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上井冈山的断想—对革命历史的债务人解读和债权人解读

 老　田

跟随乌有之乡组织的红色旅游活动，上了一次井冈山，产生了一些拉拉杂杂的感想，写出来跟网友分享。

一．如何正确提出革命的基本问题

我和儿子一起7月30日才到达南昌，第二天早上去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这个展馆倒也跟上了近年来国内展馆免费开放的潮流，没有收费。但是，难于理解的是，展馆一直要等到九点半之后才开放，这很出意外，结果是我们不得不在展馆外苦等了一个多小时。

南昌起义作为革命事业的起点，起义者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打响了反抗的第一枪，展馆内有一张起义军提出的口号“打倒叛党卖国的蒋介石”，起义之前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和汪精卫的“七一五分共”都已经发生，照说，对于国民党应该不存在任何幻想了，继续使用国民党的名义搞武装暴动，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选择。在事后看来，要搞一场革命，准备工作永远落后于实际形势的发展，尤其是革命阵营的领导人的成长及其思想准备，要等到很久之后才能够完成，这种状况加深了革命的曲折和牺牲的惨烈程度。起义军领导人先是摆不脱对于“左派国民党”的幻想，后来又寄希望于苏联的海上援助所以向潮汕地区开进，结果大部失败，只有朱老总留守三河坝的少部人马，经过数千里的曲折道路最后终于上了井冈山。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只是到了井冈山根据地之后，才得以正确地提出来，然后在经过漫长的挫折和失败之后才寻求到答案。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几个问题是：依靠什么人来革命？如何组织革命的力量？如何在统治阶级的优势武力压迫之下寻求革命力量发展和壮大的路径？

人们常常说：过去的政治是历史，现实的历史是政治。展览馆好像就特别适合展示各种历史与政治的纠结，在展厅中间，很多后来的高官都挤进去了并占据了一席之地，有些人还因为其官大还占据了不小的“展览篇幅”。我听到一个游客指着照片对同伴说，某某就是一副奸臣相，红七军陷入危局之时他开小差，现在却钻到八一起义纪念馆里头来与先烈并列，这完全是不知羞耻。不过，历史永远不是自我呈现的，而是由后人追叙的，而在后人追叙前任创造的历史中间，许多“非历史因素”都要起作用，都要在历史叙述中间占据一定的地位。在井冈山上的黄洋界展览馆里，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都以照片形式挂在壁上给游客展示，我再次听到游客的尖锐评论：凭什么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只有一张照片，而那个开小差的人却占据更多的墙面，甚至还有汉奸后代这样的“乱泥也能糊上壁”？其实，这也好理解，毕竟各项展览设施的投资大多来源于政府部门的拨款，而主导建设的人士也肯定是官场中人，在展示历史过程的投资和建设中间，官场内部的“政治资本积累逻辑”肯定要掺杂其中。不管那些上了墙壁的照片主人自己的想法如何，但是，主导建设的官员们肯定要按照政治资本积累的要求进行“自我约束”，谁上墙壁，占据多大的篇幅，肯定要按照官员们对于自身政治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进行衡量和比照，历史就这样地被现实人物“非历史化”了。

在旅游期间，我有一个强烈的感想：历史的叙述由现实的官场人物去安排，好像特别地远离历史场景有过的真实，原因无他，官场的政治积累逻辑与历史的真实逻辑之间距离，实在是太大了一点，前一个总是倾向于否定后一个。

二．江西的农民与土地

从南昌到井冈山，大巴车奔驰了5个小时。从车窗看出去，蓝天白云青山碧水，格外赏心悦目，油然而生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快慰。车子走出南昌，就是赣中平原的满眼绿色，节令正好是“双抢季节”——抢收早稻强插晚稻，但是田畈里农民的耕作活动明显是放弃了早稻，抢收和抢插的人不多，毛时代为了解决中国人多地少口粮不足的问题，提高复种指数是一个长期的措施，现在，农民很明显地降低了复种指数。田畈里耕作活动，除了坚持了数千年的人力畜力之外，还有少量的小型拖拉机。

