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伪造《田中奏折》挑起中日仇恨和战争
日本和苏俄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之间矛盾更深。1918年日本与中国北洋政府联手进攻苏联的西伯利亚，列宁已经感受到中、日团结对俄罗斯的巨大威胁。所以，挑起中日仇恨和战争是维护苏联的首要国家利益。于是，列宁通过他的两个下级组织——中共、日共以及苏共间谍机构来达成挑起中、日仇恨和战争的目的。
苏联在中国的间谍机关和间谍，其级别、数量，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远不是日本可比！苏联在中国的大使馆、在重大城市的领事馆、对外贸易局、银行、通讯社、研究所，等等，民间的、官方的，几乎全是间谍机关。“这些机构‘只是开展地下活动和情报工作的晃子而已’”（《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2007年7月 共军出版社 第111页——请注意！以后，出于同一书的资料，只注明页码）。1924-1927年，苏联在哈尔滨的情报站，从源源不断的情报中，知道日本的基本国策，是对苏联和外蒙古发动战争，时间迫在眉睫。对此，他们不是把情报在报纸上大加宣传，号召苏联青年仇恨日本，举行抗日的游行示威，而是秘而不宣，不动声色，积极地做防止战争的准备——把战争的祸水引向中国。
苏联既向日本提供中国反对日本的情报，又向中国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以便转移中国人的视线，让苏共好侵华，这是共党的目的。苏联的间谍宣称，他们搞到了一份高度机密的“奏折”：“哈尔滨谍报机关工作的最大成就是获得《田中奏折》……
1929年苏联侵略我东北，中国的反苏浪潮席卷全国，但很快就被反日高潮淹没，原因就是苏共在操纵。《田中奏折》既然被称为密奏，那么在“在1929年曝光”就非常不合理了。按理，《田中奏折》是重要的、高级的战略情报，任何情机关得到它，只能通过秘密途径，在高层的少数人中传布。但它的制造，是以宣传、动员中国的群众反日为目的，所以出笼后，苏共特工在中国廉价抛售，在大众媒体上广为宣传。
1929年2月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令全世界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魂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文章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为了确定外交政策，秘密召开了一次“东方会议”。ffice:smarttags" />1927年7月25日，田中根据会议的意见，写了一份呈给天皇的“密奏”，说：“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日本人绝不会把1904-05年的日俄战争看成是中日战争，因为当时张作霖支持日本！当时中国的士绅把日本战胜俄国看成立宪政治战胜专制政治而清政府因此而开始立宪改革，中国人纷纷涌向日本留学取经从而诞生了亲日的“同盟会”。1919年5.4运动中国才掀起大规模的反日运动，苏共遂在反日的愤青中培植亲俄的共产党，以共党来挑动中日仇恨和战争。“首先打倒美国势力”是列宁在1915年创作的《帝国主义论》的构想，却被苏共栽赃给日本政府。“密奏”简直漏洞百出。
“密奏”说：“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如果日本真的“有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计划，“9.18”之后的日本应该是走努尔哈赤的征服中国之路，应该先占领内蒙、西北，而不该去打南京。1937年若日本先打陕北，南京国民政府可能袖手旁观，日本人可能重演满人先消灭李自成农民军的故事。为什么日本人一直不打延安？这只能说明日本没有征服全中国的计划，只有和苏联（支配下的中共）瓜分中国的的计划。若日本有能力征服全中国，日本就会以“中华民国”或“大清”继承者的资格要求占领外蒙甚至西伯利亚，对苏共是不利的。正因为苏共深知日本无能力征服全中国，所以才杜撰出“征服全中国”“密奏”来激发中日战争。
“密奏”还说：“寓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已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仰我鼻息之云云大业。尚未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这份奏折全面披露了日本政府侵略中国的详细战略，暴露了其征服世界的勃勃野心。而“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段文字早已载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典型象征。
《田中奏折》的问世，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当时日本的政界要员纷纷出面予以否认。二战结束后，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下，日本政坛的一些关键人物仍坚持称，他们是当事人、知情者，但确实对《田中奏折》一无所知。日本的学者则指出：这份奏折在奏程上不符合日本的格式，而且奏折中有大量可笑的、低级的错误，说明这是个伪造的文件：第一，奏折称田中义一在欧美旅行的归途中在上海遭到刺客袭击，而事实上田中遭刺是去马尼拉的归途中。田中作为文件的作者，对于这种受过皮肉之苦的事件，写错是不可能的。第二，奏折中称大正天皇与山县有朋等人商谈9国条约的执行问题，而事实上在9国条约签字前山县已经去世。第三，关于中国政府铺设吉海铁道问题。事实上吉海铁道的开设是在昭和4年5月，上奏的时期是昭和2年，也就是说，奏折是予知了2年后发生的事情。秦郁彦还列举了其他一些根本史实的错误，最后认定这份奏折是伪照的。
