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5日星期三

揭秘清朝末代高官逃亡美国大使馆的历史真相

(博北京时间2012年2月15日 转载)

     【按:应网友之要求,我将这篇文章的原稿在此全文贴出,其实在《中国经营报》发表时删节不是很多,主要是关于当时政治派系的一些分析及一些英文名称,欢迎大家继续评论和拍砖,任何非盈利性网站均可转载。谢绝报刊未经本人书面同意转载,谢谢。雪珥@美国费城】
     盛宣怀逃亡了,藏进了美国驻华使馆,这一事件,迅速轰动了整个世界。这位67岁的大清国正部级干部,成为全球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 (博讯 boxun.com)
     这是1911年10月27日,距离那场日后被称为“辛亥革命”的暴动,仅仅17天,其受关注程度却丝毫不亚于在遥远的华中地区正在进行的血腥战争。

  逃亡者

     这一天,大清国全国人大(“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的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对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明正典刑”。
     堂堂国家立法机构,在证据阙如的前提下,以“人民”和“宪政”的名义,不经审判程序,以100多人投票表决的方式,要求处决一位政府高级领导人。这无疑是世界议会史上的一个奇观。
     此前2天(10月25日),资政院还只是要求政府罢免盛宣怀的部长职务。路透社(Reuter)从北京发出的电文说,资政院此举,给大清政府出了道难题:要么服从资政院的要求,赶走一位“忠诚的官员”;要么否决资政院的要求,但这相当于向宣称代表大多数人民的资政院开战。这篇电文被次日(26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等广泛援引。《纽约时报》甚至认为,这是资政院对政府下达的“最后通牒”(ultimatum)。
     第二天(26日),似乎并没有经过多少挣扎的大清政府,接受了资政院的“最后通牒”,下令将盛宣怀“双开”。上谕宣布: “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同时,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副总理(“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于盛宣怀蒙混具奏时,率行署名,亦有不合。著该衙门议处。”
     国际媒体继续跟进报道。10月27日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题目就是《中国皇室屈服以图避免革命》,可谓一针见血。与《华尔街日报》所用的字眼“屈服”(yield)相似,同日《纽约时报》的标题用的是“投降”(surrender),《华盛顿邮报》则用的是“屈膝”(bow),来描绘政府的妥协。
     与这些相对中立的报道不同,在西方享有盛名的英国《泰晤士报》(Times)记者莫理循(George Morrison),则发出了倾向性十分明显的报道。他认为,在压力胁迫之下解除盛宣怀的职务,实在是中国政府的耻辱,代表着这个政府的“虚弱和恐惧”(weakness and fear)。《纽约时报》在转载莫理循这篇报道时,将题目干脆改成了《这是可耻的法令》(Calls it a shameful edict)。
     有意思的是,莫理循认为,被解职一事,对盛宣怀本人来说或许并不坏,因为他的身体虚弱(his health is frail)。这是当时几乎所有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中,唯一提到盛宣怀的健康状况的。在盛宣怀1916年去世后,其子孙为其撰写的《盛宣怀行述》中,才披露了一些当时情况,似乎盛宣怀的确面临健康问题,但并不严重。看来,作为大清官场通,有着“北京莫理循”绰号的这位英国记者,或许有特殊渠道接触到更深的内幕。
     而此时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却对自己被申斥并不在意,《纽约时报》说,根据接近庆亲的人士透露,这位总理并无不悦,甚至还期望着自己也能被离职,早日逃离这个左右为难的工作。
     《华盛顿邮报》还刊发了盛宣怀及政府军前敌总指挥荫昌、被革命党炸死的广州将军凤山,已经卸任和即将上任的驻美公使张荫桓、施肇基等4人的照片,题目则带有相当的调侃成分:《中国乱局中的主演们》(Chief actors in China’s troubled affairs)。
     但局势的发展,并没有《华盛顿邮报》标题那样轻松。资政院对“双开”盛宣怀,仍不满意,他们还想更进一步——要了盛宣怀的命。
     对此,《华盛顿邮报》似乎建立了特别的新闻管道,刊登了远较其它媒体更为详细的报道。
