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廉超群
摘要：“阿拉伯之春”是“9·11”以来在伊斯兰世界中逐渐兴起的“反专制”与“反极端主义”两大社会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重要肇因是“社会资本”的缺乏和“公民社会”的孱弱，主要推动力是“U一代”年轻人与新兴媒体的结合
作者: 【美】罗宾·赖特（Robin Wright）
出版社: Simon & Schuster
出版年月: 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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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众多讨论“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书籍和文章中，美国女记者罗宾·赖特（Robin Wright）的新书《撼动卡兹白：伊斯兰世界的暴怒与反叛》（Rock the Casbah: Rage and Rebellion Across the Islamic World，以下简称《撼动》）视角独特、材料详实，独树一帜。赖特采用社会人类学的视角，运用大量第一手访谈资料，并结合自己的观察，勾勒出“9·11”以来在伊斯兰世界中逐渐兴起的“反专制”与“反极端主义”（以下简称“双反”）两大社会思潮。她指出，始于2010年年底的阿拉伯世界政治变革（或称“阿拉伯之春”）是这两大社会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
多样化的西方学界视角
对“阿拉伯之春”的研究，是近期西方中东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由于“阿拉伯之春”的突然性（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爆发之突然与两国旧政权颠覆之快都出乎观察家的意料）、多样性（发生政治变革的阿拉伯国家具有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政治变革的过程与结果也各不相同）、持久性（不同程度的政治变革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在若干阿拉伯国家持续）和不确定性（阿拉伯政治变革的走向及其对中东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都难以预测），西方学界对于“阿拉伯之春”的研究视角、方向和课题都趋于多样化。
目前对“阿拉伯之春”的研究主要有三大视角。其一是政治学和经济学视角，主要从政治体制、政治组织、社会阶层与宏观经济等层面分析这次变革的起因与前景；其二是国际关系学视角，主要从地缘政治、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外交和国际组织等角度探讨地区和世界政治力量在这次变革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一变革对未来国际关系的潜在影响；其三是社会人类学视角，主要从社会心理、思潮、风俗、文化、教育、人口流动和信息传播等层面，挖掘这次变革背后的深层社会动因，以及对中东社会及全球伊斯兰社群在集体心态和观念上的影响。
对“阿拉伯之春”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方向。其一是因果研究，即这次变革的起因、过程、发展与前景。其二是意义研究，即这次变革在当代世界政治、社会运动和思潮中的地位，以及对于中东地区乃至世界政治发展与社会演进的影响与意义。
当前，西方学界对于“阿拉伯之春”的研究和讨论，基本都是基于以上三大视角和两大方向展开的。
《撼动》的着眼点
《撼动》的着眼点是近十年来伊斯兰世界的社会动荡对各行各业普通穆斯林生活经历和思想历程的影响。赖特将其描述为普通穆斯林对集权与专制统治的“暴怒”以及对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反叛”。她通过对若干穆斯林个体个人经历的记述，包括失业大学生、网络从业者、恐怖分子、中层宗教领袖、流行歌手、女权主义者、民间诗人、新兴媒体中的伊斯兰教发言人、喜剧演员以及电影导演等，勾勒了一幅试图摆脱旧有意识形态桎梏、追求社会公正、思想自由与文明间和谐相处的普通穆斯林群像。
赖特从这些个体的经历中观察到了伊斯兰世界中“双反”社会风潮。通过对这些个体的讲述，她记录了这股社会风潮中所引发的政治变革与社会变迁，包括正在持续的“阿拉伯之春”。就研究视角而言，《撼动》选取了社会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伊斯兰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与社会变革。
就研究方向而言，《撼动》是因果研究和意义研究兼而有之，而以后者为主。赖特将阿拉伯世界的真正变革，尤其是突然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归因于“9·11”以来全球主要穆斯林国家与社群在政治与文化领域逐步兴起的“双反”风潮。普通穆斯林从这场风潮中汲取了思想源泉和行动力量，最终促成了包括2009年伊朗民众示威游行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在内的大规模公民抗争活动。
在全书的叙述中，赖特始终强调一个概念--“变化”。逆来顺受的待业大学毕业生变成了抗争不公平社会管理的斗士；生活安逸的网络工程师变成了互联网上的政治意见领袖；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变成了国家和社会建设的积极参与者；支持恐怖主义圣战的宗教领袖转而攻击基地组织曲解伊斯兰教义；普通女大学生变成了反抗妇女割礼的女权主义者；蒙着黑面纱的家庭主妇变成了全球知名的电视政治诗人……个体的变化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变革，进而推动了中东地区的政治革命。
