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荷兰、罗森街：抵抗纳粹

5、丹麦、荷兰、罗森街：抵抗纳粹

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十四节

丹麦：另类战争

「他们占领了丹麦」

一九四○年四月九日破晓时刻，晨曦依然照耀在丹麦的水道与城市上，丹麦人却已不再拥有自己国家的主权。德国军队于前一天晚上侵入丹麦，迅即横扫哥本哈根岛、日德兰半岛，以及菲英岛等地的丹麦守军。首都也在转瞬之间陷落。运兵船「汉撒丹泽号」长驱直入市中心，德国部队也在五点前攻占俯瞰港口的古老要塞「堡垒」，不费一枪一弹即捉拿了七十名丹麦士兵。

就在地面部队入侵之际，德国轰炸机也低空飞越丹麦首都，连居民都可看得到机身上的纳粹空军标志。从轰炸机上投下的传单声称德军前来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英军入侵」，不过这个举动主要是要吓唬当地居民，使其臣服于德军的占领。布伦是一位住在哥本哈根的店员，他记得「德国飞机飞来……我们下床到窗边往外看，就看到了他们。突然间，我们知道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已经占领了丹麦。」

希特勒的大军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占领波兰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没有一位军事战略家或者世界领袖能够提供丹麦任何抵御德军侵略的能力。丘吉尔于一九四○年二月说道：「如果丹麦在纳粹的攻击下投降，我也不能怪他们。另外两个同属斯堪地纳维亚国家的挪威与瑞典，至少还和那头饿虎隔着一道水域。但丹麦却和德国紧紧相邻，以致根本不可能提供援助。」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christianX）和丹麦政府都明了国家所面临的危险，而将希望寄托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上。希特勒自己也在十月六日一场对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强化了德国善意的假象。他表示德国与丹麦已经建立了「一个忠诚而友善的伙伴关系」。不过，世人后来才发现，纳粹比较喜欢把伙伴变成家臣。

丹麦人在一九三九年间还看不出这一点。大战爆发之后，丹麦是全欧唯一裁减军力的国家。在德军入侵的那一天，丹麦军队人数总计不到一万五千人，仅为原本数量的一半稍多而已。不过，德国虽然占有军力上的优势，德国战略家依然精心策画这场侵略行动，因为他们知道丹麦军队若采取一致的抵抗行动，便可能打乱德国的攻击时间表，从而阻碍对挪威的同步侵略计画。因此，他们必须施展大规模的攻击。负责攻占哥本哈根的德军营长曾于五天前亲临丹麦首都进行侦察。他乔装为普通商人，勘查港口之后，便选定一个适合主力运兵船靠岸的停泊处。他接着前往当时为丹麦陆军参谋部所在地的「堡垒」。

卫兵热诚地欢迎这位好奇的商人，而把他带去见他们班长。这位班长于是带他参观参谋部本部、通讯中心，以及要塞的两道大门。他离开之时，已对侵略行动的成功满怀信心。德国军队展开突袭的前一天晚上，侵略特遣部队的参谋长希默将军前去拜访德国驻丹麦公使伦特芬克，请他在几个小时后转交一份外交照会给丹麦政府。这位身分尊贵而与丹麦有密切关系的外交官深感震惊。他所须转交的照会是一份最后通牒，内容是要求丹麦臣服,同时声称德军要来保护他们，以免盟军战机把斯堪地纳维亚变成战场；此外，德国虽然不怀敌意，但如果有抵抗行动，依然会遭到敉平。照会里还提供另一项安抚人心的条件：德国对「丹麦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会加以干涉。

阿玛利恩堡（AmalienborgPalace）外回荡着枪声，国王克里斯蒂安则召集部会首长在宫中商讨对策。总理斯陶宁及外长孟赫都主张顺服。国王在早晨六点前几分钟同意他们的主张。不久后见到丹麦国王的希默将军说他看似「肝肠寸断」，但依然「神色若定」。丹麦国王表示，他和他的政府「愿意采取一切可能的作为……消除德国部队与丹麦之间的摩擦。他希望能够让他的国家免于更多的不幸」。

随着那一天的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丹麦人民只觉得难以置信。斯陶宁在一项呼吁中敦促人民遵守法律，并以「正确的」举止对待德军部队。他说明道：「丹麦政府以极不情愿的心情决定依占领状况引导国内形势。政府衷心相信我们的作法让国家得以避免陷入更为悲惨的命运……而我们必须仰赖人民的合作。」

这只是顺从，而非投降——这项政策诉诸的是一种自欺的想法，认为国家虽然遭到占领，却仍未被征服，而依然拥有主权。这种「合作的政策」也是为了尽量保有国家自主空问而采行的策略。丹麦史学家劳铃后来说道：「我们原本可以在四月九日展开英勇的自杀性行动，但『存活下去』却成了主要目标。」不是每个丹麦人都同意这一点。丹麦驻美国大使就自称是「自由」丹麦的大使。一般咸认这是头一起反抗行为。

当时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会升高为卷入数十个国家与数千万人的世界大战。丹麦领导人以为战事不会持续太久，而且可能会导致全欧统一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如果事情果真如此发展，那么德国对丹麦主权的承认便可能成为丹麦的保护伞，使其不会遭到德意志帝国的并吞。因此，与德国合作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作法。另一方面，德国也希望保有丹麦的顺服，以便利用其劳工、农产品，以及自然资源。为了让丹麦的纺织品、军用品，以及食物能够流入德国，不强力兼并丹麦而反倒支持哥本哈根政府显然是谨缜的作法。

为了谋求丹麦境内的和平，德国已准备好要以截然不同于对待其它占领国的方式对待丹麦。纳粹国防军官员禁止手下士兵购买丹麦的配给商品，并且停止发行一份德国军方报纸。一份军中通告告诫士兵以庄重的态度对待丹麦妇女及少女、避免政治纷争，尤其要记得丹麦人并非敌人，而是在纳粹种族阶级里占有特殊地位的民族。柏林要把丹麦当成「模范保护国」，以向世人证明德国并非野蛮国家。而且，只要丹麦人温顺服从，德国就只需要派驻少量部队维持控制。

许多丹麦人觉得侵略行动让他们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表示至少不会爆发全面的战争，而国王呼吁大家保持冷静也显然是理智的作法。丹麦虽然也有法西斯党及民族主义政党，但其国内良好的政治风气不但让激进份子的数量维持在少数，也不至于像欧洲其它遭纳粹占领的国家那般在街头上出现意识形态分明而激烈暴力的冲突。丹麦的国家建制既然没有遭到改变，而至少象征了丹麦主权的完整，因此也就没有急迫需要抵抗德国的动机；就某一方面而言，直接抵抗就是不愿服从。

然而，许多丹麦人依然对于自己的国家不战而降感到羞耻；许多人认为他们的领导人太快屈服了。丹麦与德国为了什列斯威（丹麦最南端的省或德国最北端的州）曾僵持不下数百年，而导致一八六四年的丹麦——普鲁士战争，结果丹麦战败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人在当地虐待丹麦人的行为更是加深了丹麦的敌意。因此，在丹麦平静的表面以及官方的顺服之下，仍有一股悲痛的气息。当时年仅十三岁的彭迪克回忆道：「那时几乎没有实际的抗争行动。不过……你已能够感觉到，丹麦人不会欢迎德国人的到来。」

「何谓好国民？]

德军入侵之时，席尔是一位年仅十七岁的学生，与父母同住在西兰岛西部小镇斯莱格思里。四月九日，他在上学途中目睹许多令他深感惊异的景象：镇民对新来的士兵极为友善，而且对一支露天演奏丹麦音乐的德国军乐队报以热烈掌声。他买了一份当地报纸，上头刊载着国王的谈话，要求全体国民当个好国民。他自问道：「何谓好国民？在自己的国家遭到敌人占领的状况下，一个好国民会怎么做？」

席尔回家后把自己想出的答案写成「丹麦人的十诫」。他用打字机打了二十五份，内容如下：

一、切勿到德国及挪威工作。
二、为德国人做事，应把事情做不好。
三、为德国人做事，应该减漫速度。
四、你应该破坏重要的机器和工具。
五、你应该破坏所有可能对德国人有益的物品。
六、你应该让所有运输系统误点。
七、你应该抵制德国和意大利的影片及报纸。
八、切勿到纳粹的商店里购物。
九、你应该不留情面地对待叛国贼。
十、你应该保护所有遭德国人追补的人。加入解放丹麦的斗争吧！

席尔接着列出一份斯莱格思居民当中最具影响力之人士的名单，其中包括镇长、银行家、医生，以及记者。第二天夜里，他骑着脚踏车前往这些人的住处，而把「十诫」塞进他们的信箱里。他很快就察觉到，他的丹麦同胞在公开场合对德军的礼遇其实掩饰了内心强烈的反抗精神，而席尔则找出了表达这股反抗意识的新方法。

他伙同朋友在德国车辆及军车的油箱里放入糖，并且抄写反德传单邮寄给国内各地的高中学生。不久之后，他的「十诫」已广为流传，后来在丹麦人展开全国性抵抗运动之后，更是成为丹麦人的圣物。

