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7日星期日

杨恒均:给海外华人的一封信:我眼中的国富民强


杨恒均:给海外华人的一封信:我眼中的国富民强

来信照登:
  恒均:含泪看完了不知道谁群发来的图片,现在农村真的还这样穷困吗?!本来帮不认中国字的儿子念图解,念着念着就哽咽地念不下去了,眼泪差点儿忍不住流下来,所以转发给你。我想这些图片,也许能启发你写出一篇图文并茂的好文章来。你博客看的人多,会引起很大社会反响的。那些最底层挣扎的孩子们也是中国的明天,他们比农民工更可怜,因为他们连为自己呼喊的能力都没有。而你能!你能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让方方面面以至于全世界听到!先替他们谢谢你!
  晓燕  
  晓燕(张晓燕,澳大利亚悉尼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你好,谢谢来信。我看了你发来的名为“小村庄”幻灯系列,心情也很沉重,但我却无法完成你的嘱托,更不敢接受你“替他们谢谢”我——这可比那些图片让我心情更加沉重。一个国家有这样破败的教室和衣不蔽体的孩子,本来就是我们的痛和耻辱,写一篇文章表示同情、关心,力所能及地呼吁一下,只不过举手之劳,怎么会让你这位海外华侨“替他们谢谢”我?
  其实我经常收到类似你写给我的这种信件,大多来自不认识的网友,也有少部分来自熟人甚至前辈老师的。他们会在信里对某些事件表达强烈的关注,希望我用自己的“笔”(电脑)写一篇博客文章。在信的结尾他们会给我一个我无法拒绝的鼓励和压力:你一定要写,就算这篇文章是为我而写的;你一定要写,否则我们都对不起他们;你一定要写……
  你可以想象,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写出那么多文章,更何况,那些让你差一点儿流泪的图片,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普通的,对着它们,我已经写不出什么让“全世界听到”的文章。可是,我还是决定写一篇文章,就是这封写给你、也写给很多和你一样看了这些照片就眼睛湿润的海外华侨的一封信。
  国富民强的标准是什么?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另外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民众的生活至今还是比较穷困的,在世界上排名遥遥落后。这两个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后面的一个事实却被一些人想方设法地掩盖住。不知道是利益集团有意如此,还是一些穷人自己太糊涂而被忽悠了。中国现在不但给华人华侨,也给整个世界一个印象,那就是我们“国富民强”了。我们国家特别富有,经济总量不断上升,连美国人现在都不得不“借中国政府的钱,买中国人制造的廉价货”。这样的国家还不算“富”吗?
  再看看“民”——也特别“强”了,且不说天不怕地不怕,一会儿要解放台湾,一会儿要把五星红旗插到澳大利亚、法国和美国的总理府、总统府,就拿最近在美国和澳洲最富裕地区的移民统计,也可以看出来大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神秘人物。还有,哪一个国家有中国这么有钱,一波又一波花费上百万送孩子到西方留学,花费巨资到西方去接受西方人的“洗脑”。这样的“民”还不“强”,那什么叫“强”?
