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06-03]
作者：骆宝善
1854年7月，在太平天国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广东天地会发动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大起义，并迅速发展到广西以及五岭南北的广大地区。起义军自称“洪兵”，建立了大成国和其他一些农民革命政权。这场起义从爆发到1864年最后失败，前后坚持了十一年之久，成为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遍布全国各地的各族人民起义队伍中，除太平天国外，它同捻军是两支规模最大的革命队伍，是太平天国的南北两大友军。就天地会这个民间秘密结社的本身而论，在它产生以后的全部活动中，也以这次起义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为深远，是它最光彩的一次壮举，因而它的革命性和局限性也都表露得最充分。所以，对于这场起义的历史进行科学的研讨，对于研究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以及研究天地会的历史，都是有意义的。由于史学界对这场大规模的起义尚缺乏全面的研究，本文拟就它的始末及其重大举措做一个述略，作为引玉之砖，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一
清王朝到了乾隆、嘉庆以后，逐渐衰败，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也到了末世。西方资本主义乘虚侵入，鸦片烟毒泛滥，既加深了旧有的社会危机，又带来了新的更为严重的矛盾。广东地处边远，但又是南大门和当时唯一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政治和社会也就显得更加黑暗，正所谓“广东多宝之乡，吏治至芜；市舶之所，人心至浇。”（包世臣：《致广东按察姚中丞》。）
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最深刻的变化，使中国从此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在这场战争中，广东人民首当其冲，遭受的残害最深。他们蒙受了英国侵略军和清朝官军的浩劫，生命财产的损失非常巨大。战后加在广东人民身上的负担也最重，他们负担了全部赔款的近70％。为了偿付赔款和解决银荒，清政府在正赋之外，巧立名目，加紧搜刮。正如马克思在当时所深刻指出的：“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包世臣：《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从各级官吏到各种差役，都乘机鱼肉人民，进行额外勒索，花样繁多，层出不穷，这些加起来往往要比正税多好几倍。在香山县，就“私抽之项，比正赋有加数倍、数十倍者”，“常有正供银米不过几厘几合，而勒至有钱数千、银十数元者”（林谦等上香山知县陆孙鼎呈文，见光绪《香山县志》卷22，纪事。）。“贫寡之户”被逼得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甚至自杀丧生（光绪《香山县志》卷15，列传，林谦传。）一千六、七百文，到了道光末年，更飞涨到二千三百文。这些转嫁到农民身上，又成倍地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天灾与人祸接踵而来，更加重了群众的苦难。鸦片战争后的十多年间，特别是道光末年，两广地方志和一些私人笔记中对于水、旱、风、虫等自然灾害，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米大贵”、“大饥”、“斗米千钱”、“饿殍相藉”、瘟疫流行等等一类的记载，比比皆是。贫苦农民更加无以为生，大量破产失业，离乡背井，逃亡他处。
