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06-03]
作者：骆宝善
四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广东天地会起义同这次革命高潮的中心——太平天国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粤、桂、湘交界和广西全省的天地会起事，很好地掩护了洪秀全拜上帝会的活动与发展，既为拜上帝会准备了很好的群众基础与社会基础，又使拜上帝会从中吸取了一些有益的因素。以致太平天国革命正式爆发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清朝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分不清拜上帝会与天地会、洪秀全与洪门，而统统称之为“会匪”。然而，1854年的广东天地会大起义，则是受了太平天国的直接影响和推动。湖南巡抚骆秉章给清政府的奏报说：“两粤自金田逆匪滋肆以来”，“匪盗蜂起，莠民从乱如归”，“皆以应援江南大股逆匪为名，红衣黄巾，效贼装束，同时并起，势甚披猖”（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湘中稿》卷2。）。
广东天地会起义的首领也直接宣称是应援太平天国而起的。陈开自称，他所率领的起义队伍，对太平天国是“遥承节钺，坐拥旌旄”（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21，乡事志。）。在其他各路起义军中，有的“奉行太平天国年号”（民国《连县志》卷1，大事记。），用太平天国的印章，仿太平天国的官职称谓，称“春官丞相”、“师帅”、“八千岁”等（民国《清远县志》卷3，纪事下；《太平天国春官正丞相卓、权理大埔坪军民郡正师帅黄、副师帅刘牒文》。）；有的宣称是“洪秀全约其起事”（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湘中稿》卷2。）；有的自称“太平天国都元帅”（民国《高要县志》卷27，纪事。）；有的假托太平天国或洪秀全、杨秀清的名义发布告示（参见《太平天国正命天王示》，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815页；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湘中稿》卷2；《天王敕谕定鼎亲王秀琮告示》；麦秉钧：《麦氏族谱》。）。他们自认为同太平天国是一个革命的整体，陈显良致英、法、美三国公使的照会说：“所有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南京、广西皆已恢复”，广东也“只有省城（按：即广州）未复”。太平天国则把广东的天地会起义军视为他们在南方的“真朋友、真兄弟”（《裨治文通讯（1854·7·4·）》，《华北先驱》1854年7月22日，208号，转引自《大风》第92期。）。
这两支革命队伍，一在五岭南北，一在长江流域，各自牵制着清军的力量，在客观上互相为友军减轻了压力。1854年夏季以前，清军集中全力对付太平天国时，湖南、广东本来被清政府视为它在江南的可靠后方和粮饷供应地，而天地会在广东发动起义，犹如后院起火，使之顾此失彼。特别是广东天地会起义军进兵湖南，清政府更加恐慌，深恐这两支革命队伍联成一片。我们可以从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奏报中多次发出的既要援北征东，又要剿南防西，粮饷无着，援兵不继的哀叹里，看到他在这两支革命队伍的打击下的狼狈处境。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清政府不得不从同太平军和广东天地会起义军的作战前线来回调兵遣将，从而使这两支革命队伍互相为友军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从本质意义上说，这也是这两支革命队伍之间最经常、最实际的互相支援的形式了。
