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的腐败、内乱、大顺政权的腐败和内斗，被多尔衮揀了个大便宜，他名正言顺、兵不血刃占领了北京，清兵又南下扑灭了各路反清部队，开始了大清朝对中国的统治。
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乱后，大清渐渐败落。到了1911年，当年无比强大的大清王朝终于走到了历史的终点。这个被今天的历史学家推崇建立了康乾盛世的王朝，在十九世纪底到二十世纪初，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了。
满清铁骑曾屠杀了数千万中国民众。它血洗江南、血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常熟，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转战烧杀三十七载，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5165万锐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1908万，杀死汉人3200万，中国人口减少近三分之二！清朝入关是中国历次改朝换代中杀人相当多的一次。不是第一，也算第二。即使后有来者，也是前无古人了。这么残暴的政权不得人心。它的灭亡，顺天理，快人心，时势然也。
1911年，武昌清朝新军中的反清人士在试验炸弹时不幸爆炸，时态紧急，临时决定提前起义。这就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既不是孙中山亲自发动的，也不是他亲自指挥的。它带有某种自发性，偶然性。随后，黄兴赶来指挥，袁世凯的北洋军的冯玉章部被派去镇压。武昌起义引起了全国性的震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利用手下的军
队向起义部队施压，又拿起义部队向清廷施压。在武昌起义的新军和各地独立浪潮的压力下，再加上袁世凯的软硬兼施，清朝皇室不得不宣布退位，从此，只能在紫金城里做皇帝。虽然依然可以像玩过家家似地上朝退朝，但显赫一时的大清王朝毕竟走到了终点。
大清帝国在灭亡之日，它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在世界上还处于领先地位。它还有强大的军队。他的军队，除了八旗铁骑之外，还有拥有先进武器的北洋6镇。可惜，强大的国力没有帮上它的忙，强大的军力也没有帮上它的忙。它还是亡了。
更奇怪的是，大清帝国灭亡之日，也正是“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绩之时。慈禧太后和袁世凯倡导开放，一度还真有点中兴的气象，西方的宪法、警察制度、技术、学校，也被大清学了过来。然而，这种中兴只是一种回光返照，不久，它还是寿终正寝了。
大清究竟为什么而亡？这真是奇怪。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大清之亡，亡于腐败
苏洵在论述秦朝和六国之亡时，认为六国之亡，非亡于秦，亡于六国也，秦朝之亡，非亡于六国，亡于自身。一个王朝的兴衰，主要是自己对自己负责。秦和六国是这样，清朝之亡，也同样是这样。
辛亥革命与其说是被革命派推翻的，不如说是因为清朝的腐败而被自己推翻的。革命派只是轻轻地推了一下，它就轰然而倒。论实力，革命派与清朝的力量相比，还弱小得很。孙中山的惠州起义，黄花岗起义，镇南关起义，无一不以失败告终，清朝轻而易举地将它们镇压了下去。武昌起义后，清朝的新军也能轻而易举地夺回武昌，镇压起义。
大清之亡，首先是亡于自己的腐败。
大清王朝，名曰大清，其实早已是清者不清了。各级官员买官卖官，挥霍浪费，中饱私囊，大大小小的蛀虫，一个劲地啃蚀着国家，大清终于被蛀空了。在大清末年，腐败已经成为常态，大清只是一块蛀空了的巨木，一个被无数蚁穴扒松的江堤。一旦风吹浪打，它们就轰然倒下。
大清的腐败之状，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真相。