五月，有几个青年团体齐聚于哥本哈根，在神学教授柯贺的指导下，成立了丹麦青年协会，全力保存丹麦的主体性以及民主价值观。柯贺也在教授丹麦历史的课程中，强调全民团结对抗德国及丹麦纳粹份子的必要性，而吸引了众多的听众以及大篇幅的新闻报导。他指出，虽然丹麦国家遭到占领，但丹麦民族的力量与正当性并没有因而消灭。

这股方兴未艾的国家精神风潮，在通常为大型地方性活动的社区歌曲节上最能够公然展现。七月四日，奥尔堡附近约有一千五百人合唱赞歌，内容描述一八六四年丹麦与德国的战争，歌咏士兵的英勇，也哀叹他们遗留在身后的女子。从八月至九月，共有七十五万人在类似的歌曲节上高歌。在九月二十六日的国王七十大寿上，成千上万名民众涌上哥本哈根的街头向这位国家的象征人物高唱生日快乐歌。布伦回忆道：「这么多人聚集在哥本哈根周遭的公园里单纯唱歌，实在是对德国人的一大挑衅。」

正面挑战占领行动不免违反政府的合作政策，但彰显丹麦人荣誉和特性的文化活动就可以利用其表面上的非政治性而大肆举行。不过，在这个弥漫沮丧情绪的时刻，这些活动依然隐含了对德国支配行为的抗拒。虽然真正的抵抗运动必须迟至一九四一年才会成形，但这些歌唱会以及各种日常的象征性抗议行为却奠立了抵抗运动的心理基础、犹如三十多年后共产波兰的情况。在反对行为尚未成为正式的运动之前，波兰的激进劳工以及异议知识分子的活动，即先为反对势力开创了社会空间。

丹麦的记者也在抵抗运动的初期预备阶段扮演了角色。德军入侵之后不久，德国新闻专员即亲自拜访丹麦外交部新闻处，以确立基本的出版规则：所有外国新闻及社论都必须事先得到许可；不得对占领军有所批评；各种军事新闻都必须经过事先批准才可刊登。不过，向来习惯享有完全自由的丹麦媒体，对这些规定则表现出不太含蓄的鄙夷态度。《特刊》晚报以隔行印刷暗示读者要读出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卡伦堡电台以及哥本哈根电台的播音员每次播报经过审查的战争新闻，总以明显的讽刺语气宣读其标准开场白：「现在播报最新的德国公报，」以及标准结尾：「最新的德国公报播报完毕。」丹麦各个角落都充斥着拥护并强调丹麦主体性的激昂情绪，只差没有和占领军正面冲突而已。全体人民自行提起士气，政府则与侵略者合作。随着一个个星期过去，德军看似愈加所向无敌。丹麦沦陷后不到六个星期，德军就又接连攻占了荷兰、比利时及法国。欧洲主要国家只剩下英国能够抵御纳粹战争机器。

「打倒叛国贼！

丹麦纳粹党受到德军连战皆捷的激励，又获得德国纳粹的慷慨资助，于是在一九四○年六月试图在哥本哈根发起政变。政变没有成功，不过丹麦领导人却因此着手预防政府再度遭受纳粹染指。七月二日，五个政党合组一个称为「九人委员会」的国会团体，就此成为政府的真正决策中心。部会首长都被逐出政府，包括主导合作政策的外长孟赫也不例外。不过，孟赫虽然遭到撒换，他的政策却保存了下来。

新任外长史卡维尼斯先前即曾担任过这个职务，而且在一次大战期问曾任驻德大使，当时丹麦为中立国。史卡维尼斯虽然高傲又不受欢迎，却因个性务实而被认为足以和柏林的野兽打交道，他执行合作政策的态度毋宁是较为听天由命的。他虽非德国的支持者，却认为德国会赢得战争。因此，他的目标就是要避免国家受到德国压迫。

史卡维尼斯的态度明显倾向丹麦的新主子，而声称丹麦「无论如何皆不应同其南边的伟大邻居起冲突」。他赞扬德国在战场上的胜利，断言「欧洲的新时代」已然展开，并且呼吁丹麦人民与德国进行「双方的积极合作」。这种逢迎的作法助长了丹麦纳粹党人的气焰，他们于是要求国王撒换史卡维尼斯以外的所有部会首长，而由纳粹党人或者其它「通晓新时代」的人士接任。国王拒绝这项要求，但丹麦政府仍然对德国百般奉承。一九四一年初，发表可能损及丹麦外交关系的公开言论必须负担刑责，即使是私人谈话也可能导致牢狱之灾。新颁行的法律授权政府对「占领军的敌人」处以无期徒刑。

德军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联。德国要求丹麦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并且逮捕丹麦共产党的领导人物。丹麦领导人于是陷入困境：屈服这些要求不免更进一步剥夺丹麦人民的宪法权利，但不照做又可能会促使德国自行逮捕共党人士。保守派的人民党坦承该项要求「与丹麦一向的正义概念有所冲突」，却也同时指控共党人士犯有「恐怖与破坏」的罪行。丹麦国会于八月宣告丹麦共产党为非法政党，警察随之逮捕三百名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三名国会议员。丹麦国内的自由已遭到压缩。

就在东边前线的战事持续不休之际，希特勒决定要把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线扩及全欧，而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邀请」丹麦加入这场战役。在一场紧急会议上，丹麦的部会首长全都含糊其词。伦特芬克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再度向丹麦提出这项邀请：「丹麦必须立即签署这项协定。否则……丹麦将被视为敌国，并面临无可避免的后果。」史卡维尼斯于是前往柏林签署了这项协议。

第二天，哥本哈根的学生齐集于阿玛利恩堡广场，先游行至丹麦纳粹报社，接着又走到国会。伦敦的《泰晤士报》报导：「他们无视于警察的存在，而在城里许多地区进行示威，高喊着『打倒史卡维尼斯』及『打倒叛国贼』。警方使用探照灯、以警棍驱打群众，而且击发数枚空包弹，才总算封锁住......通往德军总部的道路。」史卡维尼斯从柏林返国时，必须采取严密的安全措施，以防更多示威活动因此而起。

德国与丹麦政府都对这一切事件同感惊讶，丹麦政府也因而不得不正视合作政策不受民众支持的事实。丹麦政府虽于几天后谴责抗议人士，内阁却也私下决定，如果德国坚持在东边前线征用丹麦部队以及军事物资，或者要求订立反犹太人的法律，丹麦政府将予以拒绝。不过，丹麦政府这一点小小的骨气在几个星期后即告消失殆尽，而被迫交付德国海军六艘新鱼雷舰。丹麦政府也未采取措施阻止德国征召丹麦兵。不久之后，丹麦役男就全部受征召进入了丹麦解放军。对占领军的响应不再只限于歌唱会或者街头游行；现在的抉择是要和他们并肩作战，抑或对他们展开抗战。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采取行动」

一九四二年初，丹麦人民开始以实际行动甚至破坏行为挑战德国。一个由奥尔堡的小学生组成的团体，自称为「丘吉尔社」；他们的口号是：「大人如果不采取行动，就由我们来吧!]。该团体的一位领袖回忆道：「我们有一个反纳粹的标志，是每个笔划尖端都有箭头的骗字型。我们在墙壁、楼梯等各种地方漆上这个标志。我们最大的成就是烧毁一列满载战争物资的货物列车。」最活跃的破坏团体是由共党份子领导的，他们在德国对苏联展开攻击之后即转入地下活动。他们的组织名为K0PA（共产游击战士），专门袭击生产战争物资的小型工厂。几个月后，非共党人士也获准参加，而组织名称也改为BOPA（中产阶级游击战士）。他们的行动虽未造成可观的损害，却使得合作政策趋于复杂：政府如果镇压破坏份子，则会使其原已日益下滑的支持度更加低落；若不采取行动，则会激怒德国主子，而丹麦政府的存在端赖德国的容忍。

与此同时，新兴的地下媒体也开始鼓吹反抗占领军。《自由丹麦人》于一九四一年秋天开始发行之后，反德政治人物也创办了深具影响力的《自由丹麦》，同时也有其它报纸陆续出现。许多参与人士都是没有新闻从业经验的年轻人，他们只有几台打字机以及老旧的复印机器。经费、纸张、油墨，以及可靠的助手都得来不易，能够掩人耳目的运作场所更是绝无仅有。不过，地下媒体迅即发展成熟，而且政府从未能成功压制。一九四二年底，非法通讯社「讯息社」开始提供各种报导，搜集自BBc、瑞典、丹麦政府部会，以及未曾经过审查的新闻来源。在一九四三年，各种非法出版品的发行量总共高达两百六十万份，非法媒体协调委员会以及联合新闻编辑室也因此成立。

席尔和友人离开斯莱格思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就读之后，也一同加入了出版行列。他们弄到一部老旧的复印机，而成立了「学生新闻社」。他们不久即开始出版非法书籍，以厚纸版装订，而在自己的公寓及家中进行发送工作。史坦贝克（JohnSteinbeck）所着的《月亮西沉》（TheMoonisDown）极为畅销，收录丹麦政府及军方在德军入侵时期的会议文件的《白皮书》（WhiteBook）也不遑多让。书中披露政府的妥协作为，令许多丹麦人为之震惊；该书销售量超过两万本。辑录希特勒演讲稿的〈元首语录〉，封面上绘有一幅希特勒骑着白马，手持骗字型旗帜的逗笑图画。有两千本寄至德军的邮政信箱；纳粹认为该幅图画有戏谑之意，而大感愤怒。不论在印刷品或在公开场合上，抵抗与不合作都成为丹麦人对占领军的主要响应方式。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斯陶宁总理的国葬典礼上，哥本哈根最大的会议厅里涌入一万两千多名前来致意的民众。由于克里斯蒂安国王预定要出席，因此会场内出现骚动之时，所有人皆起立注视他们爱戴的领袖。不过，进入会场的却是德国公使伦特芬克。一位观察家记述道：「实在难以描述群众坐下的速度有多么快。由于会场很大，因此他们的动作有如涟漪一般，随后成为一场独特的静默抗议活动。」国王终于抵达之时，随即受到群众的热烈鼓掌欢迎。

