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鋒
紐約博大出版社的朋友從剛剛寄到的紙箱子裡拿出張林“悲愴的靈魂”一書給我。因為張林正在獄中﹐所以雖然手邊許多書在等待著我﹐我還是優先看它﹐何況我認識張林。
我知道俄國著名作曲家柴科夫斯基有一首名曲叫“悲愴交響曲”﹐因此我要尋找張林為何要取這個書名。
中國的一位樂評家在介紹柴科夫斯基的《第六悲愴交響曲》時是這樣說的﹕它深刻地表現了處在沙皇反動統治下的他不滿現實、嚮往正義和歡樂，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彷徨心情，他以極為成熟和發展了的交響樂手法宣泄了內心深處的、難以言喻的悲愴。這部作品是他的傳世代表之作。
看完張林這本書﹐給我的感覺也的確如同上述﹐只是他不是音樂家﹐所以無法用“交響樂手法宣泄內心深處的﹑難以言喻的悲愴”﹐而是以文字的手法來宣泄。因此形成我在標題中使用的“吶喊”。
但是看完全書﹐也知道這個吶喊不是他個人的吶喊﹐而是全國﹑全民族的吶喊﹐因為是全國﹑全民族“內心深處的﹑難以言喻的悲愴”。雖然張林用了很多文字﹐但是因為是“內心深處”和“難以言喻”的﹐因此雖然他因為多次被捕受傷而只能用一根手指打電腦鍵盤﹐噴發的創作力使他很快完成這部作品﹐但是我也感覺到他的意猶未盡。既令如此﹐書中描述他的個人經歷﹐以及對中國現況的分析﹐已經使我們獲益良多。而且﹐也不是幾篇書評就可以說清楚。
九七年在紐約見到張林時﹐他已經坐過兩次牢。可惜我們接觸不多﹐沒有能夠了解他的身世。看完這本書﹐我深深的懊悔當時為何不跟他多接觸﹐多了解他。當時只感到他很“衝”﹐沒有了解它的深刻原因。
張林在他的童年時期﹐也是文革時期在安徽老家所看到的殘酷﹑不公﹐以及周圍工人的貧困生活﹐使他對共產黨的吹捧文章不但懷疑﹐而且分外覺得惡心。一九七九年張林十六歲時﹐在蚌埠考區以總分第一名考進清華大學。時值西單民主牆和校園的民主競選熱潮﹐他的積極參與﹐使他對中國政治的觀點又得到提升﹐以致於在校園裡已經安放不下他的一張平靜書桌﹐於是申請提前畢業回到蚌埠教書﹐回到工人群眾的懷抱組織社團﹐呼籲改革﹐幾乎就成了職業革命家。
張林忍受不了空虛與麻木的歲月﹐在一九八六年辭工。這在當時還是很稀罕的現象。“我發誓與共產黨正式決裂﹐一刀兩斷”。他隨即偷渡香港﹐然而被遣送回來﹐關押在廣州沙河收容站﹐第一次嚐到收容所的“人間地獄”生活﹐後來也體驗到孫志剛怎麼會被打死。在轉送到安慶收容站以後逃跑。其後張林漫遊青藏高原﹐福建﹑海南﹑雲南等地﹐有不少計劃﹐但是都沒法實現﹐其中一次想從廈門偷渡台灣﹐還在看地形就被抓﹐還好不久又逃了出來。張林在回到蚌埠家鄉全身投入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以後﹐成了皖北的民運領袖而被逮捕﹐經歷兩年的鐵窗歲月﹐到一九九一年才獲釋。這是他第一次正式的“鐵窗歲月”。
出獄後的張林沒有停止他的民運活動﹐同北京及全國的仁人志士聯絡﹐到一九九四年於北京再度被捕。押回蚌埠後以“非法同居”名義判處勞動教養三年﹐關在安徽的南湖勞教處﹐張林形容這三年是“水深火熱”的生活﹐到九七年才獲釋。由於這次的牢獄生涯同他與幾家外國媒體駐北京記者的接觸有關﹐甚至幫他們在安徽採訪農民的貧困生活﹐所以張林獲釋後﹐經海外人權團體的安排到了美國。