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大约相当于中央办公厅），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年间，仅为40万两，两相比较，足足增加了24倍。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侵吞赈灾款粮等事项，更是层出不穷。
清朝上层官吏的腐败触目惊心。和绅，是皇帝手下的一个掌有实权的大官。他的地位，相当于一个政治局委员，至少在部长之上。他当政二十多年，贪污受贿的数额价值连城。和绅一生贪污的金银财宝抵得上朝廷10年的收入，除了金银玉器等珍宝以外，还有金银元宝各1000个，沙金200余万两，赤金480万两，白银940万两。再加上
种种银号、当铺、古玩店、田地等折合成银钱，总计约有8亿到10亿两，就连其仆人被抄没的财产也达700多万两。因此，当时有一句民谚：“和绅跌倒，嘉庆吃饱”。
当年腐败成风，送礼成风。大官们是这样，一般的官吏同样是这样。《官场现形记》是晚清揭露官场丑态的小说，书中借一个官员的话说：“千里做官只为财”，表明敛财是清朝官场第一定律。书中借唐二乱的嘴说：“我想这趟进京，齐巧赶上万寿，是得进几样贡礼的。你替我想想，这趟进贡要预备多少银子？”何孝先说，“少了拿不出手，我想总得二三万两银子，你看够不够？”唐二乱又嘿嘿嘿地笑，“二三万两银子够什么，至少得十万两。”你看，地方官为了讨好朝廷，送礼是多么慷慨、多么阔绰啊。他们的钱，当然不是自家的，而是盘剥来的。
清朝买官卖官的市场十分兴旺发达，可谓购销两旺。商人、读书人捐官成风，有关官员则得到了好处，取得了双赢的大好局面。朝廷得到了钱，买官人得到了官。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是靠卖官得来的。红楼梦中贾蓉的妻子可卿死了，公公贾珍为了丧事办得体面，也花了几千两银子，给儿子捐了一个官。可见，当时买官很普遍，人们
不以为怪，更不以为耻。《官场现形记》一书中，也记载了买官的普遍。书中借一个人物的口说道：“玉山的王梦标，是一万三，萍乡的同小辫子八千，新昌胡子根六千，上饶莫桂英，五千五，吉水陆子龄五千，庐陵黄沾甫六千。。。。一时也记不清，至少也有二三十注，我笔笔都有帐的。”一个地方官僚，卖了二三十个官，价格从数千到上万不等，总数起码在一二十万两银子。而且，似乎也并不避着手下人。这样的情况，今天我们只有东北某市的一个组织部长才能与他相比拟。
大清官场里的腐败，水平也很高，行贿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送钱，有的送古董，有的送女人。要看各人爱好，总之是投其所好。例如，《官场现形记》中就写到给一个高级官员送礼，“这位老中堂，他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最恨人家孝敬他钱。你若是拿钱送他，一定要生气，说，“我又不是钻钱眼的人，你们太瞧不起我了。"你们送钱怎么能够不碰钉子呢?所以，他爱古董，你们要送古董。”这条经验，被后人学会了，重庆的一位官也受贿，收受的礼品中有张大千的画。这一套办法似乎是向那个老中堂学来的。
大清官场腐败，军队也腐败。军队大量地参与走私贩私。军队中的一些官员，有了钱就抽鸦片，军队抽鸦片成风。甲午海战时，有些官兵得先抽了大烟过足了烟瘾之后再打仗。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虽然船坚炮利，却在日本的海军面前不堪一击。骨子里的腐败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
大清的国营企业也十分腐败。大清搞过一阵子“改革开放”，也搞过一阵子技术引进。在洋务运动中，权力是最核心的生产力，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一代又一代的大清企业家，成功的多是官员企业家。或者是与官员相勾结的企业家。有学者做过统计，在1885-1894年间创办民营企业的55人中，有布政使衔的2人，候补道、候选道5人，候补知府、候补知县6人，其他佐贰杂职7人。大清企业家的“从政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升温。甲午战争后，1895~1900年新办的64家民营企业，其创办人中具卿、寺、布政使衔的有5人，候补道9人，候补、候选知府、知州、知县17人，其他佐贰杂职28人。对1878-1907年的10家民营毛纺厂统计，创始人中的半数都有捐官的身份。稍有点经济能力，就要买个机关干部的身份，写在名片上，挂在房梁上，刻在墓碑上。当时，老佛爷就注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也注意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捐个官，成为体制内的人了。洋务运动中先富起来的人群，都是与官场有关系的人，或者就是官员本身。
