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赶走独裁者的冲击波，正席卷阿拉伯世界。利比亚，伊朗，也门，巴林，约旦，沙特阿拉伯，甚至苏丹，阿尔及利亚等，都出现反政府的抗议示威。这是柏林墙倒塌后，全球最具震撼力的民主浪潮。以写中东见长而三次获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瑞德曼（Thomas Friedman）说，埃及变天冲击整个中东，甚至影响中国，令那里的独裁者恐惧。
那么中国有可能成为“埃及第二”吗？各种迹象显示，中国已经具备这些条件： (博讯 boxun.com)
互联网是结束专制的天罗地网
第一，很明显，在埃及革命成功中，网络起了关键性作用。埃及革命的导火索是一个青年萨伊德被警察打死。结果有人在“脸书”建立“我们都是萨伊德”的网页，把死者惨死的照片等放到网上，呼吁人们关注这个惨案。《纽约时报》说，这个脸书网页达到50万成员。最后埃及人民能聚集开罗广场，脸书、推特等网络上的呼吁、串联（包括调动民众情绪）等起了重要作用。
而以前在独裁社会，人们很难组织起一场运动，因没法通知、串联等。像二十年前的中国八九民运，是因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去世的“突发事件”，起到“通知、串联”及“调动大众情绪”的作用，才形成声势。但突发事件可遇不可期。今天，脸书等现代科技，等于形成官媒之外的“民间通道”。埃及人民靠这个“通道”连成一个整体，赶走了独裁者。今天，中国同样具备这个条件，据最新统计数字，中国上网者已达四亿五千万人！中国的网络“通道”能力，可能高于埃及。
第二，埃及人民能涌上街头，因有对政府的长期不满，如同干柴遍布，只等一处火苗。中国的情况也类似，人民对中共的愤怒与日俱增，官员贪腐，社会不公，严重贫富差距，更不要说中国人一直被剥夺（投票选举）政治选择权。联合国193个成员，有130国已民主选举，大国中没实行民选的只有中国！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排行榜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前20个国家和地区，除香港和新加坡外，全部是民主国家。这说明只有民主，才会带来真正的社会稳定，并有持久的繁荣。这些信息，时时刻刻在启迪和影响中国人！
第三，埃及革命并不是全民运动，只是一部分人走向街头，最后形成一种声势，而影响到全国。在开罗广场，抗议民众最多时才25万。埃及人口8400万，25万只是千分之三。这点给人们提供一个重要的新视角：不用等到全国人民觉醒，只要有数万坚定者走向街头，就能形成声势，就可能成事。在中国，使用互联网的四亿人中，只要千分之一上街，就是40万人。北京有数万人上街，警方就难以应对。而只要坚持数天，就能影响全国。今天脸书、推特、手机等的传播能力，其影响力跟20年前天安门事件时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中国军方可能不敢镇压
第四，军方没有出兵镇压，是埃及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那么如果中国再发生八九民运，军方还会不会镇压？埃及军官跟中国军官当然有不同，他们中很多人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受到西方人道主义教育；但他们拒绝镇压的更主要原因是，通过外媒及互联网信息等，他们清楚地知道在开罗广场的抗议民众不是暴徒，抗议者要求的是民主自由，反映的是埃及人民的心声。而且，如果他们选择镇压，还有一个将来被追究屠杀罪的刑责问题。所以不少军官消极抵抗，宁可被撤换或辞职。
如果中国爆发“茉莉花革命”，解放军的军官也会面临同样的选择。在今天的手机可以摄影的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各级军官们及士兵都绝不会像二十年前那样，要么对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不知情，要么被洗脑教育。他们像埃及军人那样了解到真实情况之后，拒绝开枪镇压的可能性远大于开枪镇压。连掌权已四十年的独裁者卡扎菲面对人民抗议示威，都得花钱从外国找雇佣兵，而没法完全指挥自己的军队杀人。
穆巴拉克和卡扎菲，都已掌权三十年以上。而胡锦涛没有他们那样长期掌权，更没有当年邓小平那样（第一代打江山领导人）权威，包括他的政治童养媳出身的气质和心理状况等等，他敢不敢下令开枪都令人质疑。虽然邓小平具有绝对权威，还是要找军头谈话，担心兵变。即使这样，当时还有将军抗命，党内高层抵制。而今非昔比，胡锦涛不是邓小平，中国的将军和士兵，也跟当年的背景不同。另外，抗议示威的声势越大，就越有“大势所趋”的约束军方的威慑力。
