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清政府积极在旧体制中培育新事物，如派送东洋留学生、编练新军，其最初目的，是在“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中维护自身政权的存续。 同时却在最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犹犹豫豫，徘徊不前。
然而，无论是言必称民主、革命的东洋留学生，还是一反绿营之糜烂、具备相当战斗力的新军，都充满了近代化的崭新气息，显然都与颟顸老朽的大清王朝格格不入，而清廷中枢，亦无力驾驭这些完全不在数千年帝制中国思维方式之内的新事物。
如派遣东洋留学生，最初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首倡，既有自强维新之目的，又有消弭革命之念想。但这些留学生很快成为大清政府最激烈的反对者。如黄兴回国后即在湖北演讲，热烈鼓吹革命，并散发被张之洞称为“大逆不道”的小册子。张闻讯大怒，将黄兴驱逐出鄂。
因为张之洞首倡，所以他主政湖北期间，湖北的留日学生为全国最多，而最终辛亥革命恰恰爆发于湖北省城武昌。以致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张之洞号）的合作。”
至于新军，原系清政府在甲午、庚子惨败后，不惜一切代价打造的近代化军事力量，本意在抵御外侮。但它同样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倒戈相向了。
■ 颟顸急躁
在整体革新推进缓慢的同时，清政府又有急躁冒进的一面。这在恽毓鼎强烈指责的新军建设、教育改革两方面都有体现：一方面，清政府对于新军建设的危险和艰巨性估计不足，裁汰旧军迅速而坚决；另一方面，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普设新式学堂，迅速扩大留学生派遣规模，以填补传统教育的空白。
“终止科举制度的行为，斩断了两千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恽毓鼎的反思，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正如亨廷顿所说的，成功地领导改革的政府，不仅能够创制政策，由国家来采取行动促进政治和经济改革，同时还应当能够成功地同化现代化所造成的获得了新的社会意识的各种社会力量。
但对清政府而言，恰恰是革新学制和奖励游学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用他们的新思想、新价值观，在进入新军后做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恽毓鼎还预判了新军失控倒戈的更深远后果：“五代骄兵之祸，将见于共和世界。”美国军事史专家拉尔夫·鲍威尔认为，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一次陆军叛变，假如现代化的军队忠于朝廷，武昌起义是可以扑灭的。王朝的覆灭虽然早露迹象，但朝廷却是因建立陆军而自掘坟墓——正是华南与华中的各镇新军成了革命党人的核心武力。
然后，由于军队职能转向对内，在辛亥革命后形成了武人至上的社会。
更可怕的是，军阀割据混战造成农民普遍赤贫，这又制造了再次革命的土壤。而即便没有再次革命，近代社会以后，由于以单纯武力作后盾支撑的军阀政治不能持久，因此它的重归统一，最终仍需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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