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7日星期三

颜昌海:贪官与情妇们拉动了中国的经济?


颜昌海:贪官与情妇们拉动了中国的经济?

2012年6月27日发表评论阅读评论
《中国经济周刊》文章称，从2000年至2011年底，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仅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其中5年的缴获赃款赃物金额,就达到541.9亿元。18487这个数字相对于14亿这个庞大的基数来说，似乎微不足道。但不知您算过没有？相信只要您仔细算算，就会发现这个数字其中包含的内容远不像数字本身那么简单。首先按照中国2862个县市计算：18487÷2862=6.459。这就是说，这12年来，每个县都有近6个半贪官携款逃至境外。然而，据学者认为，截至目前，保守地讲至少还有两万贪官滞留海外。同样，也取个保守的数字，按照1.5万人计算：15000÷2862=5.24。把这两项加起来，得数是：11.7。这就是说，每个县至少有11.7个贪官携款外逃了。
然后，根据县设国家主要机关以及国企及事业单位，再来测算一下。初步把这些单位以“一”计算，大致有：县政府、公安、检察院、法院、工商、税务、银行、劳动局、土地局、房产局、建设局、交通局、铁路局、电力局、乡镇局、商贸局、教育局、邮电局、粮食局、自来水公司、通讯公司、大型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23个权力单位，如果把11.7个贪官平均到这些单位，那么就是说，有一半官员携款外逃了。接着，再来算算这些贪官把多少国民创造的资产占为己有，转移至国外。根据最高检公布的数据，5年内，从外逃官员手中缴获的赃款赃物价值为541.9亿。请大家认真看，这个数字只表示贪官被缉拿后缴获归公赃款数目。根据现有国际惯例，在追逃过程中，追缴的赃款一般由主权国与外逃所在国家平分，有时外逃所在国得到的“分红”更多，而且这些赃款中还刨除了双方的追缴办案经费。这就是说，这5年来，贪官外逃时携带走的资金是541.9×2=1083.8亿，再加上至少10%的办案经费。因为是国际案件，涉及领域甚广，10%只是一个保守估计。那么，这12年来，这些被缉拿归案的外逃官员当初带走的资金就是近2500亿。当然，这只是最高检的统计数字。
而据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等人的研究后证明，现在外逃的官员仍有近万名，携带金额约1万亿元。也许有人猛然间会觉得一万是个很小的概念，其实不然。2011年，也就是上年度，中国的财政总收入是103740亿元。也就是说，一万亿占到了中国年度总收入的十分之一，仅仅一万名贪官就消费了一亿四千万人拥有的财政总和。而且，这个算式只是对外逃官员的单独计算，那些没有外逃、依然还在权力的位子上继续贪腐和隐匿的资金又是多少呢？基于这些现实，有人说4-7%的人占有了中国90%的财富，应该不是危言耸听。
回过头来结合贪官在中国县级行政单位所占的比例，应该不难发现，贪污腐败已经打通了各项事业而方方面面，渗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小环节，谓之全面腐败一点不为过。而这些腐败官员99%是中共党员。监察部日前向公众报告一条好消息：“成功防堵一批企图外逃官员”。这条反贪捷报，可以解读为中纪委近期要求“严防官员外逃”的成果反馈。中纪委称当前形势复杂艰巨。各地裸官纷纷外逃，形势已到了遮羞布都被卷走的地步。
官位之显赫如省委书记，权力之末座如乡长科长，贪饱就跑，跑了就了。新华社在两年前曾报导，我国贪官外逃4000多人，人均卷走一个亿。而在当前“复杂艰巨”形势下，不知道又逃了多少？还有多少蠢蠢欲逃？有多少被“成功防堵”？“一批”，只是虚数，充其量是一种政绩用语，未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尊重法律、尊重民意的做法，起码应该把这些被防堵的外逃官员名字统统公布，在大庭广众之下“晒一晒”。
贪官的外逃和引渡，近些年一直是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话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曾指出，加强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完善境内外追赃追逃机制，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这是去年一年外逃贪官的官方统计数字。
