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泰
当时在西藏自治区境内有两千七百多座寺院，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整个西藏境内，只有八座寺庙，而且残缺不全，只是保存了一个外壳而已，除了西藏自治区之外，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区总共加起来有六千多座寺庙，经过文革这场劫难，剩下的寺庙也寥寥无几，只能以个位数计算。
毛泽东对西藏的战略，从来都是武力征服。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他跟斯大林会晤时，要求苏联派飞机帮他运部队进攻西藏。斯大林答道：「你们准备进攻，很好，是该制服西藏人了。」斯大林还建议毛向西藏和其他边疆地区移民，说：「新疆的汉族人还不到百分之五，应当增加到百分之三十……所有的边疆地区都应当多 迁移些汉族人去」。这成了中共的政策。
一九五○到一九五一年，两万中共部队进逼西藏。但是毛意识到他不可能派进足以佔领全西藏的大批军队，因为没有公路运兵运粮草，士兵不习惯高原气候，当地武装也不可小视。毛决定搞谈判，装作他将给西藏自治权。他上演了一出英明君主的戏，承认达赖喇嘛在西藏的领袖地位，送给这个年轻人电影放映机之类的礼物，对西藏代表团也说着宽心话。但同时，两条通向西藏的公路紧锣密鼓地修了起来。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九岁的达赖喇嘛到北京去出席橡皮图章式的人民代表大会。他在北京待了半年，毛跟他至少见了十几次面，每次都和蔼可亲，要让他没有戒心。 毛作了调查研究，知道达赖对科学感兴趣，对他说：「我知道你是喜欢新东西的，我也喜欢。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毛跟他讨论教育改革。达赖喇嘛对我们说： 「毛的危险性也就在这裡，他说的话总好像是对的！」毛也以君主的身份教训他，跟他大谈「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
为了保护西藏人的利益，达赖喇嘛申请加入共产党。中共没有同意。他继续跟毛搞好关係，回西藏后写信给毛，信中夹着一朵西藏的鲜花。毛手书的覆信简直称得上情意绵绵：「亲爱的达赖喇嘛：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裡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裡也附寄一朵给你。」
一九五六年初，公路通车，毛开始变脸。他首先在康巴藏区搞「改革」，斗争上层，收缴枪支，实行徵税，破坏宗教。那裡的五十万藏民立刻反了，到三月底已经拉起一支六万人的队伍，有五万杆枪。其他藏区的「武装叛乱」也如野火一般燃烧蔓延。毛只得动用军队，靠围剿、重炮，甚至空中轰炸，才把反抗镇压下去。
这样的几乎全民性的参与造反，以及藏军的强悍善战，使毛得出结论：在西藏「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 「我们已经等了好几年，现在还必须等待。」
两年过去了。在大跃进中，当饥荒出现时，藏民又揭竿而起，在他们聚居的几个省，都发生了武装反抗。藏民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靠游牧为生，有马，有枪支。他们还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宗教，能秘密组织起来而不为中共所知。
在青海，武装起义遍及全省。毛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批示严厉镇压，同时说：「西藏要准备那裡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次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再次批示，在西藏，「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有「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人风闻达赖喇嘛可能被劫持去北京，在拉萨暴动了。数千人上街游行，高呼：「汉人滚回去！」第二天，毛电令中共驻西藏部队，放达赖喇嘛逃走。如果达赖喇嘛在中共军队镇压中被打死，世界舆论将对毛很不利，特别是在毛想搞好关係的中国周边的佛教国家和印度。十七日夜晚，达赖喇嘛逃出拉萨，奔向印度。他的逃离一经证实，毛就下达作战方针：「全力抓住敌人在拉萨市区，勿使逃走，以便主力到达，然后聚歼。」
随着战争而来的是宣传战。四月七日，毛给管西藏事务的官员写信瞭解西藏情况，特别询问：「贵族是否有杀人狂？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 「有人说〔喇嘛庙裡〕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在毛亲自主持下，二十九日，媒体宣传运动揭幕，把西藏描绘成人间地狱，抽人筋、剥人皮、挖人眼睛。毛的军 队是正义之师，是去拯救西藏人民的。本来汉人对西藏就有偏见，毛的宣传更是在人们脑子裡种下了西藏野蛮落后的根深柢固的印象。
当然，西藏过去的神权统治有黑暗的一面。但毛管辖下的西藏要黑暗得多。地位仅次于达赖的班禅喇嘛一九六二年写给周恩来的七万言书中，淋漓尽致地说明了这一 点。班禅喇嘛曾支持中共「解放西藏」，甚至在一九五九年拉萨暴动后还拥护中共「平叛」。他描写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在西藏发生的事，周恩来本人和管理西藏事务的李维汉，都承认是事实。这使七万言书格外有份量。