广东向来以通商之利致富，又以其发达的手工业饮誉国内外。鸦片战争时期，仅靠湘粤商路大道谋生者“不下十万人”（容闳：《西学东渐记》。），但战后五口开放，商路改变，造成了依靠原来商路谋生的下层劳动群众大量失业。珠江三角洲一带原有非常发达的棉、麻纺织业，产品花色种类繁多，特别是妇女群众“犹以市棉纺织为生计”，产品“通贸江浙”，被称为是“开财源而无游民”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外国纺织品大量输入，短短的十来年间，就造成了纺织手工业者大量失业。顺德县因“洋机盛而土机衰”，“女工停其半”（咸丰《顺德县志》卷3，舆地略·物产。），番禺县“土纱遂多失业”（同治《番禺县志》卷7，舆地略·物产。），东莞县因“洋纱出而纺事渐疏，洋布兴而织工并歇”（宣统《东莞县志》卷15，舆地略十三·物产下·布帛类。）。佛山的冶铁业历来十分兴旺，铁钉、土针工场都有数千人的规模，但由于“洋钉输入”，铁钉便“制造日少”，土针业也因“洋针输入而销路渐减”（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志·工业。）。此外，还有在战后大量裁减和解散的乡勇，他们生活无着，流落社会上，“大半为盗者多”（《粤匪大略》，《太平天国史料》，第491页。）。
破产失业的劳动群众汇成了庞大的饥民和流民队伍。他们“力农则粒米难求，贸易则无资工作”，又被官府“任意苛求，横行讹索”，甚至被胡乱加上“会匪”、“通洋”的罪名而“焚屋抄家”，“劫财勒命”，“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广西游匪投诚禀稿》，佐佐木正哉：《清末的秘密结社》（资料集），第1页。）。起义造反，成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唯一生路。整个广东，有如遍地堆满了干柴，只要引来星星之火，迅即可成燎原之势。
咸丰以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天地会在广东的迅速发展，以及它所发动的连绵不断的武装起事，就是广大劳动群众反抗阶级压迫的集中反映。天地会是产生于清初的民间秘密结社，活动于五岭南北的闽、粤、桂、赣、湘、黔各省，或称“添弟会”、“三点会”、“三合会”，参加天地会的人统称“洪门”，有许多堂号。它同白莲教是当时活跃于我国南方和北方的两个最大的民间秘密结社。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乾隆中期）起，各省关于天地会活动的奏报就层出不穷地出现了，在嘉庆初年，与北方白莲教起义的同时，天地会就曾在广东博罗、永安（今紫金）、揭阳等县举义，参加起义的群众有数万人。这次起义还波及到广州附近珠江三角洲的南海、番禺、东莞、香山等县（参见徐青：《云冈先生年谱》（稿本）；道光《永安县志》卷末，邑事；光绪《惠州府志》卷18，郡事；同治《河源县志》卷12，纪事；光绪《香山县志》卷22，纪事。）。此后，天地会在广西、在粤桂交界各州县的活动与骚动都逐渐多了起来（参见《清宣宗道光实录》卷12；道光元年广西《乡约条规》；光绪《贵县志》卷6，寇略；龙启瑞：《粤西团练辑略序》、《上某公书》，见《经德堂文集》；黄体正：《请联乡约上禀》，见《带江园杂著草》。）。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天地会在两广、湘南等地有了更迅速的发展，山堂遍布广大乡村和城镇。清朝封建统治者惊呼，两广“群盗如毛”，“游匪如林，聚散靡定，水陆要津，皆为贼踞”（《清文宗咸丰实录》卷34、35；朱用孚：《摩盾余谈》。）。道光末年，湘粤、粤桂交界以及广西境内，天地会领导的武装起事相继爆发。长期活动于西江上下的“艇匪”，也是天地会众组成的队伍。