赣中平原的水田，和我老家的一样，都划成小块分到各家各户，这给使用拖拉机的农户带来不小的麻烦，拖拉机要想下到自家的田块必须得经过别家的田块，对别家的田埂有着损害，而修复受损的田埂是需要额外花费时间和体力的，能够让邻居不出怨言并非一件易事，要么很强势让人不敢抱怨，要么给出经济补偿让人满意，而给出经济补偿的方式不符合农民的传统。看来，在村子里能够使用拖拉机的肯定不是等闲人家吧，想必是乡村里高人一等的“大人物”家庭，所以，购买和使用拖拉机不仅意味着一种经济富裕的标志——买得起用得起，还肯定是一种政治“富裕”的标志——坏了别人家的田埂还不担心别人的怨言。

车子经过平原与山区之间的过度地带，是一种低矮丘陵地形，这种地形如果在老田的老家，在毛时代必定会被改成梯田或者梯地，但是，一路上却看到保留下来的荒废丘陵，其上灌木杂树丛生，净初级生产量很低，对于本地农民和整个国民经济过程的贡献都很小，这对于土地和资源极为稀缺的国度而言，不能说不是一个浪费。经过毛时代的集体农业和长时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之后，这些毫无生产性的丘陵生态得以保留下来，想必是因为这个地域的人口密度不高、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相对较小的缘故。

历史与政治的纠结渗透一切环节，弥漫整个旅游行程。井冈山的地理条件很有特点，是山高树多，平地尤少，适合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地域比例很低，结果是人们活动的地域特别分散，这实际上也是为什么当年适合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原因所在。茨坪的博物馆和旧居，与茅坪相距甚远，在去茅坪的车上，导游向我们介绍了根据地当年的史事，导游自称祖父辈曾有人参加了“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壮举，但是，很快就回到了老家，就这样回归到日常生活之中，远离了创造历史的伟大旅程。

生活的逻辑和经验渗透一切，因为这原本就是人们学习和成长的唯一道路。导游还介绍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之后，袁文才、王佐等人很快就认识到毛同志对于绿林事业的价值，由于担心井冈山山高庙小，唯恐留不住他，就想出一个锦囊妙计——让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婚从而“襻住他”，这一年贺子珍16岁，而毛泽东已经35岁了还是有妇之夫，毛泽东表示不同意说自己是有妻子有儿子的人，袁王等人采取很决绝的态度说：毛要是不同意就说明不是真心与他们相交，事情提到这个高度之后朱老总介入，他劝说毛以革命事业为重来看待这一桩“政治婚姻”，事情导游说到这里加了一句评论说，当年井冈山的人的眼光就只有那么远。其实，在革命进程中间，导游的祖父终于未能成为伟大人物进入博物馆成为一座铜像，而是选择了回家；袁王等人以朋友亲戚相交的经验，来处理他们与毛泽东的“稳固联盟”关系。这两件事的内在逻辑是一样的：人们很难超越生存的逻辑和那些经验，革命固然在这个地方引发人们内心最深刻最执着的信念而得以发起和成功，同时，革命的挫折和不必要的牺牲也往往与这一强大的逻辑有着这种那种关系。看起来自相矛盾：有人因为“留念老婆孩子热炕头”而离开革命，同时也有人要为子孙打造一个更易于生存的好世界而流尽鲜血。

从平原到山区的过渡地带，我看到很多生产性极低的丘陵，进了井冈山山区之后，才发现大多数梯田业已被弃耕。从井冈山市区开始到茨坪，沿途的梯田近乎被百分之百弃耕，第二天我们从茨坪出发，沿途的弃耕程度也近乎百分之百，只是到了一个叫“半冈山”的地方，才首次看到有种植中稻的水田。在茅坪下车参观八角楼期间，我询问卖土产的中年妇女，她说本地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没有人愿意在家种田了，所以土地大多抛荒。对于农村而言，优质的人力资源外流到城市和沿海，是一个全国性的趋势，有人戏称今天农村的种田人是“386199部队”（意即农村只剩下妇女、小孩和老人），正是因为农村可利用的人力资源缺乏使得土地利用率下降，而机械代替人力的渠道又很不通畅，这就导致大量土地抛荒，而且继续利用的耕地也降低了复种指数——由两季稻“精简”为单季稻，这正是我们在井冈山看到的现象。