班禅喇嘛写道：「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捨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为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两年中，农牧业产品「收购过头，甚至连香袋内的粮食和糌粑也收了，对翻出隐藏几升粮食和糌粑的人家，也进行斗争……对大多数家户， 进行了搜查，把居民自己库存的粮食、肉类、酥油等，差不多都挖光了。」 「不少居民的口粮很紧，有的断粮，肉类、酥油、清油等极缺，连灯油也没有。甚至买不到烧柴。人们恐慌着急，叫苦连天。」
「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 「别说稍微能吃的一切草类，就连不能吃的树皮、树叶、草根、草籽也採集了许多，加工后和那点粮食掺合起来作为猪食一样的稀煳煳给人们吃，就是这也很有限， 不能果腹。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飢饿之痛苦，人民群众抵抗不住这种残酷地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所以一些地方感冒等一些小小的传染病就会使达到百分之数的人轻易地成批死亡，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因此有些地方，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
班禅喇嘛写七万言书的时候，到藏区各地视察。在青海，他看到「许多百姓连吃饭的碗都没有」。他掏钱买碗送给老百姓，并对中共官员愤怒地说：「过去只有俗人向僧人佈施，群众向活佛奉献，没有听说过活佛买碗给群众。旧社会要饭的手裡还有个破碗。蒋介石、马步芳统治青海十几年，藏族老百姓也没有穷到连个碗都买不起的地步。」
西藏人民还受到毛式的残酷批斗，班禅喇嘛的家裡「从我父亲开始一个个都挨斗了」。「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等，不仅毫无根据，一个比一个更尖锐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夸过火地肆意进行诬陷」。「斗争一开始，大喊、怒吼几下，同时拔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掀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时， 当场丧命。」不少人被迫「投河或以武器自杀」。
由于西藏武装起义的全民性，青壮年男子被大批逮捕关押，「可以断言，藏族中我们的亲人除了妇女、老头、小孩和极少数的青壮年外，就所剩无几了。」
在监狱裡，看守不把藏民当人看：「残酷无情地恶言恫吓，恣意毒打；并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摸黑的劳动，并由于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班旦加措喇嘛曾在监狱裡度过多年，他告诉我们，他和别的囚犯被用鞭子抽打着拉犁。
对战场上被打死的藏民的处理也令人髮指。班禅喇嘛在毛死后的一次会议上讲到：「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坑埋在裡面，把死者的亲属都叫来宣佈：『我们把叛匪消灭了，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跳舞。』 」
与对西藏人民的暴虐同时发生的，是对西藏文化的摧残。当时有个「三大」运动，第一「大」就是「大破坏」。西藏的一切生活方式都被认为是「落后的、肮髒的和 无用的」，要「破坏」。毛最致力于消灭的是宗教，早在与达赖喇嘛见面时，他就讲西藏喇嘛太多，不利于增加劳动力发展生产。如今在西藏的寺院裡，班禅喇嘛 说： 「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配偶〕。」 「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燬，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牆、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 「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中把没有宗教的地方称为黑地方）等而哀号。」
破坏后的西藏，班禅喇嘛说，就像「炮弹摧毁，战争刚结束的样子，目不忍睹。」 「西藏有大、中、小寺庙两千五百馀座，而民改〔中共的「民主改革」〕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七十多座，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多」。僧尼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从十一万多人下降到七千人。