《田中奏折》是伪造的。这从《奏折》的语言本身和公布它的刊物即可看出。《田中奏折》的伪造迹象明显：第一，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皇家的全部档案，但是，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任何与田中奏折有关的旁证。1999年9月7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托洛茨基在被暗杀前的1940年，曾经向《第四国际》这本杂志投稿，在这份遗稿中，留下了关于《田中奏折》最珍贵的证言。据托洛茨基介绍，1925年夏天前后，当时苏维埃的情报机关头子捷尔任斯基汇报说：东京方面的特工送来绝密的文件；其内容是日本为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同时也设想了与美国作战的可能性等等。当时，托洛茨基表示：仅仅凭这份文书是不可能引发战争的，再说天皇没有直接署名。苏共政治局会议采用了托洛茨基的提案：即如果苏联公布这一文件，容易遭世界舆论的怀疑，因此，可以通过美国国内的苏联友人，有意识地将消息透露给新闻媒体。所谓美国国内的苏联友人，据推测应该是指美共党徒。据美国共党的内部文件记载，当时美共积极准备，邀请在美国活动的日本共党着手文件的日语翻译，从这里也可以推断《田中奏折》的确没有日本版的原稿。《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用过硬的材料证明，苏联的间谍有选择地烧毁档案。1927年，张作霖公布了苏联的间谍材料以后，苏联政府向张作霖提出了严重抗议，声称材料是张作霖的警察伪造的。听口气，简直气壮如牛，但内心非常恐慌：“1927年5月12日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听取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所作的中国问题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其中一些专项内容是：（11）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发出密码电报，要求在工作中和消毁损害名誉的文件时，采取紧急保密措施……”1920年代曾在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工作的苏联情报员A.阿加别科夫回：“通电命令检查这些机构的档案文件，销毁那些可能损害苏联国外政权机构声誉的文件。全权代表处和商务代表处立即着手清理档案。挑出了一堆堆该烧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全权代表处的院子里烧了整整一个星期。以致市政府以为苏联全权代表处发生了火灾，打算派消防队去救火。我们收到了更加严厉的命令。莫斯科命令销毁所有档案文件，今后只保留最近一个月的来往信件，保留的条件是：要使大使馆一旦遭受袭击时，能够立即销毁一切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材料。从如此匆忙的举动可以看出，莫斯科的惊慌失措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231—232页）。这个措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927年12月13日，张发奎抄查广州的苏联领事馆，同年12月26日，汪精卫抄查汉口的苏联领事馆，都一无所获，因为苏联人拖延开门时间，文件被全部销毁（239页）。从此以后，人们能得到的，全是苏联政府“伟、光、正”的材料，因为，那些说明苏联“丑、暗、邪”，即所谓“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都被销毁。它们的内容，在历史上成了永久的秘密。这就是人们在苏联解密档案中，找不到如制造“田中奏折”，这类损害苏联政府形象的文件的原因。第二，在当时，与《田中奏折》有关的人，都否定有“奏折”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说确实不知道有奏折的事。第三，中国方面透露文件是通过台湾籍富商蔡智堪抄自日本皇家书库。日本许多学者认为：一个台湾商人象007那样闯入戒备森严的皇宫，在书库中躲藏两个晚上，抄下即便是中译文也要25页的文件，这总觉得象是个传奇而非真实的故事。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学界对《田中奏折》的真实性也发出不同的声音。但值得注意的是，《田中奏折》中译本的组织者、也可以说是这一公案的直接当事人王家桢，从1983年到1984年去世，曾多次发表证言，坚持认定《田中奏折》是确确实实存在，不是臆说更不是伪照。第四，远东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时也提及《田中奏折》，后因证据不足而未加采用。
2.苏共（支持下的中共）与日本瓜分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与德皇签订了出卖俄国的条约，总共从德国人手中获得了8千万金马克的支助，来颠覆俄罗斯共和国。1930年斯大林又出钱要求日本进攻中国。
原来，在苏共的命令下，1930年初中共中央开始秘密派遣代表，前往东北的日本关东军驻地和日本本土活动，与军界、政界的好战分子接触。经过数个月的初步活动，中央苏区政权的分裂东北计划与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的侵华阴谋一拍即合，并开始酝酿正式的合作。1931年春节刚过，中共中央苏区的代表团，以王若（飞）为团长，从上海秘密登船，经过一昼夜的航行到达日本关东军控制下的旅顺，入住关东军“满铁株式会”的招待所大和旅馆。1月29日，中央苏区代表团与关东军的代表板垣征四郎在大和旅馆的小型会议厅——八尺阁，签订了一份秘密协定，史称“八尺协定”，又称王板协定。