很多游客看了井冈山地域的青山秀水，都很感慨说“这才是人应该居住的地方”，但是，本地青年人却离乡背井、不顾而去，这不仅仅是在井冈山独有的现象，而是全国各地农村都一样：仅仅依靠种植粮食已经无法维持一份体面的生活了（哪怕是在农村这样的低物价和低消费地域）。毛时代为农民苦心建立起来的各种低水平的福利保障体系，在改革年代的最初几年就已经被破坏殆尽，结果是农民的支出水平无可遏止地大幅度快速上升，在收入水平不可能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农民的经济状况就不可能不逐步恶化下去。

三．从农民到农民工——廉价劳动力的再生产机制

井冈山地域的年轻人愿意接受城市打工者地位，愿意离开山明水秀的家乡到城市里去挤棚屋，并不是城市工作和收入对他们有多么大的吸引力，而只能说明：要挣一份过得下去的生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当然，城市的收入在井冈山地域也可以看到一些稀薄的影子，车子经过沿途的村子，都可以看到少数建设得富丽堂皇的阔气小楼，按照今天的建筑材料和工费标准，这些小楼的造价要花费二三十万之多，这样的投入数量靠务农肯定是挣不到的。

在井冈山地域，很多老房子都是二层的木结构小楼，也很漂亮，在我老家只有解放前的大地主大富人才有资格住的，去了井冈山之后，才发现这样的建筑在井冈山并不罕见，这不能说明山区的富裕程度和富人数量远远多于别处，而只能靠山吃山的便利，说明木材便宜。古人说“德润身、富润屋”——可见发财了一定要盖个好房子的观念是由来已久的，也是乡村地区邻里地位和面子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打工收入带回老家建设起阔气的小楼，只能提高“面子竞争”的投入水平和所需付出的代价，井冈山地域的年轻人为此不得不年复一年地滞留在城市作为廉价的劳动力，去挣那一份仅仅对于老家对于务农而言才算是“还不错”的工钱，而积累下来的工钱却不足以让他们在城市买房娶妻生子，这些钱也只有回到农村才有“价值”。

在阔气小楼的建筑中间，从工程施工到完工，大多数是完全“商业化”的，从前亲戚、朋友和邻居之间的相互“免工钱”的帮助已经很难看到了，农村社会中间互助合作意愿的极度低落，被贺雪峰教授称之为“农民的原子化”。老田曾经访问过老家的土改干部，据他们回忆解放前穷苦农民多数住茅屋，合作化之后才逐步代之以土坯砖房，而土坯砖房子的大量普及还是在文革和学大寨运动之后，原因在于：农民请人帮工建房虽然不需要付给工钱但是要置办酒席请客，这一份投入也远远超出多数农民家庭的承担能力，而在文革和学大寨运动中间提倡“移风易俗”反对铺张浪费成为一种强大的舆论，一些地区还出台政策不许酒席超过多少道菜，虽然招待酒席没有完全废除但也大大降低了单位招待成本，结果一个村庄内部农民通过相互“免工钱”帮助方式，逐步地翻盖了近乎全部社员的住房。

同时，生产队制度下的村庄，在一定程度上还鼓励了农民改造居住条件的热情，在水稻田里“切砖”（制造建房用的土坯砖）是把耕作层的“肥土”变成建筑材料，付出的代价是此后若干年内单产水平的下降，这一成本在小农经济时代是由个人承担的，而在生产队里头“切砖”带来的产量损失是被分摊到了全队社员头上了；而且，有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两级组织，农民的“免工钱”合作也很容易组织进行，此时建房所需的帮助，无需农民自己拉下脸来上门去一家一户地求人帮忙，而是直接交由生产队长去组织实施，这相当于是把“管理成本”方便地对外转嫁了。到了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解放前遍地茅屋都已经消失了，代之以土坯砖墙体上盖青瓦的房屋，这一次住房条件的改进过程，看起来有三个关键因素起了作用：一是生产队的存在使得自建住房的“产量损失”（转嫁给全生产队社员承担）和“管理成本”（转嫁给生产队长）得以转嫁出去，二是通过文革和学大寨时期的“移风易俗”宣传降低了请客吃饭的代价，大多数农民家庭能够承受起新建住房的投入水平了。这样，在农民的收入水平没有大的提高的情况下，却出现了一个普遍的生活条件提升的进程，建房支出水平的下降，本身是制度优劣的内在逻辑起作用的结果。

