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1日星期六

经历大起大落后的胡耀邦子女

 

1945年冬,胡耀邦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将赴前线作战。李昭态度坚决,也要求同往参加战斗。无奈,胡耀邦夫妇将未满40天的次子,送给了陕北老乡刘世昌。“当时他们对孩子可不太在乎,把革命看得高于一切。父亲只提了3个条件:一是不要把孩子再转送别人;二是将来要让孩子上学;三是让他自由恋爱。父亲坚持让孩子随老乡姓刘,老乡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就叫刘湖(胡)了”。

从胡德华出生起,就没见过二哥。这一别,就是十几年。解放后,刘世昌一家辗转到了青海。他牢记着胡耀邦的嘱托,即便家里连吃饭都困难,还是坚持让刘湖上了学。13岁时,刘湖小学毕业,各门功课成绩优良。其间,胡耀邦从没有来找过儿子。

当得知胡耀邦已在北京任职时,刘世昌和妻子犹豫再三,“孩子像生父,学习那么好,不能耽误了”。就这样,刘世昌硬是把含辛茹苦养大的刘湖送回了北京。“父亲看到刘世昌愣了,半晌说不出话,他拍着二哥头说:‘记住,刘世昌永远是你父亲!’”此后每逢寒暑假,刘湖就会去看望刘世昌夫妇。

“走资派”的后代

全家团圆的幸福时光转瞬即逝,很快“文革”开始了。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发配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母亲被隔离审查,年近七旬的外婆被轰回安徽老家,音讯全无。父亲的秘书、司机也早就撤走了,满妹曾一个人住在三进大院子里,几十间房子空空荡荡……”

胡德华当时还在上高中,那时他的理想是要做工程师,要考清华大学。然而刚读完高一,他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工作,负责修马路。“当时我的工种叫‘壮工’,听着都可怕。我一天能吃掉一斤八两粮食,可见体力消耗有多大。”

胡德华记得,当时母亲比父亲受冲击还早,在“文革”中的境况更惨。“母亲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然而,刚强的她从来不谈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煎熬,也从不抱怨。” 由于“文革”,胡德华笑称二哥刘湖是预备期最长的党员,“预备了十几年!”“二哥当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工系,和现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延东一个班,她还是我二哥的入党介绍人。1966年5月,他成为预备党员。一般党员的预备考察期是一年,但他刚入党一个月就赶上‘文革’,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成为正式党员。”

而老大胡德平,也因为“文革”改变了命运。196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就在1967年毕业前夕,随着邓小平、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邓朴方和胡德平也成了“黑五类”子女。“大哥在北大成了受专政的对象,聂元梓等造反派把持的北大革命委员会,勒令他们接受检查,要他们反对自己所敬仰和信赖的父母。那时他的身心受到极大创伤。我大哥小时候特别淘气,但是后来变得越来越老实、沉稳。”

胡德平的外表酷似胡耀邦,戴一副眼镜,书生气很浓。实际上,胡德平在进入政界以前,是个标准的学者。

“文革”后,胡德平捡起了他心爱的历史学专业,考取了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侯外庐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做研究工作,后又担任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同时,胡德平还致力于“红学”研究。1983年,他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中青年红学研究者,成立了“曹雪芹研究会”,出任会长。为了考证曹雪芹的故居,胡德平到传说中的“黄叶村”香山一带考察,还出版了一本名为《曹雪芹在西山》的书册。一些红学老前辈,对他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极为赞赏。

1984年胡德平作为中共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的特派员到了湖北省。在湖北时,他还创办了曾经轰动一时的理论刊物。从湖北返京后,胡德平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之后,被提升为统战部副部长。

“我们比父亲差远了”

谈起子女对父亲的继承,胡德华坦言“我们差远了”。“谁也比不了父亲,父亲做人的骨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无人能及。”如果说有联系的,就是胡家人的共同情趣——读书。

“其实父亲文化程度并不高,14岁就参加革命,但是他博览群书,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不论在马背上还是帐篷里,父亲只要有点滴空闲时间,总是孜孜不倦地读书。他记忆力惊人,对一些佳作警句背诵如流。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诵读几遍,便能全文背下来。” 胡德华列举了许多父亲看过的书目,算起来总共有5000万字。“父亲说每天坚持读1万字书,14年就可以成为学者。因此在‘文革’后期,邓小平派他到中科院工作,那些大科学家特别敬佩父亲。”

1973年,胡德华考入重庆通信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通信学院教书。他在南京一呆就是10年。1986年,胡德华进入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工作。他说自己的梦想一直是要科学救国。“以前觉得能当个科学家才是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但后来,胡德华却改变了想法。特别是父亲去世后,他在领导的鼓励下决定下海。这个想法引起了家人的一致反对:“我大哥说:‘你搞科学技术的,哪能做买卖?!’我就不服气,我说当时那么多农民企业家,我上过大学的,怎么不成?我一定要争这口气。”

胡耀邦的子女对父亲都充满了敬畏。事隔这么多年,胡德华每每回忆起父亲批评自己的情形,心里还是有些慌乱,对于父亲的铁面无私,胡德华至今还十分感慨。

“就连父亲最疼爱的小妹,也没能沾父亲半点光。”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一分厂的维修车间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而父亲不闻不问。她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作为胡耀邦的女儿,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甚至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给父亲写了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既要注重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到社会实践中去学习。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思想,懊恼、委屈一齐涌来,她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胡德华说,小妹每每回忆起当年撕信的情景,总是满心愧疚。

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往。谈话间,胡德平的女儿走了进来,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胡德华掩饰不住骄傲:“大哥家有两个孩子,这个是英国剑桥毕业的,另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女儿已经成家立业。我的女儿在复旦大学毕业后,如今在澳大利亚一个投资公司工作。我们家也算是四世同堂了,很幸福了。”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胡家子女,最终归于平静安宁之中。谈话中,胡德华笑声爽朗,谈起往事绘声绘色,这也是如今胡家子女真实生活的写照吧。文/刘畅

(《中华文摘》摘自《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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