由于克里斯蒂安国王是丹麦传统的象征，因此他便成为关键的社会与精神代表人物。战前，他每天都会骑马穿越哥本哈根的街头，而这项举动在占领期问也没有中断。他骑马上街时没有随扈护送，而民众都会守候在他行经路线的道路两旁，或是鼓掌欢迎，或是上前与他握手。德军士兵也会立正致敬，但国王总是把目光转向别处。哥本哈根主教说道：「他是我们的支柱，他使我们团结，他引导我们。」

穆勒是另一位丹麦的精神领袖。他是奉行不合作主义的国会议员，德国曾于一九四一年施压逼迫他辞去商务部长的职位。后来，由于他依然持续在地下报纸以及群众聚会上批评德国政策，伦特芬克于是要求丹麦政府撒销穆勒的国会议员资格，并且禁止他发表反德言论。丹麦拒绝照办，因此德国决定逮捕他。不过，他却逃到了伦敦，而在抵抗运动期间不断透过电台发表激励人心的演说，大力鼓吹丹麦人违抗德军。

一九四二年八月，德国要求丹麦政府扩大媒体检查作业并对抵抗人士判处死刑，以抑制日益勃兴的抵抗运动。丹麦政府虽然拒绝这些要求,却也对抵抗运动发表谴责。几天后,穆勒透过BBC向他的同胞提出一道不同的呼吁,一道较为符合其祖国精神的呼吁。。[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采取行动。我们有责任专注于一种行为上,一种对德国伤害最大的行为......尽你的责任-做好你的工作。]

侮辱言行，选民徽章，罢工活动

由于丹麦人民的违抗精神日益强烈，希特勒于是认定丹麦即将爆发反叛行动。此时，英美两国正在对北非侵略计画进行最后确认，希特勒则一心要阻碍盟军的行动。诸如丹麦这种可能发生的分裂情形，都必须事先制止。于是，希特勒决定改变德国与丹麦的关系；不过他需要一起挑衅事件来使他这项举动看来合理。

他的需求终于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克里斯蒂安国王的七十二岁生日那天实现。希特勒发电报向丹麦国王贺寿并表达祝福之意。克里斯蒂安却回以冷淡而简短的答复：「由衷感谢。国王克里斯蒂安。」希特勒把这项对他个人的冒犯言行解读为丹麦不合作的象征。于是，他召回伦特芬克，要求丹麦提供三万名青年为德军效命，并扬言驱逐丹麦政府。伦敦的《每日电讯报》的头条写道：「希特勒即将接管丹麦。盖世太保摩拳擦掌，克里斯蒂安王位岌岌可危。」

德国又另外派遣两位纳粹党羽向丹麦施压。汉尼根将军奉派接管军队。纳粹的老官僚，党卫军总管贝斯特博士，转任德国驻丹麦的全权大使；希特勒与他单独会面时，指示他「以铁腕统治」。柏林政府的最后一项命令，则是把向来受到纳粹喜好的丹麦外长史卡维尼斯任命为总理。他迅速在内阁里布满了亲德人士。丹麦民众原本就毫不掩饰对他的鄙夷，现在更是到处发起抗议及示威活动。

贝斯特决心维系住丹麦的「提供补给的意愿」。他认为赢得战争是第一优先目标，而镇压措施只会刺激抵抗运动加速发展。这种想法造成他与汉尼根的对立冲突，但除非柏林另有指示，否则贝斯特握有最终决定权。他于是着手拓展与丹麦议员的友好关系。在一份涵盖他上任头几个月的报告里，他提及丹麦人民对战争「厌烦至极」，丹麦对德国的输出物品数量扬升，而工农生产力也双双提高。柏林赞许有加，不过贝斯特其实粉饰了实际状况：在表面底下，反对占领军的情绪极为强烈。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贝斯特准许丹麦举行国会选举——这是他的一大失误。德国希望藉此证明其对受占领国家的自治权极为重视。虽然丹麦共产党敦促选民投下空白废票以示抗议，其它政党却极力争取选票。大多数的抵抗团体都力图促成民主政党的联盟。「丹麦青年合作运动组织」发出一百多万个印有国旗及「已投票」字样的选民徽章。佩戴这只徽章不仅是种象征性的举动，也使得有意放弃投票权的人感到羞愧。结果，投票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九点五，为丹麦有史以来最高记录。政党联盟获得超过百分之九十四的选票，在国会的一百四十九个议席中赢得一百四十一席。丹麦纳粹党仅勉强拿下三席。

贝斯特把纳粹党的表现欠佳归责于丹麦纳粹党领袖克劳森的无能。他没能理解这场选举的意义：丹麦人民藉由选票清楚表达了对本土民主的渴求以及对外国支配的排斥，因此是德国的一大挫败。在二十世纪里，所有的专制政权对于举办选举可能带给群众运动的主体力量！以及强化反对势力的潜力！大多无法理解。

抵抗人士愈来愈把抵抗运动视为丹麦人民藉以影响战争发展的机会。BBc加紧宣传动作，力促丹麦与德国决裂。有人列出黑名单，而在电台上广播涉及亲德言行的丹麦人士姓名,这不禁令人想起与英国政权合作之印度人士所受到的羞辱。盟军战胜的消息，尤其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大败，都有详尽的报导，以激励丹麦人起身反抗。

这一切都助长了更多的破坏行动。七月有九十三起事件，八月则有两百二十起。「霍格丹斯克」是主要的煽动团体，其名称取自于一位丹麦传奇英雄的名字，每当国家有难，他就会从沉睡中醒来。里勒伦说明自己协助成立这个团体的原因：「我实在不想再看到街上充斥着德国人了。我当时沿着哈罗德大道骑车......看到一连士兵搭车经过时，我的情绪就爆发了。我向他们吐口水，结果就被几个警察抓住，带到警局......我当下决定，如果我再次遭到逮捕，一定要先对德国人造成伤害。」不过，对这些侵略者伤害最大的并不是破坏行动。

工人在各种积极抵抗行为的鼓舞下也开始罢工。丹麦人对这种抗议方式并不陌生：要求宪政改革的劳工领袖曾于一九二○年发起一场全国总罢工（而导致内阁与国会的决策权力扩大）。现在，抗议的目标变成外来的敌人。一艘在奥登色进行维修的德国巡洋舰遭到破坏攻击之后，驻守该市的德军指挥官即派军进入造船厂内，造成造船厂工人集体罢工。丹麦人民和鲁尔地区的德国工人一样，最无法容忍的就是被迫为外国人工作。罢工消息传到市内其它工厂之后，所有工人便一致加入罢工行列。

罢工风潮从奥登色扩散至日德兰半岛西岸的艾斯堡海港。当地一间渔货仓库的工人出走事件演变为遍及全市的「平民罢工」。包括渔民、警察、消防队员、办公职员，以及公务人员在内的所有市民，都一同停止工作，关上家门，齐聚于市中心。德国当局愤怒之余下令施行严格宵禁，但民众却不予理会。群众涌上街头，扬言不解除宵禁就不回去工作。德国当局终于在五天后退让。两天之后，奥登色又爆发另一场罢工，抵抗运动也随之扩展到较大的城市，包括奥尔堡和阿胡斯。部会官员、奥登色市长，甚至工会领袖都恳求奥登色的工人恢复工作。但工人已目睹罢工行动对德国士兵及行政当局所造成的困扰。如果德国需要丹麦经济正常运作，丹麦工人就会尽全力造成经济停滞。

奥登色的罢工民众后来转趋暴力。一名德国士兵受到一群愤怒群众的进逼之下，不禁拔枪开火，造成一名小男孩及其它三人受伤。群众在激愤之下一涌而上，把该名士兵殴打至死。希特勒听到这项消息之后，立刻下令奥登色向德国军方缴交一百万丹麦克朗（译注：丹麦货币单位）罚金。德国当局同时也对奥登色实施宵禁，关闭一切剧院及电影院，并且扬言若不交出「殴打德国军官」的人，便将发动逮捕行动。

贝斯特对罢工风潮极感尴尬，因此一再要求丹麦政府加以控制。丹麦内阁与国会于是共同提出回归「平静与安定」的呼吁，但工人决定追随抵抗运动领袖，而对该项呼吁置之不理。贝斯特被召回柏林说明丹麦的状况。他建议持续采取温和手段，并且辩称罢工活动只是单一事件。不过，向来倡议采用军事手段的汉尼根将军这次占了上风。在罢工与破坏行动大肆蔓延、战况又转坏的情况下，希特勒终于同意汉尼根将军的作法。除非丹麦人民接受严苛的新条件，否则德国当局将宣布进入紧急军事状态，而由汉尼根接管丹麦。

