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我读昌且的《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一书[1]的读书笔记。
昌且在《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一书中把清末民初自1840年代到1927年历经八十多年的中国的改革（革命）和进步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40年代到1890年代的器物进步，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用’。第二个阶段是1895年到1915年间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前后时期，完成了政治体制的进步。第三个阶段是1915年到1927年的五四运动，完成了思想进步，第三阶段也叫做“全部解放”阶段。
昌且是顺着梁启超的思想来发展这个三阶段的讨论。梁启超于1923年2月发表了一篇史学文章《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网文），梁在这篇文章中说的三个期就相当于昌且说的三个阶段。梁在这篇文章中说，
[古语说得好：“学然后知不足。”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但这一期内，思想界受的影响很少，其中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这些书现在看起来虽然很陈旧、很肤浅，但那群翻译的人，有几位颇忠实于学问。
他们在那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作品，其实是亏他。因为那时读书人都不会说外国话，说外国话的都不读书，所以这几部译本书，实在是替那第二期“不懂外国话的西学家”开出一条血路了。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象睡梦中着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
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这些话虽然象是囫囵，在当时却发生很大的效力。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前文说的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这件事的确能够替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国内许多学堂，外国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
*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这一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九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可惜国里的人能够领略的太少了。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的怪物。到第二期时，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躺一躺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得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梁文摘录结束)
为什么中国人要把民族的进步分成三个阶段来完成呢？因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落后最笨的人种之一，她一定要遵循社会学的规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她不会跳），这个社会学的规律就是：（社会学的）落后体系要向先进的体系学习的时候，学习的速度和要学习的东西的难易程度成反比，容易学的先学到，不容易学的后学到。
也可以这样说，阻力小的先学到，阻力大的后学到。我们来分析一下清末民初三个阶段的阻力之不同：
第一个阶段是1840年代到1890年代的器物进步：反动政府赞成，人民也赞成。
第二个阶段是1895年到1915年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体制进步：反动政府不赞成，人民赞成。
第三个阶段是1915年到1927年的五四运动，思想进步，也叫做“全解放”：（已经下台的）反动政府不赞成，被反动政府愚化的人民也不赞成。
可悲的是这段清末民初的三阶段又在今天的中国重演，中国大陆从1980年代到今天是器物进步的第一阶段，中国人民眼下即将面临着推翻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统治的政治革命运动就是第二个阶段。这个第二个阶段结束后我们还要面临第三个阶段，思想进步，也叫做“全部解放”阶段。（梁启超语）
第三阶段的领导工作将主要由海归和在西方的华人学者来领导完成。为什么？原因有三：
*第一。要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思想进步的艰难性
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说[2]，“举凡经济，国家，政治，法律诸问题，连带着还有家庭，个性，艺术创作诸问题，都会被革命重新提出，且被自下而上地重新加以观察。人类创造活动的无论哪一个部门，都会被真正人民的革命所闯入，并留下伟大的里程碑。即此一点，让我们附带地说一下吧，已予历史发展的一元论以一个最可信的表示了。革命既暴露出社会的一切经纬，它在社会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便投射了一道显明的光；原来社会学是最不幸的一门科学，他被学院式的思想用酸醋与践踏来饲养着的。但当巨大的社会变革时，凡关于经济与国家，阶级与民族，政党与阶级，个人与社会诸问题，都以极度紧张的力量提了出来。假使革命不能立刻解决它本身所由产生的任何一个问题，而只替它们的解决建立了新的前提，那它却把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加以彻底的暴露了。认识的艺术就是暴露的艺术，这句话在社会学中比在其他任何方面，具有更多的真确性。”