張林的牢獄生涯不是甘受命運的擺布﹐而是與凶殘的當局堅決抗爭﹐因此吃的苦也特別多。所以他到紐約後所表現出來的激進態度可以理解﹐對海外民運也抱有很大的期望。我與張林都是九七年到達紐約﹐十一月﹐魏京生保外就醫也到了紐約﹐海外民運掀起掀起一股熱潮。但是當時出現的一些言行使我焦慮﹐也聽到一些抱怨﹐因此我在報章上寫了一篇文章﹐批評某些現象﹐希望民運領袖與他周圍的人士要謙卑一些﹐搞好團結。在北京就認識魏京生的張林當時擔任老魏的秘書﹐看到後打電話給我﹐說我在幫共產黨。這種事情沒有辦法解釋﹐只能讓時間說明一切。果然不久誤會就消除了。
張林以他敏銳的觸角﹐很快對海外民運的情況也有所了解﹐他在書中說﹕“艱苦奮鬥了十幾年﹐到美國看到民運圈子這麼糟糕﹐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一片混亂﹐我心酸﹔真的受到詆毀﹐真的受到懷疑﹐假的道貌岸然﹐謊言到處流傳﹐惡語受到歡迎﹐我心酸﹔小人和特務整天嘀嘀咕咕﹐這些墮落的靈魂佔據了絕對的優勢。”
他還說﹕“我在紐約時候因為悲憤剃過一次光頭﹐那段日子我每天都有一股發瘋的衝動﹐每天都像瘋子一樣﹐滿大街奔跑﹐號啕大哭﹐為我傾注了那麼多感情的當代民運的墮落﹐為我傾注了所有青春血淚汗水的中華民族的墮落﹐而終年累月慟哭死去﹗”
因為期望太大﹐所以張林也很失望。九八年便同魏泉寶回國。“我放棄在美國的一切﹐冒著敵人的砲火﹐不顧一切的返回祖國。我寧肯蹲監獄﹐也不肯與那些小人打來鬧去﹐那簡直等於自殺﹗”
我現在越來越體會到張林的這個心情。可惜當時我完全沒有了解到他的心靈深處﹐因為沒有深入交往之故﹐一直到他在廣州被捕﹐才嚇了一跳。
張林在書中有說明回去與被捕的經過。他哀嘆外界對他的被捕反應冷淡﹐到三年後獲釋﹐與美國的魏京生﹑李洪寬通電話﹐才知道中共對他的“造謠誣蔑”。這點﹐歸功於中共部署在海外的特務。
張林與魏泉寶在廣州被捕的理由是“嫖妓”。其後不久﹐又有中發聯主席彭明在北京因同樣罪名被捕的事件。因此當時我在“民主論壇”上發表評論﹐指“中共的專政機關深知以‘民主罪’懲治異議人士徒然多製造出一些烈士，更加擴大民主運動的影響，對它更加不利，國際上的形象也更差。因此他們繼承了文革老祖宗的衣缽，在男女關係上大作文章，使自己‘師出有名’，并把異議人士搞臭，以收‘一箭雙雕’之效。”但是這篇文章並不有力﹐這也是我感到愧疚的地方。那是因為張魏被捕後﹐紐約的“北京之春”收到香港接應張﹑魏一位民運人士的傳真﹐列出他們在香港的電話單﹐據稱就與嫖妓有關。更可怕的是這張傳真立刻被潛伏在北春的中共特務上網。於是就很少人為他們說話了。我出席一次有張林妹妹參加的記者會﹐但是場面冷落。這種“美港聯線”的運作﹐可見海外民運的情況。
至於張林與魏泉寶當時在香港接觸些什麼人﹐張林在書中有所交代。張林為這次回國再次付出代價﹐坐了三年苦監﹐關在廣州市的勞教所。張林形容這段日子是在“地獄深處”﹐是他被關押的十幾個地方中“最殘酷的”。但宣判的罪名居然不是嫖妓而是“非法入境”﹐可見所謂嫖妓只是要抑制海外對他的聲援所造的謠﹐讓中共贏得時間追查張林回國的目的。
張林坐滿三年獲釋後﹐到今年趙紫陽逝世後去北京悼念再次被捕。這當然是藉口﹐真正的理由是他在網上繼續發出不同聲音﹐並參與國內多宗維權運動。
我回顧了一下﹐張林在牢獄裡的日子雖然沒有魏京生等人多﹐但是被捕被押入獄的次數﹐卻可能是民運人士之冠。他的沉默抵抗﹐他的絕食抗爭﹐他的據理力爭﹐都使他受到精神上的折磨與肉體上的摧殘﹐所以留下許多後遺症。以下是他列出來的後遺症﹕焦慮症﹐自閉症﹐失憶症﹐失眠症﹐慢性結膜炎﹐慢性胃炎﹐關節炎及風濕痛﹐神經官能症。現在他又被關在牢裡﹐不知道又會有什麼新的病症出現。
