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本文摘自《甲申之变》 作者：王兴亚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向北京进军是大顺建国后最为重要的一项决策。当然，夺取北京推翻明王朝的主张，并不是这时才提出来的。它是李自成襄阳决策关中北京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关中北京战略决策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先取得关中，建国立业；第二步是夺取北京，推翻明王朝。随着李自成大军北上西进关中，定鼎长安，建国大顺的顺利实现，李自成大军继续乘胜前进，攻打北京，推翻明王朝，取而代之。
（一）北京进军战略决策部署与实施
然而，计划毕竟是计划。由计划变为行动，需要一个过程。此次向北京进军是将既定战略决策付诸实施，落实在行动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向北京进军又是大顺开国后所作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定。
对于这一决策，大顺领导集团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分歧，但这并不能说，大顺领导成员中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牛金星在行动上完全服从李自成的决策，并且跟随李自成，为之出谋划策，但他对大顺军夺取北京后出现的结果并不乐观。对天下大局发展趋势的估计，他似乎比李自成等人看得要远一些，不但看到了眼前一片大好的战争形势，更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国内复杂局势。此时河南有位老贡生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的故事：
我家和牛金星是姻亲，他们打下西安城后，我到西安找他求官，没想到他不答应，却说：“如今世间方乱，你才力不够，当不好官的！”我不服气，就问他：“难道您觉得北伐不能成功吗？”牛答道：“明军主力已丧失殆尽，纵有抵抗，我大军一到即破，怎么会不能成功呢？”又问：“北京一破，则天下大局亦定，您怎么说我不能当官呢？”牛喟然长叹：“我之所以说你才力不够，正在于此啊！你也是读过史书的人，你见过大顺朝这样的君臣吗？有如此之强的实力，却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没有长远眼光，其势虽强，不过为他人驱除耳！我投身其间，只是为了避祸，前途如何，如今连我自己也把握不住了。我军北上后，你赶快返回家中，千万不要再参与这场祸乱！”我舍不得走，在牛家继续待着。数月后，大顺军回到西安，经营规模颇不同于数月前。我觉得奇怪，又找牛金星询问。牛凄然不语，但呼“奈何”而已。这段时间，牛每入议事，常常经日不出，后来甚至几天都不回家。一天，忽然置酒请我，喝到动情处，叹息道：“人生于乱世之中，哪有什么贵贱可言，都是孽报啊！”他指着自己的脑袋道：“如今看来，要保住这个家伙是很难了！我在这祸网中，大概还有机会幸免，就算被砍下来悬之市曹示众，也是说得过去的。可你强要陷死在这网中，又何必呢？年轻人啊，不是我撵你，你快换个地方住，遇到变故，也好逃命，能保住自己的脑袋啊！”于是我们两人大哭一场，就此分手。
这则材料见于郑濂的《豫变纪略》。这是一则值得注意的述说。从这里可以看出，牛金星对于攻打北京是有自己看法的。他相信攻打北京胜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据有北京后怎么办，能不能守住北京，谁能拥有天下，是个未知数。他在这里所说为人驱除就是替人做嫁衣，究竟是谁，他没有明说，毕竟看到了这一点。至少在他看来，李自成能够夺取北京，但不能真正拥有北京，真正拥有北京的将是他人。这不能不说是有预见性的观察与分析。不知他是否向当时的李自成提出过。然而，富庶的北京，皇城的北京，取代明王朝这个巨大的诱惑，使得正在胜利推进的大顺朝的领导核心不能冷静地思考这些问题，李自成决定亲率主力东进，经山西，直逼北京。
