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遥远：我不幸得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去世，能像今日朝鲜这般举国悲恸了。人民日报发表直击报道，勾勒朝鲜人民悲情：“只要有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画像的地方，都有大批平壤市民在进行哀悼活动。他们表情非常悲伤，许多人都放声大哭，其中老人和妇女的情绪尤为激动，泣不成声。还有的人甚至已经站不住了，趴在冰冷的地面上抽泣。平壤民众几度昏厥，不得不接受紧急救治。”此情此景，让人恻隐和动容。在我眼里，仿佛穿越时光隧道，看到了35年前的自己。
记得我孩提时，第一次坐在课堂，第一次翻开语文课，看到的第一幅图片就是慈祥的毛主席像，念的第一句课文就是“毛主席万岁！”年少懵懂的我，觉得毛主席就像天上神仙，“万岁”就是长生不老，永远不会死。我外婆说：“毛主席如果死了，天就要塌下来了。”这话说得我内心惶恐不安。我奶奶说：“如能见一面毛主席，打十八层地狱也甘心。”说得我把毛主席当做过世的。
爷爷一样崇敬膜拜。直至若干年后，看到有人对毛主席有不恭之词，我都潜意识地觉得像在侮辱我祖宗一样，心生愤慨。
1976年9月，我读小学二年级。刚开学不久的一天，班主任老师突然在课堂上痛哭流涕，哭了很久，哽咽着说：“毛主席逝世了。”声声泪，字字血，说完就趴在讲桌上嚎啕大哭。顿时，班里小同学们也哭成一片。放学回家，我抽泣着告诉奶奶，奶奶垂首顿足，老泪横流：“毛主席怎么会死？毛主席怎么就离开我们了？”过几天，镇上（当时叫公社）召开群众悼念集会。当时大家都很穷，“喝肉汤穿绸缎”那是奢想，全公社只有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集会上，主要是看袖珍型黑白电视机播放毛主席追悼会实况。我年少个矮，夹在人群中，什么也看不到。父亲就把我举高骑在他的肩膀上，遥看平生第一次电视和第一次直播。“很多人失声痛哭，长跪不起。许多妇女和老人甚至情绪失控，哭昏过去。”现今媒体描写平壤人民痛失金正日的悲情文字，在35年前中国，我就亲眼目睹了，亲身体验，一模一样。那时中国的八亿人民，虽然生活贫困不堪，上顿不接下顿，饥肠嗷嗷，一脸菜色，但个个都觉得自己具有无比优越性，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内心汹涌澎湃着一种拯救别人于苦难的革命冲动。
沧海桑田，星移斗换。直到很长一段时期后，才蓦然发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是我们自己，处在史无前例十年浩劫之中的，是我们自己。当资本主义国家登月的时候，我们还在莫须有反右派；当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汽车别墅的时候，我们还面朝黄土背朝天做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想；当资本主义国家享受全面社保的时候，我们还要勒紧腰带闹革命，从穷瘪米仓里挤出余粮上交国家；当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创新创造的时候，我们还在“地大物博”、“文明古国”的席梦思里冬眠；当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快乐自由的时候，我们还束缚在户口薄里动弹不得；当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互相免签旅游的时候，我们还在用亿万人民血汗钱竭力维护那盏阿尔巴尼亚的孤独明灯，满足那点可悲可怜的“革命老大”虚荣。
昨天的中国，岂不是今天朝鲜的真实写照？我们的过去式，成了朝鲜的现在进行时。
国家一穷二白，民不聊生，水深火热，谁之责？当然是执政者。领导人错误造成的国难，人民苦不堪言；可为什么一旦领导人逝世，人民痛苦万分？就像有人对我做了不好的事，迫害的事，压迫的事，罪恶的事，但我依然对别人很好，依然依赖，依然忠诚，依然维护。我岂不是有病？
我还真是不幸有病，不幸得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的这个病，是人类本性中畏惧和崇敬强者的劣行造成的，是畏强凌弱的本性。也就是说，人是可以被驯养的。被驯养的人，都容易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前朝鲜人民的症状，和我35年前的症状有何异？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本是源自一起瑞典绑匪案的犯罪心理学术语。人性能承受的恐惧，都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野蛮凶徒，随时要取他的命，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久了，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都会觉得是宽忍和慈悲。对于绑架自己的凶徒，原先恐惧会先转化为一种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一个人要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只须四个条件：其一，让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至于是不是要发生，看你听不听话。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坚决这么做。其二，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如在你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哪怕是画饼充饥。其三，除了他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控制，完全隔离。其四让你感到无路可逃。中国文革十年浩劫，不就是如此？当今朝鲜世袭专制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
荒谬，但是事实。在你眼里，是荒诞不经的言行，在他心里，是由衷性情的流露。大到封建专制社会，小到公司狼性团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无所不在。“他虽然对我亏欠太多，我依然对他感激涕零。他真是皇恩浩荡。”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葵花宝典，是魔鬼先把人打入地狱，再带回人间，人就以为到了天堂，也就将魔鬼认作天使。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权天授，民可使由之。如果没有皇帝，没有“核心”，大臣百姓会感到恐慌，呼吁出一个“核心”。秦始皇统一六国，对天下人的劫持，是中国人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开端。清末袁世凯上台称帝，更是许多中国人自甘为奴、不断发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明证。古代皇帝把忠言逆耳的大臣发配边远蛮荒之地，但未杀头，大臣要谢主隆恩。不杀死就是大恩大德，叩头致谢，服服帖帖地流放天涯海角的瘴疠之乡。即便杀死本人，不诛九族，也是皇上开恩。中国特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实际上比瑞典人创造的新名词，历史更悠久，内涵更丰富，表象更伪善，实际上更残酷。
领袖之所以伟大如神，往往是因为臣民百姓跪着。如何才能逃脱沦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呢？强烈的道德感、坚定的信念、无畏的勇气和一种扪心自问的反思，就可以降低或弱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产生。所幸的是，如今，中国民主法治不可阻挡，必将彻底赶跑一切专制特权的恶魔。我已渐渐远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愿朝鲜好邻居也早日醒悟，勇敢解脱，让人拥有做人的全部尊严，不再留恋这种专制流行病，过上民主自由、富裕幸福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