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如何放弃宇宙真理的？

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转变

加拿大《太平洋事务》杂志2009年第82卷第2期刊载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题为《蒙古：一个共产党的变形》的文章。文章分析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历史，特别是苏联崩溃后其发展和转型历程，以及其在新政治体制下的执政得失。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成立于1924年的共产主义政党，除了从1996年到2000年这一短暂时期之外，它一直掌握着政权。20世纪90年代，蒙古人民革命党最重要的支持者苏联的解体，并没有破坏它在蒙古的地位。虽然它的政治和经济方向发生了改变，但并没有从政治舞台消失。这一改变完全偏离了早前的意识形态，因此可以被称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使命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得它继续存在了下来。然而，这些彻底的变化没有带来更加稳定公正的政治和经济进程。实际上，收入不平等日益拉大，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也不断涌现。政治制度虽没有经济体制那样动荡不定，但也出现了社会动乱。政府虽远离了共产主义的独裁和镇压，但也因权力滥用尤其是日益严重的腐败而受到批评。

作为共产主义政党的蒙古人民革命党

一般而言，在苏联解体之前，蒙古人民革命党遵循着苏联路线及其领导，但也有与苏联存在着分歧并抵制苏联要求的情形。此外，蒙古人民革命党在组织方面也类似于苏联共产党，具有一个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精英领导阶层，而且与苏联共产党一样，蒙古人民革命党控制着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党。同样，蒙古人民革命党采取了使所有权和政府支持的特定行业发生急剧变化的经济政策。20世纪50年代，它成功地推广了集体化，把牧民变为工人。它也想通过促进工业化来改变对畜牧业的依赖。利用蒙古丰富的铜、钼储量创办采矿业，利用充足的家畜供应发展了加工业。
20世纪80年代中期，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策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转化为教育、卫生保健和社会福利领域的利益。蒙古人民革命党政府重点对社会部门进行投资。它为牧民子女提供寄宿学校，增加学校和教师的数量，为学生提供食物、课本和校服。当然，它所规定的课程包括大量的马列主义宣传和思想，但这一努力消灭了大量文盲，并培育了一个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医疗卫生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预算中也占有重大比例，藉此消除了许多传染病和寄生病，为边远地区的牧民提供了基本护理，降低了婴儿和孕妇的死亡率，提高了平均寿命。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文化政策则鼓励与苏联融合。俄国人帮助建立了第一所蒙古大学，最优秀的蒙古学生常常到苏联的大学和研究院进行研究生学习。俄语是学校里讲授的第二语言。20世纪40年代，在苏联的压力下，蒙古人民革命党用西里尔字母表取代了维吾尔文作为蒙古语的书写体。
显然，蒙古人在与苏联的关系中处于弱势，尤其是在1964年之后。1950年到1964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凭借其与中国的关系，与苏联处于一种非常强硬的讨价还价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随后在1950年中蒙外交关系的恢复，意味着蒙古人民革命党拥有一个与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相抗衡的力量。然而，中苏关系的破裂，迫使蒙古在它的这两个邻居之间作出选择。1964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决定与苏联结盟，断绝与中国的关系。蒙古人民革命党与中国的决裂，导致了几乎对苏联和东欧的完全依赖，仅仅同古巴和北朝鲜保持着有限的联系。
无论如何，蒙古人民革命党遵循着苏联路线。它的领导层偶尔也会抵制，不去执行某些具体指令，但是，差不多七十年来，只要苏联颁布了政策，它就很快地加以采用。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呼吁公开性和新思维之时，蒙古人民革命党显然感到震惊。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保证逐步撤离驻扎在中蒙边境的苏联军队。之后，蒙古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变化步骤也加快了。政府启动了与内蒙古的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随后又开启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关系。它宣称有限地支持私人企业家和更多的民主、政府责任以及更多的新闻自由。1987年1月，美国和蒙古同意相互给予外交承认。
蒙古人民革命党更大的开放性，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共产主义集团的瓦解，为改革派与政府之间的对抗提供了舞台。1989年12月，一个主要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组成的团体，其中一些有着精英阶层的背景，开始在乌兰巴托的自由广场示威。在3个月的时间中，示威者的数量不断增加，非暴力的示威蔓延到首都之外的其他地区，并在乌兰巴托红色广场的绝食中达到高潮。他们要求多党制、新闻自由和尊重人权。蒙古人民革命党内部的分裂和相对软弱的领导层，加上人民对绝食者日益增加的支持，迫使蒙古人民革命党在1990年3月作出重大让步，允许创建竞争性的政党，并同意在7月进行多党选举。