托洛茨基的话已经把我要说的“全部解放”的复杂性说的很清楚了，“举凡经济，国家，政治，法律诸问题，连带着还有家庭，个性，艺术创作诸问题，都会被革命重新提出”。我们接着要问，中华民族新时期的思想进步的困难在哪里？ 阻力在哪里？
我在《中华民族的四重智障》等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落后性造成了“族群型智障”；中共对中国人民六十多年的新闻封锁和禁止言论自由，刻意的洗脑教育造成了“洞穴型智障”；中共的贪官污吏在几乎所有的社会，行政，思想领域中起到的坏榜样造成“市场型智障”（在“杂乱的市场里”跟谁学的问题）；中共的伪科学（其实是反动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没有任何人相信的统治阶级思想，宣传的人自己都不信，被宣传的人（老百姓）也知道他们在说假话，所以中共的正统思想宣传都是在演戏，这种现象叫做“剧场型智障”。[3-10]
同时患有这四重智障的中国人像猪一样笨。能够正确地和精确地反映中国人智障的代表数字就是民众中相信中医的人数。[11] 这个人数越大，中国人就离猪的智商越近。从目前庞大的相信中医的人数上你就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思想进步的难度。
*第二。我们面临的思想改革是和落后作战。
历代反动派都是向后看的，即代表了落后思想和文化。历史上，蒋介石就是一个守旧的人，所以打不过毛泽东。（注：我并不认为蒋是个反动派。）因为毛是传播新思想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事后中国人才知道被毛泽东骗了。）
当今这个中共反动派也不例外，是落后思想和落后文化的总代表。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世界人民淘汰了，中共还在那里编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编造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这一企图必然要失败。
中共农民党最开始因为无知所以信了中医，现在是骑虎难下，只好接着鼓吹封建社会的残余阴阳五行，严重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这方面的罪行等到中共倒台后我们要一一清算。就是今天，全世界没有办法宣布人类进入了现代医学时代，因为还有13亿人在吃草（药），中共拖了全人类医学进步的后腿。
中共鼓吹的新儒学完全是个“追忆工程”。儒学没有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五四运动中被批判的狗血淋头），怎么可能被“挖掘出”进步作用？过去没有的东西现在要有就是“建立”，怎么能说是“恢复”？“建立”一个东西有多么难，大家知道吗？儒学作为旧的东西怎么可能战胜新的普世价值？旧的思想怎么可能战胜新的思想？中国人如今最津津乐道的话是“这种事如果在美国是这样处理的”，这就是无法阻挡的新思想。
此外，中共建政头30年，即1949年到1970年代，动用了全部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扼杀中国儒学，当年杀得是片甲不留，已经消灭的东西今天想要复苏，那是不可能的。过去的东西就过去了，不会再回来了。那些复古的想法只是中共和儒猪们的一厢情愿而已，（比如于丹和百家讲坛等儒猪），是病急乱投医。（中国民间社会遗留下来的比如孝顺这样好的文化传统，它能够活过中共头30年的“屠杀”，说明它自己有顽强的生命力，并不是政府“推动文化进步”的结果。）
*第三。只有留洋的学者能够胜任第三阶段的领军人物
从清末民初的第一阶段（思想上）代表人物张之洞，到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留学英国），孙中山（美国国籍），等，再到第三个阶段五四运动领袖人物和带头人物陈独秀（留学日本），胡适（留学美国），鲁迅（留学日本），周作人（留学日本），李大钊（留学日本），等，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落后的中国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过程中，到过西方（和日本）的学者影响力越来越大。因为思想进步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
从另一个角度说，你若不是海归学者或在西方的华人学者，中国大陆的民众也不会相信你（有领导全民族思想进步的能力）。
我看到，中共垮台后的第三阶段思想进步运动也就是全部解放运动的领导重任一定要托付给海归人士和身在西方的华人学者。因为这些人对于民族思想进步的具体前景非常明确，且理念坚定不移。在他们心里，没有什么人类先进的思想中华民族因为其“民族特殊性”而不能接受，这种“民族特殊性”完全是中共的狗屁和中华猪们的哀嚎。
最有说服力的就是这次台湾大选成功，马英九说他从中看到了西方民主思想和制度在中国人社会中取得了成功。（马英九在心里坚定不移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执政党和反对党/在野党之间终于结束了你杀我，我杀你的中国野蛮社会的恶性轮回，败选的蔡英文鞠躬下台，号召台湾人民支持马英九政府，马英九感谢反对党对（上届）政府提出的批评意见。这些都体现了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即台湾是台湾人民的台湾，不是哪个政党的台湾，所有的政要人物只对台湾人民负责。（蔡英文鞠躬下台不符合民进党的利益，但是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
