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大学门前的白玫瑰纪念碑
白玫瑰（德语：Die Weiße Rose）是纳粹德国时期一个知名的非暴力反抗组织，其成员包含了慕尼黑大学中的许多学生及教授，主要是由汉斯·朔尔（Hans Scholl）、索菲·朔尔（Sophie Scholl）、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Christoph Probst）、亚历山大·施莫雷尔（Alexander Schmorell）、库尔特·胡贝尔（Kurt Huber）和维利·格拉夫（Willi Graf）所领导。而此团体之所以为人所知乃是因为其于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间陆续发送了6张未具名的传单，而其主要内容在于呼吁人们参加反抗希特勒政权的运动。
白玫瑰的6名核心成员于1943年时被盖世太保逮捕，并于同年在被送上断头台。而他们所散发的第6份传单后来由法学家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带出德国，并辗转透过北欧流入英国，且于1943年7月被大量印刷后透过同盟国的飞机发散在德国境内，其标题为：“慕尼黑学生的声明（The Manifesto of the Students of Munich）”[1]。
由于他们无惧于死亡而仍坚持对抗第三帝国的统治，白玫瑰的成员们在今日广受德国人尊敬，且几乎被视为是英雄。如同Ms. von Moltke所言，“它们搭起了通往无纳粹世界的桥梁”。
“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白玫瑰的第二份传单。
目录
[隐藏]成员
“
难道不是每个正直的德国人这些日子以来都对他们的政府感到羞愧？我们之中，谁能想像当面纱从我们脸上滑落，而那些可怕程度远超出过去任何人所犯下的罪行被揭露于世时，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将会感受到多大的羞耻？
”—白玫瑰的第一份传单。
白玫瑰的核心成员是由慕尼黑大学的成员─索菲·朔尔、他哥哥汉斯·朔尔、亚历山大·施莫雷尔、维利·格拉夫、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Traute Lafrenz、Katharina Schueddekopf、Lieselotte (Lilo) Berndl、Jurgen Wittenstein、和Falk Harnack所组成，大部分的人都仅20多岁而已。一位教授哲学和音乐学的教授，库尔特·胡贝尔则与他们发起这个运动的动机有关。另外，威廉·盖尔（Wilhelm Geyer）、Manfred Eickemeyer、Josef Soehngen、以及Harald Dohrn则参与了他们之间的讨论， 盖尔教亚历山大·施莫雷尔如何制作他们印制传单的锡模板。斯图加特的Eugen Grimminger资助了他们的运动，Grimminger的秘书Tilly Hahn将她自己所有的存款都拿来资助此运动，且为Grimminger和白玫瑰之间的中介者，她时常从斯图加特将信封、纸、和多出的复印机等资助品带到慕尼黑给白玫瑰使用。
在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间，他们印制并发散了6份传单，在其中，他们号召德国人民一起共同对抗纳粹的专制和暴政。最后一份传单是由胡贝尔教授所撰写。第7份传单的草稿是由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所草拟，而这份草稿在汉斯·朔尔被盖世太保逮捕时被发现了。索菲·朔尔在她被监禁以前试图把所有的罪都揽在自己身上，汉斯则没有这么做，因为他身上有普罗布斯特的草稿和盖尔给他的烟草卷，这使得普罗布斯特难免一死，并几乎毁了盖尔。
白玫瑰的发起有受到德国青年运动所影响，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为其成员之一。汉斯·朔尔在1937年以前都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之一，且索菲·朔尔也是德国女青年联盟（Bund Deutscher Mädel）的成员。成为这两个团体的成员是德国青年的义务，尽管许多像是Otl Aicher和Heinz Brenner从未加入过这两个团体过。 Deutsche Jungenschaft vom 1.11.1929对于汉斯·朔尔和他的伙伴有着很大的影响。d.j.1.11 是在德国青年运动中由Eberhard Koebel于1929年发起的团体。
传单