这两支革命队伍，在他们没有直接接触之前，都互相表示了倾慕之情。但一当他们之间实际相会之后，相反却出现了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花旗军”与太平军的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广东天地会起义军有两支队伍加入太平军成为太平军中的“花旗”。一支是前面已经提到的由湖南进入江西的起义军，另一支是翟火姑等率领由粤东进入赣南的队伍。“花旗军”共有“数十万人”之众（郭嵩焘：《花旗股匪有回窜粤东之意张运兰暂难赴闽片》，《郭侍郎奏疏》卷8。），他们对于太平军占领和保卫江西全省确曾起了重要作用，以后又随石达开、李世贤等转战各地，一直同江南太平军并肩战斗到最后失败。但是，实际上太平军与花旗却不能结合为统一的革命队伍，他们之间始终是若即若离的，甚至在联合作战时，也往往不能相互配合，而是互相猜疑，以致给敌人造成可乘之隙（刘长佑：《禀耆中丞降贼被戕筹攻各情》、《禀耆中丞迎剿广贼获胜》等禀牍，《刘武慎公全集》卷23。）。太平军甚至不容许天地会起义军在他们控制的区域内活动（民国《汝城县志》卷19，武备）。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小生产者的弱点和阶级局限性。这一历史事实表明，即使象太平天国这样伟大的农民战争，在那样有利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自觉地提出一个统一领导各地各族人民起义的纲领和口号，制定一个统一行动的战略方针。
五
广东天地会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清朝统治，中外反运派都不甘心起义军的胜利，出于共同的目的，他们迅速勾结起来镇压这场起义。
为了逃避起义军的打击，许多地主豪绅纷纷向香港、澳门和广州逃难。尽管逃往香港的“船价极贵”，“富家室女不惯风涛，竟有死于船中者”，都在所不惜。当时有人写诗嘲讽这种情形说：“处处移家到海隅，洋楼翻作避兵符” （蔡士尧：《羊城纪事》，《荆花老屋诗钞》。）。省城广州，麇集着更多的官员、地主、士绅，以及那些“藉夷起家”（《石围塘公启》，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篇稿），页303。）的中国早期的买办商人。他们深知，广州城落于起义军之手，就意味着自己的灭顶之灾。同时他们也深感清朝官军已经失去了确保广州安全的能力。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是，乞求香港英国当局出兵协同镇压起义军。这些人中，有不少（例如梁廷□等）在鸦片战争时期以及整个四十年代，曾以爱国士绅的身份积极参加过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表现过一定的爱国热忱。但是，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在尖锐的阶级博斗中，他们暴露了剥削阶级的本质，在他们的心目中，昨天的民族敌人，现在成了他们镇压国内造反者的盟友和靠山；昨天战败求和，被视为奇耻大辱而割让出去的领土，现在则成了他们逃避覆灭之灾的避难所；昨天使他们十分憎恶的外国人的坚船利炮，现在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救命稻草。他们认为只有依靠外国人，才能保住或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什么民族尊严、国家利益，都被他们置诸脑后了。他们一面组织以大买办伍崇曜为头子的“筹饷局”，协助官军守城，一面积极谋划乞求外国人出兵的办法。有的人主张，两广总督叶名琛以政府当局的名义，“借外人剿匪”（华廷杰：《触藩始末》。）；有的人主张，派人去香港、澳门求“火船”、“巨舰”，“扫清妖氛”（《赵沅英手稿》。）。到外国人满足了他们的乞求，公然出兵援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兴奋得狂呼：“火船战舰洋飞箭，外国于今尽纳诚”（蔡士尧：《羊城纪事》，《荆花老屋诗抄》。）。他们无耻地把这种活动说成是“援唐用回纥收复二京”（华廷杰：《触藩始末》。）的历史故实，其实这正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在政治上甘当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走狗的自供状。
1854年12月7日（中历十月十八日），两广总督叶名琛照会英国公使包令，乞求香港英国当局在“执行剿捕此等逆匪的重大计划中”与之通力“合作”（《叶钦差大臣致约翰·包令爵士》，《英国议会文书·关于进入广州城问题的来往函件》（1850—1855），页27。）。英国侵略者早已在策划着伺机公开地用武力帮助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又想乘清朝广东当局面临困境，以出兵协助镇压起义军为交换筹码，实现其已经蓄谋十多年的在广州进城和租地的要求。包令在接到叶名琛的照会后，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置他们自己刚刚宣布的“中立”政策于不顾，立即同美国公使、英国海军司令举行会议，讨论“在危险时刻应采取的步骤”，一致决定由包令和英国海军司令率领舰队前往广州。