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女士这篇文章，是何清涟不懂当代革命的似是而非、自以为是
的看法，起的是误导作用。
先讲我对当代革命的看法。
1974年，浙江老百姓几次一哄而起，街上人山人海，反对翁森鹤张
永生（后台是王洪文江青）民兵指挥部的暴力统治，我当时敏锐地看
到，共产党专制国家，在极权专制全面专政条件下，很难搞反对共产
党的反对派组织，然后由反对派组织来领导革命。因为极权专制无处
不在，很快会取缔反对派组织，或者渗透反对派组织，使之变质，变
成当局的御用组织。因此，共产党国家未来的变革，将会采取此种类
似浙江老百姓反对新官僚的突发形式。
因此，我在这以后文章，包括1975年在南京市中心张贴的大字报
中，强调未来中国的民主变革，将会采取类似浙江的这种突发事件的
形式。并且在以后对朋友，尤其对79民运的朋友反复讲述我的这些
看法。
那时不久以后发生的1976年的四五运动，首次初步证实了我的这个
看法。
1981年再次入狱后，我在狱中写了长篇文章《批判四个坚持》，在
文章之后，有两个短文，其中一个短文强调，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十年之内，必定发生类似波兰那样的大规模冲突和动荡。
89民运，以及后来的东欧苏联革命，现在的阿拉伯革命，国内的一
次又一次突发性抗争，都一再证明了我的这个预言。证明现代极权专
制国家的民主革命，是在没有组织领导的情况下，一哄而起闹革命。
多少年来，尤其到海外以后，我一直强调，极权专制国家的民主革
命，是突发的庆典式革命。
但因为我内心不死心，还想再试验努力，试试以组织形式组织革命，
同时也验证我自己的看法究竟对不对，因此到海外以后，我在陈述我
的观点我的预见的同时，仍然反复进行了组织试验，可是，无一例
外，无法成功。又从反面证实了我的看法。
所以，我对一些朋友再三强调：一讲到革命，就马上想到搞组织，完
全是孙中山毛泽东时代的陈旧思维。
根据阿拉伯经验，当代革命是一哄而起的革命，这种革命，可以使用
互联网作工具。从事当代革命，应该着重利用互联网这个现代工具，
去说明道理，阐述理论，改变舆论，及到最后，发起革命。从事当代
革命，不是着重网路和舆论，而是坚持陈旧的观念，着重去搞极权专
制条件下几乎无法搞成的革命政党，方向或重点，完全错误。
所以，到海外十多年，我一直着重的是互联网。
另外，当代这种突发性一哄而起的革命，有一个特点，它往往是在当
权者，专家学者，甚至几乎所有的人，估计革命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发
生的。所以才成为突发性革命。能够预见革命即将到来的人，寥寥无
几。
不过，现在的中国大陆，经过这一次对韩寒文章的批判，民众一边倒
主张革命，民众实际上已经做好革命的准备，至少是思想上舆论上已
经做好这个准备，今后的事情，是等待合适机会，或者创造合适机会
的问题。
何清涟女士说中国民众还没有做好革命准备，这个判断，有点离谱。
至于革命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不取决于反对派，而是取决于当权
者是否采用大规模暴力镇压。而当权者是否采取大规模暴力镇压，这
中间，不可预测因素太多，预测有相当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何清涟
女士要求反对派做出可行性研究，而不是去询问或者研究独裁者会不
会大规模镇压，这种要求，不合情理、不合逻辑。
根据我的研究，尤其茉莉花革命以后最近一年的研究，我的初步结
论，中国的革命将基本上是和平的庆典式革命，走暴力革命道路的可
能性相当小。
这是因为，极权专制大规模的暴力镇压，需要几个条件：
1、专制者极度残忍，并且极端顽固坚决。
2、主张镇压的专制者掌控绝对权力，统治阵营的分裂不大，或者虽
有分裂，反对者力量不足，或者虽有力量，却像赵紫阳那样不敢反
抗。
3、军队为专制者绝对控制。这种控制，需要：
1）、独裁者对军队的绝对权威；或者
2）、军队由独裁者家族控制。包括家族雇佣雇佣军。如利比亚，叙
利亚军队的独裁者家族控制。
只要不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任何一条，大规模的残酷镇压就不可能。
突尼斯，埃及不完全具备上述三个条件，所以独裁者只能下台。
而在邓小平以后，在中国，第二、第三条，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第
一条是否继续存在，也大有疑问，至少，现在控制权力的那些人，除
