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冬夜，莫斯科上空印有铁锤、镰刀的红旗缓缓降下，一个雄踞欧亚大陆达70年之久的帝国宣告解体。20年后，数万示威的人群聚集在广场、公园、市中心大街，抗议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向普京政府及既定体制发起冲击。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第一次面临如此严峻的政治考验。
时值岁末，我读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雾霭》。
俄罗斯的灾难直接来自革命
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回忆录。
虽然个人经历的线索相当清晰，像童年时代，读书及军旅生活，从事不同的职业，从报社编辑到政府官员，书中都有所叙述，但是，由此带出的另一条线索———俄罗斯的命运史、变革史，尤其是苏联时期的历史———占有更大的篇幅。显然，雅科夫列夫的本意并不在于描述自己，他不想仅仅作为孤单的个人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苦难的亲历者，为历史作证。
回忆录从斯托雷平改革说起。作者称斯托雷平为“俄国的伟大儿子”，给予高度的评价。代之而起的十月革命纯属偶然，甚至革命前夕，流亡国外的列宁还说革命将是下一代人的事，可见对于革命，他并没有足够的规划和准备。然而，更重要的是，相对于斯托雷平改革，十月革命是多余的暴力行动，它将一种破坏性强加给了俄罗斯。在作者看来，俄罗斯的灾难并非始于斯大林时代，源头乃直接来自革命，以及它所确立的集权制本身。
革命的破坏力，首先是对人类生命和生存权利的剥夺。十月胜利后，作者用了很多笔墨叙述杀害沙皇全家的惨剧，紧接着是肃反，查封报纸，监视和逮捕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集体流放知识分子，在文化、科学界发展克格勃密探，迫害宗教人士等系列活动。书中写到对付神职人员的残酷手段，如剥头皮，在沸腾焦油的大锅里煎熬，用熔化的铅水做圣餐，推到冰窟窿里淹死，等等。继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强制劳役之后，当局出动军队，对农村实行直接占领。部队武装配有火炮、装甲车，直到飞机。不愿交出粮食的农民即宣布为“人民公敌”，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并瓜分财产。有一个马林斯基县，将被捕的富裕农民统统勒死。农民起来造反所受的镇压，其严厉程度可想而知，整个过程广泛使用人质和连环保制度，甚至不惜动用“窒息性毒气”。其实，作为专制工具而被利用的军队同样不能幸免于难。战争期间，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人数，就有15个师之多。
监禁、流放、死亡，各种奴役和恐怖笼盖了全苏联。过去，我们一直把苏联的厄运同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确，时至斯大林时代，“红色恐怖”达于极点。但是，在书中可以看到，没有哪一个虐待或杀人项目纯出于斯大林的发明。就连因为在信中议论斯大林而犯禁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写到的“古拉格”，也都是在十月革命过后不久建立起来的。《古拉格群岛》中的囚犯的惨苦情境，令人不忍卒读；及至读到本书关于“儿童古拉格”一节，才晓得人世间还有更其可怕的魔窟在。
惊悚的“儿童古拉格”
2002年，俄罗斯出版档案材料《古拉格的孩子们》，至今没有中译本。我是在本书中得以了解这些毫无抵御能力的绝对弱势的广大儿童，在苏联体制下的生存状况。早在1918年建立集中营起，就拿儿童当人质，儿童随同父母一起被判决成为合法。1920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市的肃反人员枪杀12至16岁儿童，因此该市被称为“死亡之城”。1935年，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同未成年人中的犯罪现象作斗争的决定》，明令追究12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并可对其采取一切刑事惩罚措施，包括极刑。1937年8月叶若夫发出命令《关于对祖国叛徒的妻子和子女采取镇压行动》，规定对15岁以上“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儿童均立案侦查，并视年龄、危害程度及改造的可能性，关进集中营，或者迁往“特殊待遇保育院”。1941年5月，内务部又颁布了关于在少年劳动营建立情报通报网的决定。在卫国战争期间，大批儿童被驱赶至中亚、哈萨克斯坦和东部地区，当时，“移民”死亡率每年高达27%，其中大部分是儿童。苏维埃政权根据政治局和斯大林的指示，建立起专门的儿童惩戒系统，包括儿童集中营和儿童管教所、机动的接受分配站、专设的保育院和托儿所等。正如雅科夫列夫指出的，他们利用整个系统的资源向儿童“开战”。在这里，儿童必须忘记自己是谁，何处出生；必须忘记自己的父母是谁，现在何处。1939年，贝利亚就曾经向莫洛托夫建议，给这些夺来的儿童重新命名。
