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宪变味
被恽毓鼎与留学生、新军并举的资政院咨议局，最初则是宣称为“预备立宪”而设，因涉及国体根本的变革，曾被许多士绅、尤其是立宪派寄予厚望。
恽毓鼎始终认为中国必须实行君主制，侈谈维新必然亡国。
宣统朝完全变味、导致政治混乱的预备立宪，以及议员群体本身的良莠不齐、成了恽毓鼎指责立宪亡国的最强烈理由。比如1911年底，正值大清风雨飘摇之际，却有资政院议员提案要求改用阳历，恽毓鼎在日记中指其为“惑民观听，是无故而搅混水。”
同时，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和议中，资政院力主停战，恽毓鼎认为这除了造成内部争论不休、拖政府后腿之外，对南方革命党却没有任何约束力，于是大清就只能“束手而亡”。
实际上，从1905年开始的清末立宪，一度曾是清末社会各界的基本政治愿景。到日俄战争以日本战胜俄国结束，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俄国的体制优胜，于是认为“惟有宪政才能救中国”。
然而，慈禧的“五不议”——军机处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不议、太监事不议，使得预备立宪几成画饼，一些激进人士，由此对清廷彻底失望后，便转向了革命。
1909年3月，载沣重申预备立宪，在中央成立资政院，在地方各省则成立咨议局，还成立了第一届责任内阁，然而待内阁人选宣布，舆论大哗：新内阁13人中，汉族4人，满族9人，满人中皇族又占5人，这完全就是“皇族内阁”。
公愤之下，各省咨议局竞相上书弹劾内阁，皇族成为众矢之的。而原本指望从新政中分享权力的立宪派，也就此彻底失望，部分人甚至倒向了交织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革命。
由此，晚清社会中温和、理性宪政主义精神逐渐流逝。整个社会，包括本来最稳健的立宪派迅速地激进化。而激进化的立宪诉求，又促使掌权者以及像恽毓鼎这样的保守派在社会控制方面转向激进化。此时，日渐失去理性、情绪激烈的社会所关注的，就不再是宪政转型，而是政权之更替——也就是革命。
■ 不出五十年
恽毓鼎的反思便止于“亡国三妖”，然而清末种种荒谬纷乱，终究仍只是一出时代变更大戏的前台闹剧。其背后当有更幽深的历史因果规律。
从现存文献考证，第一个准确预见清朝灭亡、并窥见大势由来及进程脉络的，是曾国藩手下最受器重的幕僚、常熟才子赵烈文。
曾国藩等一干人不懈努力，才有晚清“同治中兴”，一片欢呼盛赞中，很少有人质疑大清的龙旗到底能打多久，但曾国藩却意识到了朝野上下潜伏着的无尽危机。只是，彼时曾国藩仍然认为，通过一些努力能挽危厦于将倾。
然而赵烈文不这么看。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与曾国藩的一次重要谈话：1867年7月21日，他预言清朝不出五十年必亡。
当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忧心忡忡地与赵烈文谈到，京城街头乞丐成群，而且不时有明火执仗公然打劫，治安形势严重恶化，然后问赵：“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已久，必定会再次分裂。无非是目前主政者尚有威权，且高层也还没有“抽心一烂”，所以暂时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
但他话锋一转：“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尔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这也就是说，今后必定出现朝廷先垮台，然后地方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还进一步判断，国家到形成这种局面，大概不出五十年。
曾国藩很诧异，又问，有没有可能再次出现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南迁、分治局面？
赵烈文则明确回答，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了，恐将彻底灭亡。
此后，曾国藩、赵烈文分别于1872年和1894年去世，未能亲见预言成真。而晚清遗老恽毓鼎，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里，不仅见证了大清末日，更见证了赵烈文所言的“方州无主，人自为政”。
恽毓鼎去世于1917年，身后留下了一部近一百二十万字的日记，自光绪朝至民国三十余年，中枢变乱、时代风起云动，乃至个人心路历程，无不纤毫毕现。
反思大清覆亡之后，恽毓鼎在当晚的日记中还声称从此再不讨论时局。然而，有趣的是，此后其思想却日趋开明，民初梁启超重登政治舞台后，恽毓鼎与梁启超之间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先是在思想上靠近梁启超，继而在行动上接近梁启超，在历史转型时刻，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这位晚清遗老终究一脚跨进了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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