边远地区如此，清朝在两广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广州地区，以至广州城内，也不安宁。香山、东莞的天地会在1842年至1847年间，先后发动了数次武装起事，有的聚众达二万多人（光绪《香山县志》卷22，纪事；《探报》，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集），第387页。）。离广州城仅十余华里的番禺、南海县北部农村，也不断发生天地会的武装暴动，暴动的群众一直冲到广州城大东门外（《探报》，《番禺县告示》，见注（15）引佐佐木正哉书，第379—380、369—370页。）。广州附近的白云山下，“无时无匪拜会”（《曾望颜沥陈广东祸乱之由奏稿》，《太平天国史料》，第525页。）。广州与佛山两大城镇之间，四十华里之隔，亦因“贼持军械驾炮船沿河抡掠”，而商旅“视为畏途，裹足不前”（同治《南海县志》卷14，列传·梁绍献传。）。广州城内也是一夕数惊，当局频频张贴“防匪”、“缉匪”告示，为防止“匪徒乘机抢夺”，番禺县甚至下令，端阳节不准赛龙舟（《番禺县告示》，见注（15）引佐佐木正哉书，第385—386页。）。统治阶级惊恐之态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广州附近的天地会众，在鸦片战争以后，还踊跃参加了反对英国侵略者进入广州城和在广州城外租地的斗争。他们是当时组成社学团练的主要成员（参见欧阳溟：《有客自羊城归得悉北门守御始末补作长歌》，见《海鹤巢诗草》；《赵沅英手稿》。）。长达十多年的有组织的武装反侵略和反投降斗争，对天地会众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粤、桂、湘各省天地会连绵不断的武装起事，是太平天国革命风暴的前奏，它们为太平天国革命锻炼了群众，组织了群众。而太平天国起义的胜利进展，又使广大天地会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1854年的广东天地会大起义，就是在太平天国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爆发起来的。
二
1854到1864年的广东天地会起义，从爆发到失败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起义的爆发阶段。从起义在广东全省爆发、围攻广州，到解围实行战略转移（1854年夏到1855年初）。大起义以广州地区为中心。1854年（咸丰四年）6月10日，何六（又称何禄）等首先在东莞县石龙镇竖旗举义。接着，7月5日，陈开等在佛山举义。此后，全省各州县纷纷竖旗响应。各路起义军的主要首领人物，在广州附近地区有：佛山陈开，城北李文茂、甘先、周春，城东陈显良，省河（珠江）南岸林陈□□，省河水面关巨、何博奋。广州府属各县有：东莞何六，三水、清远陈金□、练四虎、侯陈带，新会陈松年、吕萃晋，顺德陈吉。惠州府属有翟火姑、罗亚添。潮州府属有陈娘康、郑游春。韶州府属和连州有葛老藤（葛耀明）、陈荣。肇庆府有伍百吉、陈瀚□。南路高州、廉州府属各州县天地会也有大规模的起义。各地的起义军，大股数万、十数万人，小股数千、数百人，不可胜纪。
各路起义军打红旗，头裹红巾，或腰缠红带，蓄发易服。以“反清复明”、“顺天行道”为口号。自称“洪兵”（参见《复明元大帅洪告示》，玉芝堂：《攻羊城策》，见注（11）佐佐木正哉书，页107；光绪《广州府志》卷82，前事略8；光绪《贵县志》卷6，寇略。），即洪门起义军的意思。因尚红色，又称“红兵”。统治阶级的史书污之为“洪匪”、“红匪”、“红巾贼”等，即是根据他们的旗号和特征而来的。解放后，一些近代史的论著称之为“红巾军”，则是从这些污称那里演化而来的褒意称呼。
根据天地会传统的“复明”和“太平”口号，起义军发布的告示均书“大明”或“太平甲寅年”，广州地区的起义军还建立了“嗣统”的年号。各路起义军的首领们，在这个总旗号下，自称将军、元帅、都督、军师、先锋等名号。如陈开称“安东将军统领水陆各路兵马管理粮饷招讨都元帅”，甘先、李文茂称“统领水陆兵马兼理粮饷大元帅”，陈显良称“统领水陆兵马众大元帅”（参见《佛山天地会告示》，《天地会告示》，《佛岭天地会军机文房司事条陈》，见注（15）所引佐佐木正哉书，第27—29页；又见《复明统兵大元帅洪告示》、《统领水陆兵马兼理粮饷大元帅李、甘告示》、《陈显良致英、美、法三国公使照会》。）等等。