中国央行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贪官在过去15年将估计达到8000亿元人民币的不义之财转移到境外。这份篇幅达67页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内参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8年，大约有1.7万名官员和国有企业高管逃离中国。很多官员在出逃前，将家人妥善移民到有关国家，为自己留好后路。贪官们因此创造了世界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新名词：“裸官”。真可谓“有特色的地方，一定有特产”。
全国贪官外逃成风，各省市无一幸免。据媒体发布《中国官员外逃排行榜》显示，地厅级或以上官员，最多的是广东省，170人，卷走1770亿；第二是福建省，102人，卷走365亿；第三是上海市，66人，卷走250亿元。外逃官员较多的省市，还有北京、辽宁、云南、山东、浙江、黑龙江、山西、江苏等。县处级官员外逃的前三名，分别是广东、河南、福建。
《中国经济周刊》称，贪腐官员外逃首选国家为加拿大，在加拿大甚至形成了“贪官小区”。而逃往加拿大的主要原因是，加拿大法律严谨，遣返程序复杂。
报导说，中国外逃贪官因不甘寂寞，在海外想继续高档享乐生活，并呼风唤雨，在当地发挥影响力，加拿大形成了中国“贪官小区”。不过，据“自由亚洲电台”援引在温哥华担任中国黑龙江银行诈骗案主嫌高山的法律顾问的任立三表示，中国外逃贪官一般都比较低调，不会在海外结党成派，引人注目。他也表示，由于加拿大法律制度严谨，遣返程序相当复杂，让中国贪官有侥幸心理，因此，加拿大仍是中国贪官外逃首选国家。任立三表示，可能是中国传媒以讹传讹，这些外逃贪官为了避人耳目，低调都来不及，怎么可能结党成派，招摇过市，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就他所知，这些人士行事小心，很少聚在一起，就算过去是同僚或旧识，彼此知道对方住本地，但也不会主动联络，以免有人遭警方调查时，惨遭池鱼之殃。他认为可能是他们多住在豪宅林立的温哥华“西区”，让中国媒体以为是个“小区”，才会有产生这种误解。任立三不讳言加拿大仍是中国外逃贪官的首选，主要是加国法律制度太周延，尽管官员想加速遣返这些外逃贪官，但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所有法律程序走完前，行政部门也无能为力。
让中国贪官认为逃往加拿大比较不容易被遣返，只要当初是合法取得身份，至少妻小可以继续留在加拿大。他说赖昌星被遣返后，加拿大在中国贪官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打些折扣，但本地不会像菲宾律或某些国家，有黑社会或政府官员天天向他们勒索要钱，躲到加拿大还是相对安全。而目前中国社会进一步动荡，人人自危，造成越来越多的官员外逃，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这进一步证实了，目前在中国生活的人普遍意识到的危机感。因为谁都知道生活在国内随时都处在危险当中。对于做官的来说，每分钟可能被叫拉清单，清算。从而失去财产甚至人身安全。即使不会被政治斗争清算，也存在着像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医疗安全等一系列的问题”。
官员大批外逃，说明他们比一般百姓对中国更没有信心。
据分析，外逃贪官在加拿大比较集中，形成了贪官的社交生活圈子，“这些人并不会像中国早期的留学生那样，去学习英文，然后试图融入当地的社会，工作、生活。他们带着在中国国内贪污得来的非法所得，到海外享受这种非法的收获。因为融不进当地的社会，他们就会不约而同的选择一些容易聚集在一起的社区去居住，价格昂贵，条件较好，而且也方便他们形成一定居住效应的社区，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所谓的“贪官小区”。
近年来，中国虽然已不再是加拿大的最大移民来源国，不过，移民部内部文件透露，在加国边境截获的非法入境者中，中国却是第一大来源国。去年一班从上海飞多伦多的班机中，就有35名没持有合法旅游或探亲签证的中国乘客，也有中国ADS团变身“难民团”。
移民律师李克伦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移民部内部文件，2011年8月，加航AC0088号班机自上海起飞往多伦多，一次就搭载35名无合法签证(如旅游或探亲签证)的中国人蛇，令该月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数大增至96人，不仅令该月创下非法入境人数的历史新高，也令中国持续成为边境截获非法入境者来源地的第一位。而同一个编号的加航班机，去年7月也搭载了13名无合法签证的中国乘客，连续两个月均出现两位数字以上的无签证者闯关。