为什么到了马英九和蔡英文这一代，台湾就能够达到新的文明高度呢？这和大批台湾政要接受过西方教育有很大关系，马英九和蔡英文之前的台湾政要人物就不说了，马英九本人是留学美国的法学博士。蔡英文在国立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取得法学硕士，并且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法学博士。
反观大陆中共中央集团，从胡锦涛到薄熙来之流，没有留过学，英文大字不识，受教育的过程是在中国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不准学习的30年”，他们只会“一张报纸管天下”，这张报纸就是纽约出版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胡锦涛等中共中央集团无知之辈完成了“器物进步”就应当滚下台，把位子让给海归留学人士。但是，他们今天还在那里自己选自己，这些人真是没有自知之明，无耻之尤，业已成为民族进步的阻力。
东德各个单位的前共产党书记的下场就是最好的例子，共产党垮台后没有了党书记这个职务，但是德国有规定，不能够开除职工，结果，不少单位的党书记的“称职的工作”就是看大门。
大家想想看，中共垮台后，胡锦涛等中共中央集团成员除了看大门还能干什么？还会干什么？（江泽民还能去大学教书）
参考阅读
*[1] 昌且：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东方出版社，北京，1999年
*[2]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中文版1941年（网文）。英文版Trotsky’s History of Russi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Max Eastman. Sphere Books, The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32-1933.
*[3] 王澄：培根回答温家宝的问题“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博讯2011年9月10日
*[4] 王澄医生开讲：中华民族的四重智障/视频。博讯2011年12月15日
*[5] 王澄：中国人民还生活在柏拉图的山洞里。博讯2011年7月21日
*[6] 王澄：中共封建等级制落后西方文明322年。博讯2011年9月5日
*[7] 王澄：中共建立的封建体制的核心价值是等级制。博讯2011年5月30日
*[8] 王澄：黑格尔对孔子、易经、老子的负面评论（1-5）。博讯2011年12月16日
*[9] 王澄写给邓晓芒的信。博讯2012年1月02日
*[10] 王澄：中华民族思维能力重大缺失/视频。博讯2012年1月12日
*[11] 王澄：《建议中医退出国家体制》发表五周年。博讯2011年10月4日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供稿)
昌且在《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一书中把清末民初自1840年代到1927年历经八十多年的中国的改革（革命）和进步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40年代到1890年代的器物进步，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用’。第二个阶段是1895年到1915年间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前后时期，完成了政治体制的进步。第三个阶段是1915年到1927年的五四运动，完成了思想进步，第三阶段也叫做“全部解放”阶段。
昌且是顺着梁启超的思想来发展这个三阶段的讨论。梁启超于1923年2月发表了一篇史学文章《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网文），梁在这篇文章中说的三个期就相当于昌且说的三个阶段。梁在这篇文章中说，
[古语说得好：“学然后知不足。”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但这一期内，思想界受的影响很少，其中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这些书现在看起来虽然很陈旧、很肤浅，但那群翻译的人，有几位颇忠实于学问。
他们在那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作品，其实是亏他。因为那时读书人都不会说外国话，说外国话的都不读书，所以这几部译本书，实在是替那第二期“不懂外国话的西学家”开出一条血路了。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象睡梦中着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
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这些话虽然象是囫囵，在当时却发生很大的效力。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前文说的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这件事的确能够替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国内许多学堂，外国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
