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 张大军
2011-11-06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从鹿特丹到罗森大街：对第三帝国的抗命
“我们会重获自由”
在德国军队于1940年4月占领丹麦后一个月零一天，德国国防军的士兵就越过边界，进入荷兰，而德国的飞机则炸毁了荷兰的飞机场。与此同时，柏林驻海牙的大使提交了一份说明，声称德国军队进入荷兰是为了保护其中立地位，并邀请政府将自己置于第三帝国的保护之下。女王威廉敏娜及其部长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提议。
当德国的轰炸机蹂躏鹿特丹和其他荷兰城市时，皇室逃到了伦敦，女王宣布伦敦为新的政府驻地，以确保它的合法存在。她宣布：“对于这一践踏文明国家间惯常行为方式的做法，我在此发出强烈的抗议。”然后，五天之后，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温科尔曼（Winkelman）将军签署了投降书。5月29日，第三帝国的荷兰总督阿瑟 西斯-因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博士发表就职演讲。他声称荷兰人是日耳曼弟兄，并承诺所有的荷兰战犯都会在六月中旬前释放。可是，纳粹对荷兰的计划要激进得多：将荷兰转变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荷兰的经济为德国的战争机器服务，驱逐并消灭100,000多名荷兰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并镇压任何形式的反抗。48
荷兰人有中立的传统，并且最近没有抵抗入侵者的经验。与丹麦一样，该国平坦开阔的地形让准军事抵抗困难重重。可是，学生和工人团体在入侵的那一天就已经携手采取了一些抵抗措施。一个将自己称为古慈恩（Geuzen）行动委员会的阿姆斯特丹小组散播信息说，它会逐渐发展出一个为荷兰自由而斗争的组织：“有一天，我们会重获自由......我们的国家不应成为德国的一部分！”49
6月29日是波恩哈德（Bernhard）王子的生日，阿姆斯特丹的民众公开集会反对德国人。这位王子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在所有假日和所有公开的仪式上都戴着一朵白色的康乃馨。在他生日的那一天，插满康乃馨的瓶子能够在所有房屋和临街店铺的窗户上看到。大约在中午时分，人们开始出现在女王威廉敏娜母亲的纪念碑前。每人都买了一朵康乃馨，并把它放在了纪念碑的基座上。到当日末，纪念碑就淹没在鲜花的海洋中了。作为回应，德国人逮捕了示威活动的两位组织者-甚至抓捕了温科尔曼将军，而后者与此毫无干系。
纳粹在秋天的时候开始迫害荷兰的犹太人，起先是将所有犹太人公职官员和教授解聘。在雷顿（Leiden）大学，解聘行动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其高潮是唱国歌。在德尔福特技术大学，学生举行罢课活动，迫使大学关门。雷顿起而效仿之。就像丹麦的情形那样，德国人后来发现，伤害个别的民众-哪怕是犹太人-会加深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憎恨。
1941年2月22日，在荷兰的纳粹分子与武装起来的犹太居民在阿姆斯特丹发生激烈的对决之后三天，600名党卫军士兵介入，封锁了犹太人社区，并逮捕了400名年轻的犹太男子。他们被殴打，然后被送到布肯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有关此事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共产党中的工人们在某一天晚上集会，准备举行大规模罢工。在地下印刷厂的帮助下，他们分发传单，呼吁所有工人都加入他们的队伍。两天后，船厂工人和有轨电车司机首先开始罢工；很快，产业工人跟了上来。企业、车间、办公室和店铺关门，工人聚集在市中心，在那里喊口号和唱歌，以示抗议。在800,000总人口中，超过300,000人参加了罢工。
德国人虽然感到震惊，却迅速进行镇压。成百上千的德国警察和党卫军士兵介入，他们得到命令，无需向麻烦制造者提出警告就可以开枪。宵禁被强制实行，违反者可能会被逮捕。报复的威胁对于阿姆斯特丹市长来说过于严厉了，他命令该市的官员回去上班，否则有被解聘的危险。与丹麦不同，荷兰已被征服，其国家元首已经流亡，因此，荷兰的政府管理者被迫各行其是-而且在战争的初期，许多人在执行德国人的命令时受到约束。最初的这种合作意味着，罢工者是自己单独行动的，而且事实证明，2月份的罢工是不可持续的。
可是，在荷兰社会的草根层面，抵抗成为一种爱国举动，而且大部分民众都参与了。学校教师拒绝将他们的名字提交给德国人批准。艺术家拒绝加入纳粹党的文化协会，即便这让他们失去收入来源和公开展示的机会。160,000多名农民拒绝向纳粹支付所要求的款项，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拒绝加入劳动服务部-一个占领军特种部队，致力于开垦土地。
地下出版物也繁荣兴旺，大约有六十份报纸。（誓言报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今天还在，而且是该国最受尊重的日报之一。）在战争期间，日常的问候和居家生活都充满具有象征性的自豪感。“V”字手势取代了握手，并被涂在所有主要城市的墙上和售货亭上。简单的问候语“你好”成为“绞死所有叛国者”这句话的首字母缩略词。民众还戴着载有威廉敏娜女王图像的硬币。50