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如果腐败不加约束，最后到了腐败的官员比不腐败的官员多，到了腐败者比不腐败者神气，如果到了这一步，无论朝廷外表做得怎样光鲜，国家的肌体一定会变得千创百孔。即使你维稳的钱花得再多，也难以长久地维持下去。清朝末年，不说百分之百，70-80%以上的各级领导都已经腐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大清朝灭亡是顺乎天理的，如果它不亡，就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了。
大清皇朝是不是不知道自己腐败的严重呢？不是的。它也一次次下过诏书，也一声声地反对过腐败。慈禧太后也认识到腐败是会葬送大清江山的。她老人家也曾经亲自发动过反腐败运动。但是，大清的腐败仍然不断地发展，由局部发展成为整体，由小腐败发展成大腐败，最后不可收拾。
为什么慈禧的反腐败不见成效呢？举例来说，浙江杨乃武一案，是由贪官腐败发展到刑讯逼供、官官相护、层层相掩，酿成了一起大冤案，制造了一起大冤狱。慈禧太后当时是允许老百姓上京告状的，老百姓上告上访，没有安元鼎那样的民办黑警察来毒打你。她老人家获悉杨乃武之姐上访告状的信息后，派员调查重审杨案。当时的报纸也揭露了这起案件的腐败，太后还严肃处理了一大批在此案上受贿枉法的官员，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体现了反腐败的气势。当瞿鸿铭揭露袁世凯向军机处领导的贝勒爷行贿以收买东三省的行政权力时，她老人家也雷厉风行地派员调查取证，她反腐败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是，大清的腐败有增无已。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官僚体制使腐败者互相勾结，上下左右，抱成一团。腐败者上头还有腐败者，左邻右舍也有腐败者，腐败的利益上下左右都得到好处，腐败有了强有力的保护伞。此时反腐败，震动太大，成本太高，于是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就是想要反腐败的人，也担心反腐不成后自己的危险处境，退避三舍了。
第二，腐败日积月累，腐败者在官场盘根错节，已经由少数转变成了多数，整个官场成了腐败者的天堂。此时如果有少数官员希望反腐败，已经是少数对多数，势单力薄，很可能被驱赶出局。甚至可能被加上一个罪名成为腐败者，而真正的腐败者只要所谓政治上正确，就能以反腐败之名镇压不同的派别。当反腐败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一根筹码、一种工具的时候，由于当时大多数人已经成为腐败者，腐败者已经习以为常，不腐败者反而会担惊受怕。此时要真反腐败，其阻力之大、风险之大，已是为政者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了。
第三，腐败一旦严重到一定程度，全面彻底地揭露腐败，会严重损害大清王朝形象，动摇大清的根本。因此，大清的反腐败，只是在揭示一些小腐败，揭露一些散兵游勇式的个体户式的腐败。例如，某个腐败分子如果与知县有关，又与知府有关，又与户部或礼部的大官有关，大清就不愿意深入细查。因为查出什么，大清的脸面何在？慈禧的脸面何在？国家的形象何在？还不如掩盖的好。大清还是大清，表面上还是光鲜得很。
就这样，大清的腐败在发展着，终于使大清动摇了国本。它终于病入膏肓，支持不下了。
内斗加速了大清之亡
专制政权不能处理不同政治势力、不同力量之间的平衡。争权夺利是专制政权的常态。到了大树将倒，大厦将倾的时候，内斗必然加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加剧，从而大大削弱统治的力量。大清的晚年，情况就是这样的。
清朝末年的内斗，表现于多个方面。
第一是后党与帝党之间的斗争。