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重大决定

由于在这些问题上的温和态度，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保守派随后立即作出了两个重大决定，正是这两个重大决定塑造了自那以后的蒙古，并确保了这个政党的继续存在。它的第一个决定是，精选一些所谓的改革派到党的高层，即通过吸收更年轻的一代，使权力保持在他们自己手里。保守派似乎认为，把一些年轻的领袖提升到权力位置，会化解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批评。
第二个决定涉及苏联解体所造成的变化。蒙古的所有贸易、投资和援助几乎都与苏联以及东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苏联垮台的附带效应严重地破坏了蒙古的经济，它需要更多样化的经济伙伴以寻求援助。它求助国际金融机构，其中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些国家机构，比如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美国国际开发署，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比如阿登纳基金会和国际共和学会。在过去的19年中，来自这些机构的常驻代表和顾问，以及由这些机构所支持的私人承包商，涌入这个国家。这些机构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分解了计划经济，促进了蒙古向纯粹的市场经济过渡。这是一项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政策，导致了畜群的私有化和国企的关闭以及伴随而来的失业。
不过，保守派在1990年采取的政策所产生的变化，很快就破坏了它的统治。它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必然要摧毁计划经济。这种向市场经济的陡然转变，由于缺乏适当的法治训练、稳固的银行制度、契约精神、政府官员对公共责任与私人商业利益之间的严格区分，以及防止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的严厉规则，导致了大量的腐败。1992年当选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政府试图限制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步伐，保持社会安全网的特色。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保守派的一些权威人士却凭借他们的职位获利，因此，腐败的增加抵消了他们在维持稳定上的努力，并对他们造成了损害。当然，保守派还得面对要求小政府、平衡预算和缩减社会福利开支的国际金融机构。由于国际机构的限制，保守派的四年统治导致了大量的社会混乱。失业、贫困和犯罪增加；许多产业倒闭了，包括那些蒙古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银行贷款利率高得吓人，而且有些银行只借贷给朋友、官员或其他特殊客户；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增长从未达到乐观的预期。许多蒙古人把这些社会经济问题归咎于蒙古人民革命党保守派。 

此外，保守派的第二个决定在选举中反过来纠缠着它。由于寻求西方金融机构的经济援助，它也为国外激进的非政府组织在蒙古运作提供了机会。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怀着慈善的目的，但也有一些显然具有政治目的。尤其是阿登纳基金会和国际共和学会，它们企图培养新的领导人，并帮助创办了培养绝大多数反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的学院，同时，国际共和学会还为这些团体提供研究性旅行和研讨会的经费。当然，民主政治和多党制的培训课程有价值，但是，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帮助具体的政治党派谋划反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战略战术时越界了。它们为反蒙古人民革命党团体发展草根组织提供资金，最重要的是，它们扶植了民主联盟。人民对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失望，加上国外对民主联盟的强硬支持，导致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蒙古选举历史上的第一次失败。反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力量获得了议会中的50个席位，而蒙古人民革命党只得到了25个席位。 

丧失政权的蒙古人民革命党 

蒙古人民革命党自身见证了这个政党的显著变化。那时，保守派在大部分民众那里声名狼藉，国际金融机构对它也毫无好感。甚至在选举之前，一些年轻党员就认为蒙古人民革命党需要在方向上有所改变才能继续存在。1996年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不到35％的民众认为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应对自1990年以来肆虐蒙古的失业、贫穷和生活质量下降问题的最好政党。一些认识到这些倾向的党员利用日益削弱的保守派，获得领导位置，他们中一些人至少在西方接受过部分教育。比如，党的新书记恩赫巴雅尔曾在英国进行研究生学习，他的继任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书记和总理s，巴雅尔，在华盛顿大学获得研究生学位。与保守派不同，他们与西方有紧密的联系，并且寻求与国外机构的合作。因此，越来越多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领导接受了国际金融机构的议程。就像他们支持提倡纯粹的市场经济的政策一样，他们也开始接受来自国外机构的支持。 
许多蒙古人认为民主联盟在1996年到2000年的表现令人失望。内部冲突、个人野心和腐败导致联盟瓦解，四年中有三任总理和政府垮台。这种不稳定与对纯粹市场议程的坚持，使得经济增长有限，畜牧经济出现严重危机，无法提出有效的扶贫计划，卫生保健、教育和福利恶化。1999年至2002年的三个严冬，暴露了牧群私有化和政府对畜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缺乏所带来的危险，三年间，牲畜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一。银行丑闻和夜总会贿案导致3名议会议员入狱，进一步为民主联盟的任期蒙上了一层阴影。 

重新执政的新蒙古人民革命党 

蒙古人民革命党在2000年的大选中拥有良好的机会，这要归功于这场混乱，归功于政府处理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显然无能。新一代年轻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领袖抛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赞同某些国有企业和最重要的银行的私有化。他们似乎不在意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党在观点和政策上的显著变化。 
2000年之后，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经济政策也不同于共产主义政党的传统政策。它的领袖依靠采矿业和国外直接投资而不是政府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并且宣称私有部门的增长是解决失业的出路。这显然严重偏离了计划经济的模式。结果表明，失业并没有缩减，贫困率也没有下降。同时，在蒙古人民革命党进行执政的2000年至2004年间，腐败也没有减轻。 
面对人们对始于1994年的扶贫攻坚计划的失败以及其他社会状况的批评，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国际金融机构在这一时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社会部门项目。更多一些资金被分配到教育、卫生保健和福利项目。蒙古人民革命党稍微增加了退休金和工资，接受公寓建设的国外援助，并且保证改善大量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依然采用市场议程，强调经济增长和依靠私人部门是失业和其他社会部门问题的解决之道。同时，越来越多的商人进入蒙古人民革命党，从而使它制定的政策更加倾向于市场经济。 