  所以,晓燕,当你看到我常常看到的景象而眼睛湿润的时候,也就不足为奇了。你当然看到,我们强大的国家已经把好几所孔子学院开到澳洲的国土上去了,也难怪,你突然看到我们祖国大陆的小学还那么破败时忍不住问我“农村还真的这样穷困吗”。而且你也看到,强大的国家也渐渐控制了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孔子学院加上媒体,很快就会把我们祖国的核心价值观传到澳洲。但你别担心,我们不会把这里农村的贫穷带过去的,你的孩子是安全的。说实话,不要说海外华人华侨,就是在中国大陆内,很多精英和城市人,也没有搞懂中国到底多“富有”。
  这不是我眼中的国富民强。那么,我眼中的国富民强是什么样子的?我就用最近发生在澳大利亚,也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来解释一下。
  三年前,租住在你家附近的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非法移民(也就是用有效证件和签证进入澳洲,逾期不归,“黑”了下来)在到玻璃厂做工中被玻璃扎伤而死亡。事件发生后,你所在华人社区组织起来,帮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同胞打官司。那家玻璃厂的老板是两位来自上海的中国移民,他们上面还有一位白人老板。他们辩称,这位中国黑民是到厂里来看看的,不是来工作的,结果发生了意外。既然他不是来做工的,又没有签订任何合同,当然就不赔偿。死者方的代表律师讨不到任何便宜,结果一分钱赔偿都没有得到。而且,这位黑民也没有买保险,连安葬费都有困难。
  晓燕,是你们所在社区的华人伸出了援助之手,靠华人的捐款葬了这位同胞,据说还剩下一千多澳元(6000元人民币),你们把钱寄给了那位死者在上海的妻子以及他们未成年的孩子。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普通的中国非法移民客死异乡的悲惨故事。
  但故事却并没有结束,三年后的今天你兴奋地给我写信,信中说:澳大利亚政府出手了,推翻了原判,政府直接介入,宣布将从一个政府基金中拨款,对当时死在澳洲的中国非法移民的远在上海的妻子一次性补偿30多万澳元(接近200万元人民币);同时决定对那位死者一直在上海的未成年的孩子行使抚养权:按照抚养澳洲孩子的标准,每两个星期给一次钱,一直给到这位孩子年满18周岁!
  我看了你的信,真不敢相信。因为这完全违反了我所了解的有关法律,澳洲有什么理由拿澳洲纳税人的钱补助一位非法居留的中国人?而且还要把他的孩子抚养成人?所以我立即写信给你,请你务必了解清楚。你了解了两个星期后告诉我,澳洲政府作出这个决定的根据是这位中国黑民只有37岁,没有保险(如果有保险,死后会得到25万澳币左右的补偿,反而比政府出手给的钱要少),死在澳洲,而雇主又“无良”,不肯支付赔偿,于是,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他们肩负起了国家的责任——一个对外国公民的责任!
  我当时看到你的信,心情异常激动,因为这段时间,我也在国内涉及几起死亡赔偿事件的案子,都让人深感人命在这里一钱不值的无奈。知道这件事的第二天早上,我和连岳一起吃早餐,我讲了发生在澳洲的事。他也立即告诉了我另外一件事,说中国民工在以色列遭到炸弹爆炸死亡后,以色列政府负责抚养这些中国遇难民工在中国的孤儿寡母直到孩子成年。
  如果一定要我给“国富”下一个定义,那么我会告诉你,在这件事中,澳大利亚和以色列就是富裕国家的象征。这样的国家不但对自己的国民不弃不离,甚至对前来自己国家的民工和非法移民都实行了最人道的关怀和照顾。
  我的例子是不是太极端了?那我就用这次我到澳洲看望儿子时感受到的一件小事再解释一下。这件小事其实就是一张照片,一张我所住的公寓楼下面游泳池的入口处的照片。你知道,我在澳洲住在一个中等地区,我住的公寓也是中等价位的。这公寓是标准设备,几十户人家,楼下有一个温水游泳池。我每次到澳洲看儿子,都会带他去游泳。
  游泳池在一间独立的房子里,这间房子比地面低一点儿,所以,有五级台阶。这天我去游泳,发现有人在台阶旁边工作,停下来看,才发现这里原来有一个供残疾人上下的电动装置。我很好奇,就打听这个东西的作用以及使用方法。那个维修人员稍微介绍后,就说,他负责每两个星期来维修一次,已经来了六年了(这个楼房房龄是八年)。我有些不解,据我所知,我们这两栋公寓里从来没有住过坐轮椅的不方便人士。我问他这一情况,他说,是的,据他观察,这个机器好像从来没有使用过。但他还是要每两个星期来一次测试是否正常运转,并作必要的维修。
  我知道在澳洲负责维修这些设备的工人的工资是相当高的(工作一小时大概超过150元人民币),这里毕竟没有坐轮椅的人,而且,就算有,面前只有五级台阶,也用不上装一个设备,再说,坐轮椅的一定要到游泳池干啥?那位维修人员听后先是开玩笑说,那不行,按照你说的,那我不就失业了。但看到我认真的样子,他就说,这是规定,任何一个公共场所,哪怕只要有一级台阶,就必须安装无障碍通道或者设备。他说我住的这栋楼还好一些,有些公寓的公用场所更多,安装的无障碍设备有好多个,仅仅是维修费一年就是一间公寓的钱。最后他说,我的工作是维护好它们,说不定某一天,从某地来一个坐轮椅的,想参观一下你们的游泳池呢。