各地的起义军风起云涌，势如破竹，数月之内，攻克了四十余座府、州、县城（这些城池是：东莞、顺德、增城、花县、从化、清远、佛冈、龙门、肇庆府高要、四会、新兴、高明、广宁、开平、阳春、鹤山、德庆、封川、开建、英德、翁源、仁化、乐昌、南雄、始兴、连州、连山、阳山、博罗、长宁、海丰、连平、河源、和平、长乐、惠来、罗定、东安、信宜、灵山。）。有些城池，虽久攻不下，但那里的广大农村也为起义军所占领。如省城广州，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城，以及一些县城都是如此。广东大部分地区成了起义军的天下。地主阶级哀叹：“旬日之间，连陷数十州县。西至梧州，北至韶州，东至惠、潮，南至高、廉，贼垒相望，道途梗塞”（同治《南海县志》卷22，杂录下。）。广州地区的起义军，集合重兵，从水陆两路围攻广州城。陆上起义军数十万，“环逼省垣”，水上起义军“海艘数千，环逼省河，会城（按：即广州城）势孤援绝，濒于危者屡矣”（同治《南海县志》卷22，杂录下。）！同时，惠州的起义军则攻克九龙司城寨，同香港英国当局隔海对峙。
面对这种局势，中外反动派惊恐不安。他们密锣紧鼓地策划扑灭这场起义。清政府一面严责广东督抚全力对付起义军，一面从桂、湘、赣、闽、浙各省调兵援粤。广东统治当局又无耻地乞求港英当局出兵救援。由于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反扑，加上本身的弱点，起义军攻取广州的战略意图未能实现，于1855年初，解除了对广州的围攻，分头向西、向北作战略转移。
第二阶段，起义军的转移和起义军政权的建立与发展阶段（1855年春至1858年夏）。起义军大体分为以下数路转移：陈开、李文茂等率部沿西江西上进入广西；何六、陈金□、周春、甘先等联合粤北的部分起义军郑乔、陈荣等北进入湖南；陈显良等同练四虎、侯陈带等联合沿北江转入清远以北的粤北山区；翟火姑等由粤东进入赣南；珠江下游的水上起义军，大都集结于李快部下，冲出珠江口，在珠江口以西到雷州半岛之间的沿海地区活动。其他各州县的一些小股起义军，未能联合转移的，大都在1855年先后被扑灭了。一些大股在转移过程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但起义军分头冲出广东，则为建立相对稳定的起义军政权创造了条件。
分头转移的各路起义军，以进入湖南的一支最为曲折，以进入广西的一支成就最大。何六等率众数十万进入湘南，连克郴州、桂阳州等十余州县，并拟继续向北用兵，会合由鄂南下入湘的太平军。郴州等地的天地会纷起响应，声威大振。但由于敌人的重兵围剿与起义军主要领导人内部不和，北上计划未能实现。1856年初，郴州等地相继失守，何六牺牲。进入湘南的起义军分散，一部分进入江西，最后加入太平军，成为太平军中的“花旗”。陈金□则率部又南下折回粤北，再转移到粤、桂交界。1857年9月，攻克怀集，称南兴王，建号大洪（民国《信都县志》卷5，前事。），据有怀集、贺县、封川、开建、德庆等十余州县。地主阶级的史书记载说：“上富川，下广宁，千里皆贼垒矣”（同治《怀集县志》卷8，事志。）。
进入广西的一支，发展颇为顺利。陈开、李文茂等率部并联合广州西南各县的部分起义军数十万人，沿西江西上。1855年6月，冲破了清军在梧州的堵截，兵临浔州府（桂平）城下。9月27日，攻克浔州府。接着乘胜扩大战果。向西南，进克贵县。向西北，进克武宣、象州、柳州。同时又回师东下连克平南、藤县，包围梧州府城。在节节胜利的基础上，陈开、李文茂以浔州府为中心，建立了大成国政权，控制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并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事情：
第一，建立政权，封王建制。建国号为“大成”，建元“洪德”，以浔州府为都城，改称秀京。陈开称镇南王，不久改称平浔王，驻秀京。以李文茂为平靖王兼陆路总管，再征柳州。以下还分封王、公、侯、元帅等职位。建立各级政权机构，设立官署，定各级官职，征收赋税。铸造钱币，称“洪德通宝”。
第二，联络团结广西当地各大小股起义军，壮大革命力量。道光、咸丰之交，由于张嘉祥等人的叛降，浔、梧一带的天地会起义稍受挫折。陈开、李文茂率军进入广西，占据了梧州至柳州的广大地区，建立了革命政权，这对广西的天地会众是十分巨大的鼓舞。同时，由于两广天地会的联系一直是十分密切的，广西天地会的领袖人物有许多就是广东各州县人。所以，大成国很自然成为广西天地会各支起义军的中心和旗帜。他们有的加入大成国起义军；有的接受了大成国的封号，奉大成国的正朔；有的则与大成国建立了较稳定的军事联盟。例如，桂平的姚新昌被封为大成国北路大元帅，贵县的黄鼎凤被封为大成国隆国公，原在横州、永淳一带举义的李文彩被封为定国公，容县的范亚音被封为荣国公，苍梧的罗华观则直接投入陈开部下。桂东北的张高友、黄金亮两大股，也都接受了大成国的号召，协同大成国举行了一些重大的联合行动。