西斯-因夸特逐渐认识到，荷兰人不会成为顺服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于是，德国人的镇压升级了。到1942年底时，800多名抵抗战士被捕，并被递解到德国的集中营。该国最大的新教政党被解散，而其成员被迫加入一个纳粹控制下的工会。当荷兰天主教会向德国管理当局写信和发电报抗议驱逐犹太人时，约700名犹太裔的天主教徒被捕，并被送往奥斯维辛。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约300,000名荷兰人被迁移至德国的鲁尔区工作-这对荷兰人的家庭生活构成了威胁，强化了他们进行抵抗的意愿。约100,000名被驱逐者成功地逃回荷兰，并在农民和户主家里找到安全的藏身之所。对这一行动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国民组织和国民资助基金，国民组织由将近15,000人组成，建立国民资助基金的是一群逃到英格兰的银行家。基金还资助破坏小组，它们破坏荷兰的铁路线、阻挠武器的运送并袭击德国的物质供应车队。
也许，表现出最大团结的是荷兰的医生们，他们被告知必须参加医生协会，并遵循纳粹的医疗指南，包括审查病人的种族背景和基因缺陷。该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医生拒绝加入这一组织，而且作为答复，放弃他们的行医，并将他们的铭牌从家里和办公室的门口拿去。一群医生成立了医疗联谊会，该组织通过十一位区域代表与地方上的医生紧密合作，以帮助将受到德国警察攻击的医生藏起来。通过集中化的指导，联谊会避免了纳粹接管他们的职业的命运。51
1943年4月29日，德国人宣布，曾于1940年被捕和释放的所有前荷兰军队士兵都会被再次逮捕，并送到德国的劳改营。这一令人震惊的命令影响了超过300,000名的男子。恒基罗（Hengelo）镇的工人立即举行罢工。罢工很快扩散到整个奥微利塞尔（Overijssel）省，以及主要城市爱因霍芬（Eindhoven）-那里的所有飞利浦工厂都陷于停顿。在林姆伯格（Limburg）省，10,000多名矿工走出矿道，举行罢工。到第二天早上时，罢工人数暴增至40,000人。接着，德国警察和士兵介入，开始滥杀无辜。那些被捕之人受到例行公事般的审判，被判处死刑。此后，除林姆伯格之外的所有地方的罢工的强度减弱。一支德国警察部队被派到那里，暴力冲突爆发了。5月5日，林姆伯格的矿工们最终放弃了，并重返工作。罢工让180多人失去性命，400人受伤，900人成为战俘-他们被送到德国的集中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抵抗事件更多了，可是，尽管像医生和工厂工人这样的团体坚持抵抗-因为他们的生计直接受到纳粹政策的影响，总的抵抗缺少系统性的指导。就像丹麦的情形一样，抵抗团体的出现具有地方性，而且通讯联系的建立很缓慢。只是到了战争的后期，一个名为核心的团体才试图协调全国的行动-该团体由工会官员、抵抗领袖和地下报纸的编辑组成。他们每周在阿姆斯特丹开会，但从未取得像丹麦自由委员会那样的地位，并因而无法代表大多数荷兰工人和抵抗战士。结果，荷兰的抵抗行动从未有清晰的全国性目标，而且挑战德国人对该国之控制的全局性努力也从未出现。
最后一次重要的抵抗行动发生在1944年9月，当时，荷兰的铁路工人举行罢工，以阻挠将犹太人运送到东部的集中营，也想要放缓德国军队的回撤行动-这是为了保卫祖国不受盟军的入侵。正如法国人二十年前在鲁尔区所做的那样，以及他们自己在丹麦所做的那样，德国人引进他们自己的铁路工人，以保持火车的畅通。作为报复，德国人将大约50,000名荷兰男子从鹿特丹运到德国，以帮助准备德国城市的防御工作。铁路罢工的一个意料之外的不幸后果是，向鹿特丹和其他荷兰城市运送煤炭、汽油和食品的工作停了下来，接下来的冬天对许多人来说很难受。第二年春天，盟军的胜利将荷兰人从一种严酷的战争中解脱出来-战争的这种严酷性比丹麦人已有的经历更为惨烈。
与丹麦的事态形成对比的是，纳粹让荷兰当局在战争一开始时就正式投降了，而且他们强迫五十万名荷兰工人为德国的战事服务。鉴于荷兰的顺服所具有的这种价值，比起他们在丹麦的所作所为，德国人愿意更加努力地维持荷兰的顺从。在丹麦，胡萝卜加大棒策略-法国人最初在1923年利用这同一策略反对德国人-所造成的后果喜忧参半。另外，德国人的制裁措施导致潜在的抵抗人员流失殆尽，并缩小了他们可能行动的空间。由于只能进行零星的反对活动，荷兰人无法防止纳粹利用其劳工，并将将近80%的荷兰犹太人驱逐国境，承受大屠杀的命运。
如果荷兰的抵抗活动有更好的组织，生命和名誉的这种可怕损失就可能会减少。事实上，尽管抵抗活动因某些荷兰官员早期的合作态度以及缺少任何真正的凝聚力而受到阻碍，它还是阻止了荷兰被变为纳粹的卫星国-而这是德国人最初的目的，并且它将驱逐过程转变为一场持续的斗争-这使得德国人无法将时间和资源投入其他的战争行动。在通过进攻行动攫取了丹麦与荷兰后，纳粹却因这两个国家的非暴力抵抗而被迫采取防御性措施，以重新恢复起初占领这些国家的好处。在丹麦，这一好处大打折扣。在荷兰，这一好处至少是贬值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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