但是即使監獄裡過著非人的生活﹐他的獄中生涯還是可歌可泣的。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幾個﹕
第一﹐他記下看守所與勞改場那些殘暴﹑黑暗和腐敗的無法無天現象﹔以及那些貪官惡吏的罪行﹐他還給他們取了綽號﹐做了生動的描述。有朝一日﹐人民會對他們算帳。張林的抗爭有時逼迫那些官員做適當讓步﹐當然﹐張林所付出的代價更大。
第二﹐張林從囚友的嘴裡﹐知道中共的腐敗殘暴與全國更多的社會黑暗和不公﹐更加激發他改造中國的決心。他身在牢裡﹐胸懷民眾﹐為低下階層的悲愴發出不平之鳴。並闡發對國內外事務不少看法﹐有不少精闢的分析。
第三﹐他也看到其他犯人中沒有人性的一面﹐簡直就是人渣。但是中共還利用他們對付政治犯。他還為一個青少年犯人去說情﹐結果此人後來卻成為勞改當局的幫凶。他只能哀嘆人性與民族性的墮落。
但是也有激動人心的時刻。二○○一年初的一個深夜﹐他所在廣州勞改場的後山突然傳來廣播聲﹐把大家都驚醒了﹐原來是法輪功有關自焚真相的廣播與李洪志先生的講話。全場燈火通明﹐不准勞改犯走動﹔幾十個警察摸黑上山抓人﹐但只找到廣播器材﹐好幾個警察卻摔傷無法上班。慶祝國慶大會上勞改場的法輪功學員也敢起身高喊口號﹐雖然遭到毒打﹐但是後來對他們態度放緩和。隊長還教訓張林說﹕“要是你們民運像法輪功這樣團結﹑這樣堅定﹐相互忘我支援﹐我們也就不敢欺負你們了。”
如今張林還在中共牢獄裡等候判決。他為中國民主運動已經付出很多﹐在這裡希望他健康情況不要惡化﹐並且能夠早日獲得自由﹐與家人團聚。
──原載《前哨》2005年9月號
紐約博大出版社的朋友從剛剛寄到的紙箱子裡拿出張林“悲愴的靈魂”一書給我。因為張林正在獄中﹐所以雖然手邊許多書在等待著我﹐我還是優先看它﹐何況我認識張林。
我知道俄國著名作曲家柴科夫斯基有一首名曲叫“悲愴交響曲”﹐因此我要尋找張林為何要取這個書名。
中國的一位樂評家在介紹柴科夫斯基的《第六悲愴交響曲》時是這樣說的﹕它深刻地表現了處在沙皇反動統治下的他不滿現實、嚮往正義和歡樂，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彷徨心情，他以極為成熟和發展了的交響樂手法宣泄了內心深處的、難以言喻的悲愴。這部作品是他的傳世代表之作。
看完張林這本書﹐給我的感覺也的確如同上述﹐只是他不是音樂家﹐所以無法用“交響樂手法宣泄內心深處的﹑難以言喻的悲愴”﹐而是以文字的手法來宣泄。因此形成我在標題中使用的“吶喊”。
但是看完全書﹐也知道這個吶喊不是他個人的吶喊﹐而是全國﹑全民族的吶喊﹐因為是全國﹑全民族“內心深處的﹑難以言喻的悲愴”。雖然張林用了很多文字﹐但是因為是“內心深處”和“難以言喻”的﹐因此雖然他因為多次被捕受傷而只能用一根手指打電腦鍵盤﹐噴發的創作力使他很快完成這部作品﹐但是我也感覺到他的意猶未盡。既令如此﹐書中描述他的個人經歷﹐以及對中國現況的分析﹐已經使我們獲益良多。而且﹐也不是幾篇書評就可以說清楚。
九七年在紐約見到張林時﹐他已經坐過兩次牢。可惜我們接觸不多﹐沒有能夠了解他的身世。看完這本書﹐我深深的懊悔當時為何不跟他多接觸﹐多了解他。當時只感到他很“衝”﹐沒有了解它的深刻原因。
