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让·穆兰和内地抵抗组织

		戴高乐，让·穆兰和内地抵抗组织 前省长让·穆兰有着很强的国家意识。正如戴高乐将军后来在 " 战争回忆录 "中写道，"他坚信政府已与自由法国融为一体"。
在来到伦敦之前，让·穆兰已经和内地早期抵抗运动领袖取得联系。他与在勒克迪埃（Recordier）医生家里相遇的"战斗"首领亨利·弗里内（Henri Frenay）交往尤其密切。他的目的是将内地的抵抗力量团结在戴高乐将军周围。1942年拉瓦尔的重新上台、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强制劳役署"（STO）的成立引起民众极大的反感。其中强制劳役署导致游击队的出现，许多拒绝为德国服役的法国人纷纷加入其中。 1941年苏联和美国参战后，1942年发生的战势变化使许多以为德国已取得胜利的人认清了形势。盟军的胜利对民众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们开始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对形势预计准确。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之后，德国对法国南部自由区的入侵，以及停战军队的解散促使曾以为贝当在使用两面手法的"军队抵抗运动组织 "成员与早期的抵抗成员联合在了一起。 根据伦敦的指示，让·穆兰将每一个抵抗组织内部分为军事行动和政治行动两部分。这是将南部三个抵抗组织和北部五个抵抗组织的准军队合并在一起建立"秘密军"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德莱斯特兰（Delestraint）将军任秘密军总司令，听从于戴高乐将军的指挥。而在战前戴高乐将军曾在他手下任职。 与此同时，让·穆兰成立了两个技术机构："海军空军军事行动署"（后更名为"空投和着陆署"）和"无线电广播署"WT，直接由他领导。他还成立了两个政治组织"新闻情报局"BIP和"研究委员总会"CGE。前者是一个真正的地下报社，由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领导。后者的作用则在于制定法律和行政政策，为解放做准备。让·穆兰成功地把八大主要抵抗组织、秘密恢复工作的两大工会组织（法国总工会CGT和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CFTC）以及第三共和国议会的六大党派的代表聚集在一起，成立了"全国抵抗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