“我们更固执，宁可死在广场”
在中国，互联网、人民的不满都存在，就看有没有少数坚定者勇敢上街。这点中国跟埃及有点不同。在开罗广场，示威民众上来就烧了执政党总部，打出的标语是：穆巴拉克下台！我们恨穆巴拉克！穆巴拉克是敌人！穆巴拉克发表“拒绝下台”的电视讲话后，开罗广场的抗议者说，“他固执，我们更固执，宁可死在广场！”在埃及革命（以及其它中东各国的革命）中，都没有知识分子或异议人士唱什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高调，广场上回荡的是痛恨专制、跟穆巴拉克不共戴天的愤怒情绪。但在中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异议运动代表性人物却宣扬“没有敌人、以爱化解恨”等矫情做作的高调。而海外的民运理论家则热衷“见好就收”的文字游戏，还曾谋求民运跟共产党“朝野良性互动”。这种种论调，弱化了中国人对专制的痛恨、对共产党独裁的愤怒，模糊了推翻共产党的清晰目标。再加上近年强调“维权”（也是在体制内打转转）等，都无法把中国人对政府的不满，提升到像埃及人民就是要把独裁者赶下台的高度。而如果没有相当一批中国人对专制深恶痛绝，对独裁咬牙切齿，中国就难有一大批勇敢者走上街头，就难以形成突尼斯、埃及革命的那种局面。
连一年多前的伊朗革命，反对派也有这种认知不清。《华尔街日报》的专论说，经过这次埃及革命，伊朗的反对派明确了，不再谋求体制内改革，而是要推翻内贾德政权。中国的下一场民主运动，一定会从埃及革命，包括伊朗反对派的醒悟中得到启示：不需要全体人民都觉醒，只要一部分痛恨共产专制的人们凝聚力量，就足以和貌似强大的专制抗衡；不需要民运团体领导、不需要明星领袖，靠互联网的号召，就可以形成推翻专制城墙的浪潮！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吹响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号角，当足够的民众被这只号角感染、振奋起来的时候，就是中国“茉莉花革命”到来的时刻，那一天绝不会久远，因为中国人民绝不是低等动物，他们要做自由人的意愿绝不会亚于其它种族——只要对这点充满信心，就会对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到来和成功充满信心！
2011年2月22日于美国
——原载《开放》2011年3月号
那么中国有可能成为“埃及第二”吗？各种迹象显示，中国已经具备这些条件： (博讯 boxun.com)
互联网是结束专制的天罗地网
第一，很明显，在埃及革命成功中，网络起了关键性作用。埃及革命的导火索是一个青年萨伊德被警察打死。结果有人在“脸书”建立“我们都是萨伊德”的网页，把死者惨死的照片等放到网上，呼吁人们关注这个惨案。《纽约时报》说，这个脸书网页达到50万成员。最后埃及人民能聚集开罗广场，脸书、推特等网络上的呼吁、串联（包括调动民众情绪）等起了重要作用。
而以前在独裁社会，人们很难组织起一场运动，因没法通知、串联等。像二十年前的中国八九民运，是因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去世的“突发事件”，起到“通知、串联”及“调动大众情绪”的作用，才形成声势。但突发事件可遇不可期。今天，脸书等现代科技，等于形成官媒之外的“民间通道”。埃及人民靠这个“通道”连成一个整体，赶走了独裁者。今天，中国同样具备这个条件，据最新统计数字，中国上网者已达四亿五千万人！中国的网络“通道”能力，可能高于埃及。
第二，埃及人民能涌上街头，因有对政府的长期不满，如同干柴遍布，只等一处火苗。中国的情况也类似，人民对中共的愤怒与日俱增，官员贪腐，社会不公，严重贫富差距，更不要说中国人一直被剥夺（投票选举）政治选择权。联合国193个成员，有130国已民主选举，大国中没实行民选的只有中国！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排行榜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前20个国家和地区，除香港和新加坡外，全部是民主国家。这说明只有民主，才会带来真正的社会稳定，并有持久的繁荣。这些信息，时时刻刻在启迪和影响中国人！
第三，埃及革命并不是全民运动，只是一部分人走向街头，最后形成一种声势，而影响到全国。在开罗广场，抗议民众最多时才25万。埃及人口8400万，25万只是千分之三。这点给人们提供一个重要的新视角：不用等到全国人民觉醒，只要有数万坚定者走向街头，就能形成声势，就可能成事。在中国，使用互联网的四亿人中，只要千分之一上街，就是40万人。北京有数万人上街，警方就难以应对。而只要坚持数天，就能影响全国。今天脸书、推特、手机等的传播能力，其影响力跟20年前天安门事件时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中国军方可能不敢镇压