「转折点」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德国对丹麦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宣布紧急状态并颁行八项措施！罢工活动、五人以上的公众集会，以及室内或户外的私人聚会一律禁止；实施宵禁；没收一切武器；把出版检查权交给德国当局；成立简易法庭审理违犯此中规定的行为；阴谋破坏、违抗德军，以及持有武器等行为一律判处死刑。简而言之，丹麦必须遏止一切反对声音以及抵抗行为。

这项最后通牒遭到断然拒绝。丹麦政府答复道：「施行德国的这些要求将使政府无法平抚人民的情绪。」合作政策至此已告终结。史卡维尼斯于是率领内阁总辞。德国部队随即于第二天占领火车站、发电厂、工厂，以及其它重要设施。士兵进入住宅区逮捕具有影响力的大学教授、报社编辑、国会议员及商人。各主要建筑及设施也都派驻德国卫兵。丹麦人收听电台新闻都会先听到汉尼根的声明：「公务人员应持续上班，遵守德国当局的指令......罢工一律禁止，违者最重可处死刑。」另外还有一件事：电信与邮政系统都已遭到关闭。

军方接管丹麦之后，贝斯特即被冷落在一旁，并满心把自己的失势怪罪在别人头上。他和二十世纪里其它自以为是的失意政客一样，把一切过错归诸媒体，而责怪媒体漠视他的警告，以致激怒德国。他在一场杰出报业人士的聚会上说道：「在这个荒谬可笑的小国家里，媒体竟然灌输人民德国软弱无力的印象。你们昨晚所得到的，就是你们的奖赏。」对丹麦抵抗阵营而言，这的确是一大奖赏。

镇压行为厘清了抵抗运动的任务。地下报纸《自由丹麦》析论道：「当然，这是个转折点。但这所代表的，其实只是一个缓慢发展的状况……终于得到了公开确认。」八月的罢工活动显示丹麦人民愿意对抗德国；街头上的部队只是提醒他们：他们也是大战中的一份子。

不过，对丹麦全体人民而言，公众抵抗运动却带来了个人的危险。在过去的三年里，丹麦政府虽然奉行惹人嫌恶的合作政策，却也还足以在丹麦一般人民与德国当局之间扮演缓冲的角色。内阁总辞之后，政府部会虽然照常办公以维持公共及社会设施的正常运作，但那一道屏障已然消失，而且也没有人知道汉尼根将军会采行什么措施。对丹麦的八千名犹太人而言，因为不可确知而带来的恐惧感更是强烈。早从丹麦被占领开始，丹麦政府就保证他们能够享有平等权利。德国为了避免动荡，也对丹麦的犹太人问题采取低调态度。第一波侵略攻势结束之后才六天，伦特芬克就向柏林警告道：「我们在这方面只要稍微逾越最低限度，就会造成政治与经济的瘫痪或是严重混乱。切勿低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贝斯特当家做主的时候，也延续这种不干预的作法。而他的上司外交大臣里宾特洛甫，虽然一再受到艾希曼（AdolfEichmann)与希姆莱（HeinrichHimmler）施压，也不曾要求他改变政策。不过，到了一九四三年八月，由于罢工及破坏行动达到了高峰，政治嗅觉灵敏的贝斯特于是见风转舵。他于九月八日向柏林发出一份内容冗长的电报，建议逮捕丹麦境内所有犹太人。他心知这项提议能够博得艾希曼、希姆莱，尤其是希特勒的欢心。他同时也要求警方展开逮捕行动。

九月十五日，党卫军与保安官员开始抵达哥本哈根，贝斯特也在两天后获得希特勒首肯展开行动。但此时贝斯特又开始担心逮捕犹太人会造成太大的骚乱。他向他在哥本哈根的密友达克维茨透露心中的疑虑。达克维茨是德国运输专员，青少年时期曾经参加纳粹党。他反对逮捕行动，因为德国与丹麦的关系将因此恶化。他看到希特勒给贝斯特的答复之后，当天晚上即在日记里写道：「我知道该怎么办。」

贝斯特知道自己仍须奉行命令执行计画。由于岁首节（译注：犹太历新年）开始于九月三十日星期四，因此犹太人在星期四以及十月一日星期五都会回家团圆庆祝新年。有鉴于此，贝斯特于是提议从星期五晚上十点展开逮捕行动，并持续进行至星期六早上。如果一切按计画进行，犹太人将会措手不及地在家中被逮，而不会引起太多骚动。不过，包括贝斯特在内，德国方面没有人知道达克维茨会怎么做。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二，达克维茨与贝斯特晤谈之后，便打电话给他在丹麦政界的朋友赫德妥夫，要求与他和他的社会民主党同志见面。他们在那天下午会面时，达克维茨直截了当地把德国的计画全盘托出，并敦促他们开始警告犹太人。他们立刻连络犹太人社区里最重要的人士，包括犹太教教长梅尔基奥及马格林斯基。马格林斯基于是组织了一支讯息传递小组，以通报犹太人藏身自保。

在非犹太丹麦人共襄盛举之下，该项消息立刻以迅雷之速传播开来。救护车驾驶努森翻查当地电话簿找寻「名字听来像犹太人」的家庭地址。找到之后，他就开着救护车前去警告他们。他们如果没有地方可以躲，他便把他们带到医院或者在抵抗运动中较为活跃的医生家里。有些犹太人则在街上碰到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向他们提供其家里的钥匙。犹如海法大学现代犹太历史教授雅赫尔所言：「这种情况是艾希曼及其手下所不习惯的。」由于「丹麦人民在一夕之间筑起一道活生生的墙」，而掩护犹太人逃过了一劫。一名丹麦人写道：「......我们经历了一场伟大的经验，因为我们亲眼目睹这群人民从原本慑服于德国的实力而自问：『我们能怎么办？』——同样的这群人突然间团结奋起对抗德国，并以积极的作为协助了他们无辜的同胞。」

救援犹太人的行动激励了全国人民，而促使许多丹麦人进行强力抵抗。《自由丹麦》宣称，即使「援助犹太同胞会招致严厉的惩罚以及被遣送到德国的可能」，丹麦人也不可屈服于德国的威胁之下；「而且我们应该持续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协助他们。对我们而言，过去两天晚上的事件已经成为丹麦命运的－部分。我们如果在犹太人惨遭苦难的时候遗弃他们，就等于是遗弃自己的祖国。」

丹麦社会各界的代表团体几乎都有志一同地谴责德国的行动。哥本哈根与阿胡斯的大学院校全部关闭一个星期以示抗议。丹麦宗教部向贝斯特寄发抗议信函，并将该信函散发给神职人员以供于讲道时使用（自此以后，教会即协助成立地下网络，信徒也大量加入原有的抵抗组织）。此外，新近成立的自由议会！由七名各自代表不同抵抗组织的人士组成——也发表声明谴责「德国人所发动的集体迫害行为」。

但犹太人并未因此摆脱危险。德国于十月二日下令所有非犹太人把犹太人交给有关当局；如此一来，犹太人即无法再安全地藏身于丹麦国内。他们必须想办法促使瑞典采取中立态度。十数个团体出面把犹太人从内陆运送到海岸，再让他们搭上渔船、小船，甚至独木舟。霍格丹斯克破坏组织把全副精力投注在救援犹太人，先让他们在哥本哈根港埠区的屋子里躲藏到傍晚，再由组织的十二艘渔船载运他们到瑞典。

席尔和他在学生新闻社的同侪合作搜集犹太人逃亡路线沿途的德军活动信息！这项极端宝贵的贡献，代价也非常高昂：五名学生在一次勘查任务时遭到杀害。《国家时报》的记者和抵抗组织及地下救援小组保持联系，以提供逃亡路线与德军人数等信息。他们以「马铃薯」当作犹太难民的代号。一名记者忆及他当时撰写的报导：「今天有十八袋马铃薯卖给艾吉太太......有二十袋经由陵比的中介卖出去......这些马铃薯最好能够移往他处。」

每一艘满载犹太难民的船只抵达瑞典，都是丹麦抵抗阵营的胜利，不但使他们的决心更加强，也令他们的组织更壮大。德军虽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持续追捕丹麦犹太人，却没有太大成效，而只能任令七千两百二十名犹太人成功逃往瑞典。在十月一日、二日两天的突袭行动中，只有四百七十二人遭到逮捕。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不但促成救援行动的实现，激化丹麦与德国的对立，也向同盟国以及心存怀疑的丹麦人士证明了抵抗运动只要策画完善，目标切实可行，便有可能推翻第三帝国的掌控。「丹麦人民最伟大的胜利」

紧接在这场胜利之后，由于丹麦地位最崇高的诗人暨剧作家孟克（KajMunk）遭到谋害，抵抗阵营的斗志于是更加激昂。身为牧师的孟克在除夕夜的布道会上谴责德国的占领行为，并且鼓吹他的听众进行破坏行动。后来他在家中被一支德国恐怖小组挟持，并遭到枪杀。当天晚上，丹麦演员亚柏在哥本哈根的皇家戏院有一场演出，他在开幕之时请求现场观众利用「一小段时间追思今天亡故的丹麦最伟大的剧作家」。现场顿时一片静默，观众安静地看着亚柏拿起外套离场。接下来几天，德国虽然下达禁止令，丹麦各地依然有许多追思仪式，书商并在窗户上缀以黑色纸张。

