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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说过：“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会发生两次，第二次是喜剧。”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的主干思想是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但他这句话有可能是正确的。比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悲剧，1989年的布拉格，则成了欢庆胜利的广场...2005年十二月的汕尾东洲村维权村民，被武警的冲锋枪，射杀在血泊之中；2011年十二月汕尾附近乌坎村的抗争，却大获全胜......为什么马克思这句话有可能正确？既因为第一次镇压成成功后，反动统治者会更加顽固，从而加速衰败；也因为第一次失败后，反抗者会汲取经验教训，二次反抗时往往会更成熟，而更成熟的二次反抗爆发时，反动统治者却不如第一次那么强大了。
这次海陆丰乌坎村的抗争的胜利，广泛地出人意外。因为乌坎村村民驱逐了共产党的党支部，自行选出了村民理事会作为自治组织，选出本村长老林祖銮作为独立领袖，这等于是推翻了共产党的统治；此外，12月15日的大游行中，村民公开打出“反独裁，保人权”的横幅，林祖銮公开要求当局承认乌坎村自治组织合法，这就完全突破了维权运动的局限，而带有了民主运动的性质。事实上，乌坎村村民反抗之彻底，不仅是六年前汕尾东洲村远无法比拟的，也大大超越了1989年的“六四”运动。乌坎村一举掀翻共产党的统治，令胡锦涛等人惊恐万状，胡锦涛亲自将事件定性为“反党事件”，还一度调动广州军区野战军合围，企图重操“拉萨平暴”旧业。但是这样的抗争居然胜利了，岂不让人意外？究竟是什么原因？ (博讯 boxun.com)
陈泱潮老先生指出：汪洋的开明，带来了乌坎村抗争乌坎村抗争的胜利，他并再次呼吁胡锦涛从良。其实，汪洋的开明只是乌坎村的胜利原因之一，胜利的结果，不仅仅归功于汪洋的开明，也要归功于乌坎村村民的争气。
乌坎村村民的勇敢、团结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使得统一的进退能够顺利实施，这与城市访民普遍散沙的状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许多苦大仇深的维权民众，只顾自己个案，不顾维权同仁，也不服从维权领袖，他们惧怕或轻视组织，个人危急了才来抱领路人的大腿，“屎急挖茅厕”，结果为时已晚；他们都是受害者，却非常不团结，小算盘处处，为两块豆腐，就可以出卖其他维权者，更有甚者，为了自己个案解决，不惜投靠当局当线民，监视与自己一样遭受侵害的受苦者。不能不说，这样的访民，遭中共迫害纯属活该。
乌坎村村民不仅为维权民众树立了样板，也为国内外民运立下了榜样。
如果村民象八九年的大学生那样无组织、无策略地、无纪律地胡乱泄愤、各行其是、非要把赵紫阳闹得下不来台阶，发展到后来，甚至如愤青一般谁激进谁先进、谁极端谁正确...以致于芦笛大骂中国民运群体：“该用头脑的时候用热血，该用热血的时候用头脑”。芦笛虽然是恨不得中国今晚就亡国灭种的败类满遗，这句话却是在理的。
如果乌坎村的民众也如八九年躁动的大学生一路货色的话，不要说汪洋，即使戈尔巴乔夫来华当了广东省委书记，也有志难伸，因为，如果林祖銮赤胆忠心为村民而很多人不听指挥，那么如何与政府谈判呢？如何统一进退达成诉求呢？那就必然又闹出一个“六四”广场死局，其结果必然是顽固派夺取主动权，汪洋成赵紫阳第二，新上来张北韩类屠夫，必把乌坎村杀得血流成河。
现在仍有好些民运异议人士还以为无组织、不服从就是“自由民主”，他们毫无民主化的建树、方案和思想，关键时候欺软怕硬、每每炮口向内、挑起内斗、制造内讧，对袁红兵、王有才、魏京生、刘国凯、张国堂等一批有志于当领袖的极尽辱骂之能事，并在民运、维权、法轮功三方之间挑拨离间，这种人还自以为清高地以“独立评论者”自居，实际上，这类人如果不是共特，就是不折不扣的人渣、烂货、网痞，他们对中国民主化有百害而无一利，客观上是中共统治集团的帮闲。
访民为什么那样不团结？因为普遍的寡廉鲜耻；中国民众（包括访民、冤民、“蚁民”...）为什么会普遍的寡廉鲜耻？因为没有信仰、也丢弃了中国人的传统。张国堂先生指出：自1919年始，中国人砸烂了“孔家店”，既抛弃了儒家，又不接受基督教，因此，整个民族毫无共识、一盘散沙。这个见解正确且相当深刻。