此时，明朝与大顺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顺军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明军，而且士气旺盛，在战略上居于主动地位。适应攻打北京的需要，以李自成为首的领导集团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分进合击，夺取北京。所谓集中优势兵力，就是聚集大顺军的主要力量，出动主要的将领，由李自成亲自率师前进，从征的有大顺军武官之首的刘宗敏，以及李过、李友等主要将领，大顺中央政府中的要员也都随之以行。
在兵力部署上，兵分两路，一路由李自成、刘宗敏统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攻取太原、宁武、大同、宣化、居庸关，进抵京师；另一路由刘芳亮率领大顺军，沿黄河北岸进军，先占领河南北部三府，而后由南而北推进，攻取保定，会师北京。李自成部是主力，担任主攻，刘芳亮是偏师配合，先扫清北京的外围，切断北京与外界的联系，对北京实行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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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法上，以军事进攻为主，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大力动员民众支持战争，号召军中将士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不停顿地进攻。大力开展招降工作，争取明朝官兵的归附，继续实行传牌制度，每到一地，在发兵攻打之前，先遣牌至，向守城官民及将士宣布大顺军的政策，仁义之师所到之地，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所过秋毫无犯。但兵临城下，不许抗违，第一铳要印官出迎，第二铳要乡绅投服，第三铳要百姓跪接。如关闭城门，上城拒守，攻破之日，尽情屠戮，寸草不留。同时将攻城略地与地方政权建设相结合。一方面既重视军事上进攻，快速推进，消灭明军在各地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注意扩大占领区域，特别是南线作战部队，在由南向北推进时，不是单线直进，而是横扫豫北、冀南各个州县。在攻取之后，按照大顺政府的地方建置原则，立即组建府州县地方政府，委官管理，并且留兵防守。李自成在进军北京过程中，十分重视舆论导向的作用。派出将士深入明朝占领区的军民中广泛开展宣传鼓动，又通过发布文告的形式，宣传大顺军的战争政策，以及大顺军的除暴恤民，为民除害的各项政策，并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北京城内。元宵节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北京人更是注重这个节日。从正月初八开始，直到十八日，都是人们欢度佳节的日子。虽然大顺军已经挥师东进，但京城里人们依然沉醉于节日欢庆的气氛之中。守城官兵亦与广大市民一样欢度佳节。九门大开，不加提防。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人群出出进进。大顺军利用这一时机，装扮成各种人员，夹杂在行人中，进入城内。有的扮成富有的商人，拿钱买官，入城之后，遍布城内大街小巷，深入到官署与士民当中，宣传形势，宣传大顺的迎闯王，不纳粮的政策。他们奔走于京城街巷，广泛传布大顺军的信息，或则混入到守城的军兵当中，动员军兵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或则收集城内防守情报，掌握城内的防守部署，及时传递给李自成。
（二）李自成亲征与永昌诏书