为了善用这种张力并且持续加以发展，自由议会这个地下组织遂赢得丹麦军方承认其为丹麦实质上的政府，直到国王能够自由组成新政府为止。自由议会同意，抵抗运动的首要目标应为对德军的积极反抗。自由议会并因此成立一个指挥委员会，以协调所有抵抗行动。原本如野草般四处窜生的抵抗势力，终于有了中央指挥中心以及单一发言口径。

丹麦在一九四四年初共分为六个抵抗区域，虽互相独立，却又都接受指挥委员会的指导。每个地区都成立地下自卫队，用偷运自英国与瑞典的武器进行训练。不到一个月，这些组织即与其它破坏小组协同行动，对制造小型武器、坦克车、飞机、大炮等军用品供德军使用的丹麦机构发动攻击。破坏份子于六月间对铁路线发动十九次攻击，是前五个月平均次数的三倍。

抵抗运动原本的目标是要声张丹麦主权，以采行积极活跃的行动而大量降低德国对丹麦的剥削。自由议会的推动已然使其超越了这项目标。不过，自由议会的发起人之一雅各森却认为有另外一个目标必须先达成。他写信向身在伦敦的穆勒指陈道：「在我看来，提升我国人民性灵的斗争毋宁是最为要紧的......对我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必然是：『我们要如何号召所有人加入这场斗争？』而不是『我们如何才能够重创德国人？』我敢打赌，如果产生的效果相同，那么有一千人参与其中绝对比只有十个人来得好。听来或许矛盾，但绝对不会错。」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雅各森反对丹麦军方成立地下军队的提议，因为他认为抵抗运动应该是全民都能够参与的，而大多数人都必须在地上生活。他希望全体社会一同反抗德军，而不是只有一小群武装人士。这种想法与甘地如出一辙。甘地认为，要有效对抗外国占领军，就必须要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共同参与。一旦大多数人民皆反对外国力量！一旦他们不再同意接受支配——外来统治者就不再能够拥有维系政权所需的人民合作，也不再有表面的合法性假象。

自由议会对全国人民发出呼吁，而强调非暴力抵抗的优先性。「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目标明确且毫不松懈地......制造阻碍......拒绝合作，推诿拖延，并贬抑德国当局。」唯有「拥有勇气与相关资源」的人士才能够实行暴力抵抗行为，而且行为对象必须是「对占领军具有极度重要性的人事物」。不过，

在破坏行动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德国的报复行动也随之增加。报复行动通常由亲纳粹的丹麦解放军当中的老手「丹麦沙尔博格部队」执行。沙尔博格部队利用反破坏的手段攻击丹麦人民所珍爱的国家象征以及历史古迹，这种手段后来被称为[Schalburtage]（译注：与「破坏」谐音）。举例而言，一家为德军制造步枪的工厂遭到破坏之后两天，沙尔博格部队即纵火焚烧丹麦皇家瓷器工厂，并在哥本哈根著名的提弗利公园放置炸弹。

六月中旬，希姆莱命令贝斯特严厉制裁破坏份子。他于是在六月二十五日再次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在晚上八点至早晨五点间实施宵禁。第二天，哥本哈根的柏威造船厂全体员工即因此于下午一点集体下工。他们向老板保证这绝非罢工，只是纯粹提早下班回家照料花园，以免延误时间，违反宵禁规定。其它工厂的工人很快就耳闻了这项计策，而纷纷以同样的借口停工。

不过，丹麦人并没有回家浇花，而是在哥本哈根的街头上集会向德国示威。地下通讯社「讯息社」报导：「哥本哈根居民以数百人为一群站在街角，以便在德军巡逻队出现之时逃入小巷道里。若遇见丹麦警察，他们便说：「别插手」警察也欣然从命……群众以铺路石、厢型车、脚踏车等构成屏障封锁街道，并对德军丢掷物品。德军则在狂怒下到处开枪。」到了当天傍晚，有六名丹麦人丧生，数十人受伤。

第二天早上，哥本哈根市内各地的工厂工人全部加入罢工。「提早回家」运动广为蔓延，以致城市中已有一部分地区公然展开反抗行动。贝斯特未雨绸缪，把宵禁时间延后到晚上十一点，但却无济于事；电车与公车不是出轨就是翻覆，路障愈来愈多，焚烧物品的火堆更是照亮了夜空。贝斯特对这种混乱情景极感愤怒，而召集丹麦行政官员及工会领袖举行紧急会议。德军原已在欧洲各地陷入寡不敌众的困境，现在武器与车辆的产制及运送又因罢工活动而告停顿。贝斯特威胁对罢工活动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并警告将追究丹麦官员的责任。

丹麦政府考虑过后，即向大众提出呼吁。「德国即将采取后果无可弥补的严厉措施……因此我们恳切要求所有人恢复日常工作。」不过，政府官员知道，他们必须在声明中表明德国已确实展开镇压行动，否则丹麦民众不会把他们的呼吁当一回事。他们于是在声明中加入一句话，怪罪德国方面「令人遗憾地采行了若干措施」。贝斯特对这句话怒不可遏，随即下令德国部队断绝市内所有瓦斯、电力及自来水的供应。在与丹麦官员召开的最后一场会议上，贝斯特表示「德国的荣誉已遭到玷污,有人得为此吃上苦头......哥本哈根的乌合之众必须尝尝鞭子的滋味。]

自由议会于六月三十日深夜召开一场紧急会议，会中决议认为，既然罢工活动已成为迄今为止最庞大的抗德运动，自由议会自然必须加以支持。自由议会于第二天早上宣告：「这是丹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全国示威运动。沙尔博格部队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不断攻击，以及德国占领军对法治人权的彻底破坏，在在使人民忍无可忍。自由议会支持罢工持续进行，直到沙尔博格部队撒离、紧急状态解除为止。」抵抗运动的暴力行为并没有因德国的打压而大幅削弱，但侵害人民的暴力行为却激使丹麦全民展开非暴力行动！抵抗阵营于是忙着赶上人民的脚步。

德国当局的下一步则是企图让哥本哈根与世隔绝。不过，由于德国部队陆续调离丹麦移往前线，以致哥本哈根的封锁行动人手不足，因此数千名民众也就轻易通过了封锁线。哥本哈根市内的罢工活动持续加剧，罢工工人不但挖掘壕沟，还敲碎街道表面而以石块丢掷德国士兵，刺激他们开枪还击。到了七月二日星期六晚上，已有二十三名丹麦人丧生，超过两百零三人受伤。罢工及抗议活动蔓延至西兰岛和日德兰半岛上的各城市。德国方面也展开反击：坦克车驶入哥本哈根市区，并有谣言指出德国将对丹麦首都进行轰炸以迫使市民屈服。由于各种公共服务均告停摆，市民于是到邻近的湖泊汲水，并且采集木材在街上烘烤食物。地下组织安排牛奶、鸡蛋、乳酪等生鲜食品的秘密运送，商店也降价贩售农产品。

即使违抗精神高昂，但丹麦民众究竟还能承受这种情形多久仍未可知，、况且德军轰炸的威胁也似乎极有可能实现。于是，地方当局、工会职员，以及重量级议员都纷纷在德国方面与自由议会之间折冲斡旋，以期打破丹麦挑衅与德国报复的恶性循环。贝斯特同意把招怨甚多的沙尔博格部队撒离哥本哈根，解除宵禁，同时禁止德国部队向丹麦民众开枪。他也承诺在罢工活动终止后取消紧急状态，并恢复瓦斯及水电供应。

对德国而言，这场「人民罢工」带来了令人焦虑的启示：自由议会以不合作政策一跃而为丹麦的号令中心，而罢工活动也让德国政权的信用荡然无存。这些挫败所造成的打击又和德军在欧洲各地节节败退的消息形成加乘效果，一方面削弱占领军的士气，另一方面则鼓舞了丹麦人民。七月四日星期一晚上，自由议会发出一份「胜利公告」，内容详列德国方面的退让事项，同时赞扬丹麦人民面对德国报复行动的坚忍不拔。公告结尾指出：「全面罢工是个比零星进行的破坏行动远为有效的武器。造成决定性影响的是人民罢工，而非街头上的路障或骚乱……自从丹麦遭到占领以来，哥本哈根的人民罢工是丹麦人民所获致的最大胜利。」

自此以后，自由议会即不再倡议破坏行动与军事手段，而大力鼓吹非暴力运动。自由议会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停止组织地下自卫队，而转向从事罢工活动的协调工作。一位议会成员写道：「我们只要短短数小时就可以发起一场全面罢工。上自政府机关部会，下至基层首长，全都参与其中。只要我们一声令下，全国就会陷入停顿。不只如此，我们还可以视情况需要指定特定部门的工作人员展开罢工，同时让其它人照常工作。」有限度、有节制，并且经过挑选的非暴力罢工活动，已然成为最佳的抵制手段。

七月十二日中午，丹麦全国人民共同默哀两分钟，以纪念在人民罢工活动里丧生的人士。同样的默哀活动在八月二十九日又举行了一次。此后，这类纪念性示威活动在占领期间内频频出现。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柏威造船厂爆发罢工活动，以抗议十一名丹麦青少年因参与破坏行动而遭处决。自由议会随即介入，宣布自第二天起展开一场二十四小时的罢工。自由议会同时也敦促工人「避免示威。保持冷静与尊严」。罢工活动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不到十天即有五十四个城镇加入罢工行列。