我以为，除此之外，还有两大原因：其一，满洲的征服和两百多年的文字狱锁国殖民统治，令汉族和民族自尊心大打折扣，特别汉服被消灭，使汉族的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大为减弱、范文程、洪承畴、岳钟琪、曾国藩、李鸿章、唐景崧等一大批汉奸奴才伪儒爵禄高登、扬名立万，安能增进中国人的羞耻之心？其二，中共窃国后，稳固一己专制统治，不惜出台全民歧视中国主流民族（汉族）、优待少数的政策和法律，在中南海的歧视下，汉族在高考、婚育、提干等诸多方面低诸多少数民族一头，在自己的家园竟成劣等民族，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身为汉族人毫无荣誉感可言，这样的民族怎么不一盘散沙、寡廉鲜耻？当然，中共统治集团对宗教信仰和儒家信仰的毁坏更为全面而彻底，也是导致中国人一盘散沙、寡廉鲜耻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共的破坏，现在中国人的凝聚力连满清时都不如。
中国向来没有民族性的宗教信仰，凝聚中国人的纽带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以及以宗族为纽带的传统的宗社组织，这在农村尤为强烈。也因此，中国农民要比城市人更齐心，1949年以后，农村人抵抗中共的“合作化”、“计生”、强拆征地等暴政，要远比城市人激烈得多。
此次抗争，乌坎村的村民之所以非常团结齐心、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主要得自于乌坎村传统的宗社遗风。广东和浙江、福建一道，向来属于经济比较富庶的“鱼米之乡”，这些地方远离落后政权的中心——北平（北京），具有航海之利，且临近先进的台湾、香港，深受先进文明的影响；因此，这些地区一直是北方野蛮政权统治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多为末宋、晚明时期顽强反抗异族入侵的中国人后裔，民风倔强强悍，对北来的专制暴政天然充满抗体。中共“土改”、“合作化”遭遇的抵抗中，广东的抵抗是最强烈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山高皇帝远”、且又是宋、明遗民后裔的会聚之地，这些地区儒家传统和宗社遗风都比诸多内地保留得完整，传统和宗社的遗风，使得如乌坎村等广东沿海的农村民众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它在一定时候，能够胜过共产党干部的分化和挑拨，到宗社组织胜过共产党影响的时候，共产党的统治就土崩瓦解了。
象乌坎村驱逐共产党后选出的理事会成员，都是品行端正、勇于负责的村社宗亲成员，会长林祖銮，更是德高望重的村中长老，等同于旧时的族长。值此中共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毛邓江胡全部破产之际，象这种建立在宗社传统上的鲜活自治组织，当然要远比死灵魂一般的村奸组织——中共党支部、党控村委会更有“执政能力。”林祖銮等人，当然要比当年无序无统、既不知道追求什么、也不懂得建立新国家的“六四”领袖们更有号召力和控制力。
现在儒家和基督教都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乌坎村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农民的信心，中国传统组织必然复活，共产党对全国农村的统治，必然首先崩溃。
中国国内的维权民运人士，宜以乌坎村为师，不要一盘散沙，要坚决走组织的道路，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即使秘密组党结社也要搞，不要停留在散沙般的个案维权层面，须知，散沙维权的唯一结果，就是把自己搞得更惨。国内民运人士，宜以各类“学会”、甚至“花鸟协会”等名义组织起来，要以儒家的经典或基督教的教义为共同基础，须知，唯有具备共同基础，才可能有共同奋斗。
汪洋突破的开明举措谱写了历史新篇章，但也把自己推到了红墙内外顽固派决斗的前沿阵地，现在朝野左棍们巴不得五千万广东农民都起来游行，好把汪洋赶下台。这个时候尤须胆大心细，避免成为赵紫阳第二。如何对中南海成功夺权，进而建设新国家，党内外衮衮诸公中，唯有张国堂胸有成谋，建议汪洋果断任命张国堂先生为副省长，领导广东和中国的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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