向北京进军是在李自成直接参与、亲自指挥下进行的。他在出师之前，先派出由李友、白鸠鹤率领的部队2万人出行。这支先头部队的派出，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重要任务，就是要具体地探明明朝在山西方面的兵力与防守情况，以便作出最终的决策部署。
十二月十二日，李自成命令先遣部队从西安出发北上至三原，十三日至富平，十六日到达韩城，准备择机渡河。
山西与陕西只是一河之隔。黄河在山西境内长达2000余里，是上天为山西设置的天然屏障。由于河岸线长，特别是冬季十二月至正月上旬黄河冰封时期，人们乘坚冰随时可渡，随地可渡，因此，黄河防守任务十分艰巨。不仅委派要员专门负责，同时又将黄河防务作为山西巡抚的职责之一。蔡懋德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擢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的。对于黄河防守以及禹门渡口的重要性也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曾经明确指出：“今日防河，即所以防全晋，防晋即所以卫神京，关系安危最大且急。”十二月一份塘报稿里曾说：“伏乞天语，严敕督抚镇道专意督率河防，勿使一瑕可乘。贼势飘忽无常，侦探宜灵，多方鼓励勇敢入秦远哨，毋徒本下不敢深入为辞，致误军机。”高翔汉在题本中说：更有可虑者，盖晋中所恃黄流一带耳。万一贼兵刻下渡河，晋中无可恃，其地崩瓦解之势与臣乡不同。所谓不同，就是人心动摇而天下事难言矣。为了加强黄河防守，防止大顺军渡河东进，在军事上作了相应的部署，实行分段把守，并增派副将熊通率部2000人到达河上。按照新的部署，巡抚蔡懋德同时负责山西黄河下游的防务。为了落实防守任务，他领3000人来到平阳(今山西临汾)视察并部署防守事务，并且责成有关将领防守河津。居住在太原的晋王朱求桂听到哄传李自成的大军要攻打太原，惶惶不安，便与巡按汪宗文商议，驰书蔡懋德，要他赶快返回太原。他以2000人分守汾州、平阳。十八日，他带着标兵千人离开了平阳，返回省城，将平阳的防务交给了守卫平阳的副总兵陈尚智。
此时黄河冰封，为大顺军先遣部队渡河提供了便利。就在蔡懋德离开平阳的当天，大顺军在船窝（又叫沙窝）成功地渡过黄河，攻克河津。二十三日，夺取平阳，明知府张璘然弃城而逃，吏民皆降。陈尚智慑于大顺军的威力，拥兵逃入泥潭山中，四处抢掠。受封居住在这里的河西王朱新甄及宗室三百余人全部被俘杀，乡绅申嘉言逃跑，大顺军通过他的家奴得知他的去处，将他擒获，没收其家产后处死。这天夜半，镇守蒲州(今山西永济)的明将高杰闻知平阳失陷，便自蒲州东走，先至泽州（今山西晋城），后向济源，途中恣意掳掠。平阳失守，在山西引起巨大震动。山西巡按御史汪宗文为逃避责任，先发制人，上疏纠劾蔡懋德，说山西黄河两千里，平阳居其半。抚臣懋德不待春融冰泮，十八日返回省城太原，二十日贼渡过黄河。他应兼程回平阳，招集陈尚智叛兵，移檄各路防兵援剿，而他却不发一兵。二十八日至省，“臣力言宜提一旅星驰，张疑声讨，尚冀桑榆之收，无如不听何！”从而造成余郡皆失。《平寇志》的作者彭孙贻评述此事说：“蔡懋德以数千人填禹门之险，悉甲拒之，犹惧不克济，乃返兵太原，令陈尚智偏师扼之。平阳之师方旋，而泥潭之师忽溃，禹门渡而三晋无可凭之阻，误封疆而危社稷，懋德罪可追乎！”由于这一缘故，崇祯帝降旨追究责任，蔡懋德被解任听勘。
平阳西南俱界黄河，东引泽州，北阻汾阳，是太原的门户。先头部队顺利渡河并一举夺取平阳，表明明朝山西军事防守空虚。大顺军在据有平阳后，一方面将出师以来的情况及时地报告给了李自成，另一方面以倡义提营首总将军的名义发布檄文，公开申述大顺军东征的目的与政策：
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自古帝王废兴，兆于民心。嗟尔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诞我圣主，体仁好生，义旗一举，海宇归心。渡河南而削平豫楚，入关西而席卷三秦。安官抚民，设将防边，大业已定。止有晋燕，久困汤火，不忍坐视。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所过丝毫无犯。为先牌谕文武官等，刻时度势，献城纳印，早图爵禄。如执迷相拒，许尔绅民缚献，不惟倍赏，且保各处生灵。