才一个月后，九月十四日又爆发大规模罢工，原因是为了抗议丹麦囚犯遭遣送至汉堡。贝斯特曾与丹麦前任政府协议在弗洛斯列夫设立一个收容所，俾使丹麦囚犯能够留在国内。现在贝斯特却自毁承诺，而把两百名囚犯送往德国。有鉴于此，德国边界的丹麦铁路工人于是集体罢工。罢工活动迅即蔓延至日德兰半岛各地，以致岛上的铁路网络宣告停摆。由于德军极度依赖铁路运送部队上前线，于是采取了和法军在鲁尔地区的同样作法，派兵占领主要车站。罢工工人皆受到处决的威胁，同时又有五百名囚犯即将遭到遣送。国家铁路总管与工会领袖由于担心德国会落实这些威胁，于是极力劝导工人恢复工作，但却徒劳无功。日德兰半岛依然爆发了全面罢工。自由议会支持罢工活动，并号召全国人民一同展开罢工，到星期一中午结束。那天早上，丹麦各个城市的生活机能全告停摆，德军补给品的生产也再次陷入停顿。

占领期间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场罢工在不久之后随即爆发。九月十九日，德军在哥本哈根、阿胡斯、奥尔堡，以及奥登色施放假空袭警报，德军士兵即在警报声的掩饰下搭着运兵车到达各警局，开始逮捕丹麦警员。对德国当局而言，由于丹麦警方对破坏行动与失序现象视而不见，因此已不再可靠。到了当天傍晚，已有近一万名警察遭到逮捕及卸除武装。在阿玛利恩堡，国王的随扈也遭到拘捕。一名德国军官向丹麦国王表示他奉命要在皇宫上升起骗字旗，国王拒绝之后声称道：「你如果升起那面旗，就会有一名丹麦士兵去把它拿下来。」「那么那名丹麦士兵就会被射杀，」德国军官回答道。国王则响应道：「那名丹麦士兵就是我。」阿玛利恩堡上终究没有升起骗字旗。

针对丹麦警察逮捕事件，自由议会发起另一场全国总罢工以为响应，预计于当周稍后结束。他们敦促丹麦人民保持冷静，在「时机成熟」之前不要任意走上街头。日德兰半岛上的五十八个城镇又再次全数参与，而且极少出现暴力景象。不过，少了警察在街上巡逻，大城市里的犯罪活动明显增加。自由议会于九月二十二日发出维持秩序的呼吁，而将若干犯罪行为的最高刑罚加重，并由地下自卫队充当城市警卫队。

到了秋天，秩序终于多少得以恢复，而当时丹麦人也和欧洲大部分占领区的人民一样，预期战争将在几个星期内结束。但随着战事持续延长至冬天，丹麦的煤、天然气、水、电，以及食物也都出现了短缺。加上警力薄弱，犯罪活动于是大幅增加。同时间，盖世太保藉由渗透手段锁定抵抗组织，而对抵抗人士加以刑求或谋害。沙尔博格部队也回到哥本哈根，四处纵火焚烧疑似有破坏份子藏匿的处所。接着更有抵抗组织集体遭到逮捕，其中包括自由议会的重要成员。虽有报复性抗议行动出现，但由于天候恶劣，因此也未能造成太大影响。丹麦政府一再拒绝为日德兰半岛上的德国工厂提供工人的作法较为有效，而加入地下抵抗组织的人数也大为增加；到了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抵抗组织成员已超过四万五千人。

不过，德军占领之下的丹麦仍未脱离险境。德国如果成功除掉了自由议会，实在难以知道剩下的丹麦行政官员会怎么处理随之而来的新危机，因为他们依然将自己视为丹麦人民的屏障，而非抵抗运动的推动者。一般而言，丹麦人民仍然把行政单位和史卡维尼斯的妥协政策画上等号，而宁可信赖自由议会。为了避免德国在节节败退之际做出垂死挣扎，英国皇家空军便在抵抗组织的请求下，对盖世太保三个最重要的总部进行轰炸，地点分别在阿胡斯、奥登色，以及哥本哈根！这起攻击行动可能拯救了好几千名抵抗斗士的性命。和平终于在春天降临欧洲。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BBc广播希特勒自杀的新闻；三天后，德国投降的消息传遍欧洲各地。丹麦人雀跃不已，各城镇的街道上都挤满了庆祝的人潮。当时在哥本哈根读书的亚姆旦尔回忆道：「突然间，所有人家的窗户里都点起了蜡烛，然后人潮涌上街头……涌入市中心……涌进阿玛利恩堡。突然间有满载着地下运动人士的车辆开了过来。群众对他们大声欢呼，到处都洋溢着自由与欢乐的气氛。」

抵抗组织负责维持法律秩序，地下自卫队则着手逮捕丹麦的通敌份子。自由议会连同其他抵抗领袖以及新近回国的穆勒组成过渡时期联合政府。战争结束后不久，贝斯特与汉尼根将军都遭到起诉，罪名为主使反破坏行为以及驱逐犹太人。贝斯特的罪名成立而被判处死刑，汉尼根则被判处八年徒刑。他们两人都提起上诉，而在丹麦的一个地方法院接受审判。贝斯特后来改判五年徒刑，汉尼根则无罪开释。丹麦人并没有因抵抗运动而失去慈悲之心。

所幸有当初促成抵抗运动的全民团结精神，丹麦才能够历经大战而依然维持良好的状况。同盟国当局发现丹麦的粮食不但足以自给，还有余粮可供出口至欧洲各地。丹麦通过了德军占领的考验，却没有像欧洲其它遭纳粹压迫的国家那般陷入困境，这是采取非暴力抵抗手段的额外收获。由于抗争手段平和，因此不会造成社会的分裂崩解。有些丹麦人看到挪威人、希腊人，以及塞尔维亚人不惜拿起枪枝在各个车站、港口，以及机场反抗占领军，而对自己的同胞没能有同样的行为感到失望。不过，丹麦的潮湿低地本就不适合武装行动；而且，等到德军在欧洲各前线开始遭遇反击之时，丹麦的抵抗阵营早已迫使纳粹付出形式不同但明确可见的代价了。

丹麦人民证明了一点：非暴力运动奉行者所面临的对手不论有多么可怕，只要抵抗运动不屈不挠而且保有想象力，军事手段并不足以遏止民众运动，激烈的报复措施更是只会强化反抗阵营的意志。丹麦的抵抗阵营知道德国想要在丹麦维持常态，就刻意不让他们如愿以偿，但同时也避免扩大事端，以免引发大规模的镇压或是伤及众多平民的性命。如果丹麦的学童、破坏活动的生手，以及地下神职人员都能够让纳粹这个二十世纪最残酷的杀人机器穷于应付，又有什么政权能够面对非暴力抵抗而屹立不摇呢？从鹿特丹到罗森街：遭受违抗的德意志帝国

「我们一定会重拾我们的自由」

德军于一九四○年四月占领丹麦，过了一个月又一天之后，德国国防军又在空军轰炸荷兰机场的攻势下跨越边界进入荷兰。同时间，柏林派驻海牙的大使提出一份照会，声称德军进入荷兰是为了保护荷兰的中立，并且还邀请荷兰政府接受德意志帝国的保护。荷兰女王威廉敏娜和手下的部会首长毫不迟疑地拒绝了这项提议。

德国轰炸机大肆摧残鹿特丹及其它荷兰城市之际，荷兰皇室家族举家逃往伦敦，女王并宣布伦敦为政府的新所在地，以确保其法律上的存在。威廉敏娜宣告道：「对于文明国家之间的惯常行为所遭到的蹂躏践踏......我特此表达强烈抗议。」但荷兰军队总司令温克曼却在五天后签署了投降书。驻荷兰的德帝国政治委员塞斯——因克瓦特博士于五月二十九日发表就职演说。他称荷兰为德国的兄弟之国，并承诺所有荷兰战俘将在六月中旬以前获释。不过，纳粹对荷兰的盘算却远比上述所言要激烈得多：德国打算把荷兰变成纳粹主义国家，压榨荷兰经济以供应德国战争机器，流放并灭绝十万名以上的荷兰犹太人与吉卜赛人，且不惜镇压一切抵抗行为。

荷兰向来有保持中立的传统，而且已许久未曾有抵抗侵略者的经验。荷兰和丹麦一样地势平坦而缺乏屏障，因此难以采取武装抵抗手段。不过，早自德军入侵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一群群的学生和工人联手采取违抗措施。阿姆斯特丹一个自称为「魁森行动委员会」的团体发表一项承诺，表示将逐渐发展出一个争取荷兰自由的组织：「有一天，我们一定会重拾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国家绝对不会成为德国的一部分。」

在贝恩哈德亲王的生日六月二十九日当天，阿姆斯特丹的居民公开聚会表达对德国的反对。贝恩哈德亲王原本即有在假日以及各种公开典礼上佩戴白色康乃馨的习惯。他生日那天，更是在所有住家及商店的橱窗里都可看见插满康乃馨的花瓶。中午时分，民众纷纷来到威廉敏娜女王母亲的纪念碑前。每个人都带了一朵康乃馨放在纪念碑底座上。到了当天傍晚，纪念碑已淹没在一片花海之中。针对此一事件，德军逮补了两位示威活动发起人，甚至还抓了和此事丝毫无关的温克曼将军。