*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这一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九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可惜国里的人能够领略的太少了。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的怪物。到第二期时，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躺一躺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得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梁文摘录结束)
为什么中国人要把民族的进步分成三个阶段来完成呢？因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落后最笨的人种之一，她一定要遵循社会学的规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她不会跳），这个社会学的规律就是：（社会学的）落后体系要向先进的体系学习的时候，学习的速度和要学习的东西的难易程度成反比，容易学的先学到，不容易学的后学到。
也可以这样说，阻力小的先学到，阻力大的后学到。我们来分析一下清末民初三个阶段的阻力之不同：
第一个阶段是1840年代到1890年代的器物进步：反动政府赞成，人民也赞成。
第二个阶段是1895年到1915年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体制进步：反动政府不赞成，人民赞成。
第三个阶段是1915年到1927年的五四运动，思想进步，也叫做“全解放”：（已经下台的）反动政府不赞成，被反动政府愚化的人民也不赞成。
可悲的是这段清末民初的三阶段又在今天的中国重演，中国大陆从1980年代到今天是器物进步的第一阶段，中国人民眼下即将面临着推翻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统治的政治革命运动就是第二个阶段。这个第二个阶段结束后我们还要面临第三个阶段，思想进步，也叫做“全部解放”阶段。（梁启超语）
第三阶段的领导工作将主要由海归和在西方的华人学者来领导完成。为什么？原因有三：
*第一。要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思想进步的艰难性
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说[2]，“举凡经济，国家，政治，法律诸问题，连带着还有家庭，个性，艺术创作诸问题，都会被革命重新提出，且被自下而上地重新加以观察。人类创造活动的无论哪一个部门，都会被真正人民的革命所闯入，并留下伟大的里程碑。即此一点，让我们附带地说一下吧，已予历史发展的一元论以一个最可信的表示了。革命既暴露出社会的一切经纬，它在社会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便投射了一道显明的光；原来社会学是最不幸的一门科学，他被学院式的思想用酸醋与践踏来饲养着的。但当巨大的社会变革时，凡关于经济与国家，阶级与民族，政党与阶级，个人与社会诸问题，都以极度紧张的力量提了出来。假使革命不能立刻解决它本身所由产生的任何一个问题，而只替它们的解决建立了新的前提，那它却把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加以彻底的暴露了。认识的艺术就是暴露的艺术，这句话在社会学中比在其他任何方面，具有更多的真确性。”
托洛茨基的话已经把我要说的“全部解放”的复杂性说的很清楚了，“举凡经济，国家，政治，法律诸问题，连带着还有家庭，个性，艺术创作诸问题，都会被革命重新提出”。我们接着要问，中华民族新时期的思想进步的困难在哪里？ 阻力在哪里？
我在《中华民族的四重智障》等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落后性造成了“族群型智障”；中共对中国人民六十多年的新闻封锁和禁止言论自由，刻意的洗脑教育造成了“洞穴型智障”；中共的贪官污吏在几乎所有的社会，行政，思想领域中起到的坏榜样造成“市场型智障”（在“杂乱的市场里”跟谁学的问题）；中共的伪科学（其实是反动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没有任何人相信的统治阶级思想，宣传的人自己都不信，被宣传的人（老百姓）也知道他们在说假话，所以中共的正统思想宣传都是在演戏，这种现象叫做“剧场型智障”。[3-10]
同时患有这四重智障的中国人像猪一样笨。能够正确地和精确地反映中国人智障的代表数字就是民众中相信中医的人数。[11] 这个人数越大，中国人就离猪的智商越近。从目前庞大的相信中医的人数上你就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思想进步的难度。
*第二。我们面临的思想改革是和落后作战。
历代反动派都是向后看的，即代表了落后思想和文化。历史上，蒋介石就是一个守旧的人，所以打不过毛泽东。（注：我并不认为蒋是个反动派。）因为毛是传播新思想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事后中国人才知道被毛泽东骗了。）
当今这个中共反动派也不例外，是落后思想和落后文化的总代表。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世界人民淘汰了，中共还在那里编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编造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这一企图必然要失败。
中共农民党最开始因为无知所以信了中医，现在是骑虎难下，只好接着鼓吹封建社会的残余阴阳五行，严重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这方面的罪行等到中共倒台后我们要一一清算。就是今天，全世界没有办法宣布人类进入了现代医学时代，因为还有13亿人在吃草（药），中共拖了全人类医学进步的后腿。