这个决定还得到了法国公使的完全赞同。包令在致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的信中，详细地报告了这次会商的过程与结果。他说：“我接到了叶钦差大臣的请求，以女王陛下的武装力量来协助他在广州附近对叛军的镇压。由于极度混乱和危机，以及如此严重的惊慌失措，迫使这位傲慢的官僚向外国请求援助。”包令还说，他已经同美、法侵略者议定了共同干涉中国事件的步骤。（《约翰·包令致克拉兰敦伯爵》，《英国议会文书·关于进入广州城问题的来往函件》（1850—1855），页28。）在报告英国政府的同时，包令复照叶名琛：“观此情形紧迫，兹定于24日（这是中历10月）与水师军门并战舰数号起程，前赴省垣”，以“助□捕灭震扰省城贼匪”（《包令照复》，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页196。）。这个照会也照例念了一番“中立”经。其实是连“中立”的幌子也甩去了，直接出兵伙同清军镇压起义。而且，这是代表了英、美、法三国侵略者的共同行动。港英当局的这一决策，也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克拉兰敦伯爵致约翰·包令爵士》，同①引书，页35。）。与此同时，外国侵略者还出动船只，运送援军、枪炮、弹药、粮食等，全面接济被围困在广州城内的广东统治当局（《陈显良致英、法、美三国公使照会》；朱用孚：《摩盾余谈》。）。澳门葡萄牙当局也宣布“戒严”（光绪《广州府志》，卷82，前事略8。），以遏制起义军的冲击。
英国军舰开进广州附近之后，12月20日和23日，包令两次照会叶名琛和起义军双方，无理要求遵守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和经他们曲解的条文，声言“倘有自称为操驭国柄者而背此成约，我国即视为起衅之端，应由该处之水师官宪出力对敌”。提出要在广州城外，划出许多所谓保护外人安全的中立区，凡在这划定的区域之内的居民、船艇，要“一概驱逐迁徙”，勒令“搬迁他处”，在这些区域之内，“不得有干戈战斗之事，亦不准人夹带军械往来”。并且蛮横地要求，双方“皆应循我范围，无得逾越”（《包令照会》，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页198—199。）。如果起义军在这里实行军事行动，他们就协同清军防守。很显然， 这些照会主要是在于对起义军进行恫吓和政治讹诈，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活动制造借口。
英国舰队在珠江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他们在黄埔一带，有时冲进或靠近起义军的阵地，示威挑衅，有时充当清军进攻起义军的后援。此后，在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美国还通过伍崇曜贷款给清朝广东当局，为他们提供镇压起义军的经费（《包令照会》，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页198—199。）。英、法则胁迫清朝政府，把广州附近抗击英、法联军的团练，调到西江和北江一带去镇压起义军（《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卷35。）。
起义军没有被侵略者的气势汹汹所吓倒，表现了严正的民族立场。1855年2月10日，陈显良照会英、法、美三国公使，义正词严地谴责他们以贸易为名，向广东反动当局偷运援军、武器、粮米以及其他物资，勒令他们停止这种罪恶勾当（《陈显良致英、法、美三国公使照会》。）。
对于英国人的武装进犯，起义军则进行了英勇的抗击。据《麦氏族谱》的记载说：“（咸丰四年）九月末，兵船五十余只，夷人华船三只，围困佛山匪营。……坡山贼船四百有余，船小棱转，且值顺风，会合各处贼匪同救佛山，官兵大败，杀溺千余，夷人杀亦数十”（麦秉钧：《麦氏族谱》。）。
外国侵略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给危急中的广东统治当局打了一支强心剂。英国舰队公然开进珠江的武装干涉，不仅使被围困在广州城内的广东统治当局保留了一条同外面联系、保持接济的通道，而且直接破坏了起义军围攻广州的军事部署，阻挠了珠江南北及江上起义军的联合军事行动。广东当局凭借了外国侵略者的力量，利用了起义军行动上和指挥上不统一的弱点，才保住了广州危城，渡过了难关。