老佛爷与干儿子光绪皇帝之间，本来虽然有矛盾，但是，尚未表面化，还维持在共撑危局的范围内。维新变法后，后党与帝党的矛盾加剧。表面上，后党取得了伟大胜利，慈禧太后直接出面掌握了政权，光绪被软禁于瀛台。慈禧太后有可能是软禁国家领导人的创始人之一。直到大半个世纪后，慈禧的办法才再次得到重视。慈禧将光绪软禁后，虽然表面上风光得很，但是，她统治的合法性不足，外国使节心中不承认，全国人民也并不买账。这对大清的统治的稳定是很不利的。
慈禧与干儿子光绪有矛盾，与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也有很深的矛盾。这个矛盾使同治青年夭亡。老佛爷还与当军机大臣的小叔（丈夫的弟弟）也有矛盾。一度关系很紧张。这种无止无休的内斗，使统治力量大大削弱。
第二，权臣之间的激烈斗争。
晚清的两个重臣之间，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一方是军机大臣袁世凯为代表，另一方是清流派的瞿鸿机为代表。两派之间开始了你死我活的内斗，从而加速了大清的灭亡。
历史是错综复杂的，交叉重叠的。当年反对、镇压维新派的力量，后来一部分人变成了改革派，例如，袁世凯。反对改革的人中，不仅有害怕自己失权的高官，也有世代享受特权的满清贵族，他们的反对可以理解。但反对的人中间，还有清正廉洁的大臣瞿鸿机。他的反对是出于对袁世凯野心的担忧。他反对的办法是利用老佛爷的惜权恋权心态。他深知老佛爷的心理，那就是无论怎样改革，决不能动她的奶烙。当慈禧向他咨询的时候，他就向太后提出，有了总理衙门，一切用人的大权，处理政务的大权，全在总理，“太后您能放心吗？”聪明的太后心里立刻明白了，原来袁世凯的改革，是要分她的权。这还了得？
1905年11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讨论改革方案时，西太后就将那份袁世凯编制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一的新官制草案，交给瞿鸿机办理。4天后，经过长久的酝酿、经过大喊大叫了无数遍后的立宪改革方案终于隆重推出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改革方案的第一期方案。这个方案中，朝廷的权力依旧，慈禧太后的伟大权力一切依旧；旧的军机处的权力，一切如旧。它的伟大的变革只在于，有几个旧衙门的机构改变了名称，其他一切如旧。就是说，瓶子换了，酒是老的；汤换了，药还是那个药。这次改革当然也有其伟大之处，它终于改革出了一个新的部，那就是邮传部，它负责邮政，电报等项工作。
主持改革方案的伟大的“改革家”袁世凯大人看到情况有变，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明白老佛爷才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明白自己失了宠，被怀疑了，这可是件危险的事情，改革成败与否，总没有身家性命要紧。现在，他也不想当伟大的改革家了，他也不要甚么权啊，势啊。他奏请朝廷免除他的铁路、电报、轮船等十二个官职。交了权，让慈禧放心。这次改革斗争的结果，是最积极倡导改革的改革家被改革了。
这还不算。这位大改革家命悬一线。袁大人想让自己的亲信获得东三省的领导权。他听说了庆王爷的公子载振看上了天津一个美丽的名妓翠喜，于是以一万两银子将这她赎了出来，送给了这个贝勒爷，又送了十万两银子为庆王爷祝寿。这件事不知怎的被泄露了，反对派上奏老太后，高举起反腐败的大旗，老佛爷大怒，下令必须坚决反对腐败，火速派人调查。如果查实，一定从严处理。这样，袁世凯的政治生命危在旦夕。
清流派眼见得胜利在望。但是，袁世凯绝处逢生，居然转危为安。袁世凯端的了得。他在危急之中，镇静如山，急忙在调查人员取证之前将翠喜送回原地。调查的官员无法查到翠喜姑娘，此事就查无实据，只得否定对袁世凯送美行贿以图谋东三省权力的指控。袁世凯行贿买官，扩张势力，虽然是事实，却躲过了一劫。他喘了口气，定一会神，开始疯狂反扑。
袁世凯不仅是一个能干的“改革家”，也是一个出色的阴谋家。他开始了反击行动。他知道太后最恨的人是康有为。她老人家认为康有为教唆光绪皇帝，制造了她母子的不和，也害得她名声受损。她老人家在菜市口杀了六君子，她也知道，这毕竟不是她的光荣史。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康有为害的。当后来康有为写信要求回国时，他说什么人都可以赦免，只有康有为除外，她将康有为的信撕得粉碎，以表明她与康有为不共戴天。袁大人了解一个女人的这种心结。他制造了瞿鸿机勾结康梁的罪证，并收买了（只要用钱）太后心腹李莲英，让他有意无意地将这些罪证让太后知道，此招果然激怒了慈禧。她不辨真伪，信以为真，她不能原谅自己信任的大臣与她的死对头康有为有什么瓜葛。于是盛怒之下，她罢免了瞿鸿机。太后要处理属下，是从来不会听臣下申辩的。