第三、集结兵力，扩大军事行动。1856年秋，大成国分封诸王后，议定李文茂再率军西上进攻柳州，陈开向东用兵攻取梧州。然后，两路大军分别由梧州、柳州北进，联合黄金亮，会攻省城桂林。1857年，大成国起义军相继攻克柳州、梧州后，李文茂又继续西进，攻克庆远府，控制了柳州、庆远二府所属各州县。与此同时，大成国在南线也取得了重大胜利，范亚音攻克北流，围攻玉林州，梁昌、李文彩攻克南宁府，并继续西上，向百色用兵。
1857年底，会攻桂林的军事行动开始。李文茂由柳州北上，克永福，进抵桂林外围重镇苏桥。陈开于1858年初沿桂江北上，连克昭平、平乐、永安等州县，前锋抵达平乐、阳朔交界的桂鱼塘。黄金亮则攻取了桂林以东、以北的兴安、灵川各县。清朝广西当局面对桂林危急，惊恐万状。至此，大成国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它控制和占据了广西全省最富庶的梧州、浔州、平乐、柳州、庆远、南宁、思恩等七府三十个州县的城池（这些城池是：浔州府桂平、平南、贵县、武宣，梧州府苍梧、容县、岑溪，柳州府马平、雒容、罗城、柳城、怀远、象州、来宾，庆远府宜山、天河、永福，平乐府平乐、韶平、永安，南宁府宣化、永淳、横州、兴业、宾州，思恩府武缘、上林、北流、灵山。），并一度占领了贵州的黎平、锦屏等府县城。
大成国和南兴王大洪政权，以及在粤北坚持战斗的起义军，他们之间虽然没有建立统一的政权机构，但对于清政府这个共同的敌人来说，他们仍然是同一个起义军的整体。正如大成国的崇文阁大学士黄子深1861年发布的告示所说，分散在两广的各支起义队伍，“四路雄军，莫不互相接应。郑金驰骤于信宜，范钦纵横于融县，侯陈带坐拥封川，张古友屯兵于永安，孙仁广威镇永淳，周春拥兵二十万。”他们所控制的地区，横跨了两广四、五十个州县。这种规模，在当时的各地各族人民大起义中，除太平天国以外是仅见的。
第三阶段，起义转入低潮，各部起义军坚持战斗到失败的时期（1858年夏到1865年）。广东天地会起义是当时全国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兴衰也同当时革命潮流的高低直接相关连。太平天国1856年内讧以后，清政府得到喘息的机会，因而能够腾出较多的力量来对付各地各族人民起义。1858年，清政府派刘长佑率湘勇尾追石达开进入广西，此后，湘勇代替了广西地方官军成为镇压大成国的主力。1858年5、6月，由于清军的拚死拒守，大成国三路攻取桂林的计划未能实现，先后撤退，这是大成国由高潮转向失败的转折点。不久之后，梧州、柳州相继失守。陈开退回秀京。李文茂退到贵州东南部，11月，病死于怀远山中。形势对大成国迅速逆转。
1860年初，清政府增派刘坤一等来广西，协助刘长佑围攻大成国。陈开指挥部下，殊死奋战，但终未能挽回败局。1861年8月21日，秀京失陷。陈开退出秀京后，又遭地主团练的暗算，不幸被俘，壮烈牺牲，大成国失败。
南兴王陈金□，也因受清军的压力和粤北其他起义军的排挤，在1860年秋失去了怀、贺根据地，向南退却。1861年初，攻克信宜县，并占领了粤桂交界和广东南路十多个州县的广大农村，重新控制了一块较大的地盘。范亚音等转而接受了他的封号，与之互相支援，互相联络。《高州府志》记载说，陈金□在这里“盘踞千有余里，纵横跳荡”（光绪《高州府志》卷50，纪事3。）。但是，由于整个形势的逆转和部将郑金等的叛卖，这支颇有声势的队伍于1863年8月终告失败了。在此前后，活动于粤北和退到海上的各支起义军首领，有的随太平军转移他处，有的失败了，有的投降了。在广西方面，范亚音、张高友等亦先后失败。只有黄鼎凤收容了大成国的余部，称建章王，继续在贵县一带活动。到1864年5月，他也受了敌人的蒙骗，下山向刘坤一投降，旋即被杀害，部众四散。至此，广西接受了大成国封号的起义军全部被镇压下去了。
这场起义坚持了十一年而最后失败。但是，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烈火是扑不灭的。此后，天地会在两广以及南方各省城乡，始终保持着雄厚的力量。到后来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领导民主革命的时期，天地会众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重要的群众基础。天地会这个民间的秘密结社，则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南方各省和海外侨胞中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纽带。
