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百年之后，我们却失了先人的境界也少了先人的眼界。值此辛亥百年之际，回溯一个世纪前的先贤们，充满敬仰之情。这些志士仁人或维新立宪，或奔走革命，终使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其间不过十三年，中国跨越了一个历史的门槛进入现代。身为他们的后代，我们荣耀，也汗颜。“六四”过去二十多年了，二十年世界变化了许多：二十年前东欧共产党国家集团不再；二十年后非洲人崛起，呼唤自由、挑战专制。我们的国家依旧，共产党依旧独踞庙堂之上，较之百年之前，社会更加腐败、政治更加黑暗。
晚清的新政与共产党的“开放”
一百年前，中国处于大变革之中。知识精英不忍见国家积弱、割地赔款、主权丧失，甲午战败次年，进京会试的全国一千二百位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改革，史称“公车上书”。上书虽无结果，但对社会发生了大影响，开了民间问政的风气，组织团体、发行报纸、宣传维新，继而催生了1898的“戊戌变法”，虽仅存百日。变法夭折危机又起，“辛丑条约” 对“庚子之乱”割地赔款后，两年前扼杀“戊戌变法”的慈禧朝廷不得不变法图存， 1901开“辛丑新政”。1906年慈禧下诏预备仿行立宪，1907年设资政院筹备处。民间纷纷组织立宪公会，推促立宪。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定预备期九年。
像对于一切当政者一样，对于清廷变法是无可逃脱的两难：不变无以维持政权、变法一定失去政权；所以才有“钦定”宪法大纲“钦定”法律，才有禁令请愿速开国会，才有力保大权不旁落的“皇族内阁”。虽然如此，清廷变法立宪是言信行果的。根据《钦定宪法大纲》1909年各省选举谘议局，作为议会过渡机构谘议局行参与立法、接受民间请愿、质询督抚施政之权，1910年全国第一届资政院开会。“新政”风气已开，变法覆水难收。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前奏的四川保路运动就是由省谘议局的正付议长蒲殿俊和罗纶发起，与“皇族内阁”出炉恰在同一个月。此外，直到清廷密令、成都血案之前，保路同志会的组织和活动一直是合法的，未受政府禁止与镇压。晚清新政显示，君主专制可能通过立宪改变。
直到今天一直有人喜谈共产党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如果不是人云亦云、稍微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共产党所谓改革开放不过是开放了市场经济而已，政治改革了无迹象。共产党至今坚持一党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阶级斗争，不松口也不松手。跟共产党协商宪政，无非自欺欺人。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史表明，共产党体制不可能自身改革，只能以外部革命取代。
停滞时代的希望
百年前中国虽内忧外患，但社会还有自己的精英、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份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不为权力的附庸，不辱个人的志节。
兴中会、同盟会的革命者自不必说，戊戌变法的君子同是这样的志士仁人。谭嗣同为变法饮血，“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梁启超先置身光绪变法，继而从民间推动立宪。或参与变法、或主张立宪、或奔走革命，志同路相通，许多立宪派人士转向革命党人共图大业。辛亥年代另一知识份子群体是留学生。190 3年晚清新政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特别优遇留学有成者：大学专科毕业视同进士，本科毕业视同翰林。尽管如此，西方科学知识的训练、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却把知识份子推向皇权的对面，留学生成为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的中坚。四川保路同志军的敢死队都是学生军，敢死队的领队都是留日学生。如果说梁启超为思想精英，发动保路的蒲殿俊罗纶为政治领袖，那么留学生就是革命先锋了。
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八十年代开始，共产党也派出不少留学生，这些人学成后基本上进入并迅速整合于权力体制，以求个人利益与发展的最大值；遑论个人独立，更何谈与体制对立。固然是共产党极权绝了一切自由发展的可能，也是中国人的“脊梁” 、中国知识份子“士”的精神，被共产党一个甲子的酷治差不多销蚀殆尽。在这个知识份子被收买、精英消亡的停滞时代，社会变化的希望在民间，在民间真正独立的个人—工人、农人、小商贩、教师、记者、律师、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基督徒、佛教徒、法轮功学员……和这些独立个人的集结，如同今天的埃及人、利比亚人、叙利亚人所显示的，如同一百年前我们的先人所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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