     该报记者在27日发出的电文(28日见报)中说,资政院的议员们为未能处决盛宣怀而颇感悲愤,通过了一项新的议案,要求判处这位部长死刑并立即执行。在见报稿中,该报用了一个长长的副标题::“下野的内阁部长盛宣怀,已经逃离北京,以避免暗杀,据信他已获得外国外交机构的庇护。”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继续说,据传,盛宣怀逃入了美国使馆,随后在10名外国士兵的护送下前往天津。但在该报向美国使馆查证时,使馆参赞爱德华(Edward T Williams)对此予以否认。
     记者继续挖掘说,当天先是盛宣怀的一名追随者,紧急造访了美国使馆,随后,美、英公使进行了磋商,并召集了,美、英、法、德四国公使的联合会议,会后立即集体觐见中国总理庆亲王,对盛宣怀的安危表示强烈关注。报道说,四国之所以出面,是因为盛宣怀是与四国银团进行铁路贷款谈判的主要参与者,盛宣怀如今的处境,与此谈判极有关联,各国有道义上的责任对他给予保护。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事后被证明属实。当天(27日),在得悉了资政院要求处死盛宣怀的消息后,英国公使朱迩典(John Newell Jordan)、美国公使嘉乐恒(William J. Calhon)、德国公使哈豪孙(Herr von Haxthausen)、法国代理公使斐格威(Francois Georges Picot)紧急磋商,决心采取联合行动,保护盛宣怀。
     朱尔典在10月28日发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的急电中说,四国公使在27日联合觐见庆亲王,得到了庆亲王的承诺,绝不加害盛宣怀。而在更为详细的邮递报告(11月17日到达伦敦)中,朱尔典汇报了更多的细节:
     “近来盛宣怀因争铁路政策以救危亡,于北京腐败政府各大员中,实为杰出之人(雪珥注:原文是盛宣怀成为这个“衰弱政府的肩膀和头脑”,此处从旧译)……资政院未知详情,而哗然争辩之弹劾,盛决不料其结果,遽至革职。但盛被此次猛击,犹照东方习惯,颇为镇静。起行之前,于夜间(26日)料理交待。然次日(27日)事势,忽更大变。因资政院已传布印就之决议,请速杀此年老之大员。”
     报告说,盛宣怀得知了资政院的动向后,立即寻求美国使馆的帮助,美国使馆又通告了英国使馆,于是决心采取四国联合行动。在四国公使觐见总理庆亲王时,庆亲王表示,资政院已经将杀盛的要求提交给了摄政王载沣,但载沣认为盛宣怀的处罚已经够了,应该不会同意资政院的要求。
     虽然庆亲王担保,盛宣怀绝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朱尔典认为,庆亲王在谈话时,其实表露了相当的不安,担心围绕铁路问题的争论将继续恶化。于是,朱尔典表态说,资政院这种要求处决盛宣怀的决定,是十分野蛮的。
     在美国使馆,盛宣怀向各国公使表示,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极为担心,希望经由天津前往上海避难。各国公使决定,每个使馆各派2名军人共8人,全副武装,由英、美使馆的汉文秘书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和巴顿(Barton)陪同,护送盛宣怀前往天津租界。
     没有任何资料记录表明,对于列强武装协助这位下岗高级干部“逃亡”,大清政府是何种态度,但显然,“多国部队”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唯一的麻烦,只是来自日本人。
     根据10月29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27日当天,盛宣怀正好在一家日本银行谈事,得知了资政院的“死刑决议”后,他就滞留在了日本银行内,随后离开该银行,来到了美国使馆。
     但根据日本的资料,盛宣怀其实从25日资政院通过罢免他职务的决议后,就已经藏身在了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支行行长)的宅邸内。
     日本公使伊集院在10月26日,致电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盖自昨晨(25日)盛宣怀入我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宅邸后,司戴德(W.D.Straight,美国银行团代表)侦悉此事,即与美国公使馆及福开森等人串通,经多方策划,极力想把盛宣怀拉入美国保护之下。终于策动四国公使出面、迫使庆亲王作出保证:清政府对于盛宣怀、除降谕革职外,别无其他任何加罪之意,并言明准其在四国保护之下离开北京。同时,百般劝诱盛宣怀谢绝我横滨正金银行为其提供之特别快车,改乘美国方面为其准备之列车出京,然后由天津搭乘德国轮船赴青岛避难。”显然,开始“逃亡”之后的盛宣怀,已经成为各国争相猎取的宝贝。此后,围绕对盛宣怀庇护权的争夺,各国、尤其日美之间,还上演了更为激烈的秘密战争。
     当夜(27日),盛宣怀在美英德法“多国部队”的严密保护下,离开了北京。《华盛顿邮报》(29日)记载说,此时的北京城内已经谣言漫天,有的说满清政府决定对汉人进行种族屠杀,有的则说皇室也在准备逃亡,但被各国外交使团劝阻……

