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距上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席卷全世界的“ 恐怖主义浪潮” 快40年了，近年来，当年被捕入狱的恐怖组织首脑纷纷出狱，再次引来关注的目光。去年，前日本“ 联合赤军” 头目足立正生拍摄的《幽闭者》，让人们回忆起那段血腥往事；与“ 赤军” 关系极为密切的著名导演若松孝二，紧接着也推出了电影《联合赤军：通向浅间山庄之路》。今年9 月，一部描写联邦德国“ 红军派” 的电影又在德国公映，其对待恐怖组织的暧昧态度引发舆论的极大争议。
9 月25 日，《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The Baader Meinhof Complex）在德国公映，并将代表德国参加2009 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争夺。
“巴德尔- 迈因霍夫集团”又称“红军派”（Red Army Faction，简称RAF），是战后西德最为激进好战的左翼恐怖组织。他们自称的“城市游击队员”，从1970 年成立至1998 年解散，近30 年间，共犯下34 次谋杀案，制造多起银行抢劫案与血腥爆炸攻击，造成了34人死亡和无数人受伤。受害者包括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以及德国托管局局长罗韦德尔等政商界要人。1977 年，由于其猖獗的活动，导致联邦德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史称“德意志之秋”（GermanAutumn）。1978 年，法斯宾德、施隆多夫、埃德加·赖茨、海因里希·伯尔等著名德国导演、作家等联合起来制作的同名短片集，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当时社会在“红军派”笼罩下的恐怖气氛，也有人将该危机与美国的“9·11”相提并论。
时隔多年，“红军派”的威慑力依然未曾减退。2007 年，该组织的第二代领导人布丽吉特·默恩豪普特（BrigitteMohnhaupt）以及曾用炸弹攻击莱茵美军空军基地的第三代成员爱娃·豪勒（EvaHaule），在沉寂铁窗20 载后获释，仍激起舆论的强烈反应。将“红军派”的故事搬上银幕、电视或者写进歌曲的为数不少，单是创始人安德列亚斯·巴德尔（AndreasBaader）、古德伦·恩斯林（GudrunEnsslin）以及乌莉克·迈因霍夫（UlrikeMeinhof）的个人传记片就有好几部。
阿谀“红军派”的电影？
由乌里·埃德尔（Uli Edel）执导的这部电影，改编自《明镜》周刊前主编、记者斯蒂芬·奥斯特（Stefan Aust）1985年出版的同名纪实畅销书。影片投资140万欧元，在柏林、慕尼黑、罗马、摩洛哥以及因关押“红军派”而出名的西德“受审监狱”（Stammheim Prison）等多处取景，聚焦红军派第一、二代时期，由康斯坦丁电影公司发行。
曾与许多组织中的多名首脑关系密切的奥斯特，在接受德国之声（DeutscheWelle）电台的采访时解释说：“人们始终热衷于解读‘红军派’，因为他们既是恐怖分子，也是那个年代的革命英雄。虽然他们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来挑战这个十分残酷的国家，然而他们的出发点却是理想主义的，极具迷惑力。实际上，他们是战后德国来自内部的唯一的危机。”
前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在“德意志之秋”时，被“红军派”成员射杀，他的儿子迈克尔（Michael Buback）日前在发言中质疑了影片还原历史真相的严肃性。德国网络杂志《Telepolis》上的影评态度更激烈： “一个字，呸！康斯坦丁公司失控了，影片歇斯底里地过分阿谀‘红军派’，任何对这部糟糕电影的评述都是对其的过奖。”
奥斯特当然极力袒护影片，称其已最大可能地还原了事实：“虽是故事片，但它拥有纪录片的许多元素。影片非常接近我的书，而我的书则记录了我亲身接触部分恐怖分子的感受。影片的对话台词、成员间的信件，包括法庭上的供词，来自我多年来收集的资料，十分真实。”至于观影的感受，奥斯特提醒：“把他们视为平常人，他们也有人性。人们常常忘记，其实恐怖主义源于恐惧。”
城市游击战
