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把现代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开始的时间拨在1974年4月25日零点25分，地点葡萄牙。无线电台的一首《高山颂》吹响了政变的口号。和以往政变不同的是，这次的政变推翻的是独裁政权。于是，这场政变无意中成为世界性的民主运动的开端。独裁的死亡并不意味民主的诞生，此后18个月，葡萄牙一直处于动乱之中，各类派别层出不穷。

在亨氏的描述中，我注意到这么两个事。“领导这一政权（葡萄牙独裁政权）达35年之久的意味作风严厉的文职官员安东尼奥•萨拉查却同葡萄牙的士兵门保持了密切的合作。”“葡萄牙革命中的列宁，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亲民主上校，名叫安东尼奥•拉马罗•伊恩斯，他在重大关头调动了训练有素的不对，以残生他所期望的政治后果，他于1975年11月25日粉碎了武装部队中的激进左翼分子，确保了葡萄牙的民主前途。”
这两件事为一下亨廷顿一个很重要的论断做了极好的注脚。在后来的章节中，亨氏提出民主化进程中，最关键的三项互动关系是政府于反对派之间的互动、执政联盟中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互动以及反对派阵营中的温和派和极端主义者之间的互动。那么民主国家是如何产生呢？亨廷顿认为，民主的国家只能用民主的办法产生，所谓民主办法就是谈判、妥协和协议，而执政的改革派和反对的温和派之间的谈判、妥协和协议又是最主要的因素。

在政治的现实中，最能蛊惑人心的往往是保守派和激进派。特别是在一个没有经过民主政治洗礼过的国家，群众往往会被一些貌似正义的口号带向极端的道路，最终只会走向不归路。不会谈判和妥协，双方只会在背着民主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我想起了雨果《九三年》中提到的法国大革命中，保王派和公社的两个口号：“绝不饶恕”“绝不宽大”。就这么把革命一步一步引向嗜血之路。
回过头来说《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我4月份在广州阅读这本书的。
亨廷顿把1974年之后，葡萄牙、西班牙、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国家民主化的过程和差异穿插在各章节中，从中剥离出一条一条定律，在不经意间征服了我。而同时，却也感到有些遗憾。也就是各国的民主化过程显得有些支离破碎，总让我觉得缺乏一个完整描述的过程——当然，这是政治学术著作，不是历史著作。令我意外的是，两个月后，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成为了《第三波》绝佳的延伸读物。
林达的书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文化界影响颇大。林达其实不是一个人，是一对夫妻，男的原来姓丁，女的名字里有一个林。夫妻一起写文章，用林达之名发表。2007年出版《西班牙旅行笔记》，卖得很贵，我舍不得买，直到今年才有机会阅读。基本上，前面14章并不怎么刺激我的阅读神经。15章从西班牙内战开始讲，一下子捉住我的神经。
说道西班牙内战，绕不过的一个人物就是佛朗哥。在初中和高中的历史教材书中，就知道了这么一个人。当时他的标签是“法西斯主义”。教材书中关于西班牙的近代史不多，二战中的，也就西班牙内战这事，说佛朗哥在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支持下，取得独裁政权，之后就语焉不详了。以至在很长时间里面，我认为随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倒台，法西斯主义的佛朗哥也随之倒台。很久很久之后，我在一次阅读中惊诧看到法西斯佛朗哥竟然统治西班牙近40年，直到1975年死去。这个谜一样的人物，用林达的话说是冷静、理性、坚定，一点都不浪漫。他靠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赢得了西班牙内战，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的时候，却坚决把西班牙保留在战争之外。
如果西班牙加入德国意大利这一边，甚至说他默许德国军队进入西班牙，然后一路直取直布罗陀，那恐怕历史都要重写。但他跟德军周旋了6年，德军一部都没有踏入西班牙，实际上间接帮了盟军的忙，也使得历史学家对这个人的评价复杂起来。二战结束后，佛朗哥继续统治西班牙，此后的几十年，他一直带着西班牙在保守和开放之间游走，西班牙在缓慢的改革中前进。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逝世，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香槟酒销售一空。
如果说到这里为止，这本书消弭掉我对历史的一些误解，也增加几分迷惑，那么在佛朗哥最后的岁月以及他死后西班牙的民主化历程，则将前两个月我在《第三波》中捡来的理论碎片一点点串起来。（累，先敲这么多）http://myluoye.com/?p=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