赖特进而指出，外部世界对穆斯林群体的看法必须改变。随着阿拉伯世界政治变革的进程逐渐展开，年轻的阿拉伯人正努力摆脱全世界对穆斯林的印象--落后、闭锁、极端主义。赖特希望世界各国的决策者们和普通民众能够认识到伊斯兰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摈弃以“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对“伊斯兰”的恐惧和抵触心态，积极对待伊斯兰文明的复兴、崛起与全球融合。
《撼动》的课题
基于上述研究视角和方向，赖特探讨了以下三个研究课题：
——伊斯兰世界“双反”风潮的社会因素。
这是《撼动》第一部分《巨变》所探讨的主要课题。赖特首先追溯了“阿拉伯之春”中突尼斯和埃及这两场“反专制”政治革命的整个过程，着重讨论了两个重要的社会因素对这两场政治变革的推动作用。
其一是中东国家所谓的“U一代”--无成就的（unfulfilled）、未被接纳的（unincluded）、未充分就业的（underemployed或underutilized）以及被低估的（underestimated）16岁至30岁左右的青年群体。这个群体数量众多，教育程度较高，思想较为开明，乐于进取却又没有足够的机会，对现状不满，对未来有较高的预期，并且熟悉新媒体和新技术。由于现行体制没有办法满足这个群体的进步需求，这一群体往往迫切希望推进社会和政治变革。赖特在书中提到的自焚抗议并引发突尼斯革命的小贩Mohammad Bouazizi、由于揭露警方丑闻被警察殴打致死的埃及商人Khaled Said以及埃及革命重要的网络组织者Wael Ghonim，都属于这个要求变革的年轻群体。
其二是新兴的社会媒体，包括卫星电视、手机和基于互联网的社交网络。在突尼斯和埃及革命中，这些新兴媒介成为了传播信息和组织游行的主要平台。“U一代”年轻人与新兴媒体的结合成为这两场政治革命的主要推动力。这种组织革命的模式正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之春”中继续发挥作用。
赖特随后又将目光投向了伊斯兰世界的“反极端主义”的社会变革。所谓“反极端主义”，主要是反对以鼓吹暴力圣战为纲领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这类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以基地组织为首，还包括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赖特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同阿拉伯专制政府看似互相敌对，实际上相互依赖。基地组织以推翻亲西方的世俗阿拉伯专制政府为目标，而阿拉伯专制政府又以反恐为借口实行专制统治。因此，一方倒台意味着另一方也会受到冲击。“阿拉伯之春”撼动的不仅仅是几个专制的阿拉伯政府，同时也标志着同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决裂。赖特认为，“双反”运动是相辅相成的，而“反极端主义”作为伊斯兰世界自发的社会运动，早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就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了。
“U一代”是“反极端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教育与社区支持。从赖特对一个前基地组织成员的采访中可以看出，教育与社区支持的缺失是不少青少年投向恐怖主义的主要原因。这些加入恐怖组织的青少年对伊斯兰教义只有肤浅的认识，他们就业困难又得不到社区和国家的实质性帮助，空有抱负却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和主流社会的认同。恐怖组织利用这一缺失，将其拉拢进恐怖组织，从事无休止的暴力“圣战”。一些阿拉伯政府和穆斯林社群逐渐意识到，对恐怖分子给予一定的社会扶持和宗教再教育是“反恐怖”运动的关键。赖特在书中介绍了沙特政府的对恐怖分子的“改造”项目，其中包括以温和、正统的伊斯兰教义为基础，对恐怖分子提供宗教教育和心理咨询、给予必要的职业培训及丰厚的生活补助。该项目成功“改造”了沙特70%左右的被捕恐怖分子。
在《巨变》部分的最后一章，赖特回顾了2009年伊朗总统大选后的公民反抗运动（或称“伊朗绿色革命”）。在她看来，目前的伊朗政权集合了“专制”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双重特征，因此，2009年公民反抗可以视为中东世界“双反”运动的一个典型案例。同样，在赖特的描述中，“U一代”和互联网是这场反抗运动的主要社会性力量。年轻的伊朗女孩Neda在街头示威中被安全部队的狙击手射杀，一个手机拍下的现场视频迅速在互联网上流传。Neda的死立即成为伊朗国内反抗青年的象征，她被解读成为了实现公平与正义而牺牲的“殉道者”。伊朗是以伊斯兰什叶派为主体的国家，而“殉道”对于什叶派而言具有特殊的宗教意义，因此Neda的“殉道，激起了为期数月的大规模的公民反恐运动，严重动摇了伊朗现任政府的统治基础。赖特认为，伊朗的这种以年轻人为运动主体、以新型社会媒体为运动组织平台的政治运动，为一年后的”阿拉伯之春“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榜样“，并为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所模仿。
——社会变革力量的形成。
“U一代”与新兴社会媒体结合成为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发动力量，并不是在一朝一夕内完成的。在本书第二部分《异调》中，作者详细描绘了伊斯兰世界近十年来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反叛潮流。社会性的变革力量在这股反叛潮流中逐渐积聚、成形、直至最后爆发。