一个好的制度，应该能够提高居民的收入，或者在同等收入条件下提高居民的实际福利水平，毛时代农村的变化仅仅用收入数字很难准确地衡量，不仅教育医疗等需要原先“购买”的福利通过集体生产组织进行低成本生产和免费分配，而且各种“无需付费”的合作性生产过程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普及，就连农民建设住房这种“非常个人化”的事业极大地降低了成本。解放前农民大多住在茅屋内，这是因为合作成本过高，所以农民只能选择一家人也能够完成的建筑（茅屋），而毛时代农民能够普遍住进土坯砖房子，则是因为合作成本极大地下降了，哪怕是在乡村人缘关系不佳的农民也能够“搭生产队的便车”集合全村的力量完成新房建设。从这个意义上看，生产队的一个功能是放大和强化了历史上早已存在农民中间的“熟人合作传统”。当然，毛时代社员普遍翻盖住房，刺激了乡村地区传统手工业匠人队伍的扩大，木匠、泥瓦匠、窑匠人数急剧增加，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看法，这是一个典型的“由需求拉动”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今天的精英们喜好说毛时代的“四人帮”动不动就鼓吹“割资本主义尾巴”，结果打击了手工业和传统工艺，但历史事实却是反过来的，有且只有毛时代农民低成本合作所维持的巨大市场容量，才极大地拉高了对于传统工艺的需求，与这一市场容量相对应，木匠、泥瓦匠人的数量才呈现出急剧增长态势，我们大队当时甚至有两处瓦窑同时开工并相互竞争向社员提供青砖青瓦，恰好是改开后，本大队烧青砖青瓦的砖瓦窑也同时消失了，到了1990年代打工经济兴旺发达之后，愿意师从老师傅学手艺的人也大大减少，传统工业和手艺确实是处于灭绝的边缘。我老家的老房子垮掉了，而翻盖新房的师傅大多是毛时代的人，其中几个人甚至都年逾古稀了，因为没有青年一代师傅的成长，他们还无法退出“市场”，而盖房用红砖要到几十里之外的地方去拉，瓦则来自于江苏宜兴。老家很多人还记得当年第七生产队的窑匠师傅讽刺五队窑匠手艺不佳的一个笑话：天干十年五队的瓦可以保证不漏雨，要是下雨的话那就不好保证了。

今天中国的农村，不要说毛时代那种紧密合作，就连历史上私有制时代存在于亲戚朋友这种小圈子里头的微薄合作，也极大地下降了，而这种状况恰好大幅度地拉升了好生活的支出水平，也加剧了邻里之间的面子竞争，而这却是再生产廉价劳动力机制所需要的。一个社会的正常运作，不仅仅需要物质生产过程的支撑，同时还是一个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不仅仅需要新的投资，还需要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廉价的劳动力，否则，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与扩大就存在着不小的障碍。

井冈山地域的年轻人外出成为廉价劳动力，如果仅仅依靠资本家给予的工资水平去吸引，即便是能够取得成功也肯定会让资本家付出更高的代价，这就在另外一个方面妨碍了利润和新增投资的再生产过程。但是，乡村地区合作传统的消失，“好生活”所需的支出水平的急剧提升到大多数人永远无法挣到的地步，才是从根本上支撑劳动力再生产循环的内在逻辑，这才迫使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离乡背井去打工，这是比收入水平更为有效的劳动力再生产机制。而打工收入对于城市生命循环而言“微不足道”而返回农村参与邻里竞争，可以永远把“好生活”所需支出维持在多数人的平均收入水平之上，这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群体的“阴谋”，而是变成乡村地域中间压到一起的生活逻辑，正是因为不是少数人的秘密阴谋，劳动力的再生产机制才内在地影响到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和决策，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想必，那位导游的祖父如果再生投胎到井冈山农村，肯定会再次下吉安吧（甚至是下南昌乃至于深圳了），不过这一次不再是试图与统治阶级扳手腕而是去打工挣生活了，我想她的祖父还是会想着回老家去跟老婆孩子团聚，但是，团聚之后还得再次离开的，一年又一年，从青年到中年直到雇主看不上他之后，才会安心加入“386199部队”在老家专心务农。