到了秋天，纳粹开始侵害荷兰的犹太人，首先即是革除所有犹太人公务员及教授的职位。革职措-施在莱登大学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而在所有人合唱国歌的时候达到活动高潮。德夫特的技术大学则因学生发起罢课活动而被迫关闭。莱登大学随后也加以仿效。和丹麦的情况一样，德国将发现迫害个别人民，甚至是迫害犹太人，都只会加深受侵略国国民的怨恨。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亦即荷兰纳粹党人与犹太裔公民在阿姆斯特丹发生激烈对峙的三天后，六百名党卫军士兵大举进驻封锁犹太人居住区，逮捕四百名犹太青年。他们遭到殴打之后，即被送往布亨瓦德集中营。这项消息迅即传播开来。共党工人于一天深夜召开聚会，准备发起大规模罢工。在地下印刷工的帮助下，他们散发传单号召所有工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两天后，造船厂工人及电车驾驶员率先停工出走，工厂工人也随后跟进。企业、工作坊、办公大楼及商店都纷纷关门，工人齐集于市中心，大声叫喊唱歌表达抗议。在总数八十万的居民当中，参与罢工者超过了三十万人。

德国惊愕之余，依然迅速展开镇压。数百名德国警察及党卫军士兵开进阿姆斯特丹，奉命毋须警告即可对滋事份子开火。德国当局宣布实施宵禁，违反宵禁规定者一律逮捕。阿姆斯特丹的市长在报复威胁下终于低头，命令市政官员恢复工作，否则予以撒职。和丹麦不同的是，荷兰遭到征服，且国家首领也已逃亡国外，因此荷兰行政官员必须自求多福。在战争初期，许多荷兰官员都被迫奉行德国命令。这种自始存在的合作关系表示罢工工人必须孤军奋战，而二月的罢工运动也证实难以持久。

不过，荷兰社会的基层人民却将抵抗行为视为爱国行为，而且大多数人都参与其中。学校教师拒绝提供教师名单让德国当局审核。艺术家也拒绝加入纳粹的「文化公会」。此举虽然剥夺了他们的收入及公开展出的机会，他们依然不为所动。超过十六万名农民拒缴纳粹要求的规费，也有数千名青年拒绝到负责开垦荷兰的占领团体「工作服务队」报到。约有六十份报纸的地下媒体也欣欣向荣（其中一份最富影响力的报纸《帕洛报》至今依然存在，而且是荷兰地位最崇高的日报之一）。在战争期间，日常的打招呼以及琐事都被赋予象征性的民族自尊。「v」字手势取代了握手的举动，而且在各大城市里的墙壁与电话一景上都漆有这个图样。「Hallo」（哈啰）这个简单的问候语变成「Hangallelandverradersop]（吊死所有叛徒）的简称。民众并且佩戴有威廉敏娜女王头像的硬币。

塞斯——因克瓦特明白荷兰人不可能成为顺从的纳粹党人，因此德国也就加强镇压手段。到了一九四二年底，已有八百多名抵抗斗士遭到逮捕并遣送到德国的集中营。荷兰最大的新教徒政党遭到废止，党员也被迫加入纳粹控制的工会。荷兰天主教会向德国行政当局寄发信件与电报抗议流放犹太人的措施之后，即有约七百名犹太裔的天主教徒遭到逮捕并送往奥兹维兹集中营。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即有约三十万名荷兰人遭遣送至德国鲁尔地区作工。这对荷兰许多家庭的生计而言是一大威胁，也因此对其抵抗意志有所影响。约有十万名遭到流放的民众成功逃回荷兰，并且找到与农民及户主同住的安全藏身处。拥有近一万五千名成员的「国家组织」以及由一群逃亡英国的银行家成立的国家支助基金，是这项逃亡计画得以成功的主要功臣。国家支助基金也资助破坏小组毁损荷兰铁路，阻碍武器运送，并且袭击德军补给车队。

最庞大的团结行为大概要算是荷兰医生的作为了。德国当局告知他们必须加入「医师公会」并且遵循纳粹医疗准则，其中规定包括筛检病患的种族背景及遗传性缺陷。超过四分之三的荷兰医生拒绝加入公会，并且因此放弃执业，而把他们家里以及诊所门上的名牌拿掉。一群医生组成「医疗联系组织」，透过十一名区域代表和地方医师密切合作，以协助藏匿遭到德国警察攻击的医生。藉由集中指挥权的方式，医疗联系组织成功抵挡了纳粹对医界的掌控。

德国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宣布，所有在一九四○年间遭俘而又获释的前荷兰军队士兵，将再次被逮捕送往德国的劳改营。这道令人震惊的命令，影响对象超过三十万人。亨革罗镇上的工人于是立即展开罢工。罢工活动迅即蔓延至上艾瑟尔省各地以及大城爱因荷芬，以致城里每家飞利浦工厂都陷入停工状态。在林堡则有一万多名矿工走出矿坑进行罢工。到了第二天早上，参与罢工的人数已膨胀至四万人。德国警察及军队随即开进当地并滥行开火。遭到逮捕的人士经过草率的审讯之后即被判处死刑。自此以后，除了林堡之外，其它地区的罢工运动都逐渐衰退。德国派遣一支警力前往林堡并爆发了激烈冲突。到了五月五日，林堡的矿工终于放弃抗争，回到工作岗位。罢工期间共有一百八十多人丧生，四百人受伤，九百人被俘送往德国集中营。

往后的几个月里虽有更多的抵抗行动，但除了医生与工人等受到纳粹政策直接影响的族群表现出坚忍不拔的精神外，抵抗运动整体上而言缺乏系统性的指导。犹如丹麦的情况，抵抗组织均崛起于各地，彼此间的联系则发展得极为缓慢。直到战争后期，才有一个称为「核心」的组织！由工会职员、抵抗运动领袖，以及地下报纸的编辑组成、试图协调全国性的抵抗运动。他们虽然每周在阿姆斯特丹聚会，但从未达到丹麦自由议会那般的地位，所以也无法代表大多数荷兰劳工及抵抗斗士发言。因此，荷兰的抵抗运动从未有过明确的全国性目标，也从未出现挑战德国掌控权的策略性运动。

最后一场大规模的抵抗活动发生于一九四四年九月，荷兰铁路工人发动罢工以阻碍犹太人被送往东边的集中营，同时拖延德军部队回国抵御盟军入侵德国本土。德国于是派遣自己的铁路人员维持铁路运作。法国二十年前在鲁尔地区，以及德国本身在丹麦都曾采用这种作法。而为了报复,德国也从鹿特丹遣送五万名荷兰人到德国去为德国城市准备防卫事宜。铁路罢工无意间导致燃煤。天然气与食物等民生物资无法运送到鹿特丹等各荷兰城市，而造成许多人难以度过寒冬的惨痛后果。荷兰人这种种遭遇都比丹麦人要来得艰苦，而盟军在次年春天的胜利，种算让他们得以脱离苦难。

相较于丹麦的状况，纳粹在战争一开始就迫使荷兰当局正式投降，并强迫五十万名荷兰工人为德国战事效命。德国既已花费心血取得荷兰的顺服，自然也就愿意投入更多心力维持这项成果。反观德国对丹麦采用的棒子与胡萝卜手段——法国在一九二三年间对德国采取的原本也是这种策略——却只带来好坏参半的结果。此外，德国的镇压行动不但让可能从事抵抗运动的人士所剩无几，而且也压缩了他们的活动空间。由于荷兰人只能发动零散的小规模抗争，因此也就无法抵挡纳粹剥削他们的劳力，也无法阻止纳粹把十分之八的荷兰犹太人强押出国加以屠杀。

如果荷兰的抵抗运动能够有较为良善的策画，也许就不必在性命与荣誉上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即使如此，虽然在占领初期有部分荷兰官员通敌行为的影响，而且抵抗阵营内部也欠缺凝聚力，抵抗运动却仍然让荷兰不至于成为纳粹的卫星国，而粉碎了德国的意图，同时也藉由对遣送行动的一再抗争，而让德国不得不把战争所需的时间与资源分散出来投注于此。纳粹德国虽然藉由攻击行动占领了丹麦与荷兰，却被这两个国家的非暴力抵抗运动逼得不得不加强后卫措施，以求确保占领这两个国家的价值。占领丹麦的价值早已重贬，而占领荷兰的价值也至少有所下降。

「释放我们的丈夫！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党卫军士兵和地方上的盖世太保人员展开一项称为「大围捕」的行动，而大肆搜捕柏林的犹太人。犹太人纷纷被送上卡车，运往位于市中心罗森街二之四号的犹太社区行政大楼。这项行动的目的是要让柏林「完全摆脱犹太人」，作法包括逮捕娶德国妇女为妻的犹太人以及他们所生的「混血」小孩。这些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在过去两年间免受大屠杀的波及，原因是他们和他们的德裔配偶对德国的战事极为重要，而纳粹政权也不愿在大后方制造骚乱。不过，德军当月稍早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粉碎了德国的士气，也导致希特勒发动「全面战争」，对象除了盟军之外，也包括德国境内的犹太人。