在赖特看来，这股反叛潮流属于当代伊斯兰复兴的第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自1967年中东战争阿拉伯军队的惨败，领导这场战争的阿拉伯世俗政权的威信与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一些政治伊斯兰主义团体乘势崛起，在反对世俗政权的同时，宣扬伊斯兰政治的优越性。这个阶段的高潮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第二个阶段始自上世纪80年代，政治伊斯兰运动转向暴力，自杀性爆炸与袭击平民事件频发，直至发展成以暴力“圣战”为主要手段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第三个阶段始自上世纪90年代，政治伊斯兰主义政党开始出现，并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成为有影响力的反对派。第四阶段始自“9·11”事件，普通的穆斯林开始反思暴力“圣战”与极端排外主义的合法性，他们逐渐厌恶通过暴力手段解决政治与社会问题，转而寻求伊斯兰与现代化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融合，以及穆斯林与西方平等、和平的对话与交流。
赖特依次记录了流行于中东国家的带有政治性内容的Hip-Hop歌曲，穆斯林女性头巾从一种宗教约束变成了象征身份与品位的服饰时尚，沙特妇女用公然驾车的方式来反对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沙特禁止女性开车），阿拉伯卫星电视的诗歌创作真人秀，依靠卫星电视和网络传播非正统的伊斯兰布道节目，嘲笑恐怖分子的穆斯林喜剧脱口秀以及谴责暴力行径的穆斯林电影。赖特在这些鲜活的社会文化领域（有些还属于不受主流社会认同的亚文化圈）中看到了普通穆斯林自发的叛逆与觉醒。他们对专制统治日益不满，也不再信赖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行为方式，而是意图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身的诉求--一种温和、开放、进步的伊斯兰价值观。
——“阿拉伯之春”的前景与意义。
在第三部分《狂奔》中，赖特探讨了由社会性变革力量所推动的“阿拉伯之春”的前景。她认为，这场政治变革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首先，“U一代”参与政治变革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激进的情绪所推动，激情很难持久。其次，作为推动政治变革主体的“U一代”缺乏必要、成熟的组织和管理经验。在那些革命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国家，需要组织政党、参加选举、提出施政纲领、解决阿拉伯社会积聚已久的社会问题。在这些方面，“U一代”都缺乏经验。阿拉伯社会一直以来所面临的挑战--促进社会公平和发展经济，是不可能仅仅依靠网络社群和街头政治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细致的规划、有效的政策和有力的执行。 “U一代”无法在短时间内胜任这样的角色。第三，由于“U一代”的经验缺失，政治变革的成果有可能被旧政治势力和极端伊斯兰势力所窃取，因为他们有成熟的组织、充裕的资金和有效的管理。
不过，对于“阿拉伯之春”的前景，赖特也表述了积极的希望。一方面，阿拉伯社会已经通过这次政治变革重建了尊严与信心，这是未来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力量源泉。突尼斯与埃及革命已经在中东地区产生了“多米诺效应”。另一方面，旧势力与极端伊斯兰势力无法轻易窃取革命果实。突尼斯和埃及在经历过革命之后，临时政府对于政治变革与政治重建的任何迟滞与保守，都会激起社会的广泛质疑。而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极端伊斯兰团体，在赖特看来，已经无法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温和的政治伊斯兰团体本身也变得更为多元，在政治重建中寻求与其他政治派别的合作而非互相打压。
在最后一章中，赖特指出，“阿拉伯之春”最值得肯定的是以非暴力抗争推动政治变革，它将对世界历史产生积极影响。
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
中东社会学学者Akbar Valadbigi和Shahab Ghobadi最近指出，“阿拉伯之春”的重要肇因是“社会资本”的缺乏和“公民社会”的孱弱。
所谓“社会资本”，是指社会交往的网络以及网络中的交互与信赖准则，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人们用来沟通交往的媒介和平台，既包括各种党派、社团和组织等实体网络，也包括媒体、手机和互联网等通讯与传播介质；二是在特定社交媒介和平台中参与交往的人们所共同遵循的基本社交规则和共同认可的社交方式。所谓“公民社会”，是指那些处于“国家/政府”权力和公民私人生活之间起到缓冲作用的社会团体，可以看做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
两位学者认为，在爆发革命的阿拉伯国家中，“国家/政府”与公民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渠道和网络，公民的意愿不能得到有效传达，而政府过于注重稳定，忽略了与公民的沟通，“国家/政府”过于强大，而“公民社会”又过于弱小，“社会资本”严重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最终导致决裂。
这一观点与《撼动》不谋而合。《撼动》着重描绘了造成“阿拉伯之春”的两个重要社会因素--规模庞大的“U一代”年轻人及其所掌握的新兴社会媒体。“U一代”年轻人并没有完全融入主流社会，虽然生活在体制之内并受体制约束，却并没有被体制所接纳。他们与统治者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一方面，统治者所掌握的“公民社会”（政党和工会等组织）与“社会资本”（传统官方媒体与其传播方式）并不为年轻人所参与；另一方面，年轻人的“公民社会”（基于新兴社会媒体的社交网络）和“社会资本”（新兴社会媒体及通行于这些媒体的游戏规则）又不为统治者所参与。真正能起到沟通作用的“公民社会”与“社会资本”严重匮乏，导致统治者和年轻人之间的裂痕无法弥合。