張林在他的童年時期﹐也是文革時期在安徽老家所看到的殘酷﹑不公﹐以及周圍工人的貧困生活﹐使他對共產黨的吹捧文章不但懷疑﹐而且分外覺得惡心。一九七九年張林十六歲時﹐在蚌埠考區以總分第一名考進清華大學。時值西單民主牆和校園的民主競選熱潮﹐他的積極參與﹐使他對中國政治的觀點又得到提升﹐以致於在校園裡已經安放不下他的一張平靜書桌﹐於是申請提前畢業回到蚌埠教書﹐回到工人群眾的懷抱組織社團﹐呼籲改革﹐幾乎就成了職業革命家。
張林忍受不了空虛與麻木的歲月﹐在一九八六年辭工。這在當時還是很稀罕的現象。“我發誓與共產黨正式決裂﹐一刀兩斷”。他隨即偷渡香港﹐然而被遣送回來﹐關押在廣州沙河收容站﹐第一次嚐到收容所的“人間地獄”生活﹐後來也體驗到孫志剛怎麼會被打死。在轉送到安慶收容站以後逃跑。其後張林漫遊青藏高原﹐福建﹑海南﹑雲南等地﹐有不少計劃﹐但是都沒法實現﹐其中一次想從廈門偷渡台灣﹐還在看地形就被抓﹐還好不久又逃了出來。張林在回到蚌埠家鄉全身投入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以後﹐成了皖北的民運領袖而被逮捕﹐經歷兩年的鐵窗歲月﹐到一九九一年才獲釋。這是他第一次正式的“鐵窗歲月”。
出獄後的張林沒有停止他的民運活動﹐同北京及全國的仁人志士聯絡﹐到一九九四年於北京再度被捕。押回蚌埠後以“非法同居”名義判處勞動教養三年﹐關在安徽的南湖勞教處﹐張林形容這三年是“水深火熱”的生活﹐到九七年才獲釋。由於這次的牢獄生涯同他與幾家外國媒體駐北京記者的接觸有關﹐甚至幫他們在安徽採訪農民的貧困生活﹐所以張林獲釋後﹐經海外人權團體的安排到了美國。
張林的牢獄生涯不是甘受命運的擺布﹐而是與凶殘的當局堅決抗爭﹐因此吃的苦也特別多。所以他到紐約後所表現出來的激進態度可以理解﹐對海外民運也抱有很大的期望。我與張林都是九七年到達紐約﹐十一月﹐魏京生保外就醫也到了紐約﹐海外民運掀起掀起一股熱潮。但是當時出現的一些言行使我焦慮﹐也聽到一些抱怨﹐因此我在報章上寫了一篇文章﹐批評某些現象﹐希望民運領袖與他周圍的人士要謙卑一些﹐搞好團結。在北京就認識魏京生的張林當時擔任老魏的秘書﹐看到後打電話給我﹐說我在幫共產黨。這種事情沒有辦法解釋﹐只能讓時間說明一切。果然不久誤會就消除了。
張林以他敏銳的觸角﹐很快對海外民運的情況也有所了解﹐他在書中說﹕“艱苦奮鬥了十幾年﹐到美國看到民運圈子這麼糟糕﹐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一片混亂﹐我心酸﹔真的受到詆毀﹐真的受到懷疑﹐假的道貌岸然﹐謊言到處流傳﹐惡語受到歡迎﹐我心酸﹔小人和特務整天嘀嘀咕咕﹐這些墮落的靈魂佔據了絕對的優勢。”
他還說﹕“我在紐約時候因為悲憤剃過一次光頭﹐那段日子我每天都有一股發瘋的衝動﹐每天都像瘋子一樣﹐滿大街奔跑﹐號啕大哭﹐為我傾注了那麼多感情的當代民運的墮落﹐為我傾注了所有青春血淚汗水的中華民族的墮落﹐而終年累月慟哭死去﹗”
因為期望太大﹐所以張林也很失望。九八年便同魏泉寶回國。“我放棄在美國的一切﹐冒著敵人的砲火﹐不顧一切的返回祖國。我寧肯蹲監獄﹐也不肯與那些小人打來鬧去﹐那簡直等於自殺﹗”
我現在越來越體會到張林的這個心情。可惜當時我完全沒有了解到他的心靈深處﹐因為沒有深入交往之故﹐一直到他在廣州被捕﹐才嚇了一跳。
張林在書中有說明回去與被捕的經過。他哀嘆外界對他的被捕反應冷淡﹐到三年後獲釋﹐與美國的魏京生﹑李洪寬通電話﹐才知道中共對他的“造謠誣蔑”。這點﹐歸功於中共部署在海外的特務。