  急先锋

     这一“逃亡”事件,显然大大出于所有人、包括盛宣怀本人的预料。
     此时距离盛宣怀出任邮传部长,仅仅10个月。邮传部是个大部,综合铁道部、交通部、电信部、邮政部四大功能,而尤以铁路为大,盛宣怀则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起,一直是这个大部所管辖的范围内的“一哥”。
     但在这个超级大部正式挂牌的时候,盛宣怀却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中落败,被发配到了上海,以副部长(“侍郎”)的身份谈判对外商约。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却依然是个副部长,更尴尬的是,部长(“尚书”)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属唐绍仪。于是,两人都只好称病。
     几经周折,唐绍仪勉强干了几个月,终于离职,而盛宣怀也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邮传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
     这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终于握上了向往已久的印把子,便以雷霆手段开展工作,刀锋首先指向的便是他最熟悉、也是国家战略资源投放最多的铁路。
     当时全国17家“商办”铁路公司,虽然政府放手不干预,并且给予各种特殊政策,包括准许他们通过征收特别税的方式收集股本金,实际上就是用公权力做保障,在民众中强行集资。但是,这17家公司却比之前的国有企业更为不如,家家腐败丛生、问题成堆,铁路建设毫无推进,巨额资金倒是不见了踪迹,实际上已经没有一家能够继续维系,不仅大大影响了作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铁路网建设,而且弄得民怨沸腾。
     中央急于挽回这种被动局面,急于办事立功的盛宣怀正是合适人选。在他主持下,中央在1911年5月份宣布,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对商办公司或给予经济补偿、或换发国家铁路公司的股票。这一“铁路国有政策”,赢得了绝大多数为路所困、切盼中央出手“救市”的省份一片喝彩。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在5月31日报道了盛宣怀的这一改革,并认为:“这是中国稳步发展的又一证据,这一法令的颁发,受到了那些真心爱国的人士的欢迎。”
     但是,广东、湖南、湖北三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因为完成集资额巨大,高管们实际上在其中已有巨大利益,一旦国有,其利益必将受损,而且之前的花账、坏账、烂账也将在审计中曝光,因此竭力反对。而亏损最为严重的川汉铁路四川公司(“川路公司”),其高管在欢呼国有的同时,提出一个附带要求:希望中央财政为他们在上海违规炒股而亏损的350万两埋单,遭到盛宣怀强硬的拒绝。
     川路公司高管们丧气之余,恼羞成怒,加入了广东、湖南、湖北三省商办铁路既得利益者的行列,开始猛攻铁路国有政策、猛攻盛宣怀本人。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此即所谓的“保路运动”的肇始。
     但是,光为了填补自己的财政窟窿而对抗中央,显然出师无名。不久,一个极好的“抓手”出现了:国有诏书发布后11天,中央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引进1000万英镑的巨额外资,投入铁路建设。毕竟,铁路建设是资金密集型产业,而中国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都实际上难以支持这一个巨大的投资,引进外资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几家商办铁路公司的高管欣喜若狂:这下子可以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高度,来和中央讨价还价——尽管这些所谓的“保路运动”者们,后来也偷偷地与外资谈判。