《撼动》的不足之处
《撼动》对当代中东社会与政治状况以及“阿拉伯之春”的描述，精彩纷呈，富于启迪。然而，此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过分强调社会因素的重要性。
给读者的印象是将突尼斯和埃及革命刻画成纯粹的“青年革命”和“新媒体革命”。社会因素固然重要，但不可能是推动变革的惟一因素。如果要全面认识“阿拉伯之春”，就不能忽视历史背景、意识形态、政治结构、经济状况、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等其他因素。
——所探讨的只是社会因素的一部分。
在强调“U一代”青年群体的同时，没有揭示其他社会群体比如中老年群体、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中产阶级和底层贫民等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以及这些群体同“U一代”的互动。在描绘新兴社会媒体的同时，没有阐述传统媒体和传统社会组织网络在变革中的表现和作用。对于中东社会中非常显著的教派和部落纷争，也未涉及。
——研究样本不具有普遍性。
书中所提供的材料主要是个体穆斯林的经历。这些穆斯林个体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不同角落，有些来自中东和阿拉伯世界，有些来自西方的穆斯林移民群体。赖特在寻求其共同点时，忽略了背后的地区和文化差异。这些个体经历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变革趋势，是否一定反映了十分异质、多元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社会的总体趋势，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阿拉伯之春”过于乐观，而忽视了许多阴暗面与潜在危机。
虽然从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阶段性成果来看，“阿拉伯之春”带来了很多积极因素，但是，这两个国家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尤其是就业与经济发展等困扰许多阿拉伯国家多年的历史难题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武力冲突。利比亚反对派虽然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但武器流失、派别纷争和卡扎菲的横死，都给以自发性、自主性与非暴力著称的“阿拉伯之春”蒙上了阴影。也门与叙利亚的社会分裂和内战危险给阿拉伯世界未来的政治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此外，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否真如赖特所说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也是值得怀疑的，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在也门革命中乘机壮大，就是一个反例。简言之，只要中东地区的传统地缘政治格局不发生根本性变化，就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独立自主的民主政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也会持续存在。
——虽然对伊斯兰世界出现的新思潮和新趋势作了许多正面的评价，但仍然具有西方的偏见。
书名中的卡兹白就是一个例子。卡兹白（Casbah）来自于阿拉伯语词qasaba，是指近代以前北非的一种城镇形式，这种城镇的中心往往建有高墙围成的城堡型建筑，供城镇的统治者居住。这个词在19世纪由法语传入英语，指北非城堡，带有神秘的东方色彩，往往被用做财富与王权的象征。《撼动卡兹白》（Rock the Casbah）是英国朋克摇滚乐团The Clash在1982年创作的一首著名歌曲。歌词假想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中东国王颁布了摇滚乐禁令，人们不服从，在国王所在的卡兹白周围玩起了摇滚，国王下令用轰炸机轰炸违反禁令的人，飞行员并没有听从国王的指令，反而用机舱收音机听起了摇滚乐。
《撼动卡兹白》曾被刻在海湾战争中美国投在伊拉克的导弹上，这首歌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中也有很高的点播率。显然，《撼动卡兹白》象征着“正义”的西方通过军事冒险推翻“专制”的中东政权。赖特用这首歌名作为书名，虽然主要想表达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和文化力量推翻专制统治的命题，但是，这个歌名本身的政治象征意义并没有消失。值得注意的是，赖特在书中所描述的体现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社会变革风潮的文化载体，如Hip-Hop音乐、电视真人秀和喜剧脱口秀等，都是西方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也花了很大篇幅展现生活在西方社会的穆斯林移民如何用西方的流行文化载体表达他们的变革心态，以及这些移民群体中的变革潮流又如何影响了中东伊斯兰社会的文化活动和价值观。这似乎是在暗示，中东地区的社会变革因素是在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事实上，“阿拉伯之春”的社会变革因素带有如此强烈的西方烙印，这究竟是西方文化渗透的成果呢，还是穆斯林群体主动接纳全球文化的体现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瑕不掩瑜，《撼动》无疑是了解当代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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