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 > 作者补记

 

几年前我刚到西方的时候，特别想记下自己在罗马尼亚旧日统治下的生活，尤其是要写一写从中得来的所思所感，但是我又极不愿意再增加一些假东欧政变之名批露痛苦经历来赚取钞票的文字。我因此而矛盾着。
不论我所离开的那个极权社会多么变幻不定，它和西方读者愿意相信的情形是不同的，它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荒谬、邪恶和异常，而是一个人间现实，它仍然存在，并可能以其他面目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重获新生。
在我流亡之初，我希望讨论作家、权利和那些并不那么无辜的被压迫民众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作家和他自身弱点之间的关系。
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他必须学会保护自己，特别是要保护自己不陷入那些精神陷阱，不受到那些简单化观点的侵蚀，它们并不仅仅存在于极权制度里，而是无处不在。那些边面上完全对立的东西常常被证明是互补的。众所周知，许多反法西斯者是共产主义者；在很多情况下，某个极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极权制度的支持者。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精神不仅仅反对极权主义，它们是互不相容的，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同时存在的。
在我一生为了逃避各种陷阱所作的努力的过程中，我已经对各种政治闹剧及其用来操纵的借口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革命的面具已经从东欧数百万人们疲倦扭曲的脸上掉落，他们正处于痛苦而漫长的转型过程中，即使这样，我的怀疑丝毫没有减少。在另一个阵营里，某个国家幸灾乐祸地把另一个国家的毁灭看作是一种报应，却一直不肯清醒地反观自己。作为两种阵营的局外人，我不可能看不到这种双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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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太多的怨恨，当然经历那么多苦难，有些怨恨也正常。但不是强者，他没能在夹缝中生存。文革里，像马阿内这样的知识分子太多了，自杀和被迫自杀的不计其数，活下来的才是强者，比如马寅初，比如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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