个别外，一般不敢像邓小平那样残暴坚决实行镇压。
而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一旦发生特大规模，例如一百万人以上的上
街抗议，则统治者内部和军队内部的分裂，将完全无法避免。一般情
况下，大规模镇压将难以出台，即使出台，也很快因为分裂而失败。
甚至连利比亚、阿拉伯也门那样的势均力敌的内战，可能性都不大。
所以，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一般将会是基本和平的庆典式革命，基
本是暴力道路的可能性很小。
实际上，即使走暴力道路，一旦革命产生，一旦独裁者进行大规模镇
压，也绝不会像何清涟女士说的那样，没有暴力革命的可行性。恰恰
相反，一旦发生大规模镇压，就像阿拉伯革命业经证明的那样，军队
的分裂和内战，就将不可避免。
至于中共，从来都不是理性人，他们一再声明，执行四个坚持、五个
不变不动摇，何清涟女士说的“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国人能够做”
的事情，恰恰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解中国困局之结”的“入
手”，恰恰不可能是入手。在中共几十年顽固拒绝改良的条件下，
“中国解困之结”的入手，只能是革命。在革命之前，能够做的，就
是和平抗争，这种和平抗争，最终将导向革命。
对何清涟女士在中共拒绝政治改良的情况下，坚持散布的改良幻想，
以及对“人民输掉的是社会重建资源”之类的恐吓，这里不一一批
评。我只是指出，恰恰相反，大家都去幻想“解困之结”的实际上不
可能的“入手”，让中共继续统治下去，那么，中国民众和中华民
族，不仅将彻底输掉“社会重建资源”，而且将输掉民族财富、生存
环境和一切生存资源。
附：
点评中国：解中国困局之结应从何处入手？
何清涟
更新时间 2012年1月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00
乌坎群体事件爆发引发广东政府危机感
韩寒三文掀起的巨浪还未过去，正由国内网络波及到海外媒体。我因
为写了一篇《民主政治离中国有多远——兼评韩寒“谈革命”、“说
民主”与“要自由”》而受到波及。但这批评声音不是来自国内网
友，而是少数能在海外发言的“纸上畅想暴力革命派”。
中国有没有暴力革命的现实条件？
我那篇文章的主题是：目前实施民主，中共政府未准备好；发动革命
（包括天鹅绒革命与暴力革命在内），中国人民也未准备好。在这种
情况下，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最务实的选择是大家各尽所
能，做些启蒙工作，涵育各种变革力量，比如加强民间自组织能力，
扩大言论自由空间等，尽量促成中国尽快转型。为了避免误解，我在
文章中特别指明：以任何形式结束中共一党专政，都不缺乏道义基
础，关键是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国人能够做些什么。
此文在国内博客登出，绝大部分网友赞成，认为这是非常务实的考
虑。但在推特上，少数人忍不住了，有说我这是在为中共帮忙的，居
心叵测；有说我是剥夺人民革命权利的；还有人说我因为在国内开微
博，这样说别有隐情。由于讨论这个宏大题目很重要，推特上网友普
遍年青，作为前辈学人，我认为有必要谈清楚一些问题。于是戏拟一
段文字，发在推上：
“如果要我来写一个《关于暴力革命之可行性研究》，章节大概如
下：一、暴力革命的民意基础（在全国做抽样调查）及其可行性；
二、在全国、一省、一市、一县进行暴力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预
算；三、参加暴力革命的人员数量预估；四、对抗某地政府武装力量
所需要的武装力量投入；五、外部游说成本（游说国际社会支持的人
员及其相关费用）”……
用这种层层剥笋式的说明，就是想让大家清楚地知道，尽管“飞机和
大炮才是独裁者唯一听得懂的语言”，但我们现在没有飞机与大炮，
没法进行“武器的批判”。况且，暴力革命在中国现阶段，很明显没
有民意基础。
我进一步说明：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推广一项产品，都得做市场
调查与推销成本核算，更何况一场牵动甚广的暴力革命。战略学中有
一个重要的词汇，叫做“战略场景想定”。想要从事暴力革命，当然
得考虑革命的事前准备，如可能参加者的数量，武器来源、给养、人
员的军事素质训练，并以一城一县一地为目标考虑物质装备，进行沙