使西藏人民最为痛苦的还有死人不准超度：「按我们藏人的习惯，人死后若不进行超度，就被看成是对亡人不孝敬、残酷无情而极为恶劣的。因而一段时间人们说：『我们死的太迟了，如果早死一点，还能得到超度，现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 」
在藏区视察时，班禅喇嘛见到以下场景：「不少越过基层干部的各种阻挠之难而来朝拜的藏族群众，不论男女老幼，一见我就想起了一个时期来的痛苦，情不自禁流出眼泪，他们中的一些大胆的人，流泪哀呼：『勿使众生飢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绝！为祝为祷！』 」
在这些伤心事的激励下，班禅喇嘛勇敢地写了「七万言书」。到了毛泽东手裡，毛大怒。不久，班禅喇嘛就被批判斗争，身陷囹圄近十年，直到毛死后才重见天日。
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共仍然干着拆藏区寺庙的勾当——五明佛学院数百间僧捨被拆，上千僧人被驱逐。
「距离色达县城二十多公里的喇荣山谷，有一座藏传佛教宁玛派高僧晋美彭措建立的
五明佛学院。１９８０年创办时只有三十多人，到了九十年代末，在那裡学习的僧众已近上万人，其中有出家人，有在家人，有喇嘛，有尼姑，还有上千名汉人信徒，从各地前去学习的僧众不断增加。
中国当局对任何不被其完全控制的组织都怀有猜疑和畏惧。１９９９年８月我在康区旅行时原打算去色达，当时就听到当局要对五明佛学院进行整肃，传说警方已对那裡进行控制。因为我刚从新疆出狱，同行者担心再惹麻烦，遂决定不去。当局整肃五明佛学院的主要目标，是减少那裡的人数，使之不能拥有太大影响。按照当局的规定：佛学院原有的四千多名藏族女僧众只允许留下四百人；原有的四千多名藏族男僧众只允许留下一千人；而所有一千多名来学佛的汉人则必须全部离开。
当局原指望主持佛学院的晋美彭措和其他活佛、堪布能够协助完成驱赶僧众的任务
，但遭到他们的一致拒绝，因为对出家人来说，劝他人还俗属于最严重的破戒行为。于是当局使用强硬手段，由工作组指挥雇来的汉族民工摧毁僧众的房屋，让僧众无处存身，逼迫他们离开。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０日拆房达到高峰，一天之内拆掉了一千七百多座房屋。我听在场的人描述当时场面，一边是摧毁房屋的声音此起彼伏，尘烟四起，一边是上千尼姑抱头痛哭，震天动地。那一段五明佛学院周围山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流浪女尼，风餐露宿，躲避政府的追捕。」
一位游客驴友在游记中是这样描述的：
「炉霍到色达153公里，需要翻越海拔4200米的老则山垭口。中午12点左右，班车到了距县城20公里左右的色达五明佛学院的进山岔路口，一处木材检查 站的栏杆把车拦住了，几个穿着警服的人走了上来，发现一个喇嘛带了几块旧木板，凶神恶煞似的要喇嘛把木板搬下去，不仅没收了还要把喇嘛扣下来要罚款，喇嘛不会汉语，只是伸出两个大拇指连连告饶。我心裡觉得奇怪，走了那么多地方，没见过这么严格的检查，连客运班车也不放过，而且木材检查站常驻警察，规格够高的；这些人对佛门中人也没有一丝尊重，彷彿是阶级敌人似的，令人困惑；后来才明白这可能不仅是木材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色达之所以有名，就在于五明佛学院。五明佛学院并不是仅仅是一个通常意义上进修学习的佛教院校，它是四川藏传佛教的圣地。色达全县的人口只有3、4万人， 可是五明佛学院裡聚集的喇嘛最多时候居然有4、5万人。据说佛学院的大喇嘛吉美彭措去世后，政府专门派驻工作组，强制驱散了数万喇嘛，剷除了他们的僧宅。 路口的木材检查站之所以由警察把守，对木材检查严格得近乎于不通情理，可能真正的目的在于不让喇嘛有重建僧房的机会－因为山上僧房的主要材料就是木材。
目前佛学院还有一万三千多名喇嘛，出于某些方面的考虑，政府对佛学院与外界的接触加强了控制，原则上不允许外界人员参观，所以团队是绝对不让进去的；以个人身份进入的，必须把身份证押在工作组，要求当天就要出来，拍照是绝对不允许的（不是佛学院不允许，而是政府不允许，据说是不想让佛学院的情况向外流传）。所以进去前要经受检查，把相机留在工作组，如果擅自拍照给发现了要予以没收云云。在德格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个上海的驴子说，为了带相机进佛学院，他 避开正道的工作组哨卡，翻山走了几个小时进去，出来的时候蜷在喇嘛的车上，喇嘛用僧袍给遮住了掩护出来的，讲的是惊心动魄，弄的咱们也是提心吊胆，心裡一直没什么着落。
带木板的喇嘛因为没钱交罚款，给警察扣在检查站裡，班车司机和乘务员都很仗义，一直在前面停车等着喇嘛，见到警察不注意就勐叫喇嘛趁机逃跑，可惜喇嘛不敢。尼玛认识其中一个警察，见状就下车说了说情，警察一脸不情愿地挥手让喇嘛走了。到了色达县城，尼玛为我们介绍了住宿的地方，还主动问我要不要他帮忙送上五明佛学院，我登时大喜过望，连称感谢。 」
有人说1959年之前的左倾政策并没有直接干涉到达赖喇嘛，只是靠近西藏的四川甘肃的藏区在搞激进政策。所以达赖l达赖喇嘛没有理由出走——这个问题其实参考朝鲜战争就知道了：朝鲜战争中美国从来没有直接攻击中国，为什么中国要出兵?
从后来事情的发展来看，达赖喇嘛的出走绝对正确——拥护政府的班禅喇嘛没有走，而且他是亲共的，结果下场是什么？被关大牢很多年，出狱后一直软禁几乎到死。
回顾历史，如果问西藏为什么要独立? 不如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西藏人如此迫切的要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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