三
这场大起义的参加者，主要是农民、城乡其他行业的劳动者和破产失业的流民。这场起义的领袖人物，大都出身于城乡下层社会。如陈开是店铺的伙计，陈金□是箍桶匠，甘先是农民，李文茂是粤剧艺人，和尚能是游方僧人，周春、陈松年是武馆教师，黄子深、黄庆蕾是失意知识分子，吕萃晋、张高友是兵勇小头目，等等。地主阶级的官、私记载说：广州城北“一带地方，大小村庄，从逆者众”（佚名：《枕戈氏笔记》（抄本）。）。“去岁贼发皆若狂，蜂屯蚁聚千百乡。渠魁一呼徒党应，耕夫牧竖皆跳梁”（梅梦雄：《捉贼行》，《劬书轩诗抄》。）。在新会县，农民“裹红巾者十之七、八”，“四乡拜会甚炽，山谷渔户悉为妖氛”（《赵沅英手稿》。）。“陈开暨踞佛山，远近无赖俱至，众号十万”（徐珂：《清稗类抄》，第6、27册。）。何六在石龙举义，“纠集皮、鞋、油、糖、棉花各行店工人，俱无赖”（陈殿兰：《冈城枕戈记》。）。各地起义军的参加者还有江、河和沿海的船户、水上居民（顺德勒流《梁氏族谱》。）、采矿工人，矿工被污称为“煤匪”（陈坤：《粤东剿匪纪略》。）。兵勇中参加天地会的人也很多，如东莞县即“快蟹巡丁，半系三合会匪”（《清文宗咸丰实录》卷14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年代在广州地区坚持进行反侵略反投降斗争的社学团练，大都参加了起义军。如队伍庞大、声名喧赫的升平社学便是其中之一。反动的地主团练头子们污骂他们说：“升平社学亦反侧，忠义不复称三元”（参见欧阳溟：《有客自羊城归得悉北门守御始末补作长歌》，见《海鹤巢诗草》；《赵沅英手稿》。）。“从前鬼子不敢入城（按：指广州城），皆赖我省壮勇。圣言颁布，赞我广东。一旦迷惑，人心变成如此，先日英名，今皆败坏矣”（参见欧阳溟：《有客自羊城归得悉北门守御始末补作长歌》，见《海鹤巢诗草》；《赵沅英手稿》。）。
起义军发布了自己的纲领性文件——起义的檄文；在他们所到之地，也张贴告示，出榜安民，宣传他们的主张和措施，公布他们的纪律。这些文告深刻地揭露和谴责了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和黑暗。指出：“水深火热，谁悲无告之民；峻法严刑，孰怜刀头之鬼……污吏贪官，充塞于郡县。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二十余省之商业，抽剥千重；四百余州之土地，铲深百尺。……饿殍满途，四野闻饥寒之哭。……大好神州，变为鬼蜮之世界。”（《太平天国正命天王示》，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第815页。）起义军的文告还谴责和揭露了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奉行的屈辱求和、割地赔款的投降卖国政策，指出：清政府“竭库和番，此处输而彼处受。不念民仇国宝，只晓私党图荣”（《天地会起义檄文》（笔者藏抄本）。）。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清政府投降后，大成国崇文阁大学士黄子深在发布的告谕中，又深刻指出：奕□等一伙投降派官僚“竟乃卑躬屈节，阿附□夷，低首下心，曲从□酌，忘君事敌，纵议殃民。此诚天地所不容，鬼神所必怒者也！”（《崇文阁大学土黄子深告谕》。）起义军的文告中明确指出，他们起义的目的，就是要“起兵剿灭清国”（《陈显良致英、法、美三国公使照会》。），“革故鼎新”（民国《三江县志》卷5，杂著所著录的起义檄文。），“所有三班衙役，一律铲除，九品奴衔，不留寸草”（《太平天国正命天王示》，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第815页。），要建立一个为被压迫人民所欢迎的公平正直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其全才全德者，封以万户侯，具一技一能者，授以千夫长，躬稼者免税三载，犯法者宥罪十条。上有恤刑之主，下无冤枉之民，岂不复睹尧舜之世也哉！”（光绪《广宁乡士志》，兵事录；光绪《德庆州志》卷15，纪事；光绪《四会县志》，编二上，仓廒。）