中共鼓吹的新儒学完全是个“追忆工程”。儒学没有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五四运动中被批判的狗血淋头），怎么可能被“挖掘出”进步作用？过去没有的东西现在要有就是“建立”，怎么能说是“恢复”？“建立”一个东西有多么难，大家知道吗？儒学作为旧的东西怎么可能战胜新的普世价值？旧的思想怎么可能战胜新的思想？中国人如今最津津乐道的话是“这种事如果在美国是这样处理的”，这就是无法阻挡的新思想。
此外，中共建政头30年，即1949年到1970年代，动用了全部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扼杀中国儒学，当年杀得是片甲不留，已经消灭的东西今天想要复苏，那是不可能的。过去的东西就过去了，不会再回来了。那些复古的想法只是中共和儒猪们的一厢情愿而已，（比如于丹和百家讲坛等儒猪），是病急乱投医。（中国民间社会遗留下来的比如孝顺这样好的文化传统，它能够活过中共头30年的“屠杀”，说明它自己有顽强的生命力，并不是政府“推动文化进步”的结果。）
*第三。只有留洋的学者能够胜任第三阶段的领军人物
从清末民初的第一阶段（思想上）代表人物张之洞，到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留学英国），孙中山（美国国籍），等，再到第三个阶段五四运动领袖人物和带头人物陈独秀（留学日本），胡适（留学美国），鲁迅（留学日本），周作人（留学日本），李大钊（留学日本），等，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落后的中国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过程中，到过西方（和日本）的学者影响力越来越大。因为思想进步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
从另一个角度说，你若不是海归学者或在西方的华人学者，中国大陆的民众也不会相信你（有领导全民族思想进步的能力）。
我看到，中共垮台后的第三阶段思想进步运动也就是全部解放运动的领导重任一定要托付给海归人士和身在西方的华人学者。因为这些人对于民族思想进步的具体前景非常明确，且理念坚定不移。在他们心里，没有什么人类先进的思想中华民族因为其“民族特殊性”而不能接受，这种“民族特殊性”完全是中共的狗屁和中华猪们的哀嚎。
最有说服力的就是这次台湾大选成功，马英九说他从中看到了西方民主思想和制度在中国人社会中取得了成功。（马英九在心里坚定不移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执政党和反对党/在野党之间终于结束了你杀我，我杀你的中国野蛮社会的恶性轮回，败选的蔡英文鞠躬下台，号召台湾人民支持马英九政府，马英九感谢反对党对（上届）政府提出的批评意见。这些都体现了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即台湾是台湾人民的台湾，不是哪个政党的台湾，所有的政要人物只对台湾人民负责。（蔡英文鞠躬下台不符合民进党的利益，但是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
为什么到了马英九和蔡英文这一代，台湾就能够达到新的文明高度呢？这和大批台湾政要接受过西方教育有很大关系，马英九和蔡英文之前的台湾政要人物就不说了，马英九本人是留学美国的法学博士。蔡英文在国立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取得法学硕士，并且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法学博士。
反观大陆中共中央集团，从胡锦涛到薄熙来之流，没有留过学，英文大字不识，受教育的过程是在中国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不准学习的30年”，他们只会“一张报纸管天下”，这张报纸就是纽约出版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胡锦涛等中共中央集团无知之辈完成了“器物进步”就应当滚下台，把位子让给海归留学人士。但是，他们今天还在那里自己选自己，这些人真是没有自知之明，无耻之尤，业已成为民族进步的阻力。
东德各个单位的前共产党书记的下场就是最好的例子，共产党垮台后没有了党书记这个职务，但是德国有规定，不能够开除职工，结果，不少单位的党书记的“称职的工作”就是看大门。
大家想想看，中共垮台后，胡锦涛等中共中央集团成员除了看大门还能干什么？还会干什么？（江泽民还能去大学教书）
参考阅读
*[1] 昌且：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东方出版社，北京，1999年
*[2]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中文版1941年（网文）。英文版Trotsky’s History of Russi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Max Eastman. Sphere Books, The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32-1933.
*[3] 王澄：培根回答温家宝的问题“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博讯2011年9月10日
*[4] 王澄医生开讲：中华民族的四重智障/视频。博讯2011年12月15日
*[5] 王澄：中国人民还生活在柏拉图的山洞里。博讯2011年7月21日
*[6] 王澄：中共封建等级制落后西方文明322年。博讯2011年9月5日
*[7] 王澄：中共建立的封建体制的核心价值是等级制。博讯2011年5月30日
*[8] 王澄：黑格尔对孔子、易经、老子的负面评论（1-5）。博讯2011年12月16日
*[9] 王澄写给邓晓芒的信。博讯2012年1月02日
*[10] 王澄：中华民族思维能力重大缺失/视频。博讯2012年1月12日
*[11] 王澄：《建议中医退出国家体制》发表五周年。博讯2011年10月4日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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