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财政极其困难，但仍然将巨款投向了教育，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据南方报业网报导，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91所遭日军的轰炸，财产损失巨大，25所院校因此被迫停办，继续维持的仅有83所。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数量也急剧下降，财产损失更高达3,360余万元。
而此时，由于日军占领了中国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政府因此失去了占全部财税收入一半以上的关税，加上军费开支急剧上升，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极力倡导实施战时非常教育或国防教育，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中断，高中及大专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征入伍，共赴国难。
蒋介石：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
针对于此，蒋介石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陈诚更是直接批驳战时非常教育“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
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份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份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这是一个奇迹。
但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长陈立夫便以个人名义借贷建立了贷金制度，凡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各项费用，并免费提供住宿。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
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拨经费给国立大学，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
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民国时期人才辈出
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世界级大师。由于日军轰炸而被迫迁入云南，由北大、清华、南开组合而成的“西南联大”，不但培养了大批理科人才，也造就了很多文学上的顶尖人物，如汪曾祺、穆旦，翻译家何兆武，还有在美国的国学大师何炳棣、社会学家杨联升等。
1999年中共建国50年之际，给23位科学家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无论是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还是邓稼先、朱光亚等，这些人基本全是民国时期培养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单只在1920年代，中国物理学家就取得了14项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就，1930年至1933年间，就有16项。
由此可见，教育是百年大计，是一个国家复兴和富强的根本。正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投入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见到成效和回报，因此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是政府有无远见、是否负责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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