这些文告表明，天地会之所以发动起义，推翻清朝政府，不仅是因为清政府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封建统治和剥削，而且还因为它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面前丧师辱国，实行民族投降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人民群众反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的文告中，如此明确地把反对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和反对外国侵略紧密地结合起来，如此明确地谴责和揭露清政府实行民族投降主义，这还是第一次。在与其同时的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文告中是罕见的。他们的这种思想和认识，当然是朴素的、感性的，但却是非常可贵的。它是当时广东地区所特有的那种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直接产物，是鸦片战争以来广东人民反侵略反投降爱国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起义军所建立的大成国和南兴王大洪政权，大都沿用了历代政权的体制和形式，中央政权里有诸王、公、侯、大学士、将军、元帅等爵位和职称，地方政权则设知府、知县等官职。
起义军在其所到之处，特别是建立了革命政权的地方，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政治方面：第一，明令蓄发易服，改正朔，用传统的方式表明旧政权的灭亡和新政权的建立。第二，每在攻克城池之后，“开狱放囚”，捣毁官署衙门，打掉旧的地主政权的象征。第三，为民除害，处决一些罪大恶极的官吏、地主豪绅。而对那些公正一些的士绅，廉洁一些的官吏，以及有才学的知识分子，则待以很好的礼遇。这一系列完全正义的革命行动，使某些坚决同起义军为敌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叹服：“洪门攻杀污官，大义也”（《赵沅英手稿》。）。在经济方面，其最普遍的手段，仍是起义前就沿用了的“开角打单”，即起义军的首领向某个或某些地主、富豪开出一角通令文书，限令某时交出一定数量的银钱或粮米，如敢抗拒，就采取暴力手段收拾他们。这就是地主阶级官、私记载中常说的，起义军所到之处“遍掠富室”。再一种手段是开仓济贫。例如，起义军攻克德庆、广宁等州县后，就“尽发仓谷”，“开碾仓谷”（《天地会起义檄文》（笔者藏抄本）。）。张高友在荔浦县更公开号召：“愿入党者，给凭单赴县仓任取米谷”（民国《荔浦县志》卷3，纪事。）。
要获得土地，是农民的迫切要求。天地会起义的领导者们，没有象太平天国那样提出一个《天朝田亩制度》，仅仅有过“免税三载”这种模糊而笼统的主张。但在起义的进程中，特别是在较稳定地建立了政权的地区，一些农民群众利用起义风暴的冲击，部分地或暂时地得到一些土地的现象则是有的。其主要方式是，在起义高潮中，一些农民自发地把地主的土地占为己有，抗交地租。例如，据《查复浔阳、桂邑两书院田租记》说：大成国政权建立后，桂平县浔阳、桂邑两个书院原来的学田“遂半为奸佃隐匿，又或为居民占据。租谷因以俱乏，几于□亡毛存。”到了1861年大成国失败后，清朝当局恢复了统治，学田的田租仍收不到一半。再过三年，桂平县知县徐延旭亲自到社坡等村，对佃户和农民威胁、恐吓，用尽了手段，才查清了学田的一大部份，但最终还是有十分之一、二下落不明，永远被佃户和居民占去了。这个很有价值的文献具体说明了，通过起义，在大成国政权的保护下，一些农民确实获得了土地。