张宏良老师很痛心地说，看中国今天的状况，革命先辈的鲜血确实白流了，资本主义确实复辟了，而且中国资本家的利润目标很宏伟，与农民工在城市里娶妻生子完成生命在生产的高成本不兼容，这样，被统治阶级不得不再次付出尊严、以骨肉离别为代价去向统治阶级讨生活了。中国新工人阶级以农民工的形式而存在，符合中国作为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分工地位，美国学者沃勒斯坦指出：马克思预言社会分裂为两大阶级的趋势，只有在中心国家才是可以检验的，中心国家内部无产阶级才具有较高的比例，而外围国家普遍的雇佣形态是“半无产阶级化”，半无产阶级不仅可以忍受低工资从而为“利润”做出更多的贡献，同时，半无产阶级的反抗意志也大大低于彻底无产化的雇佣劳动者。这个趋势应该说毛泽东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在他对张平化所说的那段话中间早已经准确地预料到了。

四．烈士的鲜血——是政治资本还是心理负债

井冈山根据地仅仅存在了两年四个月，但是，在这短短的敌我搏斗中间，井冈山地域付出的牺牲却是惊人的巨大。据介绍，井冈山地域牺牲的烈士人数高达4.4万人，其中只有1.5万人留下了姓名，为了纪念那些无名烈士，井冈山烈士纪念馆专门设立了“无字之碑”。

毛泽东把这些牺牲的烈士及其付出的生命和鲜血代价，看作是一种“心理负债”，看作是生者对死者无可改悔的承诺。所以，无论有多少人反对他，他依然坚持继续革命——继续革命者的理念并继续革命者对于人民的承诺。他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时，满怀深情地追忆了他曾经的战友，那些曾经的鲜活的生命和青年人的面孔，毛泽东以背负“心理债务”的债务人自觉一一提到卢德铭、何挺颖、陈毅安、王尔琢、张子清、员一民、宛希先、伍中豪、胡少海等人的名字。然后，毛泽东以债务人的自觉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报复。”而中国共产党也谈不上完美，“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马社香《前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还有一种人把烈士的鲜血看做是自己的“政治资本”，由此他就获得革命的当然代理人资格，以党的化身、政府代表、人民利益的当仁不让的代理人自居。这样，革命和牺牲就成为这种人完成政治资本积累的一个自然过程，把历史粉饰、虚饰成为代理人的英明伟大就成为唯一选择。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制度下有着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这体现的是资本家群体对于货币资本积累的无限欲望，一些人既然把革命历史想象为政治资本的积累过程，就必然地与资本家的积累逻辑具有可比性，由此，马屁文人就获得了粉饰历史的政治支持和奖赏，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军队的四个作战方向中间，“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唯一一个完全失败的方向，但是，1980年代各路马屁文人却把这一共产党军队巨大失败吹得天花乱坠。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无非是共产党官场中间有一拨人获得了优先展示其“政治资本积累”数量的绝对机会，如此而已，岂有它哉！时光无法倒流，历史一经发生就再也不可能改变了，但是，声称自己的政治资本积累多寡的机会却是随时变化的，这与某些历史人物毫无原则地占据展览馆的大量篇幅是一个逻辑。

孔夫子说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夫子区别出的两种不同的“道”与“人”的关系的理解方式，在历史和政治场域中间具有永久的普遍性；而孔夫子的优秀学生曾子则提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们所谈到的其实就是一种债务人的自觉。那些自认为应该“以人弘道”的人，往往愿意奉献出热血乃至生命，张子清负伤之后还要把稀缺的药品让给别的伤员，这就是一种债务人自觉——为了“道”我付出的还远远不够，而毛泽东念念不忘那些年轻人的名字，到后来不惜与强有力的当权派阶层决裂，不怕摔得粉碎，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也是那种“人能弘道”的债务人自觉起作用的结果。反过来，那些把革命经历视为资本积累过程的人，毫无例外地信奉“以道弘人”的信条，他们往往把自己臆想为革命的代表或者真理的化身，由此要求权力和特权，由此自认为有资格排斥群众的权力和批评。