《八尺协定》正式名称应为《寂寂密约》，谈判地点为关东州旅顺大和旅馆八尺阁，实际签约地点为大和旅馆寂寂厅，双方约定不对外公布、不盖印换约(不盖双方政府大印，只盖双方谈判代表私章)，故称《寂寂密约》。《寂寂密约》原文已佚(据称毁于1945年美军空袭所致东京大火)，据今存《寂寂密约》照片，双方谈判代表私章并排而盖，又称“奸情章”。
协定主要内容有：1）中央苏区支持日本夺取东北、华北，承认其为日本势力范围；2）中央苏区从共产国际援助经费中拿出2.3亿金卢布，转交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由关东军参谋部分配，用于军费，以及日本国内政治公关使用。中央苏区派审计小组进驻沈阳和东京，监督经费合理使用。3）关东军确保不晚于1931年10月开始对东北的进攻，并在未来的几年内积极夺取华北，配合中央苏区夺取中华民国的政权。4）日本势力范围止与长江一线，即占领华北、华中后，与中共政权划江而治。2.3亿金卢布，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是一笔巨款。在金本位时代，这2.3亿金卢布全部是金币和银币的形式。如果中共能与民国政府精诚合作，将2亿3千万用于民生建设，岂非四万万国民之大幸。可惜，这笔巨款却为本已衰弱的日本侵华势力注入了血液，成为了中国四万万国民，乃至全东亚人民之大不幸。手握2亿3千万后，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策划了9.18事变，并在事变前得到了中央苏区方面送来的张学良驻军地图。东三省沦陷，民国政府的一大批工业、资源基地沦入他人之后，受到了空前的打击。关东军好战分子又在日本国内政界进行公关活动，亲华派受排挤，侵华派开始掌握政坛。日本又将2亿3千万中的大部分重融成黄金，资助国内的企业，以重振被1929年经济危机重创的工业，尤其是军火工业，建造了大量武器装备，用在了对中国的战争中。今天，位于日本伊豆群岛的资本家族右代宫家仍然保留着昭和时代从这笔巨款中分配到的一小部分黄金，成为了罪恶的《八尺协定》的铁证。
尽管《八尺协定》的签订十分隐秘，但纸是包不住火的。共产党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也对这种出钱出枪让侵略者打自己的行径难以理解。王明严厉地斥责毛泽东，未经共产国际同意用共产国际的经费资助第三国，违反了中苏合作纪律。1935年长征途中，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与来自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得知了1931年中央苏区与日本签订的《八尺条约》，十分愤慨，当即宣布与毛泽东分道扬镳，南下另立中央，并对北上的建议嘲讽道：“去陕北干什么？去给日寇带路吗？说是抗日，《八尺协定》谁签的？”与中央决裂的努力失败后，张国焘心灰意冷。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张国焘更是痛心疾首，遂于1938年投诚中华民国政府，见到蒋介石后痛心地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蒋介石赞许他知错能改的勇气，称张国焘为“共党里为数不多的良心所在”。
3.中共与日本合击中华民国
蒋介石自中原大战后，在1930年10月10日，于南京发表《告全国同胞文》，指出“肃清匪共”为当前要务之一。中华民国政府于1930年12月19日至1931年1月3日、1931年4月1日至5月30日，发动了对中共江西匪区的2次围剿，因不谙剿匪策略而失败。
蒋介石1931年8月22日在南昌时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在1931 年7月1日至9月20日，蒋介石所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已经接近成功的时候，日军制造了“9.18”事变。
1929年苏联的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暴露了张学良东北军的虚弱，坚定了关东军在东北采取行动的信心。1931年5月，在东北的朝鲜侨民与中国农民发生了农田冲突事件。万宝山事件期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张学良部下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1931年9月18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但是太晚了。因为9月18日是沈阳事变之夜。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9.18”事变时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东北军是44.8万，其中正规军26.8万，平津一带的精锐有11万左右，驻在奉天的精锐有6万左右，对关东军占绝对优势。张学良只一味地避战来保存实力。关东军缴获的战利品包括：飞机60架，坦克25辆，还有大量的日军根本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语文出版社，2009年11月）；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东北航空处的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王锦思《九一八的耻辱：东北军武器先进也挨打》，联合早报网，2009.9.18）。国民政府不得不停止剿灭红军，立即抽调部队北上，以便做全面抗战的准备。因此江西的兵力空虚，1931年11月14日，中央红军所属的红三军攻陷江西会昌，12 月，张国焘领导的红四军攻陷湖北黄安；由于中共的策反成功，江西的第26路军两万多人在宁都投入红军队伍。