張林與魏泉寶在廣州被捕的理由是“嫖妓”。其後不久﹐又有中發聯主席彭明在北京因同樣罪名被捕的事件。因此當時我在“民主論壇”上發表評論﹐指“中共的專政機關深知以‘民主罪’懲治異議人士徒然多製造出一些烈士，更加擴大民主運動的影響，對它更加不利，國際上的形象也更差。因此他們繼承了文革老祖宗的衣缽，在男女關係上大作文章，使自己‘師出有名’，并把異議人士搞臭，以收‘一箭雙雕’之效。”但是這篇文章並不有力﹐這也是我感到愧疚的地方。那是因為張魏被捕後﹐紐約的“北京之春”收到香港接應張﹑魏一位民運人士的傳真﹐列出他們在香港的電話單﹐據稱就與嫖妓有關。更可怕的是這張傳真立刻被潛伏在北春的中共特務上網。於是就很少人為他們說話了。我出席一次有張林妹妹參加的記者會﹐但是場面冷落。這種“美港聯線”的運作﹐可見海外民運的情況。
至於張林與魏泉寶當時在香港接觸些什麼人﹐張林在書中有所交代。張林為這次回國再次付出代價﹐坐了三年苦監﹐關在廣州市的勞教所。張林形容這段日子是在“地獄深處”﹐是他被關押的十幾個地方中“最殘酷的”。但宣判的罪名居然不是嫖妓而是“非法入境”﹐可見所謂嫖妓只是要抑制海外對他的聲援所造的謠﹐讓中共贏得時間追查張林回國的目的。
張林坐滿三年獲釋後﹐到今年趙紫陽逝世後去北京悼念再次被捕。這當然是藉口﹐真正的理由是他在網上繼續發出不同聲音﹐並參與國內多宗維權運動。
我回顧了一下﹐張林在牢獄裡的日子雖然沒有魏京生等人多﹐但是被捕被押入獄的次數﹐卻可能是民運人士之冠。他的沉默抵抗﹐他的絕食抗爭﹐他的據理力爭﹐都使他受到精神上的折磨與肉體上的摧殘﹐所以留下許多後遺症。以下是他列出來的後遺症﹕焦慮症﹐自閉症﹐失憶症﹐失眠症﹐慢性結膜炎﹐慢性胃炎﹐關節炎及風濕痛﹐神經官能症。現在他又被關在牢裡﹐不知道又會有什麼新的病症出現。
但是即使監獄裡過著非人的生活﹐他的獄中生涯還是可歌可泣的。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幾個﹕
第一﹐他記下看守所與勞改場那些殘暴﹑黑暗和腐敗的無法無天現象﹔以及那些貪官惡吏的罪行﹐他還給他們取了綽號﹐做了生動的描述。有朝一日﹐人民會對他們算帳。張林的抗爭有時逼迫那些官員做適當讓步﹐當然﹐張林所付出的代價更大。
第二﹐張林從囚友的嘴裡﹐知道中共的腐敗殘暴與全國更多的社會黑暗和不公﹐更加激發他改造中國的決心。他身在牢裡﹐胸懷民眾﹐為低下階層的悲愴發出不平之鳴。並闡發對國內外事務不少看法﹐有不少精闢的分析。
第三﹐他也看到其他犯人中沒有人性的一面﹐簡直就是人渣。但是中共還利用他們對付政治犯。他還為一個青少年犯人去說情﹐結果此人後來卻成為勞改當局的幫凶。他只能哀嘆人性與民族性的墮落。
但是也有激動人心的時刻。二○○一年初的一個深夜﹐他所在廣州勞改場的後山突然傳來廣播聲﹐把大家都驚醒了﹐原來是法輪功有關自焚真相的廣播與李洪志先生的講話。全場燈火通明﹐不准勞改犯走動﹔幾十個警察摸黑上山抓人﹐但只找到廣播器材﹐好幾個警察卻摔傷無法上班。慶祝國慶大會上勞改場的法輪功學員也敢起身高喊口號﹐雖然遭到毒打﹐但是後來對他們態度放緩和。隊長還教訓張林說﹕“要是你們民運像法輪功這樣團結﹑這樣堅定﹐相互忘我支援﹐我們也就不敢欺負你們了。”
如今張林還在中共牢獄裡等候判決。他為中國民主運動已經付出很多﹐在這裡希望他健康情況不要惡化﹐並且能夠早日獲得自由﹐與家人團聚。
──原載《前哨》2005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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