移民部分析，去年8月截获未持合法旅游文件的中国乘客，有42人自上海出发，28人自北京出发，而取道北美其他国家也有22人。文件似乎显示，无合法签证的人士，除了选择“直飞”，也选择“转机”途径迂回入境。而这96名未持签证中国乘客，占该月无合法签证总人数的40%。文件并解释，这些未持合法签证的人士，不少是在加拿大转机，但却未申请转机所需的临时居民签证。文件又说，从美国来的无签证人士中，中国乘客占极高比例。
李克伦认为，这35名搭同一班机的中国乘客，背后应是透过人蛇集团的操纵，乘客有可能来自全中国各地，而只是从上海或北京出发，他们可能同属于一个旅行团，或分属几个旅行团或个人，看组织如何操作。他认为，如此大规模无证件能够登机的情况，一定是与机场人员方面有所勾结。对于如此为数众多的非法入境情况，有可能是贪官或奸商“呼朋引伴”集体出逃。
贪官，在当今中国，至少在舆论上和媒体网络传播层面上，已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奇怪的是，虽然有纪检委和反贪局，贪官却是越打越多。这些硕鼠是个个吃的膘肥体壮，贪污的数额也越来越大。究其原因，除了监控不力、制度设计有误等多种原因之外，贪官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可小觑。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量贪污公款，频繁的大额存取款业务，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有的官员，贪污的公款已不是几十万、几百万，而是上千万甚至上亿，数额几乎是以几何级数增加。每人光是各种银行的信用卡，就是一大堆，比拆散了的几副扑克牌还多。譬如，茂名副市长杨光亮现金12亿，楚雄州长杨红卫现金17亿，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现金14亿，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现金30亿，山东副省长黄胜现金90亿美元.浙江药监局长黄萌现金20亿，等等。有各地的贪官捧场注资，银行因此业务蒸蒸日上，叱咤风云的能力日益精进。
2.贪官们利用贪污得来的大量不义之财，往往通过老婆或情妇出面，大肆炒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促进了股市的繁荣。
3.贪官们贪污受贿，占据了大量房产，从而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使房价更趋居高不下。譬如，广东茂名副市长杨光亮房产140套，云南楚雄州长杨红卫房产230套，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房产250套，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房产350套，山东副省长黄胜房产460套，浙江药监局长黄萌房产840套，等等。即使以最保守的计算方法，每套房子按均价200 万计，光是这6个贪官，占据的房子就达2270套，价值45.4亿元。如按每套房子装修费20万计算，装修费总计达4.54亿元。房地产业的发展，直接拉动了钢铁、水泥、建材、化工、纺织、家具、家电、建筑等制造业的发展，也间接拉动了装修业、物业、家政业等服务行业的发展。再加上全国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其他贪官贪污的房产，贪官们对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可说是居功至伟。
4.贪官们大多数有情妇，情妇的消费，拉动了中国化妆品业、金银首饰业、服装业、鞋帽业、箱包业、针织品业、美容业、按摩业、整容业、宠物业、成人用品业（有的地方称情趣用品业）等几十种产业的发展。譬如，广东茂名副市长杨光亮有情妇2名，这个数字算是比较少的；而云南楚雄州长杨红卫，据称其“与数十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拥有的女人是“两位数”,山东省副省长黄胜则拥有情妇46名，即使每天换一个，一圈轮下来还得一个半月。
5.一般而言，贪官们很多喜欢香车宝马。对中国的高档轿车市场的发展是股强烈的推进剂。
6.贪官们多数热衷于吃喝。对中国高档餐饮业的贡献不言而喻。对中国的高档烟、高档酒的价格上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7.贪官们在酒足饭饱之余，还喜好寻欢作乐。于是各种歌厅舞厅、茶艺酒吧、洗浴中心、SPA等高消费的场所和色情“架步”即如雨后的春笋，露出地面，蓬勃生长。要是官员们囊中羞涩，肚子里装的都是“红米饭和南瓜汤”，“自带干粮去办公”，这些场所恐怕早就门可罗雀、关门大吉了。
8.贪官们还喜欢收藏。牟取的财物中有大量的古董和艺术品。这些东西的频繁转让，无疑促进了中国古玩市场、书画市场、红木家具市场的发展。