如官兵共抗，兵至城破，玉石不分，悔之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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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顺军东征先遣部队发布的一份文件，也是大顺发布的有关东征的第一份文件。发布人是倡义提营首总将军，后人多以为是刘宗敏，但在其他有关记载中没有见到有过这样官衔的称号。“我主”指的是李自成。这里公开宣称：“嗟尔明朝，大数已终。”就是说明王朝已经到了尽头，无可挽回。申明东征的目的，是不忍坐视久困汤火的民众。告诫明朝文武官员要审时度势，献城纳印。这篇檄文，文字通俗明白，在民众中很有一些影响。
大顺军参与东征的部队究竟有多少？这里说“本首”“统兵五十万”，又说“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合起来，就是百五十万。这是我们在李自成自身材料中所述说的进军北京出动部队的人数。也有材料说，大顺军进军北京的部队是百万人，还有的说是40万人、50万人的。实际上没有那么多。李自成在襄阳建立军政府时，建立军制，据载有军兵60万人。大顺在西安建国时，军队有所增加，不少材料中说李自成有马兵60万，步兵40万，合起来是百万人。这是实际军兵人数。包括野战军和地方军两大部分。参与东征的，是大顺军的野战部队，是大顺的主力，但不是大顺军全部。从有关记载来看，大顺军东征部队的人数当在20万左右。因为向北京进军，故意将自己的兵力说得多一些，这也是常见的一种策略，目的自然是为了收到震慑的效果。
先头部队旗开得胜，捷报传来，李自成兴奋异常，于是决定让权将军田见秀以及李自成夫人高氏和六政府中一把手尚书官留在西安，他亲率20万大军起行。正月初八日，由西安出发，开始了东征之行。随同出征的不仅有军中主要的高级将领，还有大顺新朝的中央政府中的侍郎等要员，如宰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以及顾君恩、喻大猷、宋企郊、巩焴、张璘然、李振声、杨玉林等六政府官员。还有秦王朱存枢、韩王朱亶塉、庆王朱倬傕也随之以行。
这时山西与陕西之间黄河河段仍然在明朝控制之下，严河防守备始终是明朝设防的重点地区。大顺军先遣队渡河东进，引起了明朝的警觉，崇祯帝责令守河将领忠于职守，严加防范。为了保证装备齐全的20万大军渡河，李自成进行了周密部署，动员全军将士作了充分的准备。既要有足够的兵力，猛烈的炮火压倒明军，击溃明朝守河部队，确保军队渡河的安全，又要抓住最为有利的时机，使东征大军能够安全渡河。所谓最好的时机，自然是在黄河冰封时期，乘坚冰而渡，农民军在这方面已取得了成功经验。若是黄河冰冻层薄上面不能承重，那就必须采用船渡，首先要解决船的问题。有记载说，李自成在沙窝口造船3000艘，又收取民船万余艘。可见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充分。
李自成将横渡黄河的地点选在禹门。在李自成的周密部署下，军民齐心协力，20万大军，乘黄河冰封之机，在禹门顺利有序地渡过黄河后，所向披靡，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就占据了蒲州，猗氏、闻喜、绛州（今山西新绛），垣曲知县会同生员乡民于稷山迎递降表。当时的形势，正如吏部的奏报中所说：“秦冠窥渡，三晋披靡，贼骑未到而城池以空，伪檄方传而人心胥乱。”鉴于各地官民倡逃成风，正月二十日，崇祯帝连续发出两道谕旨。一道是制止倡逃。说寇患地方，人心不固，闻警逃避，法纪荡然。其倡逃者，不论宗室、官绅，立行拿问。另一道是表彰急公倡义之举。说畿南震邻、紫马、龙固等关，极宜加强守备，要以一贼不入为功，倡义急公者，奏闻纪录。同时任命郭景昌以右都御史巡抚山西，接任蔡懋德出任山西巡抚，任命御史金毓峒监军山西。为了鼓舞军民士气，特意让西洋人汤若望随金毓峒前往，以便加强山西军队的火器生产与装备。然而，“寇所至多开门迎降，结寨反拒官兵”已成为事实。
二月，大顺军在李自成的指挥下迅速向太原逼进。河曲县胥吏抢夺官印献给李自成，静乐县民热烈欢迎大顺军入城。二十六日，大顺军完成了对太原的包围。原在陕北的李过这时也按照大顺军的部署抽调部分兵力，由葭州渡河，沿河邀击防守黄河的官兵，以绝太原之援。