     盛宣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个强势的人,在他的主持下,与四国银团的贷款谈判“磋商数月,会晤将及二十次,辩论不止数万言。于原约稍可力争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数事,实已无可再争”,贷款合同的条款不断地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不仅年利率依然维持在5%,不到国内钱庄和票号贷款利率的一半,而且所贷款项的半数可以存在交通银行与大清银行,这等于为这两家国有银行提升了头寸,而原合同规定只能存在四国银行。同时,合同还删除了原定四国有权参与建造若干支路的条款,并规定所用铁轨必须使用汉阳铁工厂的国产品,其它原材料则进行国际招投标,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怀坚信,根据这一合同,资金到位后,粤汉铁路三年内就能全线接通,十年内可以开始还本。
     但是,这一完全平等签订的借款协议,遭到了“卖国”的指控。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李鸿章的嫡系人马,在李鸿章去世10年之后,盛宣怀其实没有任何过硬的政治靠山。而此时的大清官场,十分讲求门派,时人胡思敬在其名著《国闻备乘》里,列举了此时的“七党林立”:“孝钦训政时,权尽萃于奕劻(庆亲王),凡内外希图恩泽者,非贵缘奕劻之门不得入。奕劻虽贪,一人之欲壑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易扭身而进。至宣统初年奕劻权力稍杀,而局势稍稍变矣。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于是洵贝勒(载洵)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载涛),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为一党。泽公(载泽)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即醇亲王福晋,荣禄之女)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党。”
     梁启超也说,晚清中央“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藉权限之说以为挤排异己之具;借新缺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
     显然,并不属于任何派系的盛宣怀,却“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大政”,自然成为众人眼红的目标,再加上其在推行铁路国有时,办事如此认真刻板,实际上给自己种祸不浅。
     在中央的竭力化解下,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的“保路远动”见好就收,迅速地偃旗息鼓,既得利益者们退居二线去享受幸存的胜利果实。但四川却因为炒股亏损实在过于庞大,只能选择与中央死磕,并且越演越烈。在成都的中心舞台上,一场“变脸”大戏越演越热闹。以川路公司高管为代表的既得利益群体,不惜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无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级政府官员,抱着自己的小九九,试图浑水摸鱼,利用民众运动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革命党则希望天下大乱,好早日享受革命的高潮快感,明确将“离间官民”作为在四川工作的重点。这三种力量,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失控而成为颠覆大局的风暴潮,而盛宣怀成为矛盾的原点和焦点。
     盛宣怀对此,保持了充分的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发给岑春煊、解释川路国有补偿方案的电报中,就说自己“于此事,已为众矢之的,即牺牲身命,何裨丝毫?” 在其子孙日后撰写的《盛宣怀行述》中说:“府君(盛宣怀)以职掌所在,日与左右侍郎吴公郁生、李公经方商榷、讨论,期于上补国计,下协舆情,苦心图维,委曲周市,至忧思不能成寐。旬日之间,鬓发加白。”