9.贪官们不仅自己贪、家人和情妇贪，还以其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上起了一个极其恶劣的示范作用。无数官二代、富二代的攀比炫富，强烈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拉高了中国经济的畸形消费。
然而，贪官们酿成的“贪官经济”，只能促成各个经济部门的虚高和泡沫。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成就吗？回答是否定的。一旦泡沫破灭，有关经济部门所受的损失，就难以估量。因一开始，他们得到的就是虚假的市场信号。
铁路信号要是出问题，会酿成重大事故，如出轨、撞车、颠覆。经济信号出了问题，后果更为严重。GDP的虚高，就像一个正常人得了浮肿病。正因如此，对于众多部门和地方政府来讲，他们不会从国家的宏观发展前景出发考虑问题。而是从本部门、本地方出发，只考虑自己的局部利益。于是，“贪官经济”就像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反贪的力度，防贪的制度设计，往往就是有意无意的，或力不从心，或网开一面。“水至清则无鱼”，担心一旦“百业萧条”，还怎么完成财政和税收？还吃谁去？就像网络上出现的名言“接待就是生产力”一样，贪污，也成了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生产力”。这听起来有点荒唐，但在当今中国，确实如此。
中国的贪官们，真是神功盖世,事业兴旺发达，种子绵绵不绝。
贪官成灾，已是一国政治的诟病；而贪官外逃成风，更是把国家脸面丢到国际。贪官为什么要逃？党媒总声称我们的社会制度比别国都优越，应该是外国贪官逃中国才是，为什么我们的官员贪饱了，一门心思就往外国逃？！试问古往今来，世界上还有这么“优越”的国家制度么？！
公众的反思，不仅着眼在一个“逃”字，贪官因为被打击才会选择“逃”；公众的聚焦，更在贪官的一个“贪”字，官员不贪，或不能贪，或不想贪，或不敢贪，不贪又何必外逃？没有贪，不外逃，纪律、监察部门又何必苦心积虑构建一套“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防逃制度体系”？！
就像一间堆满谷子的仓库，里面养着一群老鼠。如果不把谷子保管好，不把老鼠看管好，老鼠是一定会贪吃谷子的，天性使然。更不堪的是，连看守的猫也禁不住诱惑，不抓老鼠吃谷子，那就杯具了。日复一日，鼠患成灾，粮仓千疮百孔。作为主人，更重要的是关门打老鼠，还是亡羊补牢？众所周知，正确答案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不关门打老鼠，法律尊严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不能得到捍卫；不亡羊补牢，更多老鼠又将前赴后继，继续为害，子子孙孙无穷尽。
为什么在某些地方，在相当短时间里，经常出现数位厅级干部在同一领域接连“落马”？保先教育、廉政教育轮番上场，纪律、监察部门常抓不懈，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依法办事”，但实际上却是体制内的运作，结论是“自己监督自己，等于没有监督”。试问世界上，谁有本事提着自己头发离开地面的？！
贪官屡禁不绝，撇开干部提拔的政治弊端因素，在财政制度建设方面至少存在五个缺陷：其一，上级官员的财产不公开，反而让下级和普通百姓公布财产和收入。原本是上级得“病”，却让下级“吃药”。而官员财产公示，世界民主国家已证明是反腐法宝。其二，管理的公共财产缺失有力监督，纪检、监察部门常常是“聋子的耳朵”成了摆设，或是马后炮。没有民众和媒体参与的监督，根本起不到监督的真正作用。其三，百姓和下级不了解本单位的内幕资金往来情况，只有核心层领导了解真实情况，那些属于“机密”，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其四，审计检查审计不严格，绝大多数是在走过场，或者审计严格了，司法又蔫吧了；鸡毛撢子高高举起，最后都轻轻落下，毫无威慑作用。其五，财务人员由领导选拔，往往与领导沆瀣一气，成为利益共同体。脚趾头怎能监督脑袋？！
世界反贪共识是，没有公开性，没有公民的广泛参与，没有开放自由的新闻舆论监督，就不能形成“众目睽睽难逃脱”的威慑，腐败就不能得到根本遏制。因此，与其纪委、监察的三令五申、苦口婆心，不如践行一个公开透明的“阳光”制度，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进行全面的政务信息和公共财务公开，政府要敢于接受公众和媒体监督，要谦恭地尊重公民知情权、监督权。
扎紧“外逃”篱笆墙，不如扯下“遮羞布”，亡羊补牢犹未晚矣。没有遮羞布的阳光政府，“晒”出的不仅仅是政务，更是一种民主态度、一种法律责任、一种民本情怀，是政府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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