盘演练，胜利或失败后的方案A（如何接管政府）、方案B（失败后
如何保存力量）。这些事前的组织准备工作不做，甚至连有多少人愿
意参加暴力革命都不知道，这样的暴力革命有可能顺利起航吗？
解开死结之道：政府放权、基层自治
有人说，现在的情况与清末相似，为什么清末可以发动辛亥革命，现
在反而不能？我指出，现在与清末社会状况相比，有三点相当重要的
不同：1、清末是朝廷小、江湖大。现在是党的“阳光”洒遍每一个
角落（即党将统治神经末梢有效地延伸至每一处）；2、清末政府军
队与民间武装力量的差别是算术级差，即1与2、3、4的差别，如今
是棍棒菜刀猎枪与最先进武器的差别；3、就政府与外部关系而言，
那时是清政府害怕洋人，现在西方诸国对北京并无那样的影响力。
一位推号为“天雷无妄”的人在推特上妄言，中共是没有信仰的乌合
之众，组织能力是其死穴，中国农民的组织能力比中共强多了，这完
全是昏愦之言。中共没有信仰是真，说是乌合之众却毫无根据。中国
民众缺乏的正是自组织能力。过去这些年来，工人运动与市民运动相
对少，只有农民因地缘、血缘、亲缘等作为组织纽带，才能组织一些
社会反抗，但这些反抗往往败于中共有高度组织的镇压行动。
我的看法是：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与中国人同属一脉的台湾，以
及去年阿拉伯之春当中过渡最顺利的突尼斯，都是在民主化实现之
前，整个社会已经做了大量涵育民主化力量的基础工作，如开放言
禁，允许私人办报；开放党禁，允许民间结社。这些当然都是在社会
压力日益增大，统治者为了求存而逐步让出来的空间。但正是社会空
间的扩大唤醒了民众的权利意识，才最终促使了社会转型。
以政治开放度相比，中国现阶段有如突尼斯1990年代初；以民众权
利意识的觉醒程度比，中国沿海地区与大城市的民智水平已与突尼斯
茉莉花革命前相若。在政治形态上，茉莉花革命前的突尼斯是开明专
制，中国现在还处于半黑暗专制状态，要想象突尼斯与台湾那样成功
转型，最佳的对应之策应该是先促成中国从半黑暗专制向开明专制过
渡。
今后几年内，中国当局倘若能从国家利益与长治久安考虑，应该让农
村与城市基层自治，使民众有机会涵育自组织能力，实现自治。这是
为社会转型做基础工作，也是唯一能够解脱中国政局之结的方法。
变革压力来自执政者危机感
北京有没有危机感？有。这次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讲话中那句“群
众被激怒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这就是危机感。目前胡锦涛任
期即将届满，对一位指望平安下车、不在意社会痛感的“看守内阁”
之大管家来说，已经不可能再做任何改革了。
但中国第五代领导层与第四代不同，接任时面临的是遍地烽烟、生态
濒临崩溃、社会道德溃败的“溃而不崩”之局——这里的“不崩”指
的是政权依赖高压维稳得以不崩溃。就在2012年元旦后这几天，广
东东莞、四川米易县、宁夏河西均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抗暴事件。这些
注定第五代领导人已经不能象其前任那样守成而不求变地熬过十年，
应对危机将成为其日常政务。
中共这代50后领导人的基本特点是：无信仰，灵活务实（因有过底
层经历），骨子里奉行机会主义政治策略。这就使得今天的中共统治
有一定弹性，在压力下有可能做少许调整，今年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
孤立后，外交政策立刻转向就是例证。因此，在压力足够大时，也许
能在危机煎迫之下做出一些改革。这点审慎的乐观，是我基于假想他
们是“理性人”这一前提。如果不是“理性人”，这话只能算白说
了。
总结一下，解开中国局势死结的钥匙，就在第五代领导手中。步骤应
该是：首先尽快放权实现地方自治（包括资源自管）；其次，政府逐
步退出经济领域，切断掠夺民众生存资源的管道；第三步，政府从全
能政府变成有限政府，从无责任政治过渡到有责任政治。只要第一步
棋走出，我相信，以沿海地区及大城市民众素质，中国民主化进程会
比较快，目前在高压维稳之下的僵死之局才可能走成“双活”。
北京如果拒绝逐步放权，中国这口沸腾的高压锅找不到出路，前景非
常不妙。这种结局只会是双输之局，中共输掉的是政权，人民输掉的
是社会重建资源。权贵们的末日抢劫心态，是对中国财富、环境和资
源的最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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