关东军在东北的赌博获得惊人的成功，岛国为之沸腾，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本军队的扩张野心，在张学良的积极配合下，成为大和的主旋律，军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直线上升。1931年12月，犬养毅出任日本首相后，试图控制军队的好战倾向。1932年3月，日本政府未承认关东军一手扶持的“满洲国”；5月15日，犬养首相即遭愤怒的军国主义分子杀害。一心保存实力的张学良为不抵抗寻找各种借口，在马占山奋起抗日的情况下，亦见死不救。日本视华夏为囊中之物，全面侵华只剩时间问题。
“9.18”事件一发生，苏共操纵的共产国际就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该决议明白宣称“九一八”事件是对中共的一个重要而且有利的事件：“满洲事变对于中国事变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的影响……给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斗争以极大的顺利，造成全国革命危机先决条件进一步成熟，这事变给予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新的重大的打击。”因此，这个决议对中共规定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的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在苏共的屡次催促下，在“9.18”事变一个多月后的苏共政变纪念日——11月7日，中共成立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苏维埃”从俄文而来，主席是毛泽东。日本人看到苏俄在江西成立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在1932年3月1日跟进成立“满洲国”，企图与俄奴汉奸党中共瓜分中国。中共现时常叫嚷：“不许分裂祖国”，“不承认两个中国”。实际上搞“两个中国”、分裂祖国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共自己。中共实在是制造“国家分裂”的始作俑者。中共的颠覆战争在“9.18”后更加强烈了。
1932年1月18日，上海租界的5名日本僧侣忽然被一群中国人围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伤。但二战后的调查发现，该事件原来是关东军的高级军官委托日本上海总领事馆的武官，雇佣中国无赖所干。中国人打死日本僧侣一事，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骚动。在此情况下，日方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道歉、赔偿、惩罚作案者和取缔解散上海的民间反日团体。由于孙科政府犹豫不决拿不出对策，日方则以中国没有接受“限期要求”为由，于1932年1月28日派兵强行进入中国管区，和驻守上海闸北地区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发生了激战。由于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就在全国人心振奋之际，中共非但没有派一人一枪支援上海抗战，却大派他的地下党员混入正在上海积极抗日的19路军军中，号召下级官兵造反，起来夺取军队权力，并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审判和处决正在与日寇杀得血肉横飞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北京师范大学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对于1932年轰轰烈烈的“1.28”抗战，中共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一、总同盟罢 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二、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四、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五、革命士兵与武装民众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六、农民自动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七、总同盟罢 工与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压迫一切革命运动！”“八、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武装拥护苏维埃！”此时，又有许多学生在共党的煽动下，再次扑向南京示威。蒋蒋介石命令他的军队将这些学生一个一个抓进了当时的陆军军官学校和其他学校，然后分发路费，遣送他们回家。没有伤一个人，更没有判什么徒刑。
1932年1月1日至4月9日，国军的第四次围剿本可大功告成，又因日军攻我榆关及长城诸口，政府军为“长城抗战”而只能再一次停止围剿。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开展了第五次围剿。1933年的12月，蒋介石、李济深率领卫立煌、胡宗南等部进攻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节节推进；由何应钦、蔡廷锴、罗焯英等部进攻中共的江西苏区，红军已经开始败退。但是1934年2月21日，日军两个师团猛攻热河，3月4日攻陷省会承德，北平、天津吃紧。蒋介石匆匆北上，不得不抽调部队北上打日本，于是罗焯英部主力被共军歼灭，师长也被俘；4月3日，共军攻陷新淦，从而控制赣江下游，威胁南昌、抚州，蒋介石于是立即从北方飞返南昌督师……在南北夹击下，国民政府军南北都战败。直到今天，中共还在谴责国民政府丧失热河等要地，但是从来不提及共军与日军南北夹击国军的事实。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