这就是“儿童古拉格”。书中有一段令我十分惊悚的描写，引自诗人库尔季诺夫的回忆录。一天，这位诗人作为会计前往诺里利斯克集中营婴儿院做资产登记：
“跨进门槛，就是孩子。一大群不到6岁的孩子。都穿着小棉袄和小棉裤。背上和胸前都有号码，和囚犯一样。这是他们母亲的号码。他们习惯于看到自己周围清一色的女人，可是听说有男人，爸爸。于是一窝蜂朝我跑了过来，高声喊叫：‘爸爸，爸爸。’这是最可怕的：小孩身上带着号码。而板棚上都写着：‘感谢斯大林同志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童年’。”
变态的政治伦理学。
一个肆意扼杀儿童的国家和民族，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苦难带有标志性，显现了极权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普遍沦为无权者的可悲的现实。雅科夫列夫担任“政治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主任一职达十余年之久，阅读过数千份案卷和证词，自称对“人民的悲剧”的了解胜过任何一个人，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俄国社会报告所有这些事实。庞大的苏联，为什么竟可以在一夜之间悄无声息地消失？帝国的命运，其实早已深植于人民的命运之中———还黑暗于黑暗，它最终遭到历史的报复，并非出于个别人物的暴虐或政策的失误，体制才是根本性的，所以说解体是一种必然。
在回忆录里，雅科夫列夫没有过多地纠缠于苏联解体事件，实际上，他本人对苏联解体也当负有一定的责任。对他来说，解体与其说是结束，无宁说是过程，一个克服的、修正的过程，也即改革的过程。社会除非不改革，要改革，就必须以人为目的，使权力返回到人民自身。
改革是全书的基本主题
雅科夫列夫是经历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本书就是一部二十世纪历史的宏大叙事。他在书中使用了不少珍贵史料，包括档案材料，以及自己所经历的事实，还有大量数据。所有这些材料都经过严格的挑选，不同于一般个人回忆录的感性书写；对其中若干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评价，显示了作者卓越的史识。此外，作者是苏联的一位意识形态专家、政治理论家和实践家，政治意识强烈而鲜明。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交相叠合的目光特别具有穿透力，我们看到，它贯穿从前苏联时代到后苏联时代的各种事实和问题，而直指一个目标：改革。
改革是全书的基本主题。前半部对于布尔什维克以及斯大林的极权化的叙述，其实，都可以视作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漫长的改革之路的铺垫。在雅科夫列夫那里，所谓改革，主要指政治改革，或者说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他指出，那种“经济自由化，政治专制化”的改革是行不通的。“今天的问题，不能局限于经济，这是进程的物质基础”，他说，“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换一个简要的提法，就是“改革是对单一权力的挑战”。对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来说，此说可谓命中要害。民主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民主首先是选择的自由，但是，他批评说，在这样的国家里，所有领域和所有阶段都缺乏选择。一个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集权制，而且根本不准备清理的国家，一个依然没有充分的选择自由的国家，有什么可能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呢？他希望大家一起参与完善整个国家生活的进程，希望每个人都尽到伟大的公民义务。然而，他又深知，这只是在拥有伟大的公民权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这就是改革的全部复杂性和艰难性。