袁世凯打倒了瞿鸿机，又用阴谋打倒了另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岑春煊。此人是慈禧逃难时的勤王者，太后那时正比一个农村老妪还狼狈。岑保护了太后，并安排太后吃好住好，让她恢复了皇家尊严，太后对他十分感激。他后来当了邮电部长。袁世凯制造了一张假照片，照片上岑与康梁在一起，慈禧看了照片一眼，马上决定罢免这个当年的宠臣。她认为铁证如山。虽然慈禧被说成是十分圣明的太后，她万万没有想到，照片也是可以伪造的。她罢免了岑宣煊。就这样，袁世凯的政敌们一个个被打倒了。朝中无人可用，也无人敢于为敌，于是，袁世凯又一次被提升为军机大臣，操持国家大事。
一场改革，就这样乱烘烘地结束了。改革中朝廷权臣之间的争斗，大大削弱了清廷的力量，也影响了它的威信。它的败亡之象，越来越显露了。
大清之亡亡于拒绝改革
鸦片战争后，大清病情日沉，国力日弱，危象日露。长毛之乱，江南破坏极大，国家如大病一场；甲午一战，北洋水师被小小日本打得全军覆没，不得不割地赔款；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不得不走上逃亡之路。国家的情况一日不如一日，病势一日重于一日。如此下去，败亡似不可避免，只在时间短长。
清朝虽然有病，是不是患了绝症呢？历史是否给了大清以机会呢？清朝有没有可能挽救危局、避免覆灭的命运呢？机会是有的。办法也是有的。办法就是顺应历史潮流，革除弊政，变法维新，特别是改革清朝的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走上民主立宪或者共和的道路。甲午战争惨败之后，中外人士分析，中华泱泱大国败于日本弹丸小国，不是别的原因，是败于政治制度。后来，日俄交战，日本领土、人口、兵力等远不及俄国，却打败了俄国，舆论也都认为是先进的政治体制打败了落后的政治体制。这两场战争，给了中国人以深刻的启发，只有维新变法，实行立宪，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大清才有可能避免覆巢之祸。
清朝是有可能实现转型的，历史是给过他机会的。并且给过不止一次。但是它都放弃了。
第一次是光绪皇帝领导下的康梁变法。如果这次变法成功，大清皇朝可以以较小的代价实现历史的转型，一个封建的王朝可以通过改良而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中国的国力有可能增加，中国的政治有可能进步，中国的法制有可能建立。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都表明，改革也是一种可以尝试的办法。这种办法破坏较小，对国家的震动较小，也能实现社会转型，走上兴旺强盛之路。
但是，维新运动中，改革派和反改革派双方都犯了严重错误。改革一方，光绪皇帝年少轻率，急于求成，幅度太大，损害了太多的权势者的利益。康有为是个不成熟的政治家。他的改革多局限于依靠皇帝的诏书，缺乏合理的改革策略，未取得有效的改革实效。改革派也没有努力地去团结和分化反对派中的成员。慈禧大后其实是可以利用的力量，但改革派不去利用。却希望通过暴力行动消除改革阻力。其实，即使袁世凯真的逮捕荣禄，拘禁慈禧，也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而反对改革的一方，腐败昏庸，目光短浅，不了解世界大势，只看到一己私利。那些保守的满族老朽，更是缺乏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只知为保护自身已经获得的利益而反对改革，不知道他们对改革派的镇压正是酝酿革命的催化剂。最后，保守派镇压了维新派，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虽然谭嗣同死得慷慨激昂，维新运动毕竟是失败了。清朝政府失去了一次维新图强的机会。
