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冬，胡耀邦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将赴前线作战。李昭态度坚决，也要求同往参加战斗。无奈，胡耀邦夫妇将未满40天的次子，送给了陕北老乡刘世昌。“当时他们对孩子可不太在乎，把革命看得高于一切。父亲只提了3个条件：一是不要把孩子再转送别人；二是将来要让孩子上学；三是让他自由恋爱。父亲坚持让孩子随老乡姓刘，老乡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就叫刘湖(胡)了”。
从胡德华出生起，就没见过二哥。这一别，就是十几年。解放后，刘世昌一家辗转到了青海。他牢记着胡耀邦的嘱托，即便家里连吃饭都困难，还是坚持让刘湖上了学。13岁时，刘湖小学毕业，各门功课成绩优良。其间，胡耀邦从没有来找过儿子。
当得知胡耀邦已在北京任职时，刘世昌和妻子犹豫再三，“孩子像生父，学习那么好，不能耽误了”。就这样，刘世昌硬是把含辛茹苦养大的刘湖送回了北京。“父亲看到刘世昌愣了，半晌说不出话，他拍着二哥头说：‘记住，刘世昌永远是你父亲！’”此后每逢寒暑假，刘湖就会去看望刘世昌夫妇。
“走资派”的后代
全家团圆的幸福时光转瞬即逝，很快“文革”开始了。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发配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母亲被隔离审查，年近七旬的外婆被轰回安徽老家，音讯全无。父亲的秘书、司机也早就撤走了，满妹曾一个人住在三进大院子里，几十间房子空空荡荡……”
胡德华当时还在上高中，那时他的理想是要做工程师，要考清华大学。然而刚读完高一，他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工作，负责修马路。“当时我的工种叫‘壮工’，听着都可怕。我一天能吃掉一斤八两粮食，可见体力消耗有多大。”
胡德华记得，当时母亲比父亲受冲击还早，在“文革”中的境况更惨。“母亲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然而，刚强的她从来不谈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煎熬，也从不抱怨。” 由于“文革”，胡德华笑称二哥刘湖是预备期最长的党员，“预备了十几年！”“二哥当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工系，和现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延东一个班，她还是我二哥的入党介绍人。1966年5月，他成为预备党员。一般党员的预备考察期是一年，但他刚入党一个月就赶上‘文革’，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成为正式党员。”
而老大胡德平，也因为“文革”改变了命运。196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就在1967年毕业前夕，随着邓小平、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邓朴方和胡德平也成了“黑五类”子女。“大哥在北大成了受专政的对象，聂元梓等造反派把持的北大革命委员会，勒令他们接受检查，要他们反对自己所敬仰和信赖的父母。那时他的身心受到极大创伤。我大哥小时候特别淘气，但是后来变得越来越老实、沉稳。”
胡德平的外表酷似胡耀邦，戴一副眼镜，书生气很浓。实际上，胡德平在进入政界以前，是个标准的学者。
“文革”后，胡德平捡起了他心爱的历史学专业，考取了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侯外庐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做研究工作，后又担任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同时，胡德平还致力于“红学”研究。1983年，他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中青年红学研究者，成立了“曹雪芹研究会”，出任会长。为了考证曹雪芹的故居，胡德平到传说中的“黄叶村”香山一带考察，还出版了一本名为《曹雪芹在西山》的书册。一些红学老前辈，对他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极为赞赏。
1984年胡德平作为中共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的特派员到了湖北省。在湖北时，他还创办了曾经轰动一时的理论刊物。从湖北返京后，胡德平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之后，被提升为统战部副部长。
“我们比父亲差远了”
谈起子女对父亲的继承，胡德华坦言“我们差远了”。“谁也比不了父亲，父亲做人的骨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无人能及。”如果说有联系的，就是胡家人的共同情趣——读书。
“其实父亲文化程度并不高，14岁就参加革命，但是他博览群书，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不论在马背上还是帐篷里，父亲只要有点滴空闲时间，总是孜孜不倦地读书。他记忆力惊人，对一些佳作警句背诵如流。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诵读几遍，便能全文背下来。” 胡德华列举了许多父亲看过的书目，算起来总共有5000万字。“父亲说每天坚持读1万字书，14年就可以成为学者。因此在‘文革’后期，邓小平派他到中科院工作，那些大科学家特别敬佩父亲。”
1973年，胡德华考入重庆通信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通信学院教书。他在南京一呆就是10年。1986年，胡德华进入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工作。他说自己的梦想一直是要科学救国。“以前觉得能当个科学家才是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但后来，胡德华却改变了想法。特别是父亲去世后，他在领导的鼓励下决定下海。这个想法引起了家人的一致反对：“我大哥说：‘你搞科学技术的，哪能做买卖？！’我就不服气，我说当时那么多农民企业家，我上过大学的，怎么不成？我一定要争这口气。”
胡耀邦的子女对父亲都充满了敬畏。事隔这么多年，胡德华每每回忆起父亲批评自己的情形，心里还是有些慌乱，对于父亲的铁面无私，胡德华至今还十分感慨。
“就连父亲最疼爱的小妹，也没能沾父亲半点光。”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一分厂的维修车间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而父亲不闻不问。她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作为胡耀邦的女儿，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甚至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给父亲写了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既要注重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到社会实践中去学习。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思想，懊恼、委屈一齐涌来，她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胡德华说，小妹每每回忆起当年撕信的情景，总是满心愧疚。
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往。谈话间，胡德平的女儿走了进来，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胡德华掩饰不住骄傲：“大哥家有两个孩子，这个是英国剑桥毕业的，另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女儿已经成家立业。我的女儿在复旦大学毕业后，如今在澳大利亚一个投资公司工作。我们家也算是四世同堂了，很幸福了。”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胡家子女，最终归于平静安宁之中。谈话中，胡德华笑声爽朗，谈起往事绘声绘色，这也是如今胡家子女真实生活的写照吧。文／刘畅
(《中华文摘》摘自《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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