太原东控井陉，南接沁水，接壤平阳，西北邻延绥，是山西省会，也是明朝重兵把守的战略要地。太原城内，守兵不多，人心慌乱。巡抚蔡懋德伙同傅山炮制了一份帖子，大肆诬蔑农民军杀戮甚惨，又编造“马在门内难行走，今年又是弼马温”的谣言，以此来稳定军心和民心。傅山为着保护家乡不被大顺军占领，急向屯驻在保定的督师李建泰求助，一日夜跑了五百里，来到保定，请求李建泰火速出兵援救太原。傅山不知道李建泰也有自己的苦衷，所谓为代朕督师，只不过是个虚名，他既没有这个胆，手下也没有多少兵马，躲都躲不急，哪还敢主动出击！他不敢答应，可又不直说，故作镇静地说：太原城坚民勇，“贼不能遽破，吾姑坚壁，俟贼至太原，兵既接，吾乃以轻兵袭其后。粮道绝，腹背受敌，即旬日可破也。不宜速进”。傅山很不满意这番说辞。当即辩解道：“太原北倚重关，南控汾、辽。其下，兵犹建瓴也。公疾抵城下，内外相犄角，则其势益壮。诸将见公文臣不畏贼，宜皆至。南面诸州县虽破，全晋之势固在也。方今贼虽锐，得于速战。公但坚壁保太原，太原固，天下事尚可为。若贼乘虚而入太原，内无兵，外无援，其势必破。太原破，则神京之西臂折，而大势去矣。”言辞恳切，建泰全都听不进。傅再三恳求，终无效果，气得痛哭流涕，含愤而去。新任巡抚郭景昌并不为这一荣升任命而高兴，他来到固关，听到大顺军破州克郡，所向无敌，便停止了脚步。三边总督余应桂亦按兵不动，观察形势。蔡懋德虽然被解职，但新任巡抚还未到达，太原就被包围了。他继续同布政使赵建极等人谋划守城事宜。李自成遣人持牌至城下招降。蔡懋德击碎招降牌，擒斩劝降来使。
李自成来到太原城下指挥攻城。蔡懋德遣标下骁将朱孔训、牛勇迎击，朱中炮身受重伤，牛当即战死，军士皆没。晋王朱求桂拿出3000两银子，送到城头上，散给守军兵。初七日，狂风大作，拔树揭瓦，至夜风愈刮愈大，势若轰雷，彻夜不停。农民军乘势发起猛烈进攻，将云梯靠近城墙，率先夺取了南关。大南门守将张雄缒城出降，吩咐同伙放火烧毁城楼。东南城上一堞楼内贮火药数十笼，还有火堆、火箭、灰瓶、火石等物，五鼓时分，库存火药爆炸，霹雳之声，轰震全城。太原卫千户陈嘉琦及其弟陈嘉贵均为大火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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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指责他：“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他似乎不否认这一点。然而直到这时，他还不肯宣布取消各种加派，按照他的逻辑，征敛重重都是为了百姓，他要百姓们理解他的苦衷，而不是以自己的真诚行实政于民，解除民众的痛苦，如此的罪己怎能取得民众的信赖、同情与支持呢！
（三）北克宁武，夺取大同、宣府
按照明朝大臣们的估计，李自成攻下太原后，会采用避实击虚的策略，直接去打北京。而不会北上去打大同、宣府，因为那里明朝驻有重兵，有明以来，历来是设防的重点地区。畿南保定一带防备相对较为薄弱。而李自成的军事部署，却与此有很大的不同。在太原，李自成对下一步军事行动重新作了部署，没有放弃东进攻取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的打算，派大将任继荣、马重禧等带领一支小部队东出固关，去打真定，将用兵的重点放在北上攻打大同、宣府上。他与刘宗敏率领大部队北进，并且亲临前线指挥，先去攻打宁武、雁门，这是因为，宣府、大同是战略重地。
《罪惟录》的纂修者查继佐说：“若以地之轻重而论，诸边皆重，而蓟州、宣大、山西尤重，何则？拱卫陵寝，底定神京，宣大若肩背，蓟晋若肘腋。”明朝在此布有重兵。诚然，逾太行，夺取真定、保定，直接去打京师，路途上较近，但镇守在宁武、宣府、大同的兵力就会南下增援京师，出现内外受敌的局面。
所以，李自成在夺取太原后，为了确保夺取北京的胜利，毅然率领主力部队北上，歼灭晋北的守敌，消灭明军的有生力量，坐困京师。李自成的这一决策，出乎明朝君臣的意料。正二月间，明朝将设防的重点摆在北京到保定一线。代帝出征的李建泰驻在保定，虽然他不具实力，可也足以表明了明朝的用心。