地主阶级的官、私著述，对这场起义极尽了污蔑诋毁的能事，特别是指责起义军烧杀劫掠，无所不为。其实起义军是宣布了严格的军纪的，“总兵大元帅陈”发布的告示明确规定：“各营旗总、兵丁”，如有“私收军饷，私通奸仔，私受礼物，私行抢劫，淫辱妇女，犯此五罪，立即处决！”（《总兵大元帅陈示》。）在地主阶级的文人污蔑起义军的字里行间，也不得不承认起义军和他们所建立的政权是深受群众欢迎的，许多股起义军的纪律的确是严明的。据一些直接率领地主武装同起义军作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记载说：新会县起义军的生活很艰苦，“日食咸菜豆□，夜睡山头岭尾”，粮米不够吃，但“贼以义为名，严禁私自打单及掳掠、奸淫等项，如违，依法处决”（《赵沅英手稿》。）。顺德县起义军攻克县城，“陈吉设立伪官后，遍贴伪示，誓称保护乡闾，不准伙众劫掠，有则杀无赦”（龙葆□：《凤城识小录》。）。这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记载也承认，广大起义军领袖执法是严明的。
地主阶级的官、私记载，在怒骂起义军“残害地方”的同时，往往也不得不承认，起义军的“劫掠”，只是“遍掠富室”，而不是肆行烧杀。葛耀明在乐昌一带“各处勒纳金粟”，但严格约束部下，“不妄杀人”（同治《乐昌县志》卷12，兵□。）。张高友在广西的“劫掠”活动，是到很远的“富室员外”家里“打单”，到县城“向各巨商及当商、盐埠索资斧”，但“不伤居民”（民国《荔浦县志》卷3，纪事。）。罗华观在苍梧县“不轻出掠”，偶尔有目的的外出“劫掠”，也是为了取得必需的粮饷，因此，“诸无赖竞归，纵横数百里”（民国《苍梧县志》第8册，罗华观事略。）。
在起义军政权比较稳定的区域之内，政治上的确有所变革，群众的负担有所减轻。一些地方志的记载：“张高友在荔浦一带，以捭阖得人心”（民国《荔浦县志》卷3，纪事。）。李文茂治理下的罗城县，“一时政治聿新，民风为之一变”（民国《罗城县志》，前事。）。黄鼎凤建立了政权的来宾县，更有一番国泰民安的情景：“就地设粮台，归附者岁纳保护费若干即无事。……境内约束严明，几乎牛马放牧不收，外户不闭。县属南乡，距鼎凤山寨不远，多归附之。编户登籍，谓之 ‘写耕夫’，所取比曩昔田赋反轻二、三。”（民国《来宾县志》，兵事。）
由于起义军反对清政府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纲领、口号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满足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因而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拥护。人民群众拥跃参加起义军，起义队伍得以迅速扩大和发展。广大群众“揭竿斩木……相从，如醉如狂，几不复有天日”（民国《西宁县志》卷32，前闻志。）。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广东天地会起义一经爆发，就迅速扩及全省，并迅速发展到广西、湖南等地，而且坚持战斗了十一年之久。
当然，这决不是说起义军和他们建立的政权是完美无缺的，也不是说当时那么多的起义队伍，每一股都是始终如一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于这种旧式的农民战争，我们只能首先看他的本质和主流这一方面，然后分析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指出其缺点和不足，总结出应有的历史教训。同时还应注意到，当时各地那些多到几乎无法统计的各大小股起军，有的（特别是他们的主力和一些著名的、有政治抱负的大股）是有比较明确的纲领、口号的，有的（数目还不太少）则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有的则纯粹是饥民、流民集团或经济盗匪。对于后两类起义队伍来说，往往是很难说有什么政策和纪律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很自然的，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社会现象。
（资料来源：《中山大学学报》198104 本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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