1853年3、4月间，英、法、美等西方国家慑于中国革命的威力，不得不暂时改变公开援助清政府镇压革命的政策，宣布了虚伪的“中立”。但从他们迫不及待地出兵协助广东当局镇压天地会起义，以及在此之前，几乎用同样的手段协助清朝当局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的事实证明，当起义军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在华权益，而且他们又有能力与可能对付起义军的时候，他们必定要撕下“中立”伪装，赤裸裸地现出原形来的。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在中外反动派为联合镇压广东天地会起义而进行的政治交易中，由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胃口太大，乘人之危的意图太露骨，广东当局不敢贸然答应。正在双方讨价还价之际，形势急转直下，起义军围攻广州的高潮已过，广东当局已经实际上在英国的帮助下渡过了困境，这才把事情搁置了下来。英国人对于进城的目的没有达到，一直耿耿于怀，两年以后，他们还气咻咻的责骂叶名琛过河拆桥，忘恩负义。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联合镇压起义军，的确是中外反动派的共同目的。正如当时在中国活动并且同情中国革命的英国人呤□所指出的：“1854年，包令爵士使英国海军与罪恶昭彰的两广总督叶名琛联合，共同蹂躏广东。广州几乎是满清政府在广东全省唯一据守之地，满清政府是依靠英国人的力量才保有这座城市的。”这个时期，英国“成了世界上最血腥最腐朽的专制主义国家的同盟者和救命恩人”。“1854年，中国人在广州、上海及其他各地，本来是可以摆脱满洲的羁轭，完成他们的正义事业的，……可是英国的干涉却使他们遭到了失败。”（呤□：《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页131—132。）
1855年初，广东统治当局一得到喘息的机会，就立即向革命群众反扑过来，进行残酷的反攻倒算。起义军的主力转移后，他们迅速扑灭了广州附近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小股起义队伍，恢复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他们势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地主武装团练伙同官军实行了十分惨烈的大屠杀。例如，番禺一县，被杀害的群众共有八千余人（同治《番禺县志》卷22，前事略3。）；顺德县，在县城大良镇“正法者一万八千有奇，另解省办者有几千”；勒流一个乡就有一百三十余人被杀，另有八十余人外逃，被悬赏缉捕（顺德勒流《梁氏族谱》。）；肇庆被杀害者万余人（民国《高要县志》卷27，纪事。）；香山县小榄一个镇被杀害的群众就有四百余人（《赵沅英手稿》。）。许多起义军领袖的家族或家乡，被屠戮的情况更惨。甘先一家亲堂兄弟九人有七人遇难，仅存二人（甘齐广：《甘氏族谱》。）。甘先的部将曹春霖的家乡鸦湖曹家一族，被害者七百余人（曹凤贞：《曹氏族谱》。）。关巨家乡南海县九江的关族一千六、七百人中有六、七百人被杀（《赵沅英手稿》。）。
英国人也助桀为虐，出动军舰围捕退到海上的起义军。呤□曾经有过详细的记述。他说：英国战舰几乎把所有退到北七里湾和石浦港的起义军的舰只击沉，并伙同清军成批地捕杀起义军战士（呤□：《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页131—132。）。
中外反动派总共屠杀了多少群众，谁也说不清楚了。目击过现场的容闳说：1855年夏季，清朝广东当局在广州一地就杀人七万五千余名（容闳：《西学东渐记》第六章。），据广东统治当局一份逐月载明的清单统计，自咸丰四年闰七月中旬到五年九月底止，被当作起义军罪犯解送到广州的人数为三万五千零九十七人，其中被“正法”者三万零九百零八名，释放的仅一千一百零五名。（《谳局收到审办并现押各犯清数》，佐佐木正哉：《清末的秘密结社》，页82—89。）。中外文资料都有记载说，1855年至1857年，两年多的时间内，叶名琛在广东共杀人四十余万（参见冯钺：《感事》，《敬业堂集》；库克：《叶名琛浮海记》，《大风》第56—59期。）！
伴随着屠杀而来的洗劫。官军、团勇所到之处，“美恶兼收”，“瓮缶净洗”（《赵沅英手稿》。）。连那些不堪其扰的地主阶级分子也痛骂“团防粉饰皆欺国”（马杏春：《感事》，《东亚一粟斋初集》。），也慨叹“兵祸甚于匪患”，所谓“匪过如梳，兵过如篦”（陈殿兰：《冈城枕戈记》。）。有个叫斯卡士的英国人，他曾经目睹这种情景，他说：官军把起义军曾经占领过的所有村庄“都付之一炬”，“荒凉的废墟使人触目惊心”。“穷人们在悲惨的情状中痛骂清兵，老人以至小孩都群向外国人控诉那些凶狠士兵们的暴行”。这个英国人还十分有见地的指出：“大量的人民被残酷地杀戮这个事实，不只说明了革命是蔓延得很广的，深得人心的，而且说明了摧毁革命的政府，是不值得存在下去的”（斯卡士：《在华十二年》，第21章（译稿）。）。