十六日，大顺军抵达忻州，明朝守城官开门迎降。进至代州（今山西代县），遭到镇守山西兼关门、代州、三关总兵周遇吉的阻击。周遇吉是辽东锦州卫人。他的夫人刘氏，蒙古人，骁勇异常，手下有胡妇20人组成的女兵，个个都是骑射精捷的能手。周遇吉率领军民凭城固守，大顺军试图通过刘氏的哥哥将招降书送给周遇吉，周遇吉大怒，并将妻兄杀死。双方展开激战。农民军伤亡近万人，积尸几乎与城墙平，后李自成调集大军增援，周遇吉兵少食尽，方才退居宁武关。
宁武是三晋门户，是北疆内长城的三关之一，介于左边偏关，右边雁门关之间，在三关中地位尤为重要，这里是明三关镇守总兵驻所所在地。关城始建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在成化、正德、隆庆年间，均有修缮。关城雄踞于恒山余脉的华盖山之上，临恢河，俯瞰东、西、南三面，周长2公里，开东、西、南三门。成化二年（1466年）增修之后，关城周围约2公里，基宽一丈五尺，顶宽二丈五尺，墙高约三丈，城东、西、南三面开门。成化十一年（1475年），由巡抚魏绅主持，拓广关城，加辟北门，起名为镇朔城，关城周长7里，城墙高大坚固，四周炮台、敌楼星罗棋布。弘治十一年（1498年），关城又加以扩展为周围约3.5公里，城墙增高5丈，并加开了北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将土城改用砖包砌。
二十日，李自成军到达宁武，发出通告，五日不降就屠城。宁武守军只有4000人。在周遇吉率领下拼死搏斗，同时飞章告急。请求大同巡抚卫景瑗发兵增援，卫景瑗命姜瓖率部前往营救，姜瓖怯战，按兵不动。周遇吉孤军奋战，号令将士力战固守，燃放大炮，四面轰击，并不时派兵出击。大顺军采用穴城、炮轰、梯冲等方法，明攻暗袭，城墙几次被炸开，守军立即用麻袋草囊装土堵实，修补完好。
在这场激战中，大顺军四员猛将战死疆场。大顺军一度误入周遇吉设下的埋伏，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这时，李自成接受部下建议，重新部署兵力，进行轮番猛攻，战士有进无退，最终摧毁了周遇吉的防线。
第二天，拿下了宁武。大顺军入城后，周遇吉骑马挥兵巷战，马蹶摔下，徒步格斗，身负重伤，力竭被俘。大顺军将他缚悬在高杆上，用乱箭射死（也有说自刎而亡）。他的夫人刘氏，此时也投入了战斗，登屋而射，农民军纵火烧了她的住宅，家属全被烧死。胡妇20人冲出在城内展开巷战，最后矢尽，投入烈火之中。宁武兵备副使王孕懋全家自杀。三月一日，大顺军冲进关城，实行屠城。
大顺军入北京后，李自成曾说：若使所至都像周遇吉那样，殚忠尽力拼搏，我们哪能至此？宁武之战是李自成进军北京途中遇到唯一的顽强阻击，前后只有一天，战斗异常激烈。大顺军不怕牺牲，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摧毁明朝在宁武设立的防线，夺取宁武，严惩了负隅顽抗的周遇吉，对京畿地区的明朝守军有着极大的震慑作用。
刘尚友在谈到宁武之战时说：“周镇遇吉守宁武关，力战奏捷，大为吐气。贼以阴计破之，遇夫妇犹率兵巷战，因举家遇害。呜呼！自遇吉死，势已不可为也。”也有人评论说：“都督不死，宁武不除；宁武全，贼虽得太原，能出三关而尽犯宣大乎？”自此而后，大顺军在山西所遇无劲敌，向北京推进如入无人之境。
就在大顺军攻克宁武这天，崇祯帝决定起用宦官到各镇充当监军：高起潜总监山海关、蓟州、宁远；卢维宁总监天津、通州、德州、临清、天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王梦弼总监顺德、彰德；阎思印总监大名、广平；牛文炳总监卫辉、怀庆（今河南沁阳）；杨茂林总监大同；李宗先监视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视蓟镇西协。这是于军队管理系统之外增设的一级特殊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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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常年生活于深宫中，服务于宫中，根本没有什么实战经验，更不具备实战指挥才能，如今授权他们前往各镇，凌驾于大将之上，只能导致军队指挥系统混乱，瓦解军心。兵部尚书张缙彦以一时增设内臣10员，不唯物力不继，有失体统；抑且事权分制，大悟封疆为由，提出反对意见，崇祯帝没有理会。
