只是反對派運動的外圍活動，未觸及當權者的核心利益，也被當局視為非法而施以打壓和懲處。不用說，按米氏設想，建立公民社會需要全面拓展公民的自由和人權，更是可望而難及的事。所以，他提出必須緩慢改進、逐步演變的「新演進論」，即對公民權利的爭取從點滴進步做起，遂步擴展。他的社會轉型理念的特點是：在政府權力之旁追求公民權利。團結工會的運動軌跡與米奇尼克的轉型設想大不相同。以罷工為強大後盾的團結工會運動是直奔政權而去，第一回合就贏得自由工會的合法地位與政治犯的全部釋放，初步削弱了波黨的全能統治；第二回會，團結工會提出由共產黨、天主教、團結工會組成聯合戰線，在全國大選前臨時掌權執政，這意味著大幅度分割波黨的統治權，並提出就「是否信任共產黨政府」、「是否希望成立一個臨時政府」舉行全國公投，如波共拒絕，團結工會則單獨舉行公投。儘管聯合戰線未曾實現，關於公投的挑戰卻逼得波共走投無路，黨內陷入一片混亂。此時，波共的統治力量與團結工會的勢力範圍已經形成平分態勢。第三回會，團結工會利用波共建議舉行圓桌會議的機會，在會前就迫使波共承認團結工會是合法組織、同意削減波共統治至少1／3權力、同意所有制多元化，為私有制發展鋪平道路。這些勝利的獲得離團結工會奪得全國政權的日子就不遠了。如果作一比較，可以看到，米奇尼克轉型方案的出發點是不推翻現政權，團結工會轉型運動的出發點是推翻現政權，彼此涇渭分明。米奇尼克系統與團結工會系統雖然都是波蘭政權的「反對派」，都是「反對派運動的設計者」，但是，兩者的方略和路徑大不相同，不宜混在一起，魚龍不分。尤其是米氏以團結工會專家身份，論及團結工會為公民社會而奮鬥的話題，說什麼「團結工會為之奮鬥的公民社會本質上是不完善的」，這些評述很容易使人產生將兩種不同的社會轉型方案合而為一的錯覺。這是應該辨析清楚的。
（2）米奇尼克說：「我始終堅持反權威的理想。這是我反對共產主義的原因，也是我反對瓦文薩的原因。」這個觀念是禁不住推敲的。對「權威」不加區別地一律反對是錯誤的。權力的運作必然要求藉助一定威勢，不管這種威勢是靠強力、暴力還是靠公信力、理性力。反對一切權威，就會滑向無政府主義。從推動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凡阻撓社會進步的權威應予反對，凡有助於社會進步的權威應予支持并力戒其權力運用的弊端。具體說，共產黨的極權統治建立的威勢應該反對，工人領袖在反專制統治時建立的威勢，只需要提醒他注意權力應具備公眾的約束也就夠了，如果他的權力變成專制工具，群眾自然會作出必要的甄別和選擇。米奇尼克參與團結工會活動後，對瓦文薩權力的警惕顯然超過必要限度。他自稱在參加團結工會之初就「屬於一個反瓦文薩的小圈子」，「很長時間，我都在與瓦文薩唱反調」，兩人類系相當緊張。以後經過疏通，有所好轉，基本上還是貌合神離。直到團結工會取得奪權的決定性勝利，瓦文薩逼迫實行軍管、屠殺工人的雅魯澤爾斯基退出總統職位，自己競選總統。這本是團結工會奪權的一次成果，至此，波共才大勢已去。可是，米氏此刻不顧大局，公開發表長篇大論《我投票反對瓦文薩》（儘管其中有不少清醒見解），公開號召投反對票，以致同瓦文薩徹底鬧翻。從最初的「反瓦文薩小圈子」到最後的公開決裂，米氏與率領團結工會幹掉專制政權的領袖瓦文薩的齟齬如此之深，還說他是「波蘭反對派運動的設計者」（按現在理解，指「團結工會運動的設計者」），也就缺乏必要的說服力。（瓦文薩適應形勢需要，成功地領導了推翻舊政權的運動，這是他從政的主要方面。從團結工會的全部運動過程看，由於瓦文薩不懂權力專斷的為害，也不懂民主規則的寶貴，運動越發展，他與團結工會中堅勢力的矛盾越加劇，被各種中堅勢力紛紛拋棄，成為孤家寡人。這些應另外論述，不在此文延伸。）
（3）米奇尼克不欣賞運動的激烈形式，暴力的運用自不待說，連罷工的形式也企圖予以摒棄。當團結工會罷工運動取得初步成績，米氏馬上發表《希望與恐懼》文章，告誡團結工會領導不要迷戀於罷工或以罷工相威脅。他認為頻繁地使用罷工武器會導向混亂和國家機構的分崩離析，乃至導向誰也不能控制的衝突。這實在是多餘的擔心。團結工會成立時，罷工已不取遊行示威和打鬥形式，工人只在廠內停止生產，糾察隊維持秩序，連酒都不準送入廠內，民眾生活需要的行業，如公交、食品零售行業則照常營業，所以，罷工人數雖數百萬，社會卻井然有序。團結工會奪取政權的關鍵就是依靠罷工或以罷工相威脅。罷工是團結工會表達願望、迫使官方讓步的有力途徑，是工人的合法權利。米氏呼籲將這項權利取消，要工人「以自己的理性喚起政府的理性」。工人的「理性」應如何表達呢？看來，只有上訪、上書去哀求了。米氏給工人出的這個點子被工人拒絕是理所當然的。在這樣的事實面前，說米奇尼克是「波蘭反對派運動的設計者」（指「團結工會運動的設計者」），未免顯得主觀和武斷。
歷史表明，團結工會的奮鬥，加上天主教會從旁協助，只用10年時間即在波蘭實現了社會轉型，波共政府倒台，波共自行解體，民主憲政巍然屹立，和平革命勝利完成。而米奇尼克的社會轉型方案仍然置諸高閣，他的那套只追求社會點滴改良的構思一直沒有找到充分實踐的機會。這一轉型方案會不會自生自滅，只有歷史可以作出回答。當然，他的拓展公民自由與人權、建立公民社會的設想是寶貴的，這是社會轉型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只是政權性質如果不變，在共產黨執政下，大規模拓展公民自由與人權絕難通行，只能是一種幻想而已。
（2010.9.10）來源：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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