  那个坐轮椅想看一下我们游泳池的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但这个很现代化的、用手一按就可以载着轮椅上下的设备会一直在这里默默地等着他。那天我都不知道自己游了几圈,脑子里一直很乱。
  晓燕,你生活在澳洲,应该注意到,很多时候,商场和游乐场、公园里都有不少坐轮椅的人占据了最好的位置在那里消磨时间。可是你到中国来看一下,你看到几个坐轮椅的?难道中国坐轮椅的比澳洲少(按照比例)?当然不是(中国有大约八千万残疾人,坐轮椅的应该也不少)。就在奥运会前夕,北京才自豪地宣布完成了主要公共场所的无障碍建设,而在北京这样宣布之前很久很久,从北京散逸到世界各地携带不义之财的人已经把美国和澳洲最好的别墅都买下了不少。全世界都从财大气粗的中国富人和官员那里看到了中国的“富裕”,只是这些大陆来的中国人从来没有从随处可见的楼梯旁边的小设备上看到他们自己的贫困。
  现在我也许可以告诉你,我眼中的富裕国家的标准了,衡量国家富裕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国民是否感受和直接享受到了这种“富裕”。富裕的国家应该让任何一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国民(甚至非国民)都感受到他们是最重要的,感受到国家是为他们而生,为他们而存在,为他们服务的。
  用花费巨资的火箭把三个军人宇航员送到太空中并不能说明这个国家有多富有,但让每一个台阶旁都有一个这样可以垂直升降的小小设备在那里默默等待有需要的国民出现,那才叫牛!
  上面我用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富裕的标准基本上脱离不了一个“钱”字,就算你要以人为本,要对国民进行人道关怀,要养起孤儿寡母,也得有钱吧。虽然我们国家用上亿元纳税人的钱把宇航员送上了太空,让全国人民都感到特强大、特牛气、特扬眉吐气,但以我们目前的人均GDP,绝对做不到在每一个楼梯旁都安上升降机。那样的话,造价可能要远远高于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宇宙飞船。所以,难怪要想让国民感受到国家的强大,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搞这种太空项目之类的,或者奥林匹克运动会。
  我就不评价了,但我想推出第二个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富裕”、人民是否“强大”的标准。这个标准好像和“钱”、“富裕”没有多大联系,但却也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国富民强”的最重要标准。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富裕的标准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是“前途”!
  从哪里开始?请允许我还是从你——晓燕开始。据我所了解的,你在澳洲的生活并不富裕,而且,就算和你在国内工作的原来的朋友相比,你也不算富裕。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出奇,我自己也碰上了。和我同时代的哥们儿姐们儿,没有出国的,现在都过得挺滋润,因为绝大多数也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了。他们的富裕和国家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有关,虽然他们属于少数,但毕竟也说明了“国富民强”的道理:民众要想强,国家必须富。
  可是,这些年随着我这批朋友和我一起人到中年,我渐渐发现了问题。越是那些高级的精英,越渐渐显出了对前途的迷茫。这首先是反映在他们对自己子女前途的担忧上(大多是独生子女)。结果,我每次回国都受到很多的“骚扰”:都是哥们儿姐们儿找我打听如何把自己的独生子弄到外国读书。我说,读书可以,几年下来的各种费用可能要一百多万呢。他们说,一辈子就这个儿子(或者女儿),一百万就一百万吧,借也要把孩子送出去。
  这让我微微有些震动,暗中高兴自己“先下手为强”。但真正让我震惊的却是毒奶粉出现后发生的一些事。
  毒奶粉后我回到国内,第一个星期里竟然接到了八位老朋友的电话,都是要求我“无论如何”帮他们把孩子弄到国外留学或者定居的“命令”。他们在国内的条件都很好,属于精英之类的。而且他们的孩子也大了,不会喝毒奶粉的。但他们好像对前途失去了方向,感觉到不确定性,有一种躁动和极度的不安。一位朋友说,我能保证我的儿子不喝毒奶粉,但我用什么保证我的孙子和子孙后代不喝毒奶粉,甚至比毒奶粉更毒的东西?