白玫瑰的传单广泛引用圣经、亚里斯多德、和诺瓦利斯，另外也包含了哥德、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言论。他们诉诸那些他们认为是德国知识份子，相信他们唤起大家发自内心的反对纳粹政权。首先，那些传单从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被邮寄出去，因为白玫瑰的成员们认为南德人应该较能接受他们的反军国主义讯息。
“
国家从来就不是目的，唯有当他成为让人类实现目标的条件时，他才具有重要性。人类的目标不外是提升个人的力量来促成进步。如果有任何国家体制阻挠个人内在力量的发挥、妨碍思想的进步，即使他的思虑再细密、结构再完备，他还是有害而无用的。
”—白玫瑰的第一份传单。
亚历山大·施莫雷尔所写下的这些文字是白玫瑰的传单中最为人所称道的部分。许多最为真实的资料－关于战争和杀戮的资料－在亚历山大的笔下被一一道出。汉斯·朔尔则从哲学的领域出发，并以此为理由，劝戒德国人必须要有所行动。
在1942年7月底，成员中的部分男学生在暑假期间被征调到东线的德苏战争中去服兵役（从事医疗服务）。而在之后的秋天，那些男学生回来了，于是白玫瑰便继续他们的反抗活动。在1943年1月时，利用手动复印机，他们的第五份传单，“呼吁所有的德国人”，被认为约莫印制了6000到9000份不等，并且被邮递分散至许多城市之中。这些传单曾在斯图加特、科隆、维也纳、弗莱堡、开姆尼茨、汉堡、因斯布鲁克、以及柏林出现。而这第五份传单是由汉斯·朔尔所草拟，并由胡贝尔教授修改后完成。这些传单警告大家，希特勒将会把德国带入万恶的深渊之中，随着联军力量的集结，德国无疑的将会战败。他们敦促看到这些传单的人“支持反抗运动”，为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以及保护个人免于受到罪恶的独裁国家之独裁行为所迫害”而奋斗！而这些原则将会成为“新欧洲的基础”。
“
尽管在被德国征服的波兰中，已经有30万的犹太人在这个国家被以最残忍的手法屠杀...德国人仍然笨拙的静止不动，愚蠢的沉睡着，并且助长那些法西斯的罪行。...任何人都希望对于此类的行为能被宣告无罪，每个人都希望继续以最平静的步伐，最平淡的良心走完人生的路途，但他不会被宣告无罪，他将有罪、有罪、有罪！
”—白玫瑰的第二份传单。
这些传单触动了盖世太保的警觉，他们开始积极的寻找出版者为何人。
在1943年2月的3日、8日和15日，“自由”和“打倒希特勒”的口号出现在慕尼黑大学及其他的建筑墙面上。亚历山大·施莫雷尔、汉斯·朔尔和维利·格拉夫以沥青将这些口号写在各个建筑的墙壁之上（相似的涂鸦也在同一时间被模仿者绘制在周遭区域）。
在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的战役中，德国遭受到令人震惊的惨败，这促使了白玫瑰的第六份传单的完成。由胡贝尔教授主笔，标题为“同学们！”的传单。其内容写道，“我国人民一直以来所遭受的那种卑劣暴政”结束的那天预估即将到来。如同德国人在1813年时曾经盼望大学生帮忙推翻拿破仑一样，现在他们也盼望着大学生帮忙推翻纳粹的恐怖统治。“斯大林格勒的亡灵是如此的恳求着我们！”
第六份传单后来被联军大量复制后用飞机广散于德国的领土中 [2]。
逮捕与审判
大学的中庭
1943年2月18日，正巧与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总体战演讲（Sportpalast speech）中召唤德国人民拥护总体战同一天，朔尔兄妹带着一整个手提箱的传单到了慕尼黑大学。他们匆忙的一大堆的传单投入空旷无人的中庭，希望其他学生从演讲厅出来后可以发现这些传单。他门本来应该在下课前离开，但在离开之际，他们却发现还有一部分的传单仍在手提箱中，而他们决定不要留下这些传单，要将之全部发完。于是他们便返还了中庭，并且爬上楼梯到了顶楼，索菲将所有剩下的传单撒向空中，而这个举动被校园管理人Jakob Schmid看到了。于是警察便来到了校园之中将朔尔兄妹带走，并且交由盖世太保拘留。其他的活动成员很快的也全都被逮捕了，所有和他们有关连的组织和个人也都被抓去讯问。
朔尔兄妹和普罗布斯特是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审理对抗纳粹德国政府之政治犯罪的法庭）第一阶段的审理对象，1943年2月22日，他们被由罗兰德·弗莱斯勒法官负责主持审理的法庭以叛国罪判处死刑，三个人并于同日被送上断头台执行死刑。他们三个人皆因为他们在面对死亡时的勇气而留名于世，特别是索菲·朔尔，尽管受到相当激烈的审讯（尽管有报告指出，他因为受到酷刑而断腿的事情是错误的），其意志仍然相当坚定。她在审讯时告诉弗莱斯勒：“就如同我们所知的一样，你也知道这场战争我们是输了。但为什么你却如此怯于去承认这件事？”[3]
白玫瑰当时的审判法庭