第四，军方没有出兵镇压，是埃及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那么如果中国再发生八九民运，军方还会不会镇压？埃及军官跟中国军官当然有不同，他们中很多人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受到西方人道主义教育；但他们拒绝镇压的更主要原因是，通过外媒及互联网信息等，他们清楚地知道在开罗广场的抗议民众不是暴徒，抗议者要求的是民主自由，反映的是埃及人民的心声。而且，如果他们选择镇压，还有一个将来被追究屠杀罪的刑责问题。所以不少军官消极抵抗，宁可被撤换或辞职。
如果中国爆发“茉莉花革命”，解放军的军官也会面临同样的选择。在今天的手机可以摄影的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各级军官们及士兵都绝不会像二十年前那样，要么对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不知情，要么被洗脑教育。他们像埃及军人那样了解到真实情况之后，拒绝开枪镇压的可能性远大于开枪镇压。连掌权已四十年的独裁者卡扎菲面对人民抗议示威，都得花钱从外国找雇佣兵，而没法完全指挥自己的军队杀人。
穆巴拉克和卡扎菲，都已掌权三十年以上。而胡锦涛没有他们那样长期掌权，更没有当年邓小平那样（第一代打江山领导人）权威，包括他的政治童养媳出身的气质和心理状况等等，他敢不敢下令开枪都令人质疑。虽然邓小平具有绝对权威，还是要找军头谈话，担心兵变。即使这样，当时还有将军抗命，党内高层抵制。而今非昔比，胡锦涛不是邓小平，中国的将军和士兵，也跟当年的背景不同。另外，抗议示威的声势越大，就越有“大势所趋”的约束军方的威慑力。
“我们更固执，宁可死在广场”
在中国，互联网、人民的不满都存在，就看有没有少数坚定者勇敢上街。这点中国跟埃及有点不同。在开罗广场，示威民众上来就烧了执政党总部，打出的标语是：穆巴拉克下台！我们恨穆巴拉克！穆巴拉克是敌人！穆巴拉克发表“拒绝下台”的电视讲话后，开罗广场的抗议者说，“他固执，我们更固执，宁可死在广场！”在埃及革命（以及其它中东各国的革命）中，都没有知识分子或异议人士唱什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高调，广场上回荡的是痛恨专制、跟穆巴拉克不共戴天的愤怒情绪。但在中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异议运动代表性人物却宣扬“没有敌人、以爱化解恨”等矫情做作的高调。而海外的民运理论家则热衷“见好就收”的文字游戏，还曾谋求民运跟共产党“朝野良性互动”。这种种论调，弱化了中国人对专制的痛恨、对共产党独裁的愤怒，模糊了推翻共产党的清晰目标。再加上近年强调“维权”（也是在体制内打转转）等，都无法把中国人对政府的不满，提升到像埃及人民就是要把独裁者赶下台的高度。而如果没有相当一批中国人对专制深恶痛绝，对独裁咬牙切齿，中国就难有一大批勇敢者走上街头，就难以形成突尼斯、埃及革命的那种局面。
连一年多前的伊朗革命，反对派也有这种认知不清。《华尔街日报》的专论说，经过这次埃及革命，伊朗的反对派明确了，不再谋求体制内改革，而是要推翻内贾德政权。中国的下一场民主运动，一定会从埃及革命，包括伊朗反对派的醒悟中得到启示：不需要全体人民都觉醒，只要一部分痛恨共产专制的人们凝聚力量，就足以和貌似强大的专制抗衡；不需要民运团体领导、不需要明星领袖，靠互联网的号召，就可以形成推翻专制城墙的浪潮！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吹响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号角，当足够的民众被这只号角感染、振奋起来的时候，就是中国“茉莉花革命”到来的时刻，那一天绝不会久远，因为中国人民绝不是低等动物，他们要做自由人的意愿绝不会亚于其它种族——只要对这点充满信心，就会对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到来和成功充满信心！
2011年2月22日于美国
——原载《开放》2011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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