  当然和我更铁的哥们儿就更进一步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我能够爬到今天的地位,我儿子能够吗?我愿意让他用我那种方式向上爬吗?再说,我能保证这个社会不变吗?社会一变,那么用这种方法爬得越高,摔下来就越惨。
  我想,他们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我也听出来了,我们都心照不宣而已。是的,你能够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取得目前的利益,你能保证自己的子女也可以?你很幸运可以欺负普通百姓,但你能保证你的儿子和孙子就不被别人欺负?你能保证那些受欺负的民众不会在你这一代找你们算账,但你能保证你的子孙后代不被清算?
  说到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了,一个真正富裕的国家,绝对不能是一个让民众看不清前途的国家。我这样给你举个例子,如果现在澳洲突然被某国独裁领导占领和统治了,你会怎么办?还是同一个“富裕”的澳洲,但我想,两千万澳洲人要么就全部移民离开澳洲,要么就是起来推翻独裁统治。
  这就是我想说的另外一项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国富民强”的标准:国家必须能够取得民众的信任,国家一定是朝人类历史正确的方向发展和前进,民众才会看清楚前途,看到希望。否则,国家再有钱,民众也不会强到哪里去,充其量在移民和加入外国国籍上争先恐后、争强好胜而已。
  贫穷不是一个问题!
  晓燕,上面说到我眼中的“国富民强”,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中国大陆显然还有距离。但实事求是地说,虽然有那么一伙人先富起来了,而且有些人为了私利压制舆论、铲除异己,用各种宣传手段等忽悠民众,可是,毕竟中国整体国力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用美国和澳洲的标准来要求中国,显然不实际,也不那么地道。
  有人可以这样说,中国现在还不那么富裕,如果我们的经济继续发展下去,等到我们和美国、澳洲一样有钱了,到时民众不就能够看到前途,看到光明?到时所有那些困扰我们的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
  说得好,我何尝不是这样希望的?于是,出现黑窑洞奴隶孩子时,我们说,欧洲以前也出现过;说到毒牛奶时,我们也自我安慰道,美国在发展的某个阶段不是也有食品安全问题?说到此起彼伏的官民对立,我们也能在东南亚和非洲找一两个遮羞布糊弄人家和我们自己……这些听上去振振有词,确实能够安慰我们一阵。然而,果真如此吗?
  不错,很多发达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出现过群魔乱舞的现象,但人家最终解决了,或者说大部分被解决了。怎么解决的?从制度从根本上解决的!靠法制,靠对权力的监督,靠新闻媒体和每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靠逐渐完善的民主制度。请问,你能够找一个中国人,悄悄问他们,你相信利益集团会改邪归正从善如流吗?你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
  那些贪污腐败真能够靠他们开会自觉纠正?这不过是痴人说梦……好了,我想说到你给我发来的那组让很多海外华人们流泪和眼睛湿润的照片,我想告诉你,我为什么不再对着照片激动万分,立即写一篇煽情的文章。我不写,是因为我认为贫穷不是一个问题。
  我是不是太残忍了?看到衣不蔽体的孩子和破败的教室竟然喊出“贫穷不是一个问题”?你慢慢看完。中国社会一直有贫穷,我们国家一直有贫穷,世界范围里也一直有贫穷,贫穷是我们中华民族和世界各国长期战斗的敌人。老百姓对贫穷的忍耐力是你我无法想象的。他们不但对贫穷,而且对天灾都有超乎我们想象的忍耐力。
  四川地震灾区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些来自城市的救援队要把已经变成废墟的村庄中的农民转移走,可他们不肯走,他们要继续在这块废墟上生活。有的死去亲人的尸体还没有挖出来,他们就开始含泪默默地在旁边的空地上挖地种菜了。救援人员感到很惊讶和不解,就问,你们干啥?农民说,我们不种菜,吃什么!总是要生活的……
  你看,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几千年来,他们其实都是靠自己在生存。他们早就练就了忍耐贫穷和苦难的超能力。
  另外,我提醒你注意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的起义和改朝换代,但几乎没有一次农民起义是真正因为农民太穷而引起的。是的,他们不怕穷,不怕天灾。中国人怕的是不公正,怕的是不合理。他们讨厌的也是不公正、不合理。
  如果你不相信我,请你去查一下过去几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群体事件,有哪起是因为孩子没有奶喝、老百姓揭不开锅、残疾人没有饭吃造成的?没有,绝对没有。你到中国街头可以看到残疾人在地上爬来爬去讨饭,但他们不会不满,更不会对自己的处境怨天尤人。几千年来,他们都没有指望过政府能够照顾他们,现在也不指望。多好的民众,多善良的老百姓!