1968 年，整个西方掀起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西德也不例外。由保守党控制的媒体封锁了学生被枪杀的消息，致使矛盾激化。4 月，巴德尔和女友恩斯林在法兰克福的两间百货公司纵火，以抗议越战，造成70 万马克的损失。两天后他们被捕，不久巴德尔成功越狱，但在1970 年再次被捕。同年5 月，巴德尔获准外出到图书馆阅读，随后在迈因霍夫的接应下再次成功越狱。20天后，他们在《883》杂志上宣布出逃日1970年5 月14 日为“红军派”的成立日，并发表了纲领性文件。同一时期，意大利和日本分别诞生了“ 红色旅”、“赤军”等极左恐怖组织，他们与“红军派”一样，以反美、打击右翼势力为宗旨。
迈因霍夫此前担任德国政治杂志《具体》（konkret）的主编已有两年，曾撰文声援巴德尔的纵火案件，称“烧一辆车是纵火犯，烧100 辆车就是政治表态”。195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的她，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艺术史博士、市博物馆馆长，本人曾在大学修习哲学、社会学、教育学、日耳曼文学等，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红军派”后来的声明宣言多由她起草。实际上，“红军派”的成员中，除了巴德尔高中就辍学，其他成员均是大学里的优等生，恩斯林曾去美国留学，学习过哲学、英语语言文学及日耳曼文学。
1970 年6 月，“红军派”的12 名成员前往约旦河西岸及加沙等地，与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FLP）游击队一起接受军事训练。1971 年4 月，借用1969 年巴西革命家卡洛斯·马里格赫拉（Carlos Marighella）在其《城市游击战
迷你手册》（Minimanual of the UrbanGuerrilla）一书中对“城市游击”的定义（出于政治目的，用非传统的武装手段对政府、大企业以及外国帝国主义者进行打击），“红军派”开始以“城市游击队”自居。他们一边抢劫银行以获得活动经费，一边用炸弹攻击美国军事基地、德国警察局、右翼媒体大亨阿克塞尔·施普林格的办公楼等。翌年6 月，“红军派”的第一批成员几乎全部被捕，被关押在斯图加特北部的“审判监狱”。在狱中，他们用暗语向辩护律师传递信息，并几次用绝食等手段与当局对抗，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作用。迫于公众的压力，当局不得不改善了他们的关押状况。
以暴易暴的循环
两位为他们辩护的律师，此后竟成了“红军派”的铁杆成员。在他们征召下，第二代“红军派”慢慢形成。以默恩豪普特为首的这些年轻人，企图通过劫持人质来威逼当局释放所有被捕成员。当政府拒绝让步时，“红军派”陷入了疯狂。他们占领了西德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谋杀了两名外交官员；他们绑架并杀害了德雷斯顿银行理事会发言人于尔根·蓬托；在“德意志之秋”的最高峰，他们甚至绑架并杀害了西德最重要的实业家、前社会工人党官员、雇主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尔（Hanns Martin Schleyer）。
1990 年两德合并后，人们发现“红军派”第二代一直受到东德秘密警察组织“史塔西”提供的协助，并大多销声匿迹于东德。第一代的成员则纷纷死于狱中，官方称他们都是自杀身亡，而据幸存的成员透露，他们其实死于法律之外的行刑。“红军派”的创始人之一迈因霍夫一直被隔离审讯。2002 年，迈因霍夫的女儿甚至发现母亲的大脑仍被秘密保存在德国马格德堡大学的研究室内，科研人员已经进行过多次试验，比如将它与另一个连环杀人犯的大脑进行比较。
1998 年4 月20 日， 一份8 页长用打字机打出的德文信件被寄到了路透社，落款是“红军派”著名的RAF 标志。该信件宣告“红军派”的终结：“28 年前，也就是1970 年5 月14 日，RAF 在解放行动中组成，今天，我们终止这项计划，RAF 的城市游击队现在成了历史。”结尾处，他们引用了罗莎·卢森堡的名言：“革命说：我曾在，我正在，我永远在。”（I was，I am，I shall be）。 InSun 电影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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