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7日星期三

郎遥远:我不幸得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去世,能像今日朝鲜这般举国悲恸了。人民日报发表直击报道,勾勒朝鲜人民悲情:“只要有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画像的地方,都有大批平壤市民在进行哀悼活动。他们表情非常悲伤,许多人都放声大哭,其中老人和妇女的情绪尤为激动,泣不成声。还有的人甚至已经站不住了,趴在冰冷的地面上抽泣。平壤民众几度昏厥,不得不接受紧急救治。”此情此景,让人恻隐和动容。在我眼里,仿佛穿越时光隧道,看到了35年前的自己。
记得我孩提时,第一次坐在课堂,第一次翻开语文课,看到的第一幅图片就是慈祥的毛主席像,念的第一句课文就是“毛主席万岁!”年少懵懂的我,觉得毛主席就像天上神仙,“万岁”就是长生不老,永远不会死。我外婆说:“毛主席如果死了,天就要塌下来了。”这话说得我内心惶恐不安。我奶奶说:“如能见一面毛主席,打十八层地狱也甘心。”说得我把毛主席当做过世的。
爷爷一样崇敬膜拜。直至若干年后,看到有人对毛主席有不恭之词,我都潜意识地觉得像在侮辱我祖宗一样,心生愤慨。
1976年9月,我读小学二年级。刚开学不久的一天,班主任老师突然在课堂上痛哭流涕,哭了很久,哽咽着说:“毛主席逝世了。”声声泪,字字血,说完就趴在讲桌上嚎啕大哭。顿时,班里小同学们也哭成一片。放学回家,我抽泣着告诉奶奶,奶奶垂首顿足,老泪横流:“毛主席怎么会死?毛主席怎么就离开我们了?”过几天,镇上(当时叫公社)召开群众悼念集会。当时大家都很穷,“喝肉汤穿绸缎”那是奢想,全公社只有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集会上,主要是看袖珍型黑白电视机播放毛主席追悼会实况。我年少个矮,夹在人群中,什么也看不到。父亲就把我举高骑在他的肩膀上,遥看平生第一次电视和第一次直播。“很多人失声痛哭,长跪不起。许多妇女和老人甚至情绪失控,哭昏过去。”现今媒体描写平壤人民痛失金正日的悲情文字,在35年前中国,我就亲眼目睹了,亲身体验,一模一样。那时中国的八亿人民,虽然生活贫困不堪,上顿不接下顿,饥肠嗷嗷,一脸菜色,但个个都觉得自己具有无比优越性,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内心汹涌澎湃着一种拯救别人于苦难的革命冲动。
沧海桑田,星移斗换。直到很长一段时期后,才蓦然发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是我们自己,处在史无前例十年浩劫之中的,是我们自己。当资本主义国家登月的时候,我们还在莫须有反右派;当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汽车别墅的时候,我们还面朝黄土背朝天做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想;当资本主义国家享受全面社保的时候,我们还要勒紧腰带闹革命,从穷瘪米仓里挤出余粮上交国家;当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创新创造的时候,我们还在“地大物博”、“文明古国”的席梦思里冬眠;当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快乐自由的时候,我们还束缚在户口薄里动弹不得;当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互相免签旅游的时候,我们还在用亿万人民血汗钱竭力维护那盏阿尔巴尼亚的孤独明灯,满足那点可悲可怜的“革命老大”虚荣。
昨天的中国,岂不是今天朝鲜的真实写照?我们的过去式,成了朝鲜的现在进行时。
国家一穷二白,民不聊生,水深火热,谁之责?当然是执政者。领导人错误造成的国难,人民苦不堪言;可为什么一旦领导人逝世,人民痛苦万分?就像有人对我做了不好的事,迫害的事,压迫的事,罪恶的事,但我依然对别人很好,依然依赖,依然忠诚,依然维护。我岂不是有病?
我还真是不幸有病,不幸得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的这个病,是人类本性中畏惧和崇敬强者的劣行造成的,是畏强凌弱的本性。也就是说,人是可以被驯养的。被驯养的人,都容易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前朝鲜人民的症状,和我35年前的症状有何异?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本是源自一起瑞典绑匪案的犯罪心理学术语。人性能承受的恐惧,都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野蛮凶徒,随时要取他的命,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久了,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都会觉得是宽忍和慈悲。对于绑架自己的凶徒,原先恐惧会先转化为一种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一个人要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只须四个条件:其一,让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至于是不是要发生,看你听不听话。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坚决这么做。其二,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如在你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哪怕是画饼充饥。其三,除了他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控制,完全隔离。其四让你感到无路可逃。中国文革十年浩劫,不就是如此?当今朝鲜世袭专制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
荒谬,但是事实。在你眼里,是荒诞不经的言行,在他心里,是由衷性情的流露。大到封建专制社会,小到公司狼性团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无所不在。“他虽然对我亏欠太多,我依然对他感激涕零。他真是皇恩浩荡。”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葵花宝典,是魔鬼先把人打入地狱,再带回人间,人就以为到了天堂,也就将魔鬼认作天使。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权天授,民可使由之。如果没有皇帝,没有“核心”,大臣百姓会感到恐慌,呼吁出一个“核心”。秦始皇统一六国,对天下人的劫持,是中国人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开端。清末袁世凯上台称帝,更是许多中国人自甘为奴、不断发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明证。古代皇帝把忠言逆耳的大臣发配边远蛮荒之地,但未杀头,大臣要谢主隆恩。不杀死就是大恩大德,叩头致谢,服服帖帖地流放天涯海角的瘴疠之乡。即便杀死本人,不诛九族,也是皇上开恩。中国特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实际上比瑞典人创造的新名词,历史更悠久,内涵更丰富,表象更伪善,实际上更残酷。
领袖之所以伟大如神,往往是因为臣民百姓跪着。如何才能逃脱沦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呢?强烈的道德感、坚定的信念、无畏的勇气和一种扪心自问的反思,就可以降低或弱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产生。所幸的是,如今,中国民主法治不可阻挡,必将彻底赶跑一切专制特权的恶魔。我已渐渐远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愿朝鲜好邻居也早日醒悟,勇敢解脱,让人拥有做人的全部尊严,不再留恋这种专制流行病,过上民主自由、富裕幸福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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