柏林犹太人劫持事件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不久之后即有一群非犹太裔的德国妇女齐聚于罗森街上，带着要给她们丈夫的食物以及其它私人物品。她们相信自己的丈夫就被囚禁在罗森街的大楼里。其中一位名为伊丝丽尔的妇女到达时，发现已有一百五十名妇女瑟缩在里头。她向一位士兵索讨她丈夫的马铃薯配给卡，那名士兵也就依她的要求去拿。她的丈夫朱勒斯在一张卡片背面写着：「我没事。」其它妇女于是也开始索求各种私人物品，以确认自己的丈夫是否在里面，不久后更开始要求释放他们。其中一位妇女的军人弟弟适逢休假，他走到一位党卫军卫兵面前说道：「如果我姐夫没有获得释放，我就不回前线。」天气虽然极为寒冷，群众人数却依然大为增加。不久之后，妇女即日夜守候在大楼外，手牵手合唱歌曲，并且一再高呼：「释放我们的丈夫！」抗议活动到了第二天，守候在罗森街大楼外的妇女已经超过六百人。

这些妇女当中有许多人并非第一次表达异议。过去十几年来，她们连同家人不断透过信件以及小型示威活动质疑纳粹的种族政策，坚称纳粹政权迫害她们的犹太裔丈夫只会带来伤及德国同胞的结果。希特勒及其决策圈向来都极力减少动乱，同时避免引发右翼份子视为「扯后腿」的国内反对声浪，因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问就曾因国内反对运动而饱受牵制。截至此时为止，纳粹政权灭绝犹太人的计画大致上都还得以保密。不过，一旦其影响的族群不怕出声反对纳粹政策，秘密也就难以保守了。

另一方面，由于柏林人向来不热中纳粹主义，因此劫持事件发生在柏林市中心也就让这些妇女的抗议声响更加引起共鸣。富有国际观的柏林人向来认为纳粹主义是巴伐利亚人粗鄙的偏差思想。此外，柏林也是战时维持营运的外国新闻机构在德国的基地。如果政治不满份子或者电讯社得知抗议事件，纳粹国家所向无敌的神话就会遭到戳破。实际上，伦敦的电台也的确报导了示威的消息。

到了第三天，党卫军部队奉命把枪口对准群众，不过仅可开枪示警。他们多次这么做，而使妇女四散奔逃到邻近的巷道里。但这些妇女却总会回来坚守阵地。她们知道那些士兵绝对不会真正对她们开枪，因为她们都是纯正的德国人。而且，若是逮捕或监禁这些妇女，必然会褐穿纳粹的虚伪：根据纳粹的理论，女人没有采取政治行动的智识能力。因此，纳粹政权最不希望德国人民听到有女性异议份子的存在，而一旦把她们变成烈士，更是足以摧毁纳粹自我标榜的母性守护者形象。

示威活动迅速扩展，不是异族结婚的男女也都纷纷参与其中。抗议人数膨胀至上千人，群众一面呼喊要求释放囚犯，一面挑衅党卫军士兵。戈培尔（JosephGoebbels,译注：纳粹宣传部长及国民教育部长，鼓吹侵略战争与种族主义，在苏联攻占柏林后自杀）为了阻止更多群众前来，于是下令关闭邻近的电车车站。不过，妇女依然从另一个车站行走一英里的路程前来罗森街二之四号。到了周末，戈培尔除了释放囚犯之外已别无选择。三十五名早已被送往奥兹维兹的犹太男囚于是接获命令，要他们打包个人物品，搭火车返回柏林。

罗森街上的妇女无意间迫使纳粹政权面对一项抉择：他们可以接受一项有限的要求，而付出有限的代价-如果所有异族通婚的犹太裔男子都获得释放，则总计须释放一千七百名囚犯。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在首都市中心引发激烈的抗议行动，顺便以报虐手段打压德国妇女。对纳粹而言，维持社会控制远比把所有犹太人都送进毒气室要来得重要。以强大武力在欧洲各地所向披靡的纳粹政权，却无法对自家的挑战行动采行暴力。纳粹虽然野蛮，可一点也不笨。

结果，除了那三十五人外，更多的犹太男子也陆续获得释放。抗议活动给纳粹官员留下了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如何处置其它异族通婚的犹太人。戈培尔希望把他们全数逐出柏林，以便向希特勒回报说柏林已经「完全摆脱犹太人」了。希姆莱阻止了这项行动，但戈培尔却对希特勒谎称他已完成任务，然后再想办法让仍然留在柏林的犹太人不再配戴大卫之盾（译注：犹太人的标记，形状为两个等边三角形组成的六角星形）。一个月后，艾希曼在巴黎的代理人因不知该如何处置异族通婚的法国犹太人而提出询问。希姆莱的代理人于五月二十一日把各集中营里的异族通婚犹太人全数释放。五年前曾有人问甘地对于纳粹的看法，他当时预测道：「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以非暴力方式进行抵抗，对他们将会是全新的经验。」

一九四三年二月，在罗森街大楼外面守候的群众里，有一位名叫葛洛丝的十岁女孩，为了见父亲一面而来到这里。她的父亲是犹太人，当时也被拘留在罗森街大楼里，后来还曾一度被送到集中营里。有一天，葛洛丝看见了父亲，而他也向她挥手。她多年后说道：「罗森街大楼这件事一直把我爸爸和我紧紧地连在一起。」她在父亲晚年经常前往医院探视他。每次她要离开的时候，他就会站起来对她挥手。「我一直深信，他必定也随时回想着当年在罗森街大楼的情景，回想着我们站在那儿挥手的景象。」一旦生命获得爱的救赎，任谁也不会忘记。

一个国家一旦遭到占领，沦陷国人民和侵略者便不由自主地陷入一场相互猜忌的古怪游戏：占领者以新屋主自居，而要求房客遵守规矩并按时缴交房租；但遭入侵者则有受到侵犯的感觉，他们知道国家应该属于他们所有，而他们既然无力赶走侵略者，至少也要抗拒侵略者设下的条件。或许侵略者一旦发现这场游戏得不偿失，就会自行离开。也或许侵略者会因此而屠杀不合作的房客。不过，这场游戏给予被占领者一大优势：他们可以决定自己合作的程度。而讽刺的是，攻击者即因此而必须守护自己不当得来的利益。

丹麦与荷兰的抵抗运动都对占领军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他们藉由象征性及文化性的抗议活动，声张了他们掌控自己生活的权利，并因此提高了民众的士气，进一步引发更大胆的抵抗行动。罢工活动、在工作场所的违抗行为，以及对有形财产的破坏，都是非暴力抵抗运动人士用以攻击侵略者经济利益的手段。丹麦人民透过地下出版活动建构了一个另类的沟通网络，以反驳占领者宣传言词中的谎言。丹麦抵抗阵营把众多人民拉进罢工和示威等各种反对活动，而迫使德国中止激烈的报复手段，并且取消宵禁。纳粹的各种打算都仰赖于一项主要目标:也就是让占领成为常能态。而丹麦人民却拒绝让他们如愿以偿。

理论上，成功的军事侵略行动代表占领军拥有行使武力与暴力的能力，因此也就能够在陆上与空中均占有优势。但即便如此，军事侵略者一旦无法控制人民的言论与思想、人民的工作时间与工作意愿，以及人民花费金钱的方式:占领者一旦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而必须一再采取守势:则他们操控事件的能力就不再能够与他们行使暴力的能力画上等号了。

不过，抵抗运动若是转趋暴力，其引导冲突事件发展方向的能力也会随之减弱。一九二三年，德国激进份子在鲁尔地区的破坏行动与暴力手段引起了法国的报复，而报复措施与德国经济困境的双重压力，也就拖垮了鲁尔之役。不过，丹麦的自由议会倒是经常能够让有意进行暴力破坏行动的人士转变心意或打消念头，而德国也精心调控其镇压手段以免引发全面反抗。他们双方都了解暴力可能会导致过于高昂的代价。

一九四三年的罗森街正处于二十世纪最庞大的杀戮浩劫之中，而德国的抗议妇女及约两千名犹太人原本可能遭受的暴力攻击，却在数百名主妇拒绝回家的示威声中得以化解。纳粹一心采行暴力的行径极为恶名昭彰。但武力上的优势并没有让他们所向无敌：他们对于自己国内的抗议活动深为害怕，而采取暴力镇压——虽然人员的耗损及时间的耗费都不多——造成的政治代价又太高。因此，在那一时一地，他们的恶势力完全无能为力。

被战争卷入的国家，其历史也会遭战争扭曲，但其人民的伟大也会因而彰显。丹麦人、荷兰人，甚至是德国的异议人士，都挺身对抗近代史上最野蛮的政权。他们采用的手段不是发动部队或者坦克车，而是唱歌、散发传单、回家整理花园，以及站立在公共广场上。然而，他们赖以抵抗纳粹的力量不仅来自于这些事物。那股力量源起于成千上万名民众的共同决定，亦即拒绝接受他们的加害者开立的条件，也源起于他们发展出来的运动及他们采用的策略：以他们的抉择和敌人正面对峙，同时也压缩对手攻击的能力。

丹麦人学会了如何让德国人无法从占领丹麦中得到利益。荷兰人不愿温顺地被送往德国。罗森街上的妇女一再返回当地，直到救回丈夫为止。不论对任何人而言，只要有拒绝被打倒的决心，任何时刻、任何手段，都可以达成反抗的目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知道这一点，葛洛丝也是。http://www.chinaeweekly.com/htmls/0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