在书中，雅科夫列夫提出一个极具民主性的观点，就是：改革观念必须具备某种不受改革倡导者制约的独立性，形成自身的发展逻辑和特殊类型的革命性逻辑。就是说，社会意识要有能力真正消化改革的基本原则。他把这些原则概括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多党制、分权、私有制、市场关系等。
就过程而言，雅科夫列夫认为，首要是如何对付绝对权力。对于俄罗斯改革，就是非布尔什维克化、去斯大林化。他把正统意识形态称为“新宗教”，他描述说，苏联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都是建立在否定的原则之上的，以谎言毒化社会生活，对人的有罪推定成为行动准则；除了强制性，还实行积极的社会克格勃化，在几十年间，制造出大批的政治牺牲品。为此，雅科夫列夫赞扬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称戈尔巴乔夫改革为“民主革命”，使国家在摧毁极权制度的方向上缓慢推进；还为叶利钦作了辩护，理由是他设法同命运达成协议，阻止了“布尔什维克式的灾祸”发生，为新的一代腾出空间。
但是，以上几位苏联政坛的改革家都无法将他们的改革进行到底。作者强调指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遭遇了强大的官僚集团的阻拒。就拿赫鲁晓夫来说，他在1956年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在国际上反响强烈，获得西方政界和知识界普遍好评，但是在国内却受到斯大林主义势力的抵制。作者透露说，当时“会场死一般地寂静”，根本不曾出现如官定文本中“鼓掌”的情况。很明显，斯大林的“个人罪恶”牵涉到整个统治集团。这是怎样一个集团呢？正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对作者说：“我们全都是坏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同样以侵犯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而告终结。作者写道：“普京的官僚叫嚷道：‘稳定’乌拉———这实际上意味着腐败官僚已舒服而牢固地在国有经济中安顿下来。”是谁破坏了“稳定”？作者的结论是，正是这些口口声声“维稳”的官僚。旧官僚流入了新的权力机关，可怕的是，比起旧官僚，新官僚更加贪婪无耻。
雅科夫列夫指出：“今天必须至少在三条战线上进行斗争：同极权主义遗产作斗争，同现今的官僚专政作斗争，以及同自身的奴隶主义作斗争。”三者的中枢所在，就是顽固的、永不沉没的官僚势力。官僚统治集团在本质上是敌视改革的，如果改革不能在进程中清除这股势力，势必有一天陷于停顿或倒退。
根据雅科夫列夫的看法，改革的俄罗斯，“至今是封建社会主义思维、封建社会主义行为、封建社会主义习惯占据优势”。这个自称是趟过“权力诱惑的混浊河流”的人，深知极权主义遗产的沉重，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统治的根深蒂固，所以，即使他已经相当清晰地解析了苏联的过去和现在，对于未来，却没有显示出足够的把握。他声明说，重新发现和准确评价的时代尚未到来。书名定为《雾霭》，其实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全书结束于这样一句含糊其辞、不置可否的话：“可眼下是雾霭，那是曙色呢还是暮色？我不知道，不过我仍然希望那是曙色。”
这是一部关于后极权国家如何实行改革的书。比起作者此前出版的《一杯苦酒》，这里的思考更系统，更深入，因而也就显得更沉重。它让我重温了俄罗斯人在铁幕下生活的全部历史，跟随他们一起受难，一起探求废墟中的出路。作者来自苏共高层，令我诧异的是，他的背叛竟如此彻底。用过去的话说，这无疑是一位难得的“反面教员”。应当承认，全书有不少与我们正统的观点相悖之处。但是，无论对历史的反思，或是对改革的设想，书中仍然有不少可供借鉴的地方。
因为述弢先生的信任，有幸最早看到译稿。今遵译者嘱，写出书中大概并若干随感，凑成小文一篇，推荐于中国读者之前。
2011 .12
作者：林贤治，原题为《今日俄罗斯：黄昏，还是黎明？》。本文为《雾霭》一书序。《雾霭》，（俄）雅科夫列夫著，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来源: 南方报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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