第二次机会是立宪派的改革。立宪派要求订立宪法，成立国会，中国是可以通过这一条西方走过的道路实现近代化的。慈禧太后也部分地认识到了世界的趋势，认识到大清的腐朽和危险，甚至也认识到了革命派崛起的危险。她部分地同意立宪，她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并且开始酝酿宪法。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有可能实现民主改型，通过渐进的方式走进世界先进行列。但是，保守势力是过于强大，过于看重自己的权益了。他们看到的是小利，看不到国家的大利，只看到自己近利，看不到未来中国的远利。他们努力将宪法做成皇权的翻版。结果，立宪只是换汤不换药，满族皇室成员占了国会成员的绝大多数，皇权仍然凌驾一切。这样，立宪失败了，人民失望了，立宪的失败再一次为革命派作了大动员。中国社会终于不得不走上一条充满血与火的道路，中华民族不得不忍受更大的牺牲，走上另一条代价更大些、也更彻底的近代化的道路。日本成功地走上了立宪之路，而中国终于突不破封建的梓梏。
康梁谭等人维新变法时，改革是有杀头风险的勾当。十年之后，改革则成了时髦的套装，连袁世凯和慈禧太后也成了改革家了，也积极地呼吁改革。月换星移，改革、立宪成了时代思潮，他们两位现在也成了改革派，立宪派了。1905年，袁世凯从天津乘火车到北京，第二天一早，在早朝时向朝廷呈上了一份奏请大清国实行立宪的奏章。他的主题是，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法邻邦不可。就这样，一个是当年的告密者，一个是当年的屠杀者，成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派。这两位大清帝国最有实权的一男一女，一个成了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个成了改革开放的最时髦的改革者。
大清国的这两位改革家的改革开放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世界舆论也露出一片兴奋之情。泰晤士报报道：
“中国出现了改革的转机”，“大清帝国有了一个握有实权的改革者，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的名字叫袁世凯。”一个当年的告密者，在洋人眼中，成了伟大的爱国者，成了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改革者”。袁大人上奏后二个星期，由五个大臣组成的分赴世界各地的政治体制改革考察团就踏上了考察的路程。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上书废除科举，老佛爷批准了。科举制的改革是袁大人和西太后的伟大贡献。历史可真是个大玩家呢。10月8日，中国创立了警察制度，是对清朝捕快制度的改革；10月21日，进行了北洋操演，这标志着军事改革的步伐；又过了二日，朝廷批准了京张铁路；1906年新年，老佛爷又进行了伟大的改革，他下令在全国兴办女学。她老人家守了几十年的活寡，终于觉悟过来，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如今，中国妇女有政界的领袖，有美丽的模特弄姿搔首，有女星们耀眼世界。追根溯源，是老佛爷关心妇女、兴办女学的结果啊。妇女身上的第一座大山，是老佛爷帮助搬走的。
袁世凯的改革也是大刀阔斧。他以天津作为改革的试点。他创立了警察署，办起了俱乐部，兴办了女子师范学堂，还办起了洋行，教堂，工厂，发电厂，市区有了电灯，有了自来水，有了电话，有了无线电报，有了电车，袁世凯领导的天津，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板，成了世界瞩目的前哨和走向世界的站台。袁世凯的进步是多么巨大啊！他对改革开放的贡献是多么巨大啊！客观地说，即使从今天的眼光看，当时的慈禧太后改革的步伐是不小的，不慢的。二千多年来，皇帝就是皇帝，这个传统真是源远流长。但是，慈禧也同意皇帝分出一点权，国家成立国会。这在中国历史上，已经算得上是空前的了。她的新政，从派人出国考察宪法到1908宪章公布，只用了那么二三年时间。她老人家支持和主持了1908宪章，没有认为它要颠覆大清，没有将起草1908宪章的人抓起来判刑法办。