文革期间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和“活党”在镇压造反派群众的时候，就是指责造反派的“三指向”——把斗争矛头指向新生的红色政权、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有且仅有这些人把自己臆想为“红色政权的当然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唯一代理人和人民解放军的化身”时，这个罪名才是不需要证据和论证过程就能够成立的，仅仅依靠谁批评自己就可以直接定罪了。后来又有人把自己视为“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唯一合法代理人，由此，这些人就自认为垄断了真理，拥有人世间“弘道”的唯一发言人资格，所以就天然地有了对于和平请愿的群众和学生的开枪资格，这些人无一例外地拥有着债权人的优越感。

对于政治和历史来说，债务人和债权人叙事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毛泽东想要以债务人自觉去否定债权人自觉，结果就成为精英阶层的死敌，他一停止呼吸，一个女儿被张爱萍整得精神失常住进安定医院，妻子侄儿就被人投进了秦城监狱，老婆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自己则顺理成章地成了“反革命家属”。毛泽东是预先知道这一后果的情况下做出选择的，这完全是曾子那种“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写照。与此同时，一场非毛化运动也在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紧密合作下热热闹闹地开展起来了，这些人表面上还策略性地肯定毛泽东，非常聪明地先说四人帮不是好人，不过，精英们既然“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所信人任用的人都不行，毛泽东还能好得了吗？

非毛化运动中间，精英们挖空心思就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做文章，王稼祥的老婆造谣说毛泽东跟江青结婚时接受过中央“不得干预政治”的限制协定（阎长贵对此有过分析），后来她自己承认是编造了不实之词；甚至，1976年毛泽东因为运动神经元病已经失去了发声功能，还有一个郭金荣（作家）借助孟锦云（曾短期担任毛泽东的护士）之口造谣，说毛泽东1976年还曾经跟她谈论过要不要跟江青离婚的话题。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镜竟然造谣说1959年由她经手安排过一场毛泽东会见前妻的剧目，因为江青善妒且亲上庐山，贺子珍只得匆忙下山，编造这一谣言的人还有记者王行娟更推测江青上庐山与陈伯达告密有关，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从江青上山时间、毛泽东会见日常安排程序等方面给出了有说服力的驳斥。谣言成为一种谈资，成为导游打发时间吸引游客注意力的花絮，正是在旅游车上导游向我们传播了那个江西省委书记夫人编造的谣言，这显然不是第一次。

五．“债权人共识”如何改写党史和历史

1980年代“非毛化运动”期间两个“精英们”发出的控诉——“迫害老干部”“迫害知识分子”，张宏良教授在闲谈中间感慨地说：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仅仅是一个集合名词，其中有好人有坏人，让群众进行批评教育就算是迫害？确实，是否容许被统治阶级批评统治阶级，是否容许“没有专业技能”的被管理者审查监督“具有专业技能”的管理者，是革命政治区别于统治阶级政治的关键指标。1959年3月革命元老谢觉哉访问井冈山，他对陪同上山的王卓超说：“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是一个例子，当官的没有特权了。我们就靠这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打的天下。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就跟着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前奏》第121页）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期，提出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是“艰苦奋斗”“党的领导”和“士兵委员会”，这三点互为支撑，因为经济条件极为艰苦，就必须实现官兵一致；因为官兵一致所以老一套的上级下命令的管理方法就必然要失效，而在连队中间建党并组织训练积极分子替代专职管理的功能就无可避免了；因为军官不愿意自觉放弃垄断管理权力那么成立士兵委员会进行反批评就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组织依托。茨坪路边的牌牌告诉我们，井冈山精神的内容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1965年湖南江西两省的省委书记和高官都“回忆不起来”士兵委员会，从而无法圆满回答毛泽东的问题，今天茨坪路边的宣传牌也一样没有了“被管理者的管理角色”。茨坪宣传牌中间的“敢闯新路”很艺术，有意无意地与汪精卫拥有知识产权的“与时俱进”一脉相通。