这天深夜，大同总兵姜瓖派人送来降表，李自成喜出望外，设宴款待来使。宴会刚开始，又有人来报，宣府总兵王承胤的降表也送到军前，并派出100名骑兵，前来迎接。李自成优礼答报二位来使，并向诸将发出继续东进的命令。
大同是山西军事重镇，京师之藩蔽也，也是明朝军事设防的重点地区。由于战略地位重要，明朝在此设立巡抚、总兵驻军镇守。城中代王朱传和巡抚卫景瑗图谋抵抗。榆林总兵姜让在榆林城陷时降于大顺。姜瓖是让的弟弟。
李自成为了争取姜瓖，就派姜让前往大同劝弟弟投降。姜瓖见大顺军来势迅猛，锐不可当，不想为明朝统治者卖命。在姜让的说服引导下，姜瓖就在大同城内积极筹划力量，为配合李自成进城做准备。他首先听取其兄的计策，以奖励士兵固守城池为名，让代王拿出库存银子、布匹分给士兵，取得士兵的信任和拥护。其次是把大同的兵权掌握在手中。当时，大同防守的权力掌握在巡抚大同的右佥都御史卫景瑗手中，其人竭力维护朱明王朝，妄图背城一战。姜瓖采用离间计，制造卫景瑗与代王之间的矛盾，让部下大造舆论，说卫景瑗是陕西人，和李自成暗中有来往，将要叛变等。
代王信以为真，对卫顿生疑心，便疏远了卫。正巧卫景瑗得了脚疼病，很少出门理事，于是，代王便委权于姜瓖。姜瓖控制实权后，以加强城门防守为名，在四个城门，各派出自己的200名亲兵守卫，把代王监视起来，等待时机，以便行动。
三月初一，大顺军来到大同，守城军兵不愿意为朝廷卖命。此时，大同城北关、东关、南关三个附城，城高防守较严，如果从这三个附城进攻，一定会造成较大的损失。姜瓖暗中与李自成联系，让农民军选择没有附城的西城门作为突破口，这里虽有代王亲信永庆王坐镇把守，但守城的士兵已为姜瓖所控制。所以，大顺军一到西城门，守兵随即杀死永庆王，并将城门打开，迎接大顺军入城。城内的守军还不知道李自成军已经进城。
卫景瑗闻知，惊恐万状，吓得从马上掉下来，被农民军俘虏，押送到李自成住地。大同巡抚卫景瑗被俘。李自成诚恳地同他谈话，说：我本是米脂县一个普通百姓，今日至此，由于天命。你是个好官，你降后仍任大同巡抚。李等了三天，没有见卫的表态，便爽朗地说：你是真忠臣，我可以派人护送你回老家。卫提出快将我杀掉。
李回答说：我决不会杀你。卫跑到海会寺自缢而死，李自成得报，送去50两银子，并派人将卫的灵柩送回韩城老家。大顺军很快占领了大同。总兵朱三乐自刎而死，户部郎中徐有声、朱家仕等死于乱军之中，李自成为民申冤，杀死代王朱传及其手下的一群官僚，开仓放粮，救济穷人。姜瓖在农民军攻打宁武时，曾率部增援，李自成见到姜瓖来降，便直言不讳地问道：你身为朝廷要害镇守，为何投降？姜没有回答。张天琳似乎有所觉察，当即对李自成说：欲定京师而首杀降者，怎么能劝人归顺呢？不如将他释放，以便招降官绅。李自成也认为这样更为合适，遂既往不咎，让、瓖兄弟二人颇受感动，表示甘愿为大顺效力。瓖对张感激不尽，叩谢。张道：“国家创业，招徕固应如此，何敢当谢。”
李自成在大同六日，进行了短期休整，处决了代王朱传及代府宗室，留部将张天琳率兵戍守，于初七日，起兵前往宣府。
阳和（今山西阳高县）是宣大总督的驻地。宁夏总兵葛汝芝兵败逃回也在这里居住，手下有家丁300余人。大顺军在向阳和进军时，姜让再次请求充当向导，劝其弟瑄投降。面对大顺军的到来，宣大总督王继谟约集城内绅士商议守城事宜，与会者没有一人发言。而城内军民却在准备迎接大顺军。
他在给朝廷的题本中说：“该臣见得阳和将士人民俱欲迎贼，出示严戒，惕以军法，而犯迷终不可解。”为了给部下鼓气，他在关帝庙召集全城文武官员歃血盟誓，慷慨陈词，声大而激昂，洒泪倾肝，而军民却无动于衷，他属下的将领们也各自有打算，暗中与大顺军联系，约定如何迎接，使他感到自己一时身处于另一个世界。在这无可奈何之际，他想带领亲丁百余人护送库银一万余两逃回京师。不料刚走到天城卫，驻守在这里的明军突然奋起，进行拦截，众兵呐喊震天，将其好马及饷银全都夺去，并带着这些战品前去投向了大顺军。这位总督一方的明朝大员不胜感慨，哀叹道：“看此时候，无一兵一将一民不反面向贼。臣茕茕孤身，止有归命于皇上而已。”崇祯帝阅后气急败坏，在此作出批示：“王继谟奉旨援云（今山西大同），此时正当推诚鼓众，奋励图功。据奏兵将溃散，不服调遣，平日料理安在？姑著戴罪收拾兵将，立解云围。不得饰词规避，以干大法。”此时大同已为大顺军占据数日，王继谟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叫他“收拾兵将，立解云围”，岂不是痴人说梦！阳和兵备道于重华见大势已去，便主动请降。为了表示诚意，他亲自出城十里迎接大顺军，士民牛酒塞道。李自成夺取阳和后，以姜瑄守之，自己率领主力去打宣府。
