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茂春的《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冷战前夕》──
张伟国
毛泽东说中共革命成功，主要是依靠“三大法宝”，即党的领导、群
众路线、和统一战线。著名报人、香港《争鸣》杂志的主编温辉先生
却提出，共产党夺权成功还有另外两个“法宝”：一个是依靠秘密战
线的特务，另一个是制造舆论的宣传机器。其实，从明朝的东厂设立
制度，到国共两党的竞争，注重特务情报工作是一个相当有特色的传
统。最近，我读到友人余茂春的一本书《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冷战
前夕（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耶鲁大学出版社
1996年出版）。该书揭示了中共在情报工作方面的一些内幕。
战略情报局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祖籍湖南的余茂春1962年出生
于重庆，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1985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得宾
西法尼亚州史瓦斯摩尔学院硕士、柏克莱加州大学历史系博士，现在
美国海军军官学校讲授东亚史和中美关系。余茂春根据美国国家档案
馆近几年所解密的“最新”资料，研究、撰写了在抗战期间及国共内
战时期，战略情报局在中国的活动，包括与国民党军统和中共情报系
统的关系和情报作业，以及个别人物的情报活动，其中包括了不少第
一次公开的内幕。
中共向来批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与汪精卫伪政府暗中勾结而没有
真正地抗日，真正领导八年抗战的是中共自己。但是余茂春博士在这
本书中依据档案史料证明：在日本占领的华东地区，中共情报人员潘
汉年在南京和上海领导一个庞大的间谍网，与汪精卫政府的特工组织
有密切联系。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共不断向汪精卫政权的部队和地方
伪军购买大批的武器，有些伪军军官干脆充当掮客，为中共和伪军拉
线，向延安兜售军火。甚至连战略情报局也向中共提供相当数量的装
备（如无线电器材等）以及购买武器的经费。值得一提的是，余茂春
在书中引用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1945年初为购买军火装备向战略局商
借2千万美元的一张借据。
余茂春在与笔者交谈时不无感慨地表示，1949年中共在大陆执政后不
久，已经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就被捕入狱，遭到长期囚禁，最
后庾死狱中。其中固然涉及大权独揽的毛泽东与长期执掌情报系统的
周恩来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像中共自己宣称的那样，毛泽东的夫人
江青为了泯灭在上海的那一段历史；但也有相当部分的原因是潘汉年
代表共产党与日本和汪伪政权所进行的见不得人的交易。
余茂春在书中提到了后来被中共统战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在抗
战期间全力为国际间谍进行掩护工作。尤其是许多在远东活动的共产
第三国际情报人员，都是在宋庆龄的掩护下进行工作。宋也与中共情
报系统关系密切，并在自己住所安排中共情报官员与战略局负责官员
洽谈双方的合作事宜。
在该书中，余茂春揭露中共充分利用战略局与美国其它情报系统以及
国民党军统的尖锐矛盾，并渗透到战略局驻中国工作站。战略局的特
工人员后来成为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费正清，当时大力游说美国国
务院在延安设立外交办事处。最触目惊心的是，战略局与中共进行情
报合作。战略局局长的亲信幕僚朴塞尔(Edwin Putzell)曾亲口告诉
余茂春，战略局卷入谋害戴笠。根据解密的秘密档案，余茂春在书中
对1946年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的飞机失事，提出了新的看法──戴笠
实际上是被美国战略局与中共联手谋害的。
在比较国民党与中共的情报系统后，余茂春指出，抗战期间代表中共
坐镇重庆的周恩来指挥着5千名中共情报人员；康生主持的社会部以
及潘汉年、阎宝航、陈翰笙、熊向辉等都为中共的情报工作立下了
“汗马功劳”。其中阎宝航潜伏国民党的军委会，官拜中将，利用身
份窃取了大量戴笠的最高机密电报，经由延安转交莫斯科；而国民党
军统最重要的部门“电讯总台”，竟潜伏了7名中共间谍，接受驻重
庆的叶剑英指挥。
余茂春通过丰富的史料生动地勾勒出这段美中情报关系历史。当年美
国在中国众多的情报部门（因为政出多门）互相竞争，而且与国民党
政府的情报机构也关系并不融洽。这给中共的情报和政治斗争有隙可
乘、从中渔利。这一教训既是美国今天在检讨对华政策、处理两岸三
地关系时不应该忘记的，也是台湾上下面对中共“以商围政”的策略
和最近发生的所谓“台商间谍”事件足资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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