政治上的狂奔 

持续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转变为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信心的丧失。2000年，它获得了76个议员席位中的72个，2004年只获得其中的36个席位。祖国民主联盟获得35个席位。蒙古人民革命党依然是某种意义上的左派，然而这时蒙古人民革命党与其他政党的差异主要在于个性，而不在于意识形态和施政纲领。因为几乎所有的政党都把市场政策当作蒙古问题的解决之道。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祖国民主联盟就达成协议，组成政府。这两个政党分享了四年统治期，首先任总理的是祖国民主联盟的成员，后两年任总理的则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这一不寻常的方案并没有达到计划的效果。首要的问题与祖国民主联盟有关。联盟的祖国部分，实际上是富有矿主B，额尔德诺巴特的机构，后者不时利用党来获取他自己的利益。他在一年之内就与联盟中的伙伴闹翻，断绝了与民主党的联盟。这一破裂留下了一个少数派政党的总理，他根本无法抵挡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诡计。因此，2006年1月，还有半年多任期的总理T，额勒贝格道尔吉失去多数支持，被迫辞职。这是政治体系失序的另一个迹象。 
随即主要由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治家组成的新政府并没有减少这样的担心。新总理恩赫包勒德曾担任乌兰巴托市长，他当政期间，展开了首都土地的私有化和土地经营，过程相当混乱。2007年2月，贸工部部长因受到非法批准采矿许可和把政府建设计划透露给他自己公司的指控而被迫辞职。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导的议会也一再忽视了以下要求：敦促议会成员公开他们的纳税表、积极反腐以及要求政党公开它们的资金来源。因此，据调查，55％的人民对议会缺乏信心，68％的人民对国家机构缺乏信心，71％的人民对政治党派缺乏信心，以及77％的人民对司法缺乏信心。这样，恩赫包勒德总理被迫于2007年10月辞职，政党领袖巴雅尔成了总理。 
2008年6月末7月初的动荡是这一政治不稳定的顶峰。蒙古人民革命党赢得了议会选举，但是民主党指责这次选举存在着大量的欺诈行为，要求重新计票和作出更改。异议分子支持的示威者聚集在乌兰巴托市中心，他们点燃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楼，损坏了国家歌剧院和芭蕾舞剧场、一座银行、交响乐大厅，还毁坏了现代艺术馆的4000幅画。警察向人群开枪，导致五个示威者死亡。示威者和政府相互指责，认为对方要为暴行负责。夏末，民主党接受了这些结果，政府稳定了下来，领导层中包括一些民主党人士。 
同时，公众依然对蒙古人民革命党、政府和经济中日益增长的腐败感到不安。透明国际证实了这一点。2004年，蒙古的腐败指数在146个国家中名列第85位，但是到2006年，蒙古滑落到第99位。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项研究证实了透明国际的调查结果。这项调查的一个研究者宣称，只有42％的收入上报了政府。这项报告没有提及的是，十多年来，正是国际金融机构促进了这种违法反常现象和最小政府，从而限制了国家应对腐败的成效。 

蒙古人民革命党最后制定了反腐法，但人们对执行部门的有效性充满疑虑。无疑，一个主要的因素是，蒙古人民革命党从只关注社会福利、教育、政府服务和限制腐败的威权政党，转变为一个信奉最小政府并充斥着商人党员的政党。它的共产主义使命几乎已经剥蚀殆尽，尽管它依然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左派。
蒙古人民革命党一直没有积极打击的腐败问题，是它信奉纯粹的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它采用国际金融机构的观念，一再依靠私营部门的增长来应对贫困，接受商业发展的捐款和贷款，吸引外资和使政府最小化，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在1990年之前的政策。这种涓滴方式成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新口号，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缩减政府开支、给予私营部门更多灵活性相对应。蒙古人民革命党认可了国家私有化委员会推动的持续私有化，这是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绝不会赞成的政策。

蒙古人民革命党与经济管理

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组织和个人批评政府的经济管理以及蒙古人民革命党对社会福利的忽视。一个关于畜牧经济的研究结论说，“我们注意到，在过去几年里，政府花在引入牲畜挑选和饲养的新技术设备、进口高产的优良品种和幼畜以及饲料生产或其他活动上的资源，相对而言非常少”。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另一项研究调查得出的结果如下：超过40％的被调查者没有纳税；30％的被调查者用现金、20％的被调查者用礼物贿赂过政府官员；大约20％的被调查者曾走私；80％的被调查者认为腐败在蒙古是普遍现象。研究者发现，“监管问题和对不遵从者的处罚不严，是许多违法行为产生的主要因素，被调查者也承认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