十二日，大顺军到达宣府（今河北宣化）。宣府巡抚朱之冯在城头命令军士发射红夷大炮轰击大顺军，有记载说：“军士抱手默然无动者。盖一切大炮之火线已绝其火，门已俱塞实，不能发矣。”朱之冯无奈自己出来燃火发炮，军士纷纷起来拦阻，不让他点燃。进而一齐跪下叩头道：“愿中丞听军民纳款，全一城性命。”就在此瞬间，大顺军登上了城，军兵们怕他负隅顽抗，就你推我拉，将他挤下城去。朱之冯急得仰天大哭。哀叹：人心离散，一至于此。他匆匆写下遗书给崇祯帝，劝圣上收揽人心，培养气节，并从军校手中夺刀自刎。这时，分守南城的监视太监杜勋和总兵王承胤暗中派人前往大同向大顺递表投降，并且与大顺军秘密沟通，接应先头部队千人潜入宣府作为内线。王承胤欲缚巡抚朱之冯以献，未遂。大顺军一到，他当即打开城门。大顺军从南门入城时，满城结彩，百姓焚香跪接。李自成巡视时，王承胤“跪之前称贺”，面有德色。李自成对他这种自矜功伐颇不以为然，当面问道：这里是谁家的城？王承胤惊恐不安，无言以对。杜勋是崇祯帝心腹太监，投降后受到李自成的重用。奇怪的是，奏报给崇祯帝的信息，居然是以身殉国。崇祯帝为这位心腹之死深表惋惜，当即谕令：杜勋骂贼身死，忠勇可嘉，赠司礼监太监，立祠宣府，有司春秋致祭，荫弟侄一人，与锦衣卫堂上官。几天后，居然在宫中见到杜勋作为大顺谈判代表出现在自己眼前，他似乎也不以此而感到怎么尴尬。
大同、宣府是明朝设立九边中的重镇，是北京屏障。而今相率归顺于大顺，除掉了屏障，解除了进军北京的顾虑。正如此时明兵部车驾司主事金铉在奏疏中所说：“盖逆贼欲犯京师，诚虑宣、云重镇……是以欲先取宣、云，然后与畿南贼合股，并力以逼王畿，无所更为顾虑。”
大顺军进入宣府的当天，崇祯帝再次下诏罪己，宣布取消三饷加派，诏书中说：“朕承天御宇，十有七年，日夜冰兢，思臻上理。调兵措饷，实非得已。三饷并用，久无成功，本欲安民，未免重累，朕之罪也。”在这里，明确宣布：“今与尔士民相约，剿饷已经停止，召买悉行蠲免，私惩滥罚，密访拿问。”同时放宽对农民军的政策，除李自成罪在不赦外，伪官伪将，有能斩渠献城，即予通侯之爵，万金之赏。他如牛金星、喻上猷、李振声、杨永裕、刘宗敏、田见秀、罗戴恩、杨彦昌、谷可成，身陷贼庭，如能伺隙反正，悉赦前罪，各复原官。这与大顺军同一时期发布的文告相比，可以看出陷于窘境的崇祯帝无论怎样表白，都无法洗去因自己决策失误而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
大顺军迅速向北京合围。围绕军事进攻展开的宣传鼓动，也生机勃勃，当年一份明朝的塘报中说：大顺军“到处先用贼党扮作往来客商，四处传布，说贼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抢掠，平买平卖，蠲免钱粮，且将富家银钱，分赈穷民，颇爱斯文，秀才迎者先赏银币，嗣即考校，一等作府，二等作县。时复见选来府县伪官，多系山陕秀才，益信为真，于是不通秀才，皆望做官，无知穷民，皆望得钱，拖欠钱粮者，皆望蠲免。真保间民谣，有‘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等语。因此贼计得售，贼胆益张”。大顺军纪律严明，所过秋毫无犯，又“发帑赈贫，赦粮苏困”，民众从实际感受中看到了大顺军的真诚，因而，在山西、河北、河南城乡，到处都在传唱大顺军的“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人们把迎接李自成称为“迎真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急切地盼望大顺军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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