但是，太后的立宪还是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1906年8月，大清国的政治改革揭开了序幕。首先是预备立宪，就是给政治改革一个预备期，这个预备期，不是不要改革，改是要改的，但不是大改。先推行与议会制度一样的官制，比如，原来是管吏部的，叫吏部尚书，现在则叫做组织部长，你户部原来是管钱粮的，现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称为粮食部，或者财政部。老太后看到自己的权力不动，改革不错，也就欣然应允。看来，改革的开局不错，大清国前途有望。它有可能走上中兴之路。第一届责任内阁中，共计13人，满族贵族9人，（其中皇族5人）立宪派认为皇族内阁不符合君主立宪的公例，要求另外组阁，但是，清廷断然拒绝，他们不要西方那一套。立宪失败了。
满清还是那个满清，朝廷还是那个朝廷，一切如旧。1908年，皇帝和太后相继死去，小皇帝坐上了龙廷，1910年，立宪派三次请愿运动，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清廷对此先是拖延，后是断然拒绝。1911年，四川发生保路运动，四川总督赵尔丰执行“不怕流血”的方针，下令向示威群众开枪，并搜捕四川立宪党人和保路同志会，引起罢课罢市风潮。流血事件动员了广大民众，人心思变，吴玉章在四川荣县起义，革命党人在武昌因试验炸弹引起爆炸而发动武昌起义。这一个小失误竟引发了一场时代的大变局，清廷的统治结束，中华民国建立起来了。历史是给了清廷机会的，但清朝皇室没有把握这两次机会。
末代王朝三定律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炎培来到延安，与毛泽东在窑洞里彻夜长谈。黄炎培提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问题：历史上的一些王朝，其兴也勃勃，其亡也忽忽。他认为这是历代王朝的一个周期律。他问毛泽东，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历史的周期律？这个问题提得真是深刻。思想史和科学史都表明，提出一个问题，常常比回答一个问题更有意义。
一个王朝败亡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规律呢？似乎也是有规律的。我从清朝之亡，小结了三条基本规律。
第一，腐败衰亡律。一个王朝，当腐败成为当政者主流，成为政治舞台上司空见惯的现象后，这个王朝必然会走向败亡之道。这个规律，清王朝是这样，明王朝是这样，大顺政权也是这样。再追溯上去，夏桀，商纣，也同样是这样。腐败必然加重人民负担，引起人民反感，政权失去人民信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腐败是败亡之道。不能制止腐败，就不能避免败亡的结局。
第二，内斗衰亡律。腐败是力量的消耗，内斗是另一种消耗。大顺政权一度攻占北京，结果，牛金星妒嫉李岩，诬陷他有野心，李自成杀了李岩，李岩之妻红娘子率部离开，造成起义队伍内部的分裂。洪秀全进入南京后，一是十分腐败，二是十分内斗。他利用北王韦昌辉杀了东王杨秀清部属二三万人，又诱杀了韦昌辉部属无数。自相残杀，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越面临衰败的王朝，内部的分崩离析越严重，内斗越频繁，越激烈，内耗也越大。内斗加速着末落王朝的败亡。
第三，僵化衰亡律。一个王朝衰败之时，如果革故鼎新，是有可能顺应历史潮流的。但是，末落王朝由于暮气日深，积弊日厚，政治僵化，从而加速败亡。这类王朝通常守旧派战胜改革派，他们思想僵化，无所作为，抵制和镇压任何改革的思想和行为，其结果是一步一
步地走向末日。这是没落王朝走向败亡的又一规律。苏联的败亡，其实是败亡于勃列日涅夫，此人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使社会矛盾日益积累。清朝准备推行立宪改革的时候，因为改革触犯了掌权者的核心利益。吏部、礼部、翰林院有的要撤，有的要裁，这使有些有权有利的官员人心惶惶。利益受到侵犯或利益可能要受到侵犯的官员们大都反对改革，袁世凯就成了改革中最被攻击的对象。立宪改革就在大臣们、包括慈禧太后的反对中无疾而终。清廷继续担任着维持会的角色，勉强维持着。衰败年代的王朝的改革的阻力很大。因为改革有可能会影响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暂时的利益。他们把局部的暂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激烈地反对任何变革，残酷地镇压改革派。