白玫瑰的第二阶段审理是在1943年4月19日。在审判前只有11个人被起诉，但在最后一刻，检察官将Traute Lafrenz、Gisela Schertling、和Katharina Schueddekopf追加起诉。没有人有辩护律师，只有在其中一人由她的朋友替她向法院提起上诉时有被指派律师。
胡贝尔教授被指控后，由他的好朋友Justizrat Roder，一个高级的纳粹份子当他的辩护人，但Roder在胡贝尔被审讯以前却未去看过胡贝尔，也未曾读过胡贝尔的传单。另一个辩护人完成了整个预审文件。而当Roder意识到所有的证据对于胡贝尔有多不利时，他辞职了，由那个年轻的律师继续处理。
Grimminger 最初因为资助白玫瑰而被宣判死刑，但他的辩护律师成功的运用技巧，让Tilly Hahn说服弗莱斯勒相信Grimminger对于那些钱被用于何处毫无知悉。于是后来Grimminger逃过了死刑，只被判有期徒刑10年。
白玫瑰的第三阶段审理在1943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进行，因为弗莱斯勒预期威廉．格拉夫、Harald Dohrn、Josef Soehngen、和Manfred Eickemeyer将会被判死刑，而他不希望一次的审理中有太多的死刑，所以将这四个人的审讯延迟到隔天。然而，针对这四个人的证据却遗失了，所以审理时间被推迟到了1943年7月13日才进行。
在这次的审理中，Gisela Schertling，他背叛了他的朋友，即便像是Gerhard Feuerle这么要好的朋友也背叛了。但他最后撤回了对于她们所有人的证言。由于弗莱斯勒并未主持第三次审判，所以最后除了Soehngen （他只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以外皆因证据不足而被宣告无罪。
亚历山大·施莫雷尔和库尔特·胡贝尔在1943年7月13日被斩首，而维利·格拉夫则在1943年10月12日时也被斩首。白玫瑰成员的朋友和同学、同事，曾经帮忙准备或发送传单以及帮普罗布斯特的遗孀和稚子募集金钱的人也都被判6个月到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在4月19日被释放后，Traute Lafrenz又再次被逮捕。她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都被关在牢里，而由于联军的空袭，她的审判一直被延期并转移至别的地方审理。他最后在1945年4月时被判刑，且之后很有可能被执行死刑。然而在判决后三天，联军解放了他被监禁的城镇，而因此救了她一命。
纪念
在慕尼黑大学中有两座纪念此事件的广场，一座是被称为朔尔兄妹广场的中央广场，而与之对立的广场则是胡贝尔教授广场。另外在慕尼黑大学的前方还有两座大型的喷水池，分别位于路德维希大街的两旁。一座是为了纪念朔尔兄妹，而位于大街对面的另一座则是为了纪念胡贝尔教授。在德国境内许多学校、街道和其他场所皆以白玫瑰中的成员名字命名，以纪念白玫瑰运动。白玫瑰也成了许多艺术家的题材，包含了由作曲家乌多齐默尔曼（Udo Zimmermann）所完成的一部相当受欢迎的歌剧─“白玫瑰”。
随着纳粹政权的殒落，白玫瑰成为了德国人心中对抗暴政的代表，赞扬他们此种不为私人利益的自我扩张行为。他们的故事成为了众所皆知的事，作曲家卡尔·奥尔夫在他受到联军审讯时表示他是白玫瑰运动的发起成员之一（尽管有些人表示不认同[4]），且最后被释放了。事实上，他只是认识胡贝尔教授，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奥尔夫曾经参与该运动。
大众文化
导演米高尹奥云(Michael Verhoeven)[1]的1982年德国电影"Die White Rose" [2]和导演马可罗夫蒙特(Marc Rothemund)[3]的2005年德国电影"Sophie Scholl–The Final Days" [4]都是讲述白玫瑰事迹.
关于此事件的评论
参照
- ^ "G.39, Ein deutsches Flugblatt", Aerial Propaganda Leaflet Database, twentyith World War, Psywar.org.
- ^ "G.39, Ein deutsches Flugblatt", Aerial Propaganda Leaflet Database, twentyith World War, Psywar.org.
- ^ Hanser, "A Noble Treason"
- ^ http://www.h-net.org/~german/articles/dennis1.html
传单内文及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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