  我想告诉你,靠写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去“救救孩子”,是很不实际的。我们现在需要拯救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麻木不仁,是我们自己的良心和良知……
  后记
  这本书终于出了……我说这本书,而不说《家国天下》,是因为她曾经有好几个名字,有些名字已经被印上了封面,可千呼万唤,始终出不来,不是流产,就是夭折。当世界知识出版社把书名最终定为《家国天下》并决意推出的时候,我愣了一下,这本书的名字不够生猛,但出版社劲头十足。
  “家国天下”的四个字概括了我写作的历程。我写作的源泉就来自于“家”,我最早的文字也是写家的,直到今天,每当我和读者讨论民主、自由、法治这些宏大的议题时,也常常离不开“家”。父亲是1949年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担惊受怕了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远走高飞到国外,所以1983年选择大学志愿时,他只挑前面带“世界”与“国际”字眼的,于是我进入了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当时那个专业是为我们国家的外交、国防与安全培养人才的,一旦毕业分配进入那些单位,可是要“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的。
  父亲教我读书、识人、看社会,我早先的观点深受他老人家的影响。母亲没有什么文化,当了一辈子的妇产科医生,但质朴的她,却以自己勤劳、清白与正直的一生教会了儿子如何做人。在我决定放弃很多而投身写作之后,遇到了很多艰难与白眼,在众多的支持者中,母亲弱小的身子支撑起了我的精神家园。母亲去世前一年,用一只放大镜阅读儿子文字的镜头,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她那有些歪斜的留言“如果在政人员看了,可能有帮助,对人民有好处……”依然感动和激励着我。
  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也献给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默默支持我,我不可能走这么远一段路而依然挺立。我也要感谢无数支持我的网友,尤其是那些义务为我管理博客与传播文章的朋友,他们对国家与民族的热爱,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是连接我们的纽带。
  在这本书里,你看到的我是一个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民族主义者。对于我来说,热爱中国不但不和我的民主追求相矛盾,而且还是相辅相成的。当大学毕业后为中国外交与安全工作的时候,我热爱这个国家;当身负重任远赴重洋为国家工作的时候,我热爱这个国家;当我走遍天下再回到故土并为建设民主与法治而写作的时候,我更加热爱这个国家……
  在我45岁的生命中,除了家人与朋友,那无数的老师和长辈,给了我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从我工作的第一天起,我的领导和单位的前辈,一直对我照顾有加;当我开始写作时,又认识了如袁伟时、沙叶新、鄢烈山、冯崇义等等老师,我当然不敢说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我能够写出拥有很多读者的文章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我尊崇的老师们的著作,铺起了我进步的阶梯。谢谢你们!
  另外要感谢的,还有为这本书的出版做出了贡献的几位朋友,特别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叶青女士和《世界华人周刊》的张辉兄,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这本书。也感谢过去两年里,先后同我签过出书合同的数十家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虽然能够标出价格出售的书,因为各种原因始终没有出版,但你们对我文字的高度评价,让我感觉到自己的价值,谢谢你们。
  更要感谢的是无数个遍布世界各地的读者,过去这么多年,无论在天涯海角,我们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的空间里咫尺天涯,同呼吸共命运,你们的每一个留言,每一个点击,都让我看到了希望,也给了我勇气。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依然能够一起走过。
  杨恒均
  2010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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