清朝也立宪了，但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皇帝的统治万世一系，至高无上。就是说，改革不改皇权，换了汤但不换药，换了瓶但酒依旧。结果，保守派用镇压维系着稳定，镇压不断提高着管理的成本，这种成本又强加在老百姓的身上，增加了民众的负担，引起更多更大的反抗和不满。最后，高压下的稳定无法挽回失去的民心，也无法维持高额的成本，最后终于走上败亡之路。
回顾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大清王朝的灭亡，验证了这三条王朝灭亡的基本规律。由此推论，也可以采取顺应历史潮流的办法改变败亡的命运。防止衰亡，同样是三条定律，一是清除腐败，二是避免内斗，三是改革弊政，顺应历史潮流。但是，这三条看似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第一，反腐败难，难在一旦腐败成了潮流，腐败成了主流，成了多数掌权者的合乎潜规则的行为，由于官官相护，盘根错节，上有官场保护，下有社会基础，反起来就很难。而且，腐败的政府一定虚弱，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总是掩盖腐败，粉饰腐败，忌讳批评腐败，甚至会掩盖腐败。掌权者也会担心反腐败可能会成为一种带有风险的事情。而且，反腐败需要社会舆论的监督，而社会舆论又往往受到权力的控制。总之，反腐败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容易。很可能腐败者如鱼得水，官运亨通。
第二，避免内斗也不易。一是中国国民有窝里斗的传统。这种内斗之风，也反映在一些集团内。所谓的党内斗争，派系斗争，乡里之争，历来你死我活。中国人常常战争上的敌人有时可以宽恕，自己人之间的斗争却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自己人杀自己人的事例简直多得不可胜举。即使同样是伟大的革命领袖，同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要像乌眼鸡的。至于背底里的明争暗斗，更是家常便饭。二是我们缺乏沟通和合作的精神。也缺乏宽容和宽恕之道。道不合，不相为谋，道不合，就要鸣鼓而攻之。我们的政治文化不允许多元性，总是强调保持一致。其实，不一致才是自然的，你自己与自己还会不一致呢。
第三，改革弊政、顺应历史潮流也很难。一是政治有惰性。照本宣科容易，维持旧章容易，走老路容易。革新难，阻力大。二是中国人历来相信祖宗之法不可变，有因循守旧之风。三是变革总是要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引起他们的激烈反对。四是改革也是有风险的。相比较而言，当改革家难，当维持会会长容易。当维持会长是省力的，风险也最小。有些平庸守旧之辈，就宁可搞维持会，一切率由旧章。这就如青蛙在温水中不愿动、不愿跳一样。因为伏在温水中很舒服，很享受。变革难，苟且易。
如果做到这三条，能不能避免一个没落王朝覆灭的命运呢？大清如果当时这样做，真能避免危亡吗？我认为是有可能的。试以后来的蒋家两代王朝言之。国民党败退台湾，当时兵败如山倒，内政外交，困难重重，是在生死存亡之际。国民党到了台湾，反思历史，是作了一些革新的。革除弊政，和平地实行耕者有其地的政策，切实实行三民主义，挽救了颓势，渐渐站稳了脚跟。蒋经国面对岛内民主化的潮流，开放了党禁报禁，和平地实现了政治转型，促进了台湾的进步。由此推测，如果清朝当年走上改革之路，它是有可能摆脱危机的。
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国。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辛亥革命一百年了，皇帝也被推翻一百年了。中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中国此后又经历了一个个巨大的灾难。这一百年的历史，是值得人们细细地思考的。晚清的那段风风雨雨的故事，给予人们的启示，是值得认真咀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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