1855年下半年以后，这场大起义的中心地带转到广西和粤桂交界地区。两广统治当局调兵、募勇，举办团练，均无法对付他们。于是，清政府就从江西前线先后调了刘长佑、刘坤一等率湘勇进入广西。刘长佑等深知，当时，清政府要对付全国各地各族人民起义，特别是要集中全力扑灭太平天国，兵饷两难，不可能抽调更大的兵力、财力用于对付这支起义军，而两广地方的地主武装又实在缺乏战斗力。他们又深感，对于多年来被称为“盗匪之都”的广西地区，一味实行高压的屠杀政策也是行不通的。他们也看准了起义军各股力量之间分散、互不统属的弱点，认为这是可乘之机。基于以上的原因， 从五十年代末起，反动派越来越多地采用了招抚的手段，即通过招降纳叛来瓦解和破坏起义军的力量。主持广西军务的刘长佑还张贴告示，声称决不杀降，投降的起义军当即改为团练，称作“红团”，由原来的首领当团总（刘长佑：《谕宾州团总谢必得》、《札谕各乡团协剿石逆》、《谕黄三逆党》、《谕浔州绅民》、《谕南宁绅民》等，《刘慎公全集》卷28。），以引诱那些不坚定的起义军首领。到了六十年代初，在处境越来越困难的局面下，起义军中一些颇有影响的首领人物纷纷投降了。反动派这一反革命策略，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起了破坏和瓦解起义队伍的作用。
当然，招抚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清朝封建统治者在广西实行屠杀的残酷程度，比在广东毫不逊色。1858年清军攻陷北流县城后，有十分之三、四的群众惨遭杀戮，起义军的头目与活跃分子“能保首领者，十中无一”（光绪《北流县志》卷20，纪事。）。纳降招安这一手段本身，也是统治阶级转手杀人的一个花招。例如容县范亚音失败被杀后，他部下的许多大小头目，大都纷纷投降了。但是没有过多久，也大都被官府重新借端捏造罪名杀害了，其中两批就杀了四十多人。凶残的封建统治者自鸣得意地表白，这种手段叫做：利用时机，“托言招抚，诱使解甲，事后亦悉置诸法”。为了防止“死灰复燃”，“举群酋而草□之，略无漏网”（光绪《容县志》卷27，前事上。）。在起义军的首领人物中，接受招安，投降清政府而能得善终者，为数甚少。
参加镇压这次起义的各级封建官僚、地主团练头子，一个个发了大财，加官进爵，用革命群众的鲜血染红了他们的翎顶。叶名琛加官殿阁大学士，当了清政府的“宰辅”。他比曾国藩入阁当大学士早了十二年，广西巡抚劳崇光也很快晋升两广总督。自称是“一介草茅下士”、以一个落第举人“布衣”从军的刘长佑和他的族叔刘坤一、地痞无赖蒋益澧、小小的七品知县张凯嵩等等，都是靠着血腥镇压起义军这一条路，先后在短短的五、七年内，而上升为按、布两司，进而擢任巡抚、总督，成为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这在清朝入关以来的历史上还没有过，它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阶级搏斗是十分激烈的。
六
广东天地会起义的失败，除了其与同时代的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和历代旧式农民起义失败的共同原因之外，他们也还有其自身的严重弱点，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起义的纲领、口号存在着较大的弱点。在他们的文告中，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甚至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目的都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在推翻清朝政府之后，如何满足广大群众的革命要求，实现他们所提出的“登斯民于衽席，庆汉室之重光”（《太平天国正命天王示》，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858页。）呢？这就十分模糊了。广大劳动群众参加起义队伍，要求获得长远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但这场起义的领袖们既没有象太平天国那样提出一个鼓舞人心的（虽然是不能实现的）《天朝田亩制度》，更缺乏自觉地满足群众上述要求的根本措施。起义军政权做过一些有利于群众的事情，但这仅仅是一些暂时性的、朴素的举动。对于一个有政治远见的起义军领导集团来说，这远远是不够的。把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必须在政治、经济方面制定出真正能够治国平天下的战略决策来。然而，在大成国和大洪政权存在的好几年间，却不见有什么实质性的重大举动。这固然有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但也反映出在起义军领导集团中缺乏建立一代新王朝的“圣君”与“良相”之才。