  替罪羊

     在对付四川的保路运动中,盛宣怀是坚定的鹰派,而以年仅28岁的摄政王载沣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班子,也试图振作一番,他们坚信自己占着情、理、法,与“保路运动”争锋相对。端方受命率领湖北新军入川平乱,导致了武昌空虚,10月10日,武昌暴动成功。事态进一步恶化。
     武昌暴动之后,盛宣怀虽没有带兵出征,却成为“刚性维稳”的总调度,为了保护铁路桥梁、调集车辆船只、运送军需民用,可谓殚精竭虑。
     甚至,为了及早实现维稳的目的,他还在10月20日一天内,为摄政王亲信,度支部大臣载泽代拟3份“面奏节略”(与中央核心汇报谈话的要点):
     一是《代载泽拟进兵迟速关系大局之缘由节略》,认为乱军势孤,“平乱”军事行动必须快;
     二是《荫午楼宜电旨促其亲督进兵节略》,荫午楼即正在前敌的总指挥荫昌,盛宣怀指责他一味观望,坐失良机,并建议中央立即撤换;
     三是《袁世凯宜明降谕旨催其赴鄂节略》,盛宣怀建议中央起用袁世凯,代替荫昌。
     这3份节略,其实令盛宣怀在体制内更趋孤立:一是得罪了自视甚高、在德国学习军事回来的荫昌,而荫昌的背后,是一大群大清国的“太子党”;二是他推荐的袁世凯,本来就算是他的政敌,当然也不会领他的情;三是荐袁之举,令那些对袁深恶痛绝的“太子党”更为恼怒。
     10月23日,盛宣怀再度亲自上奏,要求中央降旨严饬荫昌亲临前敌,加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并建议对前线将领实行“重赏严办”的问责制度。
     而此时,已经实际上成为孤家寡人的盛宣怀,也遭到了别人的“问责”。
     10月16日,御史史履晋弹劾盛宣怀,一方面承认铁路商办出现大量问题,另一方面却认为盛宣怀的国有方案只是为了其满足其“独揽利权、调济私人”的目的,并且“未经阁议”。
     10月26日,又一位御史范之杰上奏,认为川鄂动乱主因并非“赵尔丰(四川总督)之操切罗织、瑞澂(湖广总督)之弃守潜逃”,而是“横绝中外”的“神奸巨蠹”盛宣怀。他指控,盛宣怀之所以对不同地区的铁路国有采取不同补偿方式,是为了进行股市的内幕交易:在铁路国有宣布之前,盛宣怀已经派人到广州低价收购了大量的粤路公司股票,所以粤路商股十足偿还,盛宣怀大捞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怀未能收得,因此才不断打压。当然,这又是风闻而已。
     这位御史提出,盛宣怀目前只是一个部长,如果他处在副总理的位置上,“盗玉窃钧,何事尚不可为?”,“方今主少国疑,而有大臣奸横如此,苟不宣布罪状,明正典刑,恐君权陵替,后患更何堪设想。”将盛宣怀的问题,上纲上线到篡班夺权的高度。
     危险在一步步地逼向盛宣怀,并终于在10月25日的国家议会“资政院”的会议上,达到了顶点:资政院通过决议,要求政府罢免盛宣怀的一切职务。
     当晚,盛宣怀居然还在写长篇辩护词,逐条反驳议员们的指控,并“自请解职,以避嫌疑”。作为在官、商两界厮混了一辈子的人精,作为一直以来行走在风口浪尖的“急先锋”,盛宣怀居然在这关键时刻显示了自己幼稚的一面:毕竟,政治游戏和权力博弈,从来不需要真相与真理,从来都是只讲实力而不讲道理。
     果然,盛宣怀自请辞职、体面退场的要求没人理睬,中央毫不犹豫地将他抛了出来:革职、永不叙用。这在大清国的纪律处分中,是最为严厉的一档,再往上就是追究刑事责任了。而资政院的议员们依然不放过他,直接诉诸最严厉的刑罚:死刑。
     盛宣怀的儿孙们在其去世后编撰的《盛宣怀行述》,对此感叹道:“无何川乱(保路运动)猝起,鄂变(武昌暴动)继作,海内响应。当局亦知积薪厝火,事非一朝,其藉口于路政,召祸者仅一蜀耳。而资政院议员,群喙方张,争以府君(盛宣怀)为集矢之的。朝廷俯徇众论,毅然夺府君职,以为罢斥一大臣,宣可间执其口,或因以暂弥乱机。而孰知事有大谬不然者耶!”
     至此,盛宣怀彻底走入了里外不是人的“猪八戒困境”:在“革命者”眼中,他是最为凶悍而坚定的反革命者,甚至比荫昌、载泽这些皇族贵戚都要凶悍而坚定,这令他的资产在民国成为最容易被瓜分的肥肉;而他不惜鞠躬尽瘁试图挽救的这个政权,却短视而冷血地将他作为替罪羊抛出,希图以此迟滞大厦崩溃的速度。
     在清末民初的世代交替中,甚至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改朝换代的关头,能如盛宣怀这般、走到如此绝境的人物,其实并不多见。如果没有那些自称还讲些“义气”(honor bound)——《华盛顿邮报》说,四国联合营救盛宣怀,就是为了这个honor bound——的老外们,盛宣怀恐怕也要如同端方、赵尔丰一样,成为辛亥年祭坛中的一滩血泊。
     盛宣怀的儿孙们记录到,在流亡日本的第一年,盛宣怀一直住在神户的盐屋山地,穿的和服上挂了颗小印,上刻“须磨布衲”四字。每天,他都要写点日记,令后人好奇的是,逃脱了绝境的盛宣怀,究竟都在为自己写些什么呢? _(网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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