作为党史研究会聘任的主编，胡华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前言》中间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以来，根据党中央关于正确评定党史上重大事件和人物的功过是非的精神，对党史人物的研究受到各级领导和党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视。”“一九七九年三月，全国十八所高等院校的党史工作者在郑州集会，筹备成立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今年十二月在广州召开了有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二百余人参加的中共党史人物讨论会。这次会议讨论了五十七份党史人物传记，制定了一九八〇年编写计划和今后三年规划，并选出了党的老革命家何长工同志为会长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会。

这些活动，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河南省委、广东省委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热情关怀和支持。”目的之一就是要“编写党史人物传，是肃清林彪、‘四人帮’诬蔑攻击革命先烈、英雄人物这一恶毒阴谋的流毒，拨乱反正的需要。我们要为革命先烈、革命前辈恢复名誉，树碑立传。”（载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胡华作为党史研究会的主编，在无意之间透漏了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中间“债权人共识”的形成过程和贯彻实施步骤，首先是领导发话，然后是成立专职机构邀请知识精英参加，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树碑立传”——实质上也就是把革命史看作是“以道弘人”的历史，阐述革命成功与革命者个人的政治资本积累之间的因果关系，至于革命赖以发生的社会结构和民众背景——因为要终结“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认识——所以就被选择性地遗忘了。

这样写出来的历史，与蒋介石有着高度的共识，蒋介石认为只要把革命者杀完了就再也不会有什么革命了，革命无非就是革命家忽悠不明真相的群众而已，把革命家捉完砍了头，革命就永远没有了，这其实是一切统治阶级的白日梦。1980年代非毛化时期的党史叙事，一样地把革命胜利说成是革命家的功绩，真与蒋介石不谋而合。

非毛化时期这一社会现象的背后，有着重大的政治历史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阶层中间的“债权人共识”，这种债权人共识渗透到精英新时代的一切历史叙述中间。很不幸的是，历史重写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叙事逻辑还有待完善，质疑的声音就开始冒出来了。1989年北京曾流行过这样的说法“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华国锋的儿子看不见，，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这个顺口溜非常深刻地追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当权派到底应该为什么人又是为什么目的去掌权？当权派为自己的家人谋取好处（哪怕他具有光辉的革命资历），这个现象很容易助长各种不和谐的声音，反对派出现得比较晚，但是怀疑派很早就存在了，如果革命家缺乏债务人自觉，而是以债权人面目面对大众，怀疑的声音就就很容易钻空子深入人心，当年崔健的新摇滚就很能够抓住人心，这首歌唱道“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

1980年代流行的“债权人共识”，把革命写成革命家的政治资本积累过程，少数人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央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从此，舞台灯光再也无需分润无能的大众了，那么，井冈山精神无论是否包括士兵委员会都已经不重要了，新的时代精神是突出精英阶层的个人资本。每一种资本都追寻更好的增值机会，政治资本和货币资本一样需要一种兑现机制，在这种社会氛围里，艰苦奋斗和干部带头无论如何都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事项了。

耐人寻味的是，茨坪的宣传“井冈山精神”的牌牌，不仅有着不锈钢制作的豪华外观，还奠基于铺设花岗岩地砖的路边上，无论立牌人是怎么想的，“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奢华的牌牌来表现，谈不上一种刻意计划的反讽，但是，总是能够让那些愿意思考问题的游客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比。对于投资于旅游业的商人来说，只有利润是真的，其他的事项未必有仔细考虑的必要。我儿子很不理解，为什么茨坪这样的半农村地区，吃一份早点“素汤粉”竟然要价8块钱，竟然比武汉贵了一倍还多。这个事情其实也好理解：革命的解释都已经服从了后来某些革命家的资本积累需要，那么利用革命根据地来开展“红色旅游”当然也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对于精英新时代而言，不仅仅是达官贵人，就算是小商小贩也毫不费力地把握到了时代的新精神：一切都是假的，唯有利润（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