第二，分散行动，自立门户，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天地会向来就是各山堂分散活动。鸦片战争前后，天地会在城镇，特别是在水陆码头有很大的发展，大量的城镇下层群众以及无业游民、流氓无产者参加进来，这就使它的分散的弱点更加突出起来。甚至在起义的高潮时期，都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
起义的发动，虽有“约期皆反”和“以陈开为盟主”之说，但各大小股之间，实际上是互不统属的。即使在围攻广州这样重大的战略行动中，各支队伍之间也仅仅是联合关系，而未能建立统一的指挥。当时，反动派很快就觉察到起义军的这一严重弱点，说他们以数十万众，数月之久，打不下一个孤城广州，就是因他们是互不统属的“乌合之众”。广州解围后，在北上、西进的转移中，各支队伍同样未能统一起来。大成国与大洪这两个政权，近在咫尺，辖地犬牙交错，但除了偶然的军事行动上的配合之外，亦未能实行有效的联合行动。广西的一些大股起义军，虽奉了大成国的正朔，接受了大成国的封号，但他们同大成国实际上只是联盟关系，而不是大成国对他们实行统一的领导。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尖锐激烈的阶级搏斗的迅速发展，使“江湖义气”在思想上的维系力大为削弱。由于某些个人或小集团的利害冲突，各支队伍之间不仅不能统一与合作，而且造成各支队伍之间、本支队伍内部，经常产生自相火并，或者“胜互争，败不互援”，以至乘人不备，吃掉别人（参见《赵沅英手稿》；龙葆□：《凤城识小录》。）。这些都直接影响了起义的进展与扩大，反动派则可乘机对各支起义军实行各个击破。
第三，起义的领导人大都是缺乏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们既没有一鼓作气打下广州，建立稳固政权，控制南中国的雄心，又缺乏集中全力越出五岭，饮马长江逐鹿中原的壮志，只是辗转于两广一隅之地。大成国政权辖地数十州县，但也没有越出广西的范围。其他一些大股小股，有的占据几个州县，有的仅仅经营几个山寨，因而也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建树。在全国革命高潮的形势下，封建统治阶级没有余力对付他们，他们是雄据一方的豪杰。一旦革命转入低潮，地主阶级相应地集中力量围剿的时候，他们则只能退守于孤立无援的据点，迅速败散。
这些缺点和弱点不是孤立的，是互相联系的，而且是产生于个体小生产这个总的社会和阶级根源的。而且，比起与其同时的太平天国来说，天地会起义的缺点和弱点还要更多、更突出一些。但是，作为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它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则是不可 磨灭的。首先，这场起义以颇具特色的姿态，同全国各族人民起义并肩战斗，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这场起义所建立的政权，就其规模和持续的时间来说，在当时，仅次于太平天国在全国占第二位。起义军在所到之处，特别是建立了政权的地方，打击了封建势力，不同程度地为下层劳动群众带来了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因而，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前进。第三，这场起义，强烈地震撼了清朝在两广的统治，使清朝政府在起义风暴的扫荡下，进一步暴露了它反动腐朽和向外国摇尾乞怜的真面目。第四，这场起义的反侵略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也是留给后世中国人民的一份宝贵遗产